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母親的回憶_風聞

母親的回憶

金新

      清明節塊來臨了，屈指算來，母親離開這個給她磨難令她留戀的世界已經3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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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從小失去雙親，姐姐無力撫養，將她賣給了人販子，被半為花容半因緣，潛意識中深深銘刻着“女子無才便是德”思想的父親重金贖身。她只知道自己姓徐，卻不知名甚。“慧俠”之名是國學功底深厚的父親給取的，大抵望她來日既有賢淑之美德，又有豪俠之氣概。

      父親蔣氏主政時期在法院謀生，由於受業於國民黨司法部部長謝冠生與最高法院院長謝瀛洲（兩人均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又方正為人、勤慎治法，是以位高權重。於是母親就有了一個體面的身份：全職太太。然而母親生有四子一女，那一生中短暫而值得留戀的的流金歲月養兒育女操盡了心，根本談不上享福。只是母親還是非常知足，我小時侯常聽她不無自豪地説：“你姐姐是吃外國人的奶長大的！”不過那滿足的語氣裏似乎總有一絲傷感的意味。

       母親生我的時候，是父親被國民黨元老人稱“和平老人”的邵力子先生從境外説服迴歸的第二年。與父親一起回國的表兄弟陳子亭是物理學家，一下飛機即被有目的地請到北京的一機部高就。而我父親學的是法律專業，就隨機安排到華東司法幹訓班接受戰場上下來的那些個打着綁腿的大兵老師“培訓”，嗣後分配到富陽新登鎮人民法院。生計窘迫，邵力子一次性從北京匯來50元救濟錢後，可能是愛莫能助，遂音訊全無，使得我出生之際，在城關鎮城門洞旁一間陋屋的茶几上幹“晾”了幾個小時，為的是決定如何處置我這個不該誕生的生命——是送人，還是留下。幸虧大哥的苦苦哀求，我才得以姓“金”取名為“新”（紀念新登出生地）。記憶中母親因此對瘦弱多病的我總懷着一種深深的內疚。

      這種內疚，在我初一才讀了兩個月，16歲竟背井離鄉插隊落户“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之後，母親以給予我無限的母愛來加以“補償”。

      那條蜿蜒十里，通往曾消磨我韶華賦予我滄桑的偏僻鄉村的黃土羊腸小道上，母親手提肩挎着我的生活必需品——黴乾菜、鹹肉、鹹鴨蛋之類，不知步履蹣跚地往返了多少次。以至於我今天一瞧見黃土，母親那瘦小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昏黃的視覺底子，嗚嗚的山風聲，催人淚下。刻骨銘心的影像註定要伴隨我到老，直至精神與肉體的消亡而消失。

       在我蝸居鄉村被動接受精神磨礪與肉體鍛造的七年裏，母親日顯蒼老。

      説實在的，容顏蒼老並非緣於奔波城市與鄉村之間體力的消耗。母親雖然“太太”過一時，畢竟貧寒出生。記得父親不慎追隨原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發了很多敏感言論被劃右派後，母親遭株連，遣送至餘杭一個農場接受勞動改造，面對繁重的體力勞動，她應付自如，毫無怨言。只是偶爾回家偶爾在夕陽下偶爾哼着“過了一天又一天……”，那單調乏味不無淒涼感的小曲，是母親的靈魂在歌唱着，抑或在呻吟着……

      勞作對於母親是無需強制的，母親在舉家最困難的時候還主動去路政部門做過苦力——將大石塊敲成小石子鋪路，一天只賺幾毛錢。那時家裏有兩把小榔頭，竹柄上繞着破布（為防竹子做的榔頭柄傷手），母親就是手握這簡單勞動工具敲石子，幫助“虎落平陽”的父親養活一家。

       現在回憶起來，母親日顯蒼老實在是緣自心苦。投奔光明自由新中國的父親因右派故最低工資每月18元，後“給出路”加至45元。母親作為當家人，可供開支的錢令她囊中羞澀，而我到農村插隊後，她又從中“擠”出10元給我，可憐的餬口錢愈發少了。一次父親因車禍住進浙二醫院，母親在醫院陪伴，我在家打掃衞生，偶然從破舊的衣櫃下發現一隻破棉鞋，裏面塞着5元錢，那就是全家的唯一存款。沒有母親的勤勞，全家可能就繞不出那個吞噬生命的苦難年輪。

      粉碎“四人幫”後，父親被平反，也算一個特級統戰對象，家境略有好轉，母親便經常帶着父親上上館子。最常去的那地方是湖濱海豐西餐館，去時一定會叫上我這個已有幸回城的小兒子與她的小兒媳婦，而母親選中那地方實在是離小兒媳婦工作的省中醫院近的緣故。有時我們有事到得遲了，她會一直等着，望眼欲穿，哪怕菜涼了。母親因了那段愜意的日子，非常感謝政府，感謝黨，全然忘記了曾經的劫難。

      母親沒有讀過書，但“近朱者赤”，是個跟着父親走南闖北見過世面的官太太，她的感恩戴德，歷史地看屬於社會主義思想改造徹底成功的典範。

      其實母親並不是一個天生寬容的人，她的文化底子決定了她不可能具有開闊的胸襟與遠大的視界，她只是一箇中國傳統婦女面對房龍筆下那“一條古老的無知山谷”而產生的一種本能的求生慾望。她知道《聖經》裏概括人生真諦的一組反義詞“生存”與“毀滅”，非此即彼。

      母親最後的日子是在直腸癌的折磨中痛苦度過的。她年輕時直腸上就有個結塊，父親在西安高等法院院長任上時帶她看過很多名醫，包括一些外國專家，都説不礙事。不放心又帶她去過一個收費高昂的“狐仙”處，據説在一個寺廟的一間漆黑的房間裏，患者不得打手電，否則瓦片就從椽子上啪啪往下“飛”來。

      不知母親那直腸上腫塊的惡變與回國後的抑鬱的生活環境是否有關，她嚥氣前像祥林嫂般嘮叨着：“再讓我活個一兩年多好啊！”上天不仁，沒有滿足她的“基本人權”。

      父親1988年1月15日西去，清明時節掃墓，母親已經不能拾階而上了。我像小時候母親抱我一樣抱着母親來到父親的墳前，母親在我的懷裏就像我小時候在母親的懷裏一樣温順，母親已經受不了“挫折”了，但還是想不到翌年4月11日，清明過後沒有幾天，居然是母親的大去之時。

     “我養你小，你養我老！”這是母親的口頭禪。我何曾盡到雛鷹反哺，養母親老的責任？

      窗外慾説還休的雨水開始了一年中最原始的低吟，淅淅瀝瀝、淅淅瀝瀝，彷彿法師超度亡靈的天籟迴音。不禁想到唐人李建勳《清明日》詩：“他皆攜酒尋芳去，我獨關門好靜眠。唯有楊花似相覓，因風時復到牀前。”那“楊花”宜乎母親的在天之靈，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

     “山中方一日，人間已百年”。母親一定沒有想到，35多年來家國的鉅變，我們確實都好起來了。

       倘若母親在天有靈，一定會感念於社會給了她子孫以和諧生存綿延不息的權利。儘管享有這權利是一種普世價值。

      清明與寒食一樣和春秋晉國的隱士介子推有關。據説介子推被公子重耳活活燒死之際還留下一首表忠心的血詩，首聯“割肉奉君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尾聯“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覆清明”。想來感激涕零於統治者“糾錯”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傳統美德。

       母親在沒有體制憂患的天國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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