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縮終結，兩代人和日本“失去的三十年”_風聞

澎湃新聞

2024年03月22日 07:41:20 來自上海

3月，松井大學畢業，下個月初即將邁入職場，這些天正在購置西裝、公文包等上班族的必需裝備，還特地去手機通信門店更換了一個低價套餐，每個月可以節省1500日元（約合人民幣72元）的流量費。忙忙碌碌中，看到近日鋪天蓋地的新聞宣告日本“負利率終結”，他的心中並無太大波瀾。

“爸媽作為‘失落的一代’應該很感慨吧。”松井這麼説。

松井在日本神奈川縣長大，雖然也住在首都圈範圍內，卻意識到自家的生活水平與東京都內相比差了一大截，在東京上大學的四年一直兼職打工，而自己的存款還不夠買幾套像樣的西裝。“這兩年電費、生活用品價格明顯上升，一居室的租金年年漲，而我打工的時薪卻一點沒變。”他明顯感受到通縮走向終結，但對於經濟改善尚無實感。

當地時間2024年2月15日，日本東京，早晨通勤上班的人們穿過人行橫道。本文圖片均為視覺中國 圖

井家在上世紀80年代末貸款高價買房，一家人為了還貸款日子過得緊巴巴。作為家裏最小的孩子，他從出生起就在泡沫經濟的陰影中。長期通縮讓松井對經濟政策和形勢的變化顯得有些麻木。“經濟變好了能讓我變得有錢嗎？股市、加息之類的信息是企業更關心的事，不是我這樣平凡普通的人。”他坦率地説，“我更關心的是薪資和物價。”

3月19日，日本央行結束了長達8年的負利率政策，自2007年來首次加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破裂開始，日本受困於通縮，而從2022年春季以來，物價和工資上漲的跡象趨強，日本經濟走向脱離通縮的轉折點，民間出現了“失去的三十年”結束的聲音。

“‘失去的30 年’也是通縮的30年。”被譽為“日本物價研究第一人”的東京大學經濟學研究科教授渡邊努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指出，日本在克服慢性通縮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還沒有達到物價上漲2%、工資上漲3%左右，且每年穩步增長的狀態。期望在今後兩年向這一目標邁進。隨着日本擺脱通縮，相信“失去的30年”將走向終結。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7日，日本東京，一名顧客在超市挑選調味料。

一直生活在“失去的30年”陰雲裏的松井，告別通縮於他個人是利大於弊抑或反之，心裏還沒有答案。對於很多人羣和產業來説，股市大漲、負利率終結等一系列經濟信號不知將對每一個人、每一家公司帶來怎樣的改變。

確定的漲薪，不確定的未來

“00後”的松井聽父親説起過上世紀90年代就業的故事，當時正值“就業冰河期”，大企業普遍裁員，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年輕人沒有奮鬥的熱情，為謀生求職。“父親在一家電器企業工作，薪資不高也沒做什麼投資，比較穩定。父親的幾個朋友在80年代末高額貸款購房，認為房地產價格會持續上漲，泡沫經濟破滅後賠了很多錢，相比之下我們算幸運。”

也許受到父親的影響，松井對製造業抱有信任感，在大學畢業前拿到了一家電子製造企業的“內定”（指日本就業市場中僱主向求職者發出聘用內定通知的做法）。他説，雖然日本電子製造業近年來整體狀況不佳，但是不少企業仍然在技術上領先，而且正在轉型，相信行業的前景。

去年9月，松井距離畢業還有半年，經過層層篩選，半隻腳踏入了大企業的門。這家公司給大學本科畢業生的起始月薪為26萬日元，符合他的預期。而令他更為安心的是，這家企業今年設定的新人起始月薪較去年上漲2萬，並承諾明年將繼續上調基本工資。

“在物價上漲的環境下，薪資必須有持續上漲的空間，大企業做出的承諾更有安全感。”松井説，身邊的同學幾乎都傾向於入職大企業，尤其是今年大企業普遍大幅漲薪，中小企業如果薪資待遇不夠優厚，很難吸引求職者，缺乏人才競爭力會變得更弱。

