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睒睒再次成為中國首富，而他同時很像是成了互聯網輿論場爭議最大的中國企業家_風聞

鍾睒睒再次成為中國首富，而他同時很像是成了互聯網輿論場爭議最大的中國企業家。老胡認為，這個疙瘩一定要解開，否則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無疑是不利的。首先，對鍾睒睒的“網暴”雖然來得很突然，有特殊誘因，但它的引爆又有着很深刻的底層道德邏輯。鍾睒睒身為首富，已經站在中國社會財富意義的巔峯之上，在這個位置上，必然要承受民間對高標準道德示範的種種要求，全世界都有這種傾向，在中國它尤其明顯，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這個位置是為“愛國企業家”“慈善企業家”，甚至“民族英雄企業家”預留的。

鍾睒睒幸運地走上了首富之巔，他需要知道民間對他本人和家庭成員超乎尋常人道德表現的期待。客觀説，到了這個位置，他註定會失去一些法治社會賦予普通人的權利，願意不願意，這就是傳統社會的一種平衡法則：你獲得了巨大權力，同時就會戴上一些“枷鎖”，失去一些自由，要對社會承擔更大義務和責任。

這個世界上沒有聖人，但是讓成功人士、特別是超級成功人士學做聖人的要求是很普遍的，位置越高越要接受這一現實束縛，儘可能克己奉公，超越市井的慾念。在民間看來，鍾睒睒和他的家人顯然有這方面進一步自我完善的空間，鍾睒睒已界七十高齡，閲盡人生，深諳市場，老胡誠懇希望他作為提供大眾消費品的商業領袖，能夠領悟民間長期沉澱下來的這些價值觀和道德邏輯，別人可以用“民粹”來解釋他的處境，但他自己最好別這樣看，而是採取更加謙虛且富有建設性的態度。

衝突是雙向的，要解疙瘩也不能只有一個方向用力，圍繞農夫山泉和鍾睒睒的爭議在我們社會具有標誌性意義，它無疑有傳統思想和道德體系的深刻影響，但是我們的社會畢竟不能永遠停留在原地，我們還需面向未來，因此我們一定要有集體反思和與時俱進的意願。

市場經濟説到底不是由“聖人之心”和公德推動的，依法逐利是個人人性與公共利益和規則的妥協。商場決不能定義成道德競賽場，它是冒險、智慧、創新精神的綜合比拼之地。

我們在不斷壘高商業道德的門檻時，一定要留出一些迴旋餘地。我指的是，要讓那些有商業才幹、但是道德表現不及我們最高期待的人也有為社會進步提供推力的施展空間。我們可以不歌頌他們，不崇拜他們，但是我們的社會一定要做到包容他們，因為只有包容了這些有“瑕疵”但是同時又魄力超羣的人，我們的社會這個集體才會更有張力，更能前衝，真正實現人盡其才，形成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統一戰線，而不是反過來逐漸縮小我們的陣線，把戰友降格為同路人，把同路人推向對立面。所謂有容乃大，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的傳統倫理大多是在前工業文明時代發展積累而成的，它是我們思想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中國社會之所以為中國社會的關鍵指標之一。但是面臨新的時代主題和競爭，我們必須擴大文明的思想和道德外延，讓形成中華文明的歷史“大漩渦”不斷捲入更多資源和營養，決不固步自封。

所以鍾睒睒這樣的企業家，一定要能夠在中國社會和市場上安然存在，並且依法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空間，民間對他有高於法治的進一步要求，這很正常，也是鞭策，但是這種要求不能演變成對合法企業的打擊力，我們需要在摩擦中摸索召喚與打擊之間的界線，從而讓我們的要求釋放更多感召力，而不是變成對企業家精神禮教般的強制，客觀上造成破壞和驅趕。

我想説，這兩種東西需要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相向而行，它們決不能成為彼此對抗的關係。做到這種相向而行實話説很不容易，因為許多主張的釋放往往都是非規則性的，情緒化的，但是相向而行需要是各種衝突、摩擦之後所形成的實際效果。

看到老胡這篇文章，恐怕又有人要罵老胡“騎牆”“搖擺”了，我理解這些指責。但是任何社會都會存在很多裂痕和碎片，需要各種各樣的粘合與縫合，老胡很想與其他朋友一起，貢獻一份力所能及的縫合力。希望它不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