唐朝以後中華文明由盛轉衰，逐步走向封閉、內卷，這種説法準確嗎？_風聞

對於歷史的評價，並不太適合用“封閉”、“內卷”之類偏感性的詞語進行概括，何況“內卷”這個詞在學術上也並不是和這個意思。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評價，採取的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一樣。所謂“中國歷史自唐以後逐漸走向封閉、內卷”的説法，是基於開疆拓土的規模、對外作戰的勝率等一系列的標準來説的，但是換另一個角度來評價，則就可能是另外一個結論。

這個另外的角度，就是國家治理。從地理環境來説，在漢唐時代，中國就已經遇到了自身地理擴張的極限。一個可以作為佐證的例子是，漢、唐、清等多個朝代在新疆地區作戰，實際能出動的兵力多不過兩三萬人，少則只有幾百人、數千人。這就是因為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中原地區的資源已經無法支撐在西域投送更多的兵力。那麼，如果中原王朝只能支持在西域投送如此多的兵力，西域再往西的征伐也就不可能了。

即便是後來蒙古能夠從東打到西，但最後結果也是蒙古分裂為了幾大汗國，元朝實際統治領土的主體，還是漢唐故地。

對於中國在漢唐時代的開疆拓土，也要分兩方面來看。從拓展中國領土範圍的角度上講，稱讚漢唐的“開放”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稍微瞭解一些中國歷史，也知道從漢到唐這一段歷史時期，門閥和地方豪族對地方政治生態的影響。試想一下，在一個門閥和地方豪族壟斷地方生態的背景下，國君想要獲取最大的利益，應該怎麼辦？

商鞅早已經給出了答案，打。

商鞅變法前的秦國與兩漢至隋唐這段歷史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在商鞅變法前，秦朝的地方貴族壟斷了地方經濟、政治等各種資源，商鞅提供的思路，一是收回大多數貴族的權力，二則是通過對外征戰給予平民上升空間，即軍功爵制。

然而，這套在秦國可以實行的制度一旦推廣到全國，立刻就又失效了。因為秦朝實際統治的面積較之秦國擴大了數倍，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中央這個“大腦”是根本無法有效對地方進行治理的。秦朝雖然消滅了六國，但是無法改變地方豪強依然存在的局面。

在這個情況下，對於兩漢及以後的君王來説，對外開拓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這樣既可以讓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同時給予了平民上升空間，也可以讓社會的穩定程度提升。在科舉制度出現以前，在漢至唐，平民想要獲得功勳，實現自身社會地位的上升，可行性最高的做法就是打仗。

但是，無論是在漢還是唐，中國在對外征戰的過程中很快就遇到了地理邊界的阻礙。對於一個以中原為核心統治區域的國家來説，目前的中國版圖基本就是在那時的技術條件下能達到的作戰極限。

在這種情況下，唐宋以後的“封閉”，更準確的説法，是國家治理的方向轉向了內部。

這一點，我們其實可以從流放的視角來看。眾所周知，流放作為一種刑罰，目的不是為了讓人去享福的，那麼流放的地方在當時的國家疆域內肯定是開發程度較低的。在唐宋時期，嶺南、廣西等地是貶謫流放的主要區域，如蘇東坡就被貶謫到了海南。宋朝有句話，叫“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雷竇化，聽着也怕”，這裏的春循梅新、高雷竇化都是廣東地區的地名。而在明朝，雲南也是主要的流放地之一，如大才子楊慎就被流放到了雲南永昌衞，即今天的雲南保山——這已經是邊境城市了。清朝的主要流放地，幾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詳——寧古塔。在今天，這裏是邊境城市牡丹江。

不過，到了清朝，前面提到的這些地方之所以不再成為流放地，核心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地方有了較好的開發。尤其是廣東地區，在清朝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廣州也逐漸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城市。

今天的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一件事情是，從雲南到黑龍江，這超過4000公里的距離內，絕大多數人對於“中國”這個概念都有着極強的認同感。這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難以做到的。

這個從開放到封閉的變化，其實在現實中一直都在不斷上演。就拿當下的互聯網行業來説，在互聯網產業爆發的頭十年，網民數量迅速增長，這個時候的互聯網是非常開放的，企業也會用免費模式來刺激用户增長，因為在這個階段用户的規模就決定了企業的規模。同時為了爭奪用户，企業內部的管理業會相對自由——當然，內部也會生出很多派系和灰色空間。但到如今，中國的互聯網用户已經與國民總數相差無幾，可以説出了年齡太小和年齡太大的之外，幾乎已經全民都在上網。那麼，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説，在用户已經無可增長的情況下，該怎麼辦？其實無外乎也就是這麼幾步：

