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裏：我們的用語要排清國民黨的語言因素_風聞

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我先後採訪過230名歷史親歷者。展示國共兩軍的區別，以及共產黨軍隊戰勝國民黨軍隊的歷史必然，是我落筆的一項核心內容。

國共兩軍的區別太大太多了!最本質的區別集中體現在人際關係上，特別是官兵關係上，這就不能不在習慣用語上有所表現。長期潛伏國民黨第六十軍的中共地下黨員俞建昌因故於1947年9月撤回東北解放區後，改名俞光，儘管當時前線急需熟悉敵軍的敵工骨幹，但他還是向中共東北局敵工部部長李立三提出，要上軍政大學，理由是：“咱們共產黨軍隊的好多名詞兒我都不會，不學習咋行?”

的確，開國一輩的中國共產黨人不但讓精英主義肆虐的華夏大地“換了人間”，還開創了一套以民本主義為特徵的全新的語言體系。

國共兩黨、兩軍習慣用語的區別，又特別反映在稱謂上。

一、不同稱謂背後的價值觀

眾所周知，我軍是在舊社會、舊軍隊土壤中產生的，自毛澤東開闢了井岡山道路，人民軍隊不僅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更經歷了以“支部建在連上”“建立士兵委員會”以及召開“古田會議”為標誌的一系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徹底改造，而用語特別是稱謂用語的逐步改造，是其重要一環。

史書記載，1930年9月30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的報告和結論，其中明確要求密切上下級之間的同志關係，在紅軍中廢除“官”與“兵”的稱呼，“一律用‘紅色指揮員’、‘紅色戰鬥員’來代替”。

據老紅軍呂黎平回憶：“1933年9月，劉伯承回瑞金出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他經過調查與研究，認為要體現中國的官長與士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關係，進一步增進官兵之間的團結，應該改變國民黨和舊軍閥部隊對‘兵’、‘伕’的鄙視稱呼，建議各級軍事行政長官，統一稱呼‘指揮員’，各級政治委員、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對等相稱，對‘兵’、‘伕’也相應改為：士兵——戰鬥員，衞兵(保鏢)——特務員(後改為警衞員)，號兵——司號員，旗兵——掌旗員，馬弁(勤務兵)——勤務員(公務員)，傳令兵——通信員，伙伕——炊事員，馬伕——飼養員，挑夫——運輸員。中革軍委立即批准了劉伯承的這一創造性建議，並一直沿用至今。”

對於國共兩軍稱謂用語背後的價值觀，我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第九章第一節《曾軍長負氣要當炊事員》中寫道：“中將軍長要求當炊事員，在國民黨軍隊無疑是天方夜譚的瘋人胡話。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尊卑有序，貴賤有別。對官長要稱‘官’尊‘座’，什麼司令官、長官、值星官，什麼委座、鈞座、總座、局座，什麼軍座、副座、參座，甚至營座、連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當苦力服勞力的只配叫‘夫’，什麼腳伕、轎伕、伙伕、馬伕，等等，不如此就不能顯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貴。當年的共產黨就沒有那麼多的講究，炊事員、飼養員、值班員、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社會變革的標誌!”

國軍底層士兵常年被盤剝，缺衣少糧斷餉是常事

二、不同稱謂展示的行為邏輯

國民黨軍隊稱謂用語的價值觀，推崇“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封建舊道德，由此派生的行為邏輯，關注的只是“執行力”，強調的只是“絕對服從”，培養的必然是盲從精神。

對此行為邏輯，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在數次挨長官打或受長官欺辱隨即又接受長官下跪道歉後，曾有過經典敍述：“在部下的面前，中國的長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長官的面前，中國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長官罵幹部時，不準幹部問理由，其實他自己也説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幹部不知要做什麼，因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會盲目去做，所以訓練出來的軍官‘忠勇有餘，智謀不足’，冤死的人不計其數。”

志願軍第五十軍老戰士莫若健曾在碧潼戰俘營管理過“聯合國軍”戰俘，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20世紀40年代曾在山東濟南當過牧師的美軍戰俘戈德弗裏的一段感慨：“我接觸過一些中國官僚，不管我説什麼他們都點頭説對，似乎沒有自己的腦袋，但他們對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貧苦農民，態度十分惡劣。好像在他們面前，我們外國人永遠正確，在老百姓面前，他們又永遠正確似的。我為站起來的中國人感到自豪!”

