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IN被點名,“時尚之都對快時尚説不”背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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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則短消息,正被湮沒在浩瀚的熱搜與焦點話題下。但其時代寓意,仍令那些試圖捕捉潮水方向的少數人,放心不下:
據德國《經濟週刊》,法國擬立法嚴管“快時尚”,每件衣服將徵收5歐元環保税。其中,快時尚巨頭SHEIN被點名。
另據《華爾街日報》,SHEIN計劃向全球品牌和設計師開放其供應鏈基礎設施和技術。
以普通公眾視角,“5歐元環保税”事件波瀾不驚。但對於數以百萬級產業從業人員而言,其間深意卻似巨潮暗湧。
一言以蔽之,北緯40°VS北緯25°紡織帶之間的“三十年戰爭”,正悄悄開場。
01 北緯40°VS北緯25°
上世紀七十年代,任天堂在山內溥帶領下,充分借鑑雅達利失敗經驗,將紅白機打造成為以內容質量為驅動核心的電子產品。為此,山內溥開發出了彼時看來非常另類的創收模式:權利金制度。
這一制度標準,既保證了內容質量,同時降低了三方製作商的製作門檻,使得日本遊戲在歐美市場大殺四方。
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製作者對這一模式創新逐漸不滿,認為權利金剝奪了內容創作者美式“自由市場”權:賣遊戲機的東方人憑什麼對我們北美做內容的指手畫腳?
進而,一場歷時30年的美日遊戲產業對抗,拉開序幕。
如果讓山內溥在上個世紀90年代,總結任天堂在主機市場的沒落,他可能會認為是權利金制度剝奪了美國內容製造市場蛋糕,從而遭到內容製作者抵制。
但再過20多年後,他或許會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畢竟蘋果倚靠着同樣的模式推出的APP Store,推動其成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
問題不在規則本身,而在於制定規則的主體代表了誰的利益,以及誰有更強的利益持有能力。換句話説,隱匿於商業模式或文化差異的衝突之下,其實是話語權之爭。
深度審視當前這起“時尚之都對快時尚説不”事件,至少有兩重層面要義,需要凝視:
淺層原因:針對的是“快”,即服裝產業鏈的話語權
紡織產業的全球性變遷,圍繞着輕工產業勞動力成本第一性的原則:自蒸汽機發明以來,經歷了從歐洲、美國、日本、中國港台、韓國、中國大陸再到東南亞的產業轉移。

圖:服裝產業鏈變遷示意圖,來源:網絡
但過去十年間,最典型的變革是,中國的輕紡行業,圍繞着廣東汕頭、清遠構建的紡織全產業鏈集羣,蔓延至東莞、江門開平、中山、揭陽普寧、佛山乃至福建沿海,以逆成本遷移趨勢的姿態,重新站在了外貿出口的C位,福建+廣州形成了 北緯25°產業帶 。
究其原因,如果我們將服裝紡織產業鏈的價值微笑曲線( 如下圖 )以產業遷徙的輪廓徐徐展開,就會發現大多數產業鏈遷移都是以OEM( 代工 )為導向,曲線左右兩側依舊牢牢掌握在西方世界——無論是品牌流通營銷,服務還是上游的設計研發。

圖:服裝紡織產業價值曲線,來源:華泰研究
但當以SHEIN為代表的跨境電商出現並崛起後,憑藉着北緯25°產業帶強大的近岸物流,以及互聯網模式的興起,“小單快反”的模式率先動搖了流通,營銷,消費者服務等右側環節,這也間接地奠定了產業迴流的趨勢。
因此,這與原本掌握曲線右側收益的歐美產業集羣,形成了第一次正面衝突。
不過,如果只是上述現象,實際還不足以構成另一個產業帶決定舞動干戈的決定性原因。更本質的誘因還在於,北緯25°的產業帶,開始向曲線左側發起進攻了。
深層原因:針對的是“時尚”,即時尚審美話語權
曲線左側的研發、設計環節,一直是西方世界自視甚高,引以為傲並自認具備強勢壁壘的產業環節。不可否認的,這是基本事實,至少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確實如此。
以日本為例,被譽為時尚界鼻祖的人物石津謙介和教父級人物山本耀司,在時尚領域都是依附着主流西方需求。
石津謙介推出時尚雜誌和品牌Van時,正值戰後西方文化全面入侵東瀛,Ivy Look本質上是受到了西方運動潮流影響的作品;而山本耀司,將創作性思維融入服裝設計的啓蒙便是自法國。
以我國為例,早期大多數近岸服裝OEM廠商在做品牌的轉型期,也圍繞着起洋名,追求洋產地的邏輯。服裝廠先去香港註冊公司,圍繞品牌名和歐洲不入流設計團隊進行宣傳,最好能夠登上法國巴黎時裝週,或者在巴黎開一場發佈會來鍍金,最後搖身一變成為所謂本土時尚先鋒。
