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有一個重大發現！_風聞

在新疆坐火車一路南下，即將抵達喀什之時，若向窗外眺望，就會瞥見遠處大漠中，矗立着兩座並列的“土墩子”。

這突如其來的場景，在一般人眼裏，或許會覺得平平無奇。但這兩座所謂不起眼的“土墩子”，卻是目前新疆發現最早的佛教遺址之一——莫爾寺遺址。

“一圓一方”，兩座“土墩子”

（圖：莫爾寺考古隊）▼

其中的莫爾佛塔，正是莫爾寺遺址的標誌性建築，它也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西部、保存最好的泥土建築佛塔之一，實證了佛教曾在古代新疆地區傳播和盛行。

經歷了約1800年滄桑歲月的風吹雨打

（圖：莫爾寺考古隊）▼

而這一切，還要從喀什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地理位置説起。

上個世紀的盜掘

西漢設置西域都護府後，作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疏勒（相當於今喀什地區）正式歸附中央王朝。

兩漢時期中央大力經營西域

東漢的西域大本營曾在疏勒

班超等歷史人物長期在此駐守

（盤橐城遺址，圖：杔格）▼

古代喀什，絲綢之路南、北兩道在此交會，然後西通南亞、中亞和西亞等以遠地區，連接古代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作為中國西出中亞、南亞的交通樞紐，古代喀什也是印度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

橫屏-喀什在陸路交通的地位極其重要

因此也成為了佛教東傳的必經之地▼

漢唐時期，疏勒佛教興盛，隨處可見造塔建寺，講經説法的名僧雲集於此。至玄奘經過時，已有大小寺廟數百所、僧徒萬餘人，是當時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公元10世紀前，佛教屬於當地流行的主要宗教，對西域乃至全國佛教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後來，新疆的佛教文化遺存，湮沒在千餘年史海中。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國人在新疆四處侵擾文化遺址，這些西域佛教遺存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

10世紀之後，喀什又是另一種文化了

（艾提尕爾，圖：杔格）▼

莫爾寺遺址，最早引起了沙俄駐喀什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的注意，他最先在**《喀什的古代遺蹟》**一文中發表了莫爾佛塔的照片。

