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被訴“重女輕男”：女性本科錄取率是男性兩倍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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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舒義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最近遇到了麻煩。一家名為FairAdmissions@MIT的民間組織正醖釀訴訟，控告MIT在本科招生中“重女輕男”，有意偏向女性，違反了公平錄取原則和相關法案。
爭議焦點是本科申請者的錄取率男女失衡。“二十多年來的招生數據顯示，MIT本科申請中女性錄取率是男性的兩倍。儘管歷年女性申請人數僅為男性一半，但最終每屆新生都人為地實現了男女人數均等。”FairAdmissions@MIT發言人、密歇根大學弗林特分校的經濟和金融學榮休教授Mark Perry寫道。他們據此認為，MIT根據性別區別對待申請者，非法歧視男性。
Perry表示，他們正在召集原告參與訴訟，理想標準是“SAT/ACT成績拔尖、GPA優秀、有強力推薦信、課外活動豐富，卻被MIT拒之門外的男性應屆生”。
對峙
那麼，MIT是否真的在本科招生中偏向女生呢？數據或許能説明問題。
根據美國教育統計中心（NCES），男生申請MIT的人數更多，錄取率更低。2022年約有2.1萬名男性、1.2萬名女性申請MIT，有661名男性、676名女性被錄取。男性錄取率約3.1%，女性錄取率約 5.6%，後者是前者的1.8倍。從2001年到2021年，這個倍數始終保持在2以上。
FairAdmissions@MIT成員、MIT校友Tom Hafer表示，與低錄取率形成對比的，是男性在SAT數學成績的高分段表現更佳。SAT成績是影響錄取決策的重要因素。在滿分800的SAT數學考試中，MIT新生前25%的學生得到了滿分，中間段（25%-75%）得分普遍在780分以上。2015年，SAT數學獲得滿分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2倍，獲得780分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1.5倍。總體來看，高分段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1.7倍。
但MIT新生性別比顯然並未反映這一優勢。他們懷疑，校方為了追求性別平衡，將許多優秀男生拒之門外。這不僅有悖其“教育機會平等”、“招生方面禁止性別歧視”的承諾，更涉嫌違反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第九條》禁止接受聯邦經費的教育機構有任何性別歧視行為，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只要接受了聯邦資助，就受到條款約束。Tom Hafer指出，MIT每年接受來自美國國防部、能源部、衞生部等部門超過5億美元的資金，一旦被判違反《第九條》，這些經費就有取消之虞。
FairAdmissions@MIT主張，MIT的招生過程應當無視性別（sex-blind），基於個人能力，接受客觀條件最好的申請者，而不是“人為運作入學羣體”，使其“符合招生官的意識形態偏好”。
對於“重女輕男”的指控，校方予以否認。MIT招生主任Stu Schmill在採訪中解釋稱：“這些數據並不能説明女性申請者更容易被MIT錄取，只有在男女申請人數大體相當（而錄取率仍有明顯偏向）的情況下，才能這麼説。”
Schmill 分析稱，女性申請羣體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ng）”傾向更為明顯，往往只會在自身條件過硬的情況下提交材料，因此雖然女性申請者人數較少，申請質量卻非常高，這就是為什麼MIT新生的性別比例非常均衡。“所有學生都是以同樣嚴格的學術標準和素質要求考核錄取的，女生的表現並不比男生差。”
一位化名Ayn Honymous的作者在博客平台Heterodox STEM撰文，質疑Schmill空口無憑：“在沒有確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這種説法很難讓人接受。” Ayn要求校方給出進一步的SAT成績分性別統計數據，“如果數據顯示高分男性被拒比例過高，而低分女性被錄比例過高，那麼不光男性正受到歧視，還有人試圖掩蓋這一點。”