每年春季，日本的工會都會與企業就工資問題進行談判，這一過程被稱為“春鬥”。去年春斗的平均加薪幅度為3.6%，已經遠遠高於往年。根據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發佈的數據，今年“春鬥”的第一輪結果出爐，平均工資漲幅為5.28%，這是自1991年以來33年來首次超過5%。摩根士丹利預測，將於夏季宣佈的日本“春鬥”最後一輪結果將為4.8%左右，最終數字通常更低，因為該數據將包括一些屬於小型工會的中小企業。

據日媒報道，今年春鬥中，大企業紛紛承諾大幅漲薪，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小企業和非正式僱傭將成為焦點。

當地時間2024年2月15日，日本東京，早晨通勤上班的人們穿過人行橫道。

渡邊努分析稱，去年開始大多數企業都實現了漲薪，原因一方面是物價上漲，這使人們對增加工資以改善生活的需求非常強烈，這種要求傳導到了企業這一端。其次是勞動力短缺，日本是一個人口減少、勞動力萎縮的社會。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提高婦女和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但參與率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無法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短缺的環境下，企業不得不通過調高薪資吸引人才。

不過，中小型企業從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的工資還沒有得到充分提高，人們對於經濟景氣的實感很稀薄。比如長期在餐飲店兼職打工的松井，時薪一直停留在1150日元，僅比東京最低薪資標準高几十日元。但是食品、電費、燃氣費都在上漲。房租連同管理費，平均每年漲幾百日元，現在租住的25平米左右一居室，房租已經超過6萬日元，給松井增加了不少生活壓力。“正式工作之後收入會大幅改善，但是開支也會增加，而且物價正在上升，不確定生活質量是否能得到改善。”松井説道。

日本政府去年末公佈的2024年度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物價將連續3年上漲超過2％，是泡沫經濟以來首次。預計2024年度的通貨膨脹率為2.5％。進入2024年後，1月和2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分別上漲2%和3.1%，

渡邊努認為，在今後兩年裏，如果能夠接近於每年物價上漲2%左右、工資穩定增長3%左右的局面，那麼不僅是大公司的職員，國民普遍都會感受到經濟改善帶來的變化。

物價飆升之憂

生活在大阪的竹中，基本每天去超市購買新鮮食材給孩子做飯，明顯感受到兩年來食品物價上漲。“尤其是像牛奶、酸奶這樣的乳製品，兩年漲價一成。像我們這樣正在養育嬰幼兒的家庭來説，很多漲價食品找不到替代品，也不能降低食品的品質和營養水平，受到食品物價上升的影響或許更大一些。”

由於日元貶值和俄烏衝突持續，進口飼料價格持續高位、燃料價格飆升，給養殖奶牛的農民帶來壓力。日本農林水產省去年12月的數據顯示，北海道一頭奶牛一年的擠奶成本為852262日元，比前一年增加8.6%，是自1951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高值。與此同時，牛奶包裝材料成本上升進一步推高售價。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22日，日本東京都港區，市民在超市選購食材。

應對物價上漲，竹中夫妻從自身消費習慣進行調整。“我們減少了每週末外食的次數，儘量在家做飯，並且決定在2年內取消一年一次的海外旅遊計劃，改為日本國內遊。”

在物價上漲的環境中，日本的社交平台和媒體報道中出現了有關如何減少消費開支的討論，其中不少網友稱光顧“百元店”的次數變多了（百元店內幾乎所有商品都以每件100日元的價格出售）。但是竹內表示，她沒有去百元店中尋找“平替”，“在各品類材料普遍漲價的環境下，百元店如果繼續維持超低的價格，還是會有些擔心品質下降。”

在日本，均一價販售商店的歷史悠久，戰前就曾有被稱為百元店鼻祖的“10錢商店”【注：日本明治6年（1873年）開始發行面額為1錢的貨幣，價值為1日元的百分之一】,統一以10錢出售日用品、文具、食品等，其宗旨就是“用最少的錢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戰後大部分10錢商店都消失了，直到泡沫經濟崩潰前後百元店興起，在經濟衰退、長期通縮的背景下發展迅速，2022年出現了一個增長爆發點。

