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墜落的審判》的北大首映映後主持陳銘引發爭議？_風聞

作為《墜落的審判》“真.首映”的北大場非常可惜。陳銘主持人和董強教授的人選與其自身的嚴重失誤，浪費了導演特里耶的真誠和開放態度。

在北大場，特里耶導演其實談了很多非常深度且詳細的創作思路和設計手法。很多導演，特別是藝術向電影的導演，不太進行這種“對創作的自我解説”，因為他們會希望觀眾去自行理解，有一種“藝術家不説話，藝術家用作品説話”的意思。

而在現場，面對嘉賓、主持人和影迷的提問，特里耶導演幾乎是開誠佈公，有問必答，答必詳盡。從我個人對這部作品的觀感和理解而言，每個回答都是非常紮實的。一些比較“節寸點”上的問題，如果是很多導演，可能只會打個哈哈，或者反問回去。

比如，對於片中的語言使用，特里耶明確給出了“英語是夫妻的一箇中間的餘地和空間”（大意）。這點明瞭影片的重要設計。一開始，妻子與自己有好感的女記者説着英語，言談甚歡，也會反問對方問題。這帶來了幾個關鍵的要素，“英語”是她與丈夫之間的第三方語言，意味着民族和國籍的邊界打破，通向人與人之間在消除外部定性、更單純形態下的純粹感情，也帶來了她和女記者之間的良好互動。

隨着影片的發展，“英語”也在法庭的要求中變成了強制的法語，不熟練的狀態強化着她與丈夫和兒子的身份區別，人際之間出現了更復雜的定性。而在結尾處，母親和兒子不再説英語，英語才是二者最初在這個房間中針對事件討論的最初用語，是對於純粹關係的“營造”，母親彼時無法得到兒子的反應，在最後“無奈”地切換到了法語，才完成了表面關係的轉變。

而在第二天的交流中，全女性嘉賓場的效果明顯改善，特里耶導演給出了非常真誠且有意義的女性主題態度，“接受標籤並超越它”。比起昨天的北大場，今天的女性創作者對談無疑要舒服、愉快、紮實、真誠得多，也談出了更多的內容，讓昨天的男性選人顯得格外業餘而不合時宜。

事實上，《墜落的審判》是一部絕對意義上的優秀作品，並非僅僅是因其女性導演出品屬性而獲得如此讚譽。甚至可以説，在最近幾年的歐洲電影中，它和《利益區域》就是最好的兩部。以女性視角出發，創作出具備女性風格與調性的作品，在絕對意義上獲得完全基於電影本身的成功，從而超越單純作為標籤的“女性”，而是將它變為自己進行普遍性創作的源點。

在這樣的狀態中，《墜落的審判》的主題也以女性為基礎，做到了升級、擴展的“超越”。特里耶以女性主角受到的巨大困境為出發點，折射出了整個當代歐洲人的生活問題，在結尾甚至暗示了其問題的“終不可解”。

從最後給出的各組人物關係中，孩子擁吻母親，似乎形成了母子親情關係的重建，但這裏卻不是長輩母親擁抱並親吻晚輩孩子，反而是後者安慰前者，這顯然並不正常。事實上，它在隱約之間對應了耶穌對信徒的動作、體位、表情，孩子正是拯救世人並洗脱其罪的耶穌。

但與此同時，耶穌也會承擔其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這正是對孩子內心狀態的指射。他為了開脱母親而進行了或大或小程度上的“非情感行為”，勉強讓自己接受了親情連接並不紮實的母親，就像他無奈地融入外部社會語境，實際上承受着一種真情被磨滅的痛苦，同樣也包括或許做了偽證（父子對話）的承受罪孽。這體現在了他擁吻母親的最後表情之上，在光影交錯中依然是晦暗不明的。

同時，母親對孩子並未恢復英語這一“跨二人國別與民族”的無隔閡通用語，而是法庭與“作為證人和被告的母子”才要求使用的法語，也是母子關係並未回到純親情之無隔閡狀態的表現。英語才是二者最初在這個房間中針對事件討論的最初用語，是對於純粹關係的“營造”，母親彼時無法得到兒子的反應，在最後卻必須切換到法語，才完成了正向的轉變。