MIT招生官David duKor-Jackson強調，標化成績不是一切，SAT成績不足以説明問題。“譬如組建籃球隊，為什麼要費勁搞選拔賽呢？為什麼不直接選身高最高的球員就萬事大吉呢？”
招生官Chris Peterson則把MIT的錄取過程比作招募一支登山團隊，強調“多元化”的重要性：“我們絕不是在尋找一批完全相同的完美登山者；我們尋找的是一個豐富多彩的團隊，有才能的人們相互支持，激勵和驚豔彼此。”
其他高校呢？
其實，錄取率的性別差異並非獨見於MIT一校，而是美國高校圈的普遍現象。
《華盛頓郵報》在2014年的一項分析表明，四所以科學和工程見長的院校——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和哈維穆德學院（Harvey Mudd），校園中的男性佔比顯著高於女姓。也正是在這些院校，女性錄取率大幅高於男性。在加州理工學院，自2003-04學年以來，男女申請者的錄取率平均相差10個百分點。2022-23學年的女生錄取率是男生兩倍以上。
以人文學科見長的布朗大學（Brown）則與上述學校大相徑庭，形成了有趣的對比：2022-23學年，布朗大學的女性申請人數為31710人（62%），男性申請者人數為18939人（37%），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而錄取新生中男女人數大致相當：女生1287人，男生1275人——這意味着錄取率的性別失衡：女性錄取率4%，男性錄取率6.7%。不論是申請者的性別比例，還是錄取率性別失衡的偏向，布朗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似乎處於兩個相反的極端。
耶魯大學（Yale）同樣存在類似偏向，自2008-09學年以來，耶魯大學的男生錄取率始終高於女生。2022-23學年，女性和男性在申請者中分別佔比58%和42%，這一差距在新生中收窄，分別佔比51%和49%。
《紐約時報》分析稱，招生人員傾向於在學生中實現性別均等，是為了讓學校對潛在申請者更具吸引力。
哈佛大學似乎是常春藤盟校中的異類，其男性和女性申請者的錄取率幾乎分毫不差：2022-23 學年，男性錄取率為 3.240%，女性錄取率為 3.241%。新生中男性佔比45.8%，女性佔比54.2%。
MIT男女錄取率差異的成因眾説紛紜，但很顯然，這所大學名聲在外，被Mark Perry抓了“典型”。
暗流
美國主流媒體普遍對這起事先張揚的訴訟保持沉默，只有寥寥兩家保守派媒體Washington Examiner和The College Fix刊載了簡短報道。至於Ayn的那篇博文，正如平台名字所示，Heterodox STEM主要發表STEM領域的“異端”意見。Ayn自稱選擇化名是為了不被“惡搞、騷擾、妖魔化和拉黑”，FairAdmissions@MIT成員在媒體採訪中也大多選擇匿名。他們的聲音並非當今美國社會的“正統”話語，而是冰層下湧動的暗流。
冰層正被打破，Perry是挑頭的其中一人。他和支持者們聲稱，傳統意義上的強勢羣體：男性——尤其是白人、異性戀、猶太-基督教男性，很多時候反而是校園裏被歧視的那一方。休斯頓大學市中心分校英語教授Adam Ellwanger在題為《呼籲保守派師生行動起來》的文章中寫道：“在大學，你很容易就能聽到有人批評男性氣質‘有毒’，攻訐猶太-基督教腐朽，指責白人種族歧視。”他們認為，DEI（即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包容Inclusion）文化額外偏向女性和少數族裔，從某種意義上構成了對傳統主流羣體的“逆向歧視”，動搖了公民權利的平等根基。
Perry自詡公民權利的捍衞者。除此次的MIT錄取爭端外，他還發起了一系列針對“重女輕男”的投訴。各種學術項目和獎學金、研究機會、團體交流、教師午餐，甚至女性專屬健身時間，都是他盯上的目標。
2016年6月，Perry向密歇根州民權部門投訴，要求關閉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女性休息室，聲稱校園內提供女性專用學習場所是對男性的歧視，侵犯了公民權利。校方在7月關閉了女性休息室，並於次年秋天將其作為男女混合學習區重新開放。
2022年，Perry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投訴，指控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歧視男生，禁止他們參加學校開設的機器學習夏令營“Girls<RUN>:\THE\WORLD”。儘管學校堅稱項目也對男性開放，但官方調查發現，宣傳材料顯示的情況並非如此。最終校方簽署協議，承諾更新其網站和宣傳材料。