正因如此,西歐服裝設計產業和時尚品牌,實際一直在徵收隱形的“審美税“:一方面,以傳承宮廷貴族設計為噱頭誕生的服裝奢侈品鎮守高額溢價;另一方面,向全球推廣西式審美來強綁定自己的設計產業鏈。
但中國跨界電商企業集羣,在以剛性的貿易思維,在當下衝擊並接近 打破這一格局:依靠着互聯網大數據,AI設計和用户反饋,將大量基層用户喜歡的設計元素糅合,快速迭代推出後快速改版,將審美權重新反饋至大眾手中,顛覆了西方傳統設計自上而下的輸出式教化,降低了設計產業鏈的附加價值。
上至法國奢侈品巨頭LVHM,下至西班牙快時尚代表ZARA,這條縱貫西歐服裝產業史 北緯40°產業帶 ,在過去40年的發展週期,讓渡了價值鏈相對較低的裁剪OEM環節,甚至相對勞動力要求較高的流通、營銷環節都可以放權(畢竟附加價值較低);
但是一旦觸及到審美權的裁定,便觸及了其根基,就好比深入傳統內燃機設計百年,突然有一天市場全面電動化、智能化,重新定義了汽車,這對傳統車廠來説自然很難接受——紡織行業莫不如是。
因此,這次所謂針對“快時尚”徵收環保税,本質是自稱傳統的西歐北緯40°紡織產業帶,與技術加持的新興東亞北緯25°紡織產業帶的一次全面碰撞。
我們甚至需要見微知著並做好更飽和預案的是:“時尚之都對快時尚説不”,或許僅僅是個開始,一旦時代潮汐顯示出更強的張力之後,未來整個北緯40°產業帶或難免均將捲入其中。
02 時尚主導權的底色
與當前商業世界固有印象相悖的是,無論是材質、設計還是審美,在更長的歷史週期內,其實東方一直才是文化輸出的角色。
13世紀妙筆生花的《馬可波羅遊記》,為整個西方世界帶來了東方美學的震撼,Chinoiserie(中國風)設計影響西方貴族300餘年——從意大利的印象派畫家筆下的金銀飾品充滿中國元素,到歐洲貴族用青花瓷代替銀器作為宴會餐具,再到傢俱裝飾東方潮流與洛可可風格的結合等等案例不一而足。

圖:法國里昂出產仿中國錦緞的波羅紋圖案,來源:武斌《文明的力量》
這其中誕生了三種享譽世界的商品:絲綢、瓷器、茶葉。
以與紡織行業息息相關的絲綢行業為例,可追溯至徐福東渡傳至日本,南北朝時期,劉宋朝廷派遣了漢織、吳織、兄媛、弟媛等工匠赴日本帶動了最早一批出海絲織業的發展。而西方,漢中期沿着絲綢之路,絲綢以貿易的形式進入君士坦丁堡,再中轉至羅馬及地中海沿線,因為路程延綿千里,絲綢的價格節節攀升成為歐洲貴族財富的象徵。
到了盛唐時,絲綢貿易到達了頂峯,逐漸由傳統的政治貿易轉為商品貿易,隨着造船業的發達,西歐直營商船貿易增加,宋明兩代絲綢成為主要出海創匯的手段,13世紀,意大利盧卡地區絲織品工業逐漸蓬勃發展,也讓絲綢成為典型的產業出海產品。
轉折點發生在18世紀,工業革命帶來廉價的棉紡織品逐漸取代了昂貴的絲織品,伴隨着晚清政府在科技、外交、軍事全方位落後,絲織品逐漸衰落。
瓷器外銷也始於9世紀( 唐朝 ),宋朝伴隨着海上貿易興起瓷器成為了外銷大宗商品,元朝景德鎮青花瓷更是成為歐洲宮廷宴會的餐具,瓷器產業也深深影響到朝 鮮和日本,誕生了高麗陶工和日本六大古窯。
盛唐期,茶文化傳入高麗文明和日本文明,16世紀-17世紀傳入西歐,伴隨着貿易擴大和西方軍事實力大幅度提升,殖民地茶園貿易逐漸取代了東方茶葉貿易。
我們可以看到,能夠誕生享譽世界,掌握“審美”話語權的產品或產業,都要遵循特定的歷史背景,所有特定的背景又可以總結為:慕強心理。
無論絲綢、瓷器還是茶製品都是在唐朝達到了相對的第一個外貿出口巔峯期,而唐朝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受到世界矚目的黃金時代,驚人的經濟增長,穩定的內需市場,藝術和文學高度繁榮,並且彼時都城長安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大唐西域記》《于闐國授記》都能佐證西方對東方工藝技法的學習和臨摹。《茶經》這一世界最早的茶製品百科全書,瓷器直到18世紀。殷弘緒所著的《中國陶瓷見聞錄》依舊是西歐陶瓷產業最為重要的技術資料。
自此很長一段時間內,東方產物在西方世界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精美藝術的符號。
當然我們亦可以反證,為什麼18世紀後西方奪取了審美權,德國社會學家威爾納·桑巴特曾宣稱:“時尚是資本主義的寵兒“,現代時尚通常被理解為純粹由工業資本的力量催發而生。
紡織工業技術的誕生重新定義了棉織品的價格,單就生產力成本和供給覆蓋而言,絕對是碾壓同時期手工製品,西方世界自然會喪失對東方世界手工製品的慕強崇拜。