日本研究公司帝國數據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2022年百元店的人均每月購物金額為665日元，達到2015年來的最高值。隨着物價上漲，百元店得到了越來越多消費者的青睞，同時即使同樣以低價為導向，只要性價比高，非百元商品也成為顧客的優先選擇。

對於百元店及其供應商而言，有喜有憂。據日媒調查，自2022年物價開始上漲以來，至少有6家經營百元店的批發公司破產，一些公司反映，它們的難處是無法將上升的進貨價格轉嫁到顧客一端。生產和銷售塑料廚具和儲物箱的真田公司是百元店的供貨商，該公司社長真田和義對日媒説，塑料的原料石腦油價格上漲、運輸成本飆升，但售價無法改變，因此必須在產品開發和生產環節努力降低成本，比如考慮將裝小件物品的塑料盒蓋改為木製盒蓋。

真田義真發出疑問：“所有成本都在上漲，我們今後還能把價格維持在100日元嗎？”在原材料和人力成本飛漲的情況下，如何改變企業的生存戰略，不僅是百元店也是許多企業面對的難題。

除了國際形勢緊張導致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並向供應鏈傳導之外，日本央行長期施行量化寬鬆政策，日本與美國間的利差擴大而導致日元貶值，這也成為加劇物價上漲、引發輸入型通脹的關鍵。

隨着通縮走向終點，日股創新高，日本走出“失去的30年”了嗎？這個問題在該國經濟界縈繞。

“失去的30年”終結？

“在過去30年裏，我們過度規避風險，沒有人去冒險。而現在，一旦通脹站穩腳跟，人們願意承擔更多風險，這樣就能從失去的30年中跳脱出來，回到高度增長的經濟中去。”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小林慶一郎對澎湃新聞説，“失去的30年”對日本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似乎終於走出了這一陰影。但如果仔細想想，股市只是略微超過了30年前的水平，“與許多國家相比，我們落後得非常遠”。

今年以來日本股市一路高歌猛進，日本基準股指2月9日突破了34年前創下的收盤紀錄高位，這被視為日本從30多年經濟低迷中實現復甦的一個里程碑。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股價高漲歸功於投資者，尤其是外國投資者預期日本的通貨緊縮可能即將結束。

回顧30年前，小林慶一郎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從銀行借調到日本通商產業省（現經濟產業省），“當時人們極度樂觀，眾所周知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運營老化等問題迫在眉睫，但人們總覺得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會好起來，並沒有採取行動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泡沫經濟破滅後，銀行陷入困境，但人們依舊樂觀地認為這些問題很快就會過去。”

彼時，包括小林慶一郎的大多數人都認為經濟很快就會好轉。“但銀行家們卻預測，再過10年也不會變好。”小林説，結果正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現在想來令人難忘。自上世紀90年代後約15年，年輕人無法積極地投入工作，因為在此期間他們被迫清理崩潰的泡沫，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長率一度高達4.6%，但90年代的平均增速僅為1.5%。2001年小泉純一郎執政後推進大型銀行等的不良債權處理，為經濟復甦開闢道路，然而經濟有所起色後遭遇全球金融危機。2012年第二次上台的安倍晉三推出了“安倍經濟學”，即超寬鬆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一系列結構性改革措施，帶動日本股市上揚、日元貶值，但仍然沒有改變日本企業和消費者的通縮思維。

對於日本“失去的30年”，許多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渡邊努認為這歸咎於日本經濟結構問題，而小林慶一郎將日本政策失敗的原因歸結為“缺乏遞歸思維”——不同部門間縱向分割，只考慮自己狹窄的管轄範圍。例如上世紀90年代時，日本大藏省（現財務省和金融廳）和央行只考慮銀行的利益、對銀行有利的政策，卻損害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因此，最佳的思維方式是着眼於整個社會的利益，來思考各方職責範圍內的政策。

日本“失去的30年”的教訓是，如果人民對政府的政策失去信任，就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泡沫經濟破裂後，我們制定了錯誤的政策，這種情況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即使是在中國或美國，考慮政策時必須從廣闊的視角出發，考慮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和副作用。”小林慶一郎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