國民黨軍隊稱謂用語引導的行為邏輯有着歷史的傳承。“將貴智，兵貴愚”是數千年來華夏神州滾滾烽火中通行的治軍帶兵古訓，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的國民黨軍隊只能培養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權利意識蕩然無存的戰爭機器。

對中國文化傳統糟粕的揚棄，正是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彈精竭慮百折不撓追求並曾實現了的社會改造宏偉目標——在中國革命的戰場上，中國共產黨培養出來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嚴並懂得為勞苦大眾權利也為自身權利奮鬥的自覺戰士。

長春起義時的曾澤生

三、不同稱謂引導的行為趨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在“軍權私有”的舊軍隊，稱謂上強調“尊卑有序貴賤有別”，所引導的具體行為，必然是殘酷的階級壓迫。

對此，我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第六章《淚血大控訴》中有着基於大量口述歷史和塵封半個多世紀史料的詳細記載，其中駭人聽聞的典型事例，有強迫全連一人一刀活剮逃兵，有強迫全連士兵煮吃逃兵肉，有僅僅因為士兵罵了營長就被“集合全連實行千刀萬剮”，還有傅作義部的士兵被殺37刀後又被挖出肝肺，然後軍官強迫死者的父親去吃……

國民黨軍隊虐殺士兵非常普遍，也非常隨便，不勝枚舉。據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身份於抗戰期間的實地考察報告，以及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週刊遠東首席記者並曾獲普利策新聞獎的白修德等美國駐華軍政人員的考察報告，國民黨抗戰期間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國民黨習慣用語和通行稱謂引導的行為趨向，本質上，是維持長官為所欲為的權力，是強制下級對上級無原則的——盲從。

共產黨習慣用語和通行稱謂引導的行為趨向，本質上，是通過強調官兵平等的人際關係，培養勞苦大眾謀求自身解放的——自覺。

對比之中，我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第七章第5節《“你指導員還打人?》中，講述了國民黨官兵起義後，拋棄“盲從”實現“自覺”的真人真事。

由長春起義部隊成建制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1949年秋冬進軍鄂西期間，海城起義士兵浦紹林擔任連隊指導員，他見一位新戰士因平腳板經常掉隊，便親自和連隊黨員多次幫助其背槍背揹包，然而，在一次深山強行軍浦紹林背其過河之後，這位新戰士竟然賴着不走了。擔心落單被害的浦紹林心急火燎，忍不住抄起路邊的樹棍打了這位新戰士兩下。鄂西戰役結束後，浦紹林就自己的“殘餘軍閥作風”問題，主動在士兵委員會參與主持的全連軍人大會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檢討。然而，在各班討論時卻出現了分歧，新補入部隊的翻身農民支持指導員檢討，但起義士兵卻把反對意見吼得老高：狗屁軍閥作風!軍閥作風你見過?指導員幫當兵的背東西，背當兵的過河，有這樣的軍閥嗎?在大山裏行軍掉隊後，被土匪剝光衣服弄死在路邊的，我們又不是沒見過……

都説，那個年代戰士給幹部提意見，面對面，真尖鋭啊!起義軍官楊宗仁回憶，鄂西戰役的一天，本連馱炮的馬摔下了山，楊宗仁見到下山找炮的戰士就問：“炮摔壞沒有?”炊事班長聽到這話當場就提了意見：“你副連長怎麼不問人摔壞沒有?説明你的立場還沒轉變!”楊宗仁後來感慨：“這是我一輩子的教訓。”

四、警惕稱謂蜕變誘導的政治歧途

當年，正是稱謂改革所體現的官兵關係的革命性變革，實現了這支起義部隊“政治上高度團結”(我軍政治工作三大目的之首)，極大地激發了全體指戰員(即指揮員和戰鬥員——若不註明，當代一些年輕人是看不懂的)的人生潛能，推動了他們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打出了令志願軍統帥難以置信的驕人戰績，並獲得領袖和統帥的交口讚譽。

這些年來，毛澤東時代創建體現羣眾路線精髓的一些民本主義稱謂、用語已趨於消失，比如，被浦紹林、楊宗仁們視為政治生命的“羣眾反映”，曾是毛澤東時代共產黨隊伍用以評價幹部、約束領導並且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流行詞語。而這類被開國共產黨人視為政治生命的流行詞語的消失，又折射了我們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歷程中令人痛心的曲折。

當然，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膚淺的影視界更甚。

本人成長於“指戰員”稱謂取代“官兵”稱謂的毛澤東時代，曾在步兵第一三八團紅一連榮獲“五好戰士”，這些年來，通過專題研究、著述國民黨起義部隊改造史，深入思考認識到：

如今的共產黨人用語出現國民黨化傾向，絕不僅僅是“官兵”稱謂取代“指戰員”稱謂的一詞一事，可以列舉的不在少數，太多太多了。其要害，是以滿足虛榮心方式人為抬高幹部階層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誘導其脱離草根大眾自鳴得意高高在上，進而悄無聲息地強化背離我黨我軍宗旨並有助於當官做老爺的等級秩序，最終為“温水煮青蛙”式地實現共產黨與人民羣眾由傳統的“魚水關係”向國民黨化的“油水關係”方向和平演變，開闢輿論和倫理上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