同時,以此為基礎渲染產品“美學”概念,更多變,更靈活,也更容易被大眾接受,而張愛玲筆下“清朝統治的300年間,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而言!一代又一代穿着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逐漸地拉開了東西方對美學的定義權。
近現代伴隨着歐洲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差距,蒸汽動力和能源體系帶動了貿易渠道和軍事能力,讓西方“審美”的話事人權重一步步變強。
只不過,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此次“快時尚”之爭,預示着新一輪歷史交替的序章。
03 是遺憾也是開始
正如前文所述,審美話語權,本質是高附加值的貿易話語權之爭。近30年間,東方世界一直努力在恢復平等貿易權,這其中起起落落,浮浮沉沉的故事不勝枚舉。
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便是世紀交會曹德旺先生的黑白論調,彼時美國高舉“傾銷”大棒劍指剛剛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為保護PPG公司權益,裁定福耀構成傾銷,針對其加徵11.8%的關税。
面對反傾銷威脅,福耀玻璃並沒有退縮,放棄了和解路線,“賣不賣玻璃是小事,但不能黑白顛倒、是非不分”。這場反傾銷訴訟花費了福耀近一年的利潤,歷經三年時間,打贏了這場莫須有的官司,也為福耀日後成為全球汽車玻璃大王,在北美建廠鋪平了道路,亦為日後中企面對不平等寫就了範本。
西方世界從古至今都是典型的慕強思維,歷史的車轍反覆印證,東方企業一味迎合西式審美,西式規則,反而很難取得成功。
最典型的便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針對興起的日本半導體技術公司的打壓,1985年美國的SIA向政府提起了貿易訴訟,他們表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藉助了國內的不正當環境,以極低的價格進行出口,使得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秩序受到威脅。
日方選擇了妥協,於次年簽署了《日美半導體協議》,讓渡了日本半導體市場份額,並且日方半導體的成本核算權歸於美方。綏靖並沒有換來利益共贏,90年代日本半導體不僅未能重獲丟失的北美市場,還遭到了美國扶持的韓國半導體全方位打壓,最終市場份額由80%鋭減至15%。
回到當前的快時尚境遇事件,以微觀的視角來看,此次話語權之爭的時間點很微妙,SHEIN正面對着相對較高的資本壓力,也正處於赴美IPO的關鍵審核階段,因此向全球品牌和設計師開放供應鏈基礎設施和技術,讓渡一些本應屬於自身乃至中國本土產業的權益——在一些產業觀察者看來,這更似是迫不得已的行為,”意在通過開放供應鏈,向外國政府釋放善意。”
不過謹從時代進程角度來説,這樣的選擇既有其正當性,亦有其遺憾性:
因為西方世界的打壓其實從側面證明了SHEIN的階段性成功,小單快反的商業模式和供應鏈管理能力,實際就是更高維生產力的體現。
並且從宏觀的背景而言,改革開放經歷了四次出海浪潮,這一輪是最有可能實現文化、產品輸出的巨潮:我們既擁有數一數二的經濟規模,又擁有無比強大的供應鏈體系,並且隨着傳統貨代、物流、跨界電商一輪又一輪的技術,基建積累,已經探索出足以匹配西方先進生產力的商業模式和順暢的物流供應。
佔據地利人和,且從更長期主義視角去看存在較強的時代確定性,才讓此類讓渡權益行為顯得遺憾起來。
當然我們也不必過於糾結於此,SHEIN們這些快時尚品牌的當前遭遇是微觀的個例,卻印證了當下我們所佔據的生產力優勢,未來我們定會誕生優質的企業家,延續東方文化,產業的輝煌,一次遺憾絕不是東西話語權競爭的結語註腳,而是撐起更高級別產業競爭的一級台階。
20年前來自歐洲的輪渡裝滿了德國車,跨越紅海,馬六甲海峽抵達中國,20年後來自中國的輪渡裝滿了新能源車,以同樣的路線抵達歐洲。
30年前,山內溥未能撼動的北美文化,他的後輩巖田聰和宮本茂,依靠着對遊戲內容和趣味性的雕琢,打破了北美遊戲市場依賴硬件的發展路線。
150年前伴隨着黑船開國帶來的西方審美價值觀,根植東方時尚觀百年有餘,如今也受到東方力量厚積薄發的回應。或許會有困難,有短暫的遺憾,但一旦種下種子,必定生下它固有的果實。
蕭瑟秋風今又是,只是早已不是那個綏靖換髮展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