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燒紙背後的中國式現代化難題_風聞

文 | 劉夢龍

今天是清明，每年清明，各地基層都是如臨大敵，怕掃墓燒紙引發山火。清明燒紙這件事，説起來，我們的基層政府和羣眾已經較量幾十年了。但到頭來，好像也沒什麼變化，羣眾該燒繼續燒，基層該防繼續防，各幹各的。

明明國家搞殯葬改革，基本使傳統土葬改為火葬，推行了公墓，這麼大的事都幹成了，偏偏就奈何不了燒紙這件小事。而像農村禁燒秸稈，城市禁燃煙花爆竹，這些事，當初都下了非常大的力氣，放在非常高的高度，高壓態勢持續了很久。但最終，到這幾年，大家都可以明顯看到，已經逐步放鬆了。

像禁止清明點香燭焚紙錢祭掃，甚至進一步各種傳統年節，宗教活動中消滅這類做法，這算不算一種移風易俗，我認為算。像點香燭燒紙錢這件事，如果單純放在社會治理層面來説，算不算一種要排除的隱患呢？我也認為是。只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這不僅是特定時期密集又易於失控的野外火源，也是居民消防，文物保護的重要隱患。

近些年，一方面是大規模的氣候異常，山火頻發，森林防火形勢年年嚴峻，一方面，小火亡人的現象也十分突出，而鄉村留守老人的火源管理，燒香拜佛就是一個重點。從這個角度，我們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麼不少地方對香燭紙錢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年年搞運動，發通告，恨不得一禁了之。

甚至我可以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説，至少燒紙錢肯定是不如法的。佛教中沒有這樣的做法，也長期不贊成。部分道教人士從民俗的角度進行追認，認為焚紙錢起於焚表，但這本質是一種從俗，從其教理而言，恐怕也是不如法的。

**焚燒紙錢，如果從考據來説，算是燎祭的演化。**通過消滅財富，表達虔誠。最早焚燒的是真真切切的社會財富，比如金玉，牛馬，乃至奴隸。但就像殉葬的奴隸後來變成了泥木的人偶，陪葬的真銅錢也逐漸變成了焚燒的紙錢。燒紙錢大概起於唐末，宋朝的歐陽修還覺得這屬於一種禮崩樂壞呢。即使是到了明清，很多士大夫對這種做法依然是不太贊成的，如果某個士人家裏堅持不燒紙錢，往往會被士林看作是達觀，傳為美談。

但現實是，全國人民都接受了燒紙錢，歐陽修這麼大的儒也只能自娛自樂的抱怨一下，而且已經燒了一千年，今後還打算子子孫孫繼續燒下去。就是各路大和尚，高台法座，嘴上説燒紙錢不如法，但哪間廟宇裏沒有法物流通處？不能否認，燒紙錢確實滿足了國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那就是對先人的追思。而且這種滿足是很真切的，不是虛無縹緲的。它是通過焚燒日常生活所需要銅錢，銀錠，乃至衣物的模仿品。這種看得見，摸得着，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形式來實現的。

如果從社會文化和人的心理來説，燒紙錢其實是非常高明的。像佛教是我國勞動人民的傳統信仰，和尚也不主張燒紙，而是鼓勵人們唸經，試圖以此平替燒紙。但最後老百姓也只是一邊唸經，一邊燒紙。和尚的那套説辭，其實還有點順勢而行的味道。我們今天所推崇並試圖取代燒紙錢的鮮花祭祀，當然更現代化，實際上並不一定勝過和尚唸經的做法。

鮮花祭祀，固然也是寄託哀思，但它隱含着否認了冥界是一種物質生活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倒是體現了我國社會治理中強調無神論的一面。這裏且不説，我國當代民間信仰氾濫失控的現狀，這個問題我在上一篇關於趙世子的文章《鬼神背後是蒼生，趙世子身後的真實中國》中有所涉及。外國人能這樣做，是因為西方基督教信仰本身，對冥界生活和我國的傳統認知是完全不同的。

實際上，西方不少人在接觸了中國人的燒紙錢文化後，也開始燒了。這也間接證明，這種看上去很俗的文化形式，對世俗社會就是有吸引力的。

我們可以説燒紙這種形式，在手段是上前現代的，是迷信落後的，是帶有一定危險性的。但它所體現的一種精神寄託，是體現了國人對家庭和血源的重視，也是傳統中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甚至大儒如歐陽修在抱怨燒紙非禮的時候，其實也應該回想一下，為什麼儒家的禮源於喪，這可是孟子的觀點。

