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科學家科普？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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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賈鶴鵬（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楊正（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張瑞芬（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博士生）
在筆者之一前段時間於返樸上發表了《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一文後，收到不少科學家和科普同仁讀者的反饋，其中有權威科普媒體的同行指出，在科普受到重視以來，説做科普對科學家沒有好處並不準確，實際上是可以名利雙收，收點勞務費，還多一個傳播自己的渠道，只要有點時間，很多科學家都願意幹。
另一方面，在過去將近十年的時間中，我們對科學家做了大量訪談，也在熱心科普的科學家聊天羣做了長期觀察，我們聽到的，又全都是抱怨。既有人認為體制不支持自己做科普，也有人提到同行的排斥[1]。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兩種表述如此之矛盾呢？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澄清不少有關科學家科普的認識誤區，而澄清這些誤區本身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鼓勵科研工作者開展科普。
其實從表面上回答這兩種看法為何如此不同並不難。我們訪談的對象，大部分是熱心科普的科學家，有不少甚至通過科普成為網紅[2]。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的確發現了很多妨礙這些科學家做科普的因素，從缺乏所在單位的支持，到時間不足，再到認為媒體偏見以及同行排斥不一而足[3]。可以説，這些因素共同彙總成了科學家做科普的機制性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這裏特別強調一下用詞，機制性障礙並非指的是單位不鼓勵科普或科研管理體系排斥科普，而是科研界約定俗成的運營狀態，讓科學家很難把科普當做重要工作。
而上述權威科普媒體的同行所説的，則是偶爾做一次科普的普通科學家，對於這些科學家，其實不存在體制障礙，妨礙他們實際參與到科普中的主要因素，是缺乏科普渠道和科普能力。
這個回答看似簡單，但實際上關係到本文的核心，那就是如何能通過科普系統，讓熱心科普的科學家的行動得到鼓勵，又讓願意偶爾做做科普的科學家有渠道、有手段去征服受眾呢？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強調一點，那就是科學家的本職工作，首先不是科普而是科研。如果完全沒有科研產出，全職從事科普工作，那這樣的科學家確實不應該作為全職科研工作者獲得報酬和待遇。實際上，即便在筆者曾經學習和工作過的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和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等高度重視科普的單位，大多數科學家也不會把科普當做主業。
但在這些大學和科研機構，從本科到研究生教育中遍佈着的，是各種科學與社會關係以及科普能力提升的課程和培訓工作坊，有把傳播力融入研究生就業能力的訓練項目，還有從繫到學院到校方的傳播支撐體系[4]。這樣的體系努力做到的，不是讓科學家停下科研來做科普，而是當他們有科普需求時，他們能得到各種支持。同時，對於打算從科研賽道轉向科學傳播道路的科研人員，各種科普專碩和短期培訓可供選擇[5]。筆者之一為Nature系列學術期刊擔任特約記者時，同事大部分都是這種轉行的前科研人員。
舉這些國際例子，並不是説這些機構一定做得更好，也並非鼓吹完全照搬它們的做法。但這些案例提醒我們，科學家科普，也就是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提倡的元科普，並非只有一種模式因而也不應該依賴一種固定標準衡量其成效。做好科學家科普的工作，應該讓善於也經常從事科普的科學家能在科普和科研中找到均衡，讓需要科普的科學家能獲得相應的支持，讓願意科普的科學家有機會獲得科普賦能，並讓將來可能做科普的學子有學習科普技能的的機會。
正是因為有上述標準，我才在此前多篇文章中，認為中國科協和部分地方科協系統推進的科普職稱是中國科普領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科普職稱並非能解決科學家科普面臨的所有問題，但卻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科普職稱這一解決方案，實際上主要針對的是上文説的常規從事科普的科學家，他們也可以稱為科普達人。偶爾做做科普，或者通過做科普來促進團隊成果影響力的科學家，既不適用也不會來申報這一職稱。
即便科普職稱對作為科普達人的科學家從事科普工作有所助益，它也不意味着這類科學家可以因而變成專職科普工作者，它應該做到的，是幫助這些科學家更容易在科普和科研中找到均衡。科普職稱並沒有辦法對科研體制做出改變，但卻可以對其施加影響。例如，目前包括中國科學院和很多一流研究型大學在內的國內頂級科研單位，暫時還不接受其科研人員的科普職稱，但科普職稱的制度設計卻有可能通過促進善於科普的科研人才的流動對這些科研單位造成影響。
當然，可能有人會説，中科院才不在乎一些科普達人的流失，每年那麼多傑青都從中科院流向了其它單位呢。這句話當然千真萬確，它實際上意味着科普還沒有成為當今中國科學文化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在科研競爭高度激烈的環境中，特別是在科研成果需要靠論文數量和期刊影響因子而不是根據其對社會的影響來評估的環境中，科普制度的確難以發揮作用。
但因此就給當今科研文化貼上敵視科普的標籤卻不合適。《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一文提到有研究指出，我國科學家中也普遍存在卡爾·薩根效應，即科學家不太認可同行參加科普活動[6]。卡爾·薩根生前是美國康奈爾大學著名天文學家，但因為熱衷科普和公共事務而落選了美國科學院院士。但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一些顧慮也是成立的。他們擔心的，是同行通過科普獲得了更多社會資源的關注和傾斜，從而造成了不平等的科研競爭。中國科普研究所王大鵬副研究員翻譯的《聚光的下的明星科學家》[7]一書就發現，一些熱衷於科普的科學家的確通過科普獲得了更多的社會關注與科研資源。實際上，我們在中國也會發現，一些大型科研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往往也是本項目的“首席”科普發言人。