這是莫爾佛塔的第一張照片

拍攝於1892年（圖：彼得羅夫斯基）▼

1900年，來自英國的斯坦因等人，實地測繪了莫爾寺遺址首張平面圖，這也是第一張莫爾寺遺址地形圖，圖中標出了6處遺蹟的分佈情況。

但他們沒有找到任何能夠説明

莫爾寺遺址年代的證據

（圖：斯坦因、拉姆·辛格）▼

1906年，法國人伯希和，也曾到莫爾寺遺址進行短暫盜掘，攫取一些文物後就離開了。

伯希和拍攝的莫爾佛塔全景照片

（圖：伯希和）▼

簡而言之，莫爾寺對於當時的外國人而言，就是搜尋佛像、壁畫、文書、木簡等文物之時**“附帶”被關注的遺址**。

因沒有重要發現成果，而只是被簡單記錄了一筆，他們都認為莫爾寺不是一個值得花時間的地方。

彼得羅夫斯基、斯坦因、伯希和▼

莫爾寺遺址

莫爾寺遺址在喀什市中心東北約33公里處，位於有着“百果之鄉”之稱的伯什克然木鄉境內，距離最近的村莊莫爾村直線距離約4.5公里。

莫爾寺遺址在當地可是一處著名地標

它是喀什綠洲目前所見最大的獨立佛教寺院遺址

就連附近的村名也是莫爾村（圖：莫爾寺考古隊）▼

它處於天山支脈古瑪塔格山東南部一處洪積台地上，其西、南面為遼闊的恰克馬克河流經的沖積平原。雖然地處荒漠，但周圍有綠洲。

一條大致呈東西向的侵蝕溝

將台地切分為西北部和東南部兩部分

因而遺址也被分成了兩部分

主體部分位於西北部的主台地

少量遺蹟分佈於東南部小土丘

（圖：莫爾寺考古隊）▼

十分巧合的是，南疆鐵路阿喀段在建設過程中，為了避開古瑪塔格山，向東蜿蜒繞行，正好來到了莫爾寺遺址附近。也是因此，才能出現“坐着火車看佛塔”的景象。

莫爾寺遺址在一處剝蝕台地上

遺址位於台地東南端

緊靠西側陡崖分佈▼

雖然在行政區劃上，莫爾寺遺址位於喀什地區喀什市境內，但它實際上位於喀什地區喀什市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圖什市的交界地帶。如果單純計算距離市區的直線距離，莫爾寺遺址實際上距離阿圖什更近。

莫爾寺遺址基本位於兩地州的分界線上

（圖：莫爾寺考古隊）▼

阿圖什市，也是“大喀什”概念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克州州府的所在地，“喀什-阿圖什”組合更是新疆境內（兵團城市除外）唯二的地州中心基本毗鄰的類型代表，另一個就是“烏魯木齊-昌吉”組合，歷史上的聯繫非常密切。

一個**“喀什-阿圖什”，一個“烏魯木齊-昌吉”**▼

“莫爾佛塔”之名，是當地人依據它的外形流傳下來的叫法，“莫爾”在維吾爾語的意思是煙囱。很多年以前，當地人把聳立於台地上的高大泥土建築稱作烽燧、煙囱，所以也有人曾誤將莫爾佛塔認作古代烽燧，甚至也有人誤認其為炮台。

莫爾佛塔採用了犍陀羅經典的窣堵坡樣式

（圖：莫爾寺考古隊）▼

1990年和2008年，在第二、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莫爾寺遺址僅採集到一些陶片等標本。2001年，莫爾寺遺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莫爾寺遺址的文保碑

一處大型獨立式土建築地面佛寺遺址

（圖：莫爾寺考古隊）▼

之前，莫爾寺遺址雖然再現了有120餘年，但是由於長期以來莫爾寺遺址考古工作較少，人們對遺址的分佈範圍、文化堆積、文物構成、年代等問題一直不是特別明確。

長期以來人們對莫爾寺的認識就是兩座塔

畢竟這是莫爾寺遺址地面可見的兩大遺蹟

圓形塔編號為1號塔、方形塔編號為2號塔

（圖：莫爾寺考古隊）▼

2019年起，莫爾寺遺址考古納入了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屬於**“多元宗教及本土化研究”**課題框架。

為加強遺址保護、研究，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在喀什地區文物局、喀什市文化和旅遊局的協助下，於2019年6月開始對莫爾寺遺址進行主動考古發掘。

肖小勇教授帶隊的中央民大莫爾寺考古隊

（圖：莫爾寺考古隊）▼

2019年以來的新發現

通過五年時間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確認莫爾寺遺址集中分佈於面積約4萬平方米，北、西、南三面為陡崖的洪積台地西南部，長約200米、寬近100米、面積近2萬平方米，形成主要藉助高聳的自然台地而不設圍牆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

長達五年時間的系統科學的研究

基本上覆原了遺址的總體佈局和各類建築的形制結構

揭示了遺址寺院建築的興建、發展和廢棄的歷史變遷

（圖：莫爾寺考古隊）▼

同時，遺址清理出山門大道、山門大殿、帶主殿的多間式大佛殿、帶中心佛壇或塔柱的“回”字形佛殿、獨棟式僧房、帶坐枱的僧房或禪室、廚房、講堂等10餘處大型建築基址，發現並部分復原圓形佛塔的基台、方形大塔的基座和基台。

