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產業天花板，那些年薪過億的CEO是怎麼誕生的？_風聞

CEO的薪酬，總是會成為談資，尤其是生物科技行業。因為生物科技行業誕生了諸多巨頭，而這些巨頭領導者的薪酬往往不低。

尤其在海外，跨國大藥企的CEO，天價年薪是常態。2023年，艾伯維CEORichard Gonzalez，總薪酬是2570萬美金；吉利德CEO Daniel O’Day年薪達到了2260萬美元，強生CEO Joaquin Duato總薪酬更是高達2840萬美元。

CXO行業也不例外。2023年，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達到2915萬美金，摺合2.09億人民幣，堪稱最強“CXO打工皇帝”。

不過，如果從產業角度出發，CEO的薪酬不應只是談資。

任何一家企業，即便進入規模化集團式運作階段，仍然離不開CEO的掌舵。毫不誇張地説，CEO的戰略抉擇能夠直接決定企業的業績表現，這些CEO的天價薪酬也由此而來。

事實上，海外大型生物科技公司，CEO通常是職業經理人，他們的“底薪”通常不高，與企業發展的績效才是收入主要來源。

這意味着，“天價”CEO的誕生，意味着這家企業的發展可能不錯。CEO薪酬，也為我們提供了觀察企業競爭實力的一個切口。

/ 01 / 高薪背後，績效是核心

過去十年，生物科技行業漲幅最大的是什麼？CEO薪酬，絕對是其中之一。

2012年，MNC中只有5人的薪酬超過1800萬美元。十年後的2022年，前15名薪酬最高的CEO名單（包括市值至少為200億美元的公司）中，薪酬最低的為1900萬美元。

2023年，基本延續了這一趨勢，年薪超過2000萬美金的CEO，並不罕見。不僅是藥企，CXO企業也是如此。

以絕對值來看，2023年薪酬超過千萬美金的CEO，至少超過4位。已公佈薪酬信息的企業中，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最高，達到了2915萬美元。

這並不奇怪。在海外，大型生物科技產業公司的CEO，主要是由職業經理人擔任。這些職業經理人，通常是行業內的頂級專家，不僅熟知公司業務和日常運營規則，並且對競爭格局有敏鋭的瞭解。

簡單來説，企業僱傭頂級職業經理人的目的只有一個：給公司創造更好的效益（包括業績和股價）。正所謂，能力越大、收入越高。

這在美國企業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在比較價值相似的公司時，歐洲和美國公司之間的薪酬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賽諾菲和百時美施貴寶市值接近之時的2022年，賽諾菲向其首席執行官Paul Hudson支付了1070萬美元薪酬，而百時美施貴寶向Giovanni Caforio支付了2010萬美元。

當然，不管怎麼説，他們都是天價CEO。通常而言，CEO創造的年度效益，部分會變成薪酬獎勵。IQVIA是典型，其CEO Ari Bousbib的薪酬，89%與績效掛鈎。

如下圖所示，Ari Bousbib高薪主要由Performance Shares（56.3%）、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16.3%）。前者，是基於此前設定的業績目標，以及最終的達成情況而帶來的獎勵；後者，則是基於股價目標，以及最終股價漲幅帶來的獎勵。相反，其固定薪酬，也就是Base Salary部分，佔比僅有6.2%。

不僅是Ari Bousbib，IQVIA其它高管的近83%收入，也是與績效掛鈎。如上圖所示，高管的66.7%的收入來自Performance Shares、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

因此，生物科技產業領域的CEO和高管，高薪是事實，但並非“躺平”。

/ 02 / 業績決定一切，薪酬波動較大

由於績效是考核的重要因素，因此這也導致，海外生物科技產業CEO的薪酬，波動性較大。典型如強生CEO Joaquin Duato。

2022年，是Joaquin Duato上任的第一個年度，總薪酬是1310萬美元。這一數字，在頂級藥企行列中，並不入流。

但到了2023年，Joaquin Duato年薪達到了2840萬美元，其也成為了目前披露年薪最高的大藥企CEO。

之所以其薪酬飆升，核心原因是股權獎勵幾乎翻了一番，從 2022 年的830萬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600萬美元。

原因在於，強生的2023年表現極佳。2023年，對於強生來説是強勁的一年，因為它以 850億美元的收入重新奪回了行業公司的頭把交椅，比2022年增長了6.5%。

並且，在戰略方面，強生也成功剝離了消費者健康業務。“在Duato先生的領導下，公司在2023 年基本達到或超過了其綜合財務和戰略目標……授予他目標130.4%的年度績效獎金和目標125.0%的長期激勵，“強生在文件中表示。

有人因為業績出色而薪酬飆升，也必然會有人因為業績表現不佳，而薪酬驟降。輝瑞CEO Albert Bourla，就是這樣一個悲催的金領。

2021年和2022年，因為輝瑞在新冠佈局中的成功，Albert Bourla薪酬水漲船高，分別達到2430萬美元、3300萬美元。2022年3300萬美元的年薪，讓其位居CEO薪酬榜第三名。

2023年，其薪酬可能跌出前十，因為“只有”2160萬美元，同比下滑比例達到41%。這與輝瑞的業績不及預期有關。

年初，輝瑞2023年的營收目標是688億美元，但最終結果卻只有585億美元；另外，輝瑞股價在2023年跌幅也超過40%。諸多不利因素導致，Albert Bourla降薪在所難免。

/ 03 / 海外天價CEO，給我們帶來哪些思考

從海外生物科技企業CEO的薪酬構成來看，“天價”與否都是極為容易被市場接受的。

一方面，這些CEO的薪酬，現金部分相對不多，並不會對公司的現金流帶來影響。雖然這些CEO的薪酬，相對於跨國大藥企的現金儲備來説，佔比並不大。即便全部以現金支付，可能也不會有實質性影響。

另一方面，以業績、戰略執行情況以及股價表現對CEO進行考核，有充分的目標導向。在這一目標導向下，CEO如果能夠超額完成目標，解鎖更多薪酬也是各方都樂於見到的局面；如果業績難以達標，那麼獎勵也會大幅減少，正如輝瑞CEO當下的處境一樣。

回到國內來説，部分biotech過去也出現了天價薪酬的現象，甚至部分天價薪酬是以現金支付為主的，難免會影響公司的現金流。

國內創新藥企業通過高薪綁定核心高管的做法無可厚非。畢竟，對於在發展初期，核心高管才是創新藥企的“核心資產”。這種薪酬的溢價，是為了獲得市場競爭力的代價。

不過，目前來看，這本身也是生物科技公司的一場“豪賭”。因為，高薪挖人容易，但要想讓公司朝着目標方向發展並不容易。

對於不少生物科技公司來説，現在面臨的局面是：雖然高管拿到了遠超行業平均水平的薪酬，但公司的發展似乎沒有朝着預期方向前進。

因此，對於尚年輕的國內生物科技行業來説，如何更合理地設置CEO薪酬，以及如何科學地進行動態調整，或許也是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