第一，鞏固自己的既有業務邊界，拓寬護城河，誰要是敢動這個利益一定堅決回擊；

第二，對內部進行整頓，清除成長期積累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一切穩字為先，原有的業務只要不出大問題，輕易不要升級和改動——否則可能連原有的優勢都沒了；

第四，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公司內部規範化上，疊牀架屋的設立各種職能部門。雖然明知道這樣可能會讓公司臃腫，但唯有這樣才可以讓管理者擁有對公司更好的控制感。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個行業的大型企業，一旦能在行業內成長到壟斷地位，幾乎都必然會進行以上的行為。比如，windows之於操作系統、iPhone之於智能手機等等。的確，很多人都可以從各種方面來指出“windows某某功能真垃圾，一定要升級”、“iPhone為啥不加入某某功能”等等，然而如上面所説，你可能對於某項功能的確有需求，可誰能保證新的產品推出之後一定會有預期的市場效果呢？

假如，現在iPhone真的準備對現有機型的設計語言、功能等進行全方位的升級，那麼要是市場不接受，新產品的銷量暴跌，誰來負這個責任呢？反倒是如今的iPhone，能確定自己的用户羣體更關注那些東西，只要維護好這些東西，那麼至少就能保證基本盤相對穩定，這才是一個正常企業該有的思維。

如果拿喬布斯時代的蘋果與今天的蘋果相比，説現在的蘋果內卷、沒有創新也是不合適的。因為喬布斯時代的蘋果——無論是PC業務還是手機業務，與今天都是截然不同的狀態。在2010年，市面上有上百個大大小小的手機品牌，蘋果依靠自己的先發優勢的確可以進行各種嘗試，但是如今無論是PC市場還是手機市場，都已經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局面，TOP5廠商基本能壟斷95%以上的市場。這種情況下，稍微走錯一兩步，可能未來再花幾年時間都追不回來。

所謂“明清專制頂峯”，對照企業發展的角度來説，其實就是上面説到的第二條和第四條，即：

第二，對內部進行整頓，清除成長期積累的不穩定因素；

第四，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公司內部規範化上，疊牀架屋的設立各種職能部門。雖然明知道這樣可能會讓公司臃腫，但唯有這樣才可以讓管理者擁有對公司更好的控制感。

這也可以解釋另一個現象，一個國家在開國的時候，政府機構往往較為精簡。但是隨着國家走向穩定和成熟，官僚隊伍的規模會迅速擴大，各種規章制度會迅速增多，管理者的工作重點會從如何開拓增量轉到如何更有效的管理控制存量。在身處其中的人看來，這種改變帶來的直觀感受就是“封閉”、“內卷”等等。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正是因為增量的減少，所以對存量的控制必須加強。

此前，有學者研究美國捕鯨業的時候，也注意到，美國捕鯨業訴訟最多的時期，並不是捕鯨業最繁榮的時期，而是捕鯨業開始衰落的時期。當海里的鯨魚足夠人來捕撈的時候，有打官司的那功夫，還不如多捕幾條鯨魚。

如果把視角放大到全人類來看，其實過去的這30多年，算是全世界範圍的經濟黃金增長期。目前，除中美印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外，幾乎所有的國家經濟都已經陷入了停滯乃至衰退，而青年一代的所謂“內卷”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因為上一代、兩代人已經佔據了更多的社會資源，留給青年一代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而即便是美國這樣的國家，當下整上也是趨於封閉和保守的——這一點應該是基本共識。除非能再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或者有進行星際開發的能力，否則“內卷”的趨勢還將延續更長的時間。

最後，明清“內卷”倒也並不是沒有任何正面價值。因為對“存量管理”的重視，從改土歸流到開發邊疆，一系列的舉措使得中國形成統一的國族意識成為了可能。可以設想，假如雲貴川地區在20世紀仍然存在與唐宋時期實力相當的土司實力，那麼今天的雲貴川地區很有可能形成類似緬北等地的半獨立狀態，而中國的政治、民族情況則就會是另一番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