“回”字形佛殿分為方形和長方形兩種

為4-6世紀塔里木和中亞地區流行的建築樣式

其中Ⅲ號建築中的“回”字形佛殿為方形

位於Ⅲ號建築的西北角，門朝西南

除了Ⅲ號建築，Ⅳ和Ⅶ號建築也有“回”字形佛殿

（圖：莫爾寺考古隊）▼

寺院建築羣以圓形塔為中心，在北、東、南三面修建各類不同形制、功能但毗連接續的房屋建築，圓形塔北形成中心廣場，方形大塔位於遺址西北端，山門大殿和山門大道位於東南端，形制佈局保存基本完整。

莫爾寺遺址區域高程圖

整體呈西北—東南走向

利用台地四周自然形成的陡崖作為寺院的邊界

遺址附近有坎兒井供水設施

（圖：莫爾寺考古隊）▼

寺院建築佈局也被完整揭露，結合不同建築朝向變化和打破、借用、避讓關係，以及出土遺物特徵和碳十四測年，揭示出寺院的演變規律和階段性特徵：至遲始建於公元3世紀中葉（東漢末或三國），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唐代）廢棄，延續時間近700年。

莫爾寺現場出土的石膏佛像均為殘片

較大殘片包括頭髮、臉部、手臂、手掌、腿腳、衣飾等

（圖：莫爾寺考古隊）▼

覆缽式舍利塔是遺址最早修建的建築之一，位於建築區的中心，以其為基點，佛寺於北、東、南三面陸續增建和擴建，大體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3個階段。

莫爾寺遺址分期平面圖

兩塔之間佈置僧舍和佛殿

（圖：莫爾寺考古隊）▼

早期（第一階段，始於約公元3世紀中葉），修建了山門大道和山門大殿，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舍利塔和僅見於喀什本地特徵的獨棟式多室僧房。

圓形佛塔就是第一階段的標誌性遺存

（圖：莫爾寺考古隊）▼

中期（第二階段，約公元4-6世紀），增修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廚房等建築，構建出中心廣場**。方形大塔可能修建於這一階段，但因獨立於外且無連續地層，不排除更早或更晚的可能。佛教信仰從以舍利塔崇拜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為中心轉變，供奉的佛像形體較小。

方形大塔也是標誌性建築之一

其位於最北端，結構為五層土坯塔

從塔底坍塌堆積底部的厚層燒灰判斷

此塔原應有某種木構設施，後被燒燬

（圖：莫爾寺考古隊）▼

晚期（第三階段，約公元7-10世紀），主要新修具有漢傳佛教建築佈局特徵的佛殿、講堂等建築，殿內供奉2倍於真人大小的佛像。大約到9世紀末10世紀初，主要建築被燒燬。遺址廢棄後，還經過了長期的廢棄後利用階段。

Ⅱ號建築體現出漢傳佛教建築佈局特點

可能與武週年間的大雲寺有關

當時武則天曾令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

安西四鎮的疏勒鎮自然也包括其中

該佛殿類型在新疆地區極少發現

這也是漢傳佛教“倒灌”西域的一大重要例證

（圖：莫爾寺考古隊）▼

發掘表明，莫爾寺遺址是目前中國最西部始建年代最早、延續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築地面佛寺遺址，揭示了從佛教初傳中國到唐末這一時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佈局和中國化發展演變過程。

此石膏佛像已成為莫爾寺的代表象徵之一

（圖：莫爾寺考古隊）▼

莫爾寺遺址既有印度和中亞佛教傳統，也有喀什當地特色，還反映了中原文化影響，是三者在中國最西部地區深度融合的首次發現。

中央民大在這處帶有**“漢傳佛教”性質**的新疆遺址中

考古發掘出土了諸多石膏佛像殘片文物

第三行第三列可以看到疑似佉盧文的痕跡

（圖：莫爾寺考古隊）▼

莫爾寺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同時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的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兼容幷蓄的有力見證。

中國考古也離不開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接力

（肖小勇教授指導同學測量遺蹟座標，圖：莫爾寺考古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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