現在夏令營網站顯示，“<RUN>:\THE\WORLD”項目“向所有學生開放，不分性別”。原本的“Girls<RUN>:\THE\WORLD”改為其中的一個分支，仍“專為女生設計”，但頁面頂部增加了“為什麼要舉辦女子夏令營？”的説明。Perry對此仍不滿意，要求民權辦公室展開進一步調查。
這是一場漫長而浩大的運動。《高等教育紀事報》將其比作“十字軍東征”，MIT錄取風波和上述兩個例子，不過是Perry曠日征途中的幾處烽火。過去七年裏，他向民權辦公室提交了近850起投訴，指控750多所高校超過2000項行為違反了聯邦反歧視法。其中大多涉及性別歧視，少數涉及種族歧視。Perry透露，民權辦公室因此開展了379項調查，解決了345項，近七成結果是“堅實的勝利”。
美國高等教育“陰盛陽衰”？
雪片般的投訴招致了反對和批評。社會學家Nicole Bedera表示，“看到民權辦公室認可這些投訴，我感到氣餒和沮喪。”她認為，女性專屬項目和獎學金並未侵犯任何人的權利，“他們宣稱這損害了男性權益，這純屬子虛烏有。”
而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女性來説，投訴的後果是其不能承受之重，“在解決教育不平等方面，女性獲得的救濟措施本已杯水車薪，現在連這些措施都要被剝奪。”
Perry及其支持者卻聲稱，在高等教育界，女性已長期佔據強勢主導地位，因此並不需要特殊照顧。根據NCES數據，2022級大學新生中男性只佔42.1%，女性佔比高達57.9%。自1979年女生佔比首次過半以來，兩者差距逐漸拉大。1970-2022年間，男生錄取人數從504萬增加到781萬，女生則從354萬增加到1077萬。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以少數適齡人口貢獻了多數大學新生：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大學適齡人口女性佔比 49%。
一場性別危機似乎已近在咫尺，男性正逐漸淡出美國高等教育。《華爾街日報》的一項分析表明，受疫情影響，2021年的美國高校入學新生比2019年減少近70萬人，其中78%是男性。公立四年制學校在入學率上也表現出明顯的性別差距，2020年到2021年，女性入學率增長了1%，男性入學率下降了2.7%。美國國家學生信息交換所（NSCR）統計顯示，截至2020-2021學年，美國全體在校大學生的女性佔比來到了壓倒性的59.5%，創歷史新高，男性僅佔40.5%。
差距從入學延續到了畢業。根據美國教育部數據，2012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新生當中，女性有65%在2018年前取得了大學文憑，同期男性的這一比例僅為59%。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統計顯示，1970年，25歲-34歲的女性中只有12%擁有學士學位，男性為 20%；到2020年，擁有學士學位的女性比例升至 41%，男性為 32%。
男性佔比不足的趨勢同樣存在於研究生階段。美國研究生院委員會 (CGS）的年度報告顯示，2021年攻讀碩士的女性新生人數上升了5.2%，而男性下降了0.7%；2022年秋季研究生入學新生中女性佔比58.2%，男性佔比41.8%。2016年，女性首次超過男性，佔據了法學博士生的過半入學席位。2018年，在美國律師協會認證的法學院中，女性佔比達52.4% （Enjuris，2019）。2019年，醫學院入學新生的女性佔比也達到了52.4% （Stewart，2020）。
在頂尖院校，女生佔比亦勝男生一籌。就本科階段而言，U.S. News排名前50的美國公立大學，男性平均佔比僅47.5%，前100位院校的男性佔比為48.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差距並未顯現彌合跡象，反而呈擴大趨勢。根據非營利組織 Common Application納入的900多所高校的招生數據，2021-2022學年大學申請中，女生（3805978人）較男生（2815810人）的領先人數比上學年擴大近一個百分點。
“女性不再需要這種特殊照顧或者偏袒，” Perry説，“淪為少數羣體的恰恰是男性。”
數據的另一面
美國大學婦女協會（AAUW）首席執行官Gloria L. Blackwell承認，女性在各個教育階段的人數佔比均已超過男性，但她指出，“系統性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數據本身不會説謊，但依照統計分析的切入維度不同，結果往往隨之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仍以2022年秋季入學的研究生為例，雖然女性總體佔比達58%，但在不同專業領域的比例分佈十分不均，各專業性別偏向明顯。女性在公共行政服務（79.6%）、健康科學（79.5%）領域佔據絕對優勢，卻在工程（29.0%）、數學與計算機（34.2%）、物理與地球科學（45.2%）等領域舉步維艱。此外，全體新生中男性的全日制就讀比例（74.3%）也高於女性（68.7%）。