對母親的無罪“救贖”，其代價卻是耶穌一般的“自己承擔世人之罪”，其原本的純潔之心已經蒙塵了，從“認知社會複雜性”的思想到“為母親説謊”的行為都是如此。

就像檢察方所説的那樣，兒子最後的證詞並不足以作為自殺的證據，法庭的無罪宣判事實上是有待商榷的。因此，看似兒子勝利的母親無罪結果，事實上也不過是由“社會”在其語境之下的決定，是“吻合社會思想”之物，依然與其表面的“兒子拯救母親的母子親情”沒有太大關係。

由此，它去到了全社會的高度，社會不僅在給予種種複雜因素的負面影響，也在進行着對此影響導致悲劇結果的掩蓋。這是整個歐洲在種種深刻社會矛盾對立之現狀下的“虛構太平”，而這一切終究會難以長期持續下去。

很少有導演願意做出如此真誠的深度分享，而國際頂級導演對頂級作品的如此分享更是少之又少。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場活動沒有選擇更合適於表達氛圍、引導導演做更多交互與輸出的嘉賓組合方案，就顯得尤其可惜了。

更甚的是，由於首映現場的問題，關於這部作品的熱度討論更多針對了嘉賓和主持人，而對電影內容本身的交流則相對淡化。以一部足夠優秀的作品來説，這無疑是更加可惜的事情。

畢竟比起他們的無禮無當發言，這部電影無疑更值得關注，並更久地停留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最後的最後，離開作品，我們當然也需要談談如此可惜與混亂的來源：陳銘主持人與董強教授。

僅從個人體感而言，董強教授的言談內容並沒有特別離譜，至少在大部分時間下是如此，更接近於我們都明白的那種故作姿態與自我展示的“中年成功人士之油膩造作”。連同陳銘在內，二人大體上還是在針對影片去表達一些個人見解——以油膩造作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和口吻。對於其成因和結果，我們或許可以分成兩個角度來看待。

從客觀角度出發，他們的問題與其説是對性別思想的有意表態，更像是“過於自我”的情商略遜與主持控場的經驗不足。作為嘉賓的董教授試圖幽默風趣且體現學識，才會有“用法語問一個問題”與“沒想到如此地年輕漂亮”等自認的“得體又自然”，卻沒意識到其中的造作，作為主持人的陳銘則表達了太多的個人觀點，忽略了自己應該主導流程而非個人表達的最優先任務。

當然，無論從現場和公共社交平台上的大眾反應，還是戴錦華教授在現場的反應，我們都能看到二人的“不合適”，這是一種負面的結果，傳達出了不合時宜的姿態：自以為幽默的居高臨下，自以為淵博的誇誇其談，在本片關於女性的討論對象之下就成為了對性別問題的針對。

這種姿態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男性之於性別的認知，但更多的或許是基於身份地位的自我“膨脹”。他們需要時刻彰顯自我，自信地展示自我，相信自己擁有足夠的幽默和學識，而忘記了這個活動根本的目的：它是關於作品的解讀，但應該更多是導演的解讀，而主持負責推進流程，嘉賓則進行適度的分享，與導演進行呼應，提供輔助性的多視角，助推導演的表達。

這種對自我姿態的“迷戀”肯定符合男性——特別是所謂“成功男性”——的貫有心理，但很難説是對女性的有意針對。即使換一個場合，不做女性電影，不面對女性導演，甚至與電影全無關係，而是一個會議或聚餐，或任何“人夠多”的場合，他們都會進行這樣的姿態展示，並在客觀結果上冒犯到不湊巧對上的人與事。攻擊或針對誰不是本意，他們也不針對外人，中心在於自己，是關於自己的“炫耀”。