要破解這種對科普不太友好的科研文化，並非是要科學界的科普達人們放棄科普，而應該是鼓勵更多科學家參與科普，並給他們進行科普賦能。今天，在孕育卡爾·薩根效應的西方科研界，很少有針對某個大腕科學家通過科普而獲得不當科研資源的指責，這也和科普日益成為科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關。不僅科學家們願意及時傳播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科研基金也日益要求把包含科普在內的廣泛社會影響作為結題條件。據筆者瞭解，我國正在修法過程中的《科普法》，也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把科普作為科研項目的考評指標的提案，筆者團隊也提交了類似修法提案。
實際上，要讓需要科普的科學家能獲得相應的支持，讓願意科普的科學家有機會獲得科普賦能，並讓將來可能做科普的科研學子們有學習科普技能的的機會，這些都難以僅憑政策或體制來解決。我們可以欣慰地看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頂流科普公眾號中，刊發了越來越多來自科學界的名不見經傳的科普作家的有趣作品。這些科普作家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計劃轉行科普，但在科研之餘，他們在科普創作中找到了樂趣（以及一點稿費收入）。而“科普中國”啓動的“星空計劃”，也着眼於培養更多科普創作者，尤其是來自科研界的科普創作者。這似乎説明，在不知不覺間，中國的科研文化也在發生着有助於科普事業的漸變。
當然，除了科學界內部的科研文化，商業力量如今也在推動着更多科學家從事科普。一些科普大V現在已經在各種平台上已經達到了上百萬粉絲量，其科普節目可以獲取上千萬次訪問量，對於他們，其實科研單位內部的績效考核已經不算什麼了。對於這樣的科普大V，科普職稱倒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雖然星空計劃和中科院系統每年都在開展的科普培訓有助於讓更多科學家從事科普，其目的也不僅僅是科普達人，但畢竟這樣的活動太少了，針對科研工作者的就更少。迄今為止，全國還沒有幾所大學為理工科研究生開設科學傳播課程，這既不利於科研人員從事科普，也不利於一種鼓勵科學與社會進行對話的科研文化的形成。
但另一方面，即便科學家們已經修煉成很會講故事的“科學隊長”，他們是否適合成為前台的“科普講解員”也需要更多思考。《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一文已經援引我們的多項研究表明，科學家在從事科普時經常會有意無意地確定科學與非科學的邊界，通常在科普過程中體現出一種知識上的傲慢，也不屑於與公眾進行對話，還經常在其文本中，把公眾描述為知識缺乏的羣體。我們無意苛責這種狀況。在一定意義上，這既是科學家這個羣體的本能，也與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有關。這種職業特性，通常也不會妨礙以講座和授課等形式進行的科普活動的效果（因為公眾也會自覺把自己置於知識弱勢中），但卻不利於科學與社會的平等對話。
因此，即便我們實現了積極調動科學家科普的目的，也必須考慮，元科普是否就意味着科學家親自登場在前台科普？我在《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曾經建議通過打造強大的組織體系來促進科學家科普，實際上，這樣的組織體系也意味着，科學家也應該成為科普體系中的一個環節。作為這樣的一個環節，積極為科普作品創作提供建議、專業支持和審核，與在前台進行科普報告或撰寫科普文章同樣重要。這種對科普的支持，需要的首先不是調整政策提供激勵而是形成一種鼓勵傳播的氛圍，而且也同樣需要一個組織體系的支持，讓專業的科普作家和科學記者可以找到合適的科學家進行諮詢而不是故意阻斷兩者之間的聯繫。
用這樣的多元化標準來看科學家的科普，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體制中並沒有那麼多阻礙科學家進行科普的障礙，但同樣用這樣的標準來看待科學家科普，我們會發現，距離這種多樣化的狀態，我們還有不少的路需要走。
參考文獻
[1] Jia, H., Wang, D., Miao, W., & Zhu, H. (2017). 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39(5), 646–672. https://doi.org/10.1177/1075547017735114
[2] 王大鵬, 賈鶴鵬, 吳歐, & 鍾琦. (2018). 網絡自媒體時代的科學傳播新動能——以“網紅”科學家為例. 新聞記者(10), 47-56.
[3] Jia, H., Shi, L., & Wang, D. (2018, Apr 15). Passive communicator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the media. Science Bulletin, 63(7), 402-404. https://doi.org/10.1016/j.scib.2018.03.001
[4] 賈鶴鵬, & 譚一泓. (2011). 國際知名高校如何培養科學傳播素質. 科普研究, 06(6), 22-27.
[5] 楊正. (2020). 英國典型高校科學傳播碩士專業課程設置情況調查與分析. 科普研究, 15(4), 76-85.
[6] Chen, A., Zhang, X., & Jin, J. (2022). The Sagan Effect and Scientists’ Public Outreach Participation in China: Multilayered Roles of Social Norms and Rewa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45(1), 12-38.
[7] 德蘭·費伊(Declan Fahy) (2017). 聚光燈下的明星科學家 (王大鵬, Trans.).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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