縱向統計或許能説明更多問題。以歷年學士學位獲得者為例，自1970年起，女性在科學工程領域的總體佔比逐年上升，並從1985年開始超過男性。但在工程與計算機學科，呈現出的走向與之大不相同：從1970年到2000年，工程學士的女性佔比從1%逐年遞增至21%，隨後卻陷入停滯和下滑，到2013年，女性佔比已緩降至19%。
計算機學科的走向則更為戲劇化：自 1970年至1985年，計算機學士的女性佔比不斷攀升，一度高達37%，大有追平男性的勢頭。但在1985年之後，女性佔比急轉直下，逐年遞減。2013年的女性佔比僅剩18%，水平倒退了幾十年。
佔比和增長率雙低的同時，女性在STEM領域的流失率卻很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的中小學階段，男女生在 STEM 科目上的興趣差異並不大。但隨着年級提升，女生更加傾向於學習非STEM學科的其他科目，即存在所謂“漏管”現象。
求學階段之外，女性在謀求學術職位時同樣面臨性別瓶頸。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2020年的數據顯示，女性教授佔比33%，女性副教授佔比45%。女性和男性的差距在許多STEM領域更加懸殊：2018年，工程學助理教授中女性佔比為25%，副教授為20%，教授僅12%。即使在同等級別的教職崗位上，女性薪資也普遍低於男性，前者平均收入僅為後者的81%。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的調查結果顯示，在醫學院，僅有25.6%的全職教授和15.9%的臨牀科學終身教授為女性，而且男性副專業醫師的薪酬比女性同行高33%。
肯定性行動
數據分析可以為雙方觀點提供佐證，但爭端的解決最終仍需迴歸法律框架。一個基本卻尖鋭的問題浮出水面：如何判定高校的行為構成非法歧視？
答案並不像Perry描述的那樣一目瞭然。一些學者表示，長期以來，法院一直容許某些形式的 “積極歧視”。新英格蘭法學院副教授Wendy J. Murphy説：“許多法院認為，在一段時期內，對過去處於弱勢地位的羣體給予額外照顧，這是可以接受的。” Murphy等人批評Perry的做法，認為這些投訴曲解了《第九條》的本意，忽視了它們在 50 多年前通過的背景：為了彌補、糾正法律歧視在歷史上造成的遺害，為受害者規定的特惠措施。
Murphy提到的“特惠措施”在法律上被稱為“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又譯“平權法案”），其作為一項具體政策，源自美國時任總統約翰·肯尼迪1961年簽署的10925 號行政命令，明確指出在就業中“不考慮其種族，信仰，膚色或民族出身”。1967年，在婦女組織的積極奔走和遊説下，林登·約翰遜在第11246號總統行政令修正案中追加“性別”項，肯定性行動的主體框架正式形成。
隨着社會環境變遷，肯定性行動從一開始的反對種族歧視、強調人人平等，逐漸轉向對少數族羣、婦女等弱勢羣體在就業、教育等方面給予一定優待和傾斜。這也使其面臨愈演愈烈的質疑聲。
批評者認為，肯定性行動實質上是一種逆向歧視。它非但不能真正有效糾正性別、種族等方面的不平等，反而會製造新的性別、種族歧視問題。
其次，肯定性行動實際上是讓無辜的、沒有實施性別歧視行為的一代人，為其父輩甚至祖父一輩的行為承擔責任，這種“父債子償”的做法本身既不公平，也非正義。
最後，批評者聲稱，能夠成為肯定性行動的幫助對象的，大部分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或者有色人種；真正處於社會底層、需要幫助的婦女和有色人種卻沒有享受到實惠。因此也有人建議取消按照性別、種族、膚色來給予幫助的做法，轉而按照個人的實際經濟狀況確定資助對象。
美國哲學家Richard Rorty也批判了肯定性行動背後的“身份”文化。他認為，弱勢羣體被描繪成"受害者"，而受害者又僅僅由他們的族裔、性別和性傾向來定義。促進社羣多樣化的初衷落於形式主義，淪為“身份政治”和“立場學”。Rorty不無挖苦地問，既然是關心受害者和社會不公，為何從來沒想過設立幾個“失業者研究”、“無家可歸者研究”、“貧民窟”研究項目呢？在Rorty看來，與其在理論上空談“差異性”，不如創造條件，讓弱勢羣體有機會參與到美國國民生活的主流中去。