如果僅從嘉賓義務上講，或許戴錦華教授應該幫助拉回氛圍，而非在客觀結果上進一步推升男參與者與觀眾的對立氛圍。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男主持和嘉賓的提醒，讓他們意識到失言，進而更有效地改變氛圍，在另一方面也是戴錦華教授的自我表態，是對於男同台者的反擊。

從戴錦華教授的表達和態度而言，這絕對是正確的，但僅限於當場的具體情境之中，或許應該略有“不合適”。畢竟當場的主角應該是特里耶導演，而嘉賓之間“我覺得不是女性主義”與“我來回答你的問題”的交鋒，會讓表達的主角與內容有所偏離，氛圍也愈發火星四濺。僅僅從當場的嘉賓任務出發，它則多少顯得有些“錯位”了，哪怕這肯定不是戴錦華教授的本意。

等到活動結束，在微博或直播中進行長篇回應，表達自己的態度，以正視聽，或許會是理論上——僅僅是理論上——比較恰當的選擇。當然，我們每個人都不能對此過多要求。

那麼，針對爭論的焦點——並非各人自己的性別觀點，而是作品內部——本片是否在説女性主義呢？女性肯定是重要且合適的切入點，它表現了社會複雜性對女性個體的壓制，讓她處於各種價值觀雜糅的偏見式審視、解讀、定義之中，也是對女性獲取家庭的“男女愛情關係”的破壞，但又不停留在這個層級，而是從女性出發，展現了以女性為代表的當代西方人，非感情因素對ta們感情關係的複雜分析。

本片以外界對“死亡定性“的討論和舉證為主，在其語境下再現家庭生活和親人關係，已然決定了一家人在思想極度對立衝突之社會現實籠罩下的情感淡化與關係破裂。每個人都在用價值觀去判斷別人的行為動機，將理應只圍繞情感的愛人關係被放置在了社會價值觀的分歧中，這也包括了各自性別陣營化的觀念。作品揭露了這些複雜的價值觀是如何影響歐洲社會的，從陣營化對個體綁架之下的觀念對立到各種複雜的價值觀。

基於這個主題，女性無疑是更契合的切入點和代表者。當代社會的一切都關於非感性的因素，女性則是擁有最豐富感性的存在，而男性則在程度上必然遜色。女性被複雜的思想和價值觀所扭曲，會比男性更有説服力和震撼度。你很難想象男性一開始對夫妻關係的認知就會那樣的感情化，而不像妻子那樣“只是想要去愛和被愛”，因此妻子的”愛與被愛”被複雜化並摧毀時，其單純的磨滅才最顯傷痛。

當然，歸根結底，這只是我個人作為男性的感知。就像董強教授和陳銘主持人的“不自知的男性姿態”一樣，我的主觀感知也必然帶有不自覺的性別侷限性。於個人而言，這其實也關於首映禮映後事件最有價值的一點。

身處在那個現場，看到“個人感知中的非性別針對”與“異性圍繞性別問題的激烈反應”，二者在同一場域之中的對撞，我可以從自己或多或少的“鈍感”甚至“不解”中充分認知到：在自我的無意識之中，“性別化的概念與姿態”其實已經落到了客觀結果的呈現中。

我們都不可避免地擁有自己先天視角之下的認知與感受之侷限性，它賦予了每個人以各自不同而繁雜的“身份”，讓大家無法只作為單純的“人”，這也正與《墜落的審判》的表達形成了互文，讓映後的混亂似乎成為了對作品完美的註腳。

如果我們試圖用一種客觀的方式來試圖“解決”的話，那麼或許並非“抹除侷限性”，而只能是“意識到侷限性”：男性意識到自己在一貫無意識之中的“姿態”，女性意識到男性——至少在自己綜合瞭解其人的基礎上——做出這種“姿態”的主觀無意識，並在這種雙方的意識中達成結果層面的和平。

我確實不是有意的，如有冒犯則願意向你道歉，也請你認知我的“無意”，並接受我的道歉。

事實上，這不應該只屬於性別問題，理應是我們面對一切異同之事時的態度，區別只是誰屬於情境下的相對“男性”，而誰又是相對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