儘管受到諸多質疑，支持者仍然堅信肯定性行動是消除歧視、實現社會平等進程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他們積極捍衞行動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其中最主要的兩個理由，一是對歷史上和正在進行的歧視給予補償，二是促進社會多元化的需要。
支持者稱，肯定性行動是對女性、有色人種等在歷史上受到歧視、而被邊緣化的羣體的正當補償。這種補償也是邊緣羣體獲得必要社會競爭力的前提。美國前總統約翰遜曾在演講中指出， “你不能將一個被鐐銬禁錮多年的人解放出來，把他帶到比賽的起跑線上，對他説：‘你現在可以自由地與他人競爭’，然後理所當然地相信這就是完全公平了。因此，僅僅打開機會之門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讓所有的公民都有能力走進這些機會之門。”
其次，支持者認為肯定性行動有助於促進社會多元化，消除不同性別、不同種族之間的界限。肯定性行動通過增加女性等傳統弱勢羣體的代表數量，來打破男性（特別是白人男性）佔據社會主流的局面，實現兩性之間的動態平衡。此外，多元化也意味着不同的觀點、視角、知識等。這對於全面地認識社會問題 、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種種爭論在2023年6月29日告一段落。當日，美國最高法院一錘定音，在“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SFFA）訴哈佛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兩案中裁定，美國高校將種族身份視為錄取依據的做法，違反了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這一判決具有里程碑式的歷史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肯定性行動政策。
不少美國大學批評了這一判決，但表示會遵守最高法院的決定。
具體到此次的MIT錄取爭議，Murphy認為，一方面，最高法院的裁決意味着有色人種學生可能會得不到特殊照顧。另一方面，基於性別的偏向仍然是允許的——至少目前是這樣。她表示，也許在未來，法院和教育部最終也會取締這些做法。
主要來源
[1] https://mitadmissions.org/blogs/entry/mits-fight-against-gender-discrimination-in-stem/
[2]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4/3/19/editorial-harvard-fight-over-DEI/
[3]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crusade-to-end-reverse-discrimination
[4] https://www.aafp.org/news/blogs/leadervoices/entry/20200228lv-diversity.html
[5]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3/10/2/gender-parity-admissions/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rade-point/wp/2016/03/13/want-an-edge-in-college-admissions-see-the-schools-where-women-and-men-have-an-advantage/
[7] https://www.aauw.org/resources/research/the-stem-gap/
[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e-need-poverty-based-affirmative-action-at-americas-colleges/2016/01/29/fc24c71c-c526-11e5-8965-0607e0e265ce_story.html
[9] https://mitadmissions.org/blogs/entry/its-not-fair/
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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