社會最親密的聯繫，秩序的最底層基礎，無疑是家庭，血脈。從這個角度説，小老百姓燒紙反而有點先秦事死如生的味道，和君王用三牲，玉幣來祭祀祖先是一樣性質的。為什麼儒家所代表的文化強調禮，而禮的大端又是祭祀，本質是通過家庭，家族，強調個人對社會族羣的責任。這就是禮的傳承，甚至直到今天，也是東方社會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點。

回到燒紙這件事，客觀地説，我承認燒紙不太好，存在安全隱患。但這種隱患確實沒有大到要用嚴刑峻法，把它除之而後快的地步。從根源上説，我們目前其實也沒有合適手段去完全替代它的社會功能。**一個歷史悠久的事物會消失，往往不是因為它落後了，而是在它的生態位上有了更好的替代品。**這就像歷史上消滅騎兵的，其實不是機關槍，是機械化步兵、坦克各自分化替代了他曾經的軍事職能。即使是這樣，直到今天，其實騎兵也依然頑強存在於一些特定領域。

我們這些年來，社會的管控是有一種逐步放開的趨勢。這是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輿論不斷下沉之後，社會發展的一種總體趨勢。我們過去的社會治理，經常體現出一種強制性，就像是老子教訓兒子，私塾裏的老先生一樣，説的都是有道理，進步的事，但往往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教化傾向，一種明顯上對下的姿態。

過去，我們的政府確實是中國現代化的最直接領導者，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是如此。我們在政府的直接帶領下，消滅了許多固俗舊習，極大改造了人和社會精神面貌，使之走向現代化，突出一個精神改造要走在物質改造的前面。就像我一開始所説的，我們國家能下大力氣，基本實現了土葬向火葬的全面轉變，真有移山倒海之力，這點不應該否認。

但隨着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最近幾十年狂飆猛進的高速城鎮化，**基層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過去，人們幾乎都是生活在集體之中，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要高於羣眾，加上政府權威，實際上幹部往往扮演了大家長的角色。而今天的社會，人們普遍是各自獨立的，原子化的社會人，而幹部，尤其是基層幹部又有幾個敢説文化水平要比羣眾高？這種情況下，過去社會管理的很多做法，今天已經不再能適用了。

我們還是以清明燒紙為例，來説明這種變化。直白説，如今清明到山頭燒紙的人，其實是相對變少了。這是因為城市大規模的公墓推廣，鄉村也廣泛推行了集中的公墓安葬制度，人們就算清明燒紙，在公墓指定的地方燒，危險性也大大降低了。這當然有強力的政策引導因素，但根本上説還是適應了城鎮化，小家庭化以後，人們的客觀需求。

從技術上説，當代火源監控手段要比過去高明得多，比如現在廣泛採用的無人機，配合衞星監控，基本能實現對火源的實時管控。近年來，國家在大規模推廣以水滅火，中央地方都投入了大筆經費，進行基層消防設施升級。即使是我所在偏遠鄉鎮也咬牙購買了消防車，在城鄉供水一體化建設規劃中配置了消防栓、蓄水池，甚至給弱勢羣體住所統一安裝了煙霧感應裝置，進行了線路改造。

這些都是社會現代化帶來的直接改變。這些改變本身使燒紙的危害性，其實在逐步減輕。反而它在維繫人們的傳統生活，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在人們普遍孤獨無助的現代社會中日益突出。

相對來説，當代基層為什麼禁不住燒紙。實際上，清明燒紙，人人在燒，既法不責眾，也罰不勝罰。客觀説，就算基層嚴格按所謂政策來，上綱上線，指望靠一點象徵性的罰款，或者乾脆就是批評教育，不僅不頂事，還容易製造社會矛盾，完全是費力不討好，自找麻煩，本身就不太具備執行性。

這裏更不用説，要使所謂禁燒政策落實到具體層面，不能指望這些年大學畢業，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鄉鎮幹部，要依靠土生土長的村幹部。不得不承認當代鄉村工作很多時候靠的是鄉誼人情，而不再是上面的幾句話。

村幹部終究是村民選出來的，一定程度上，村幹部也是鄉村利益的代言人。絕大多數的村幹部，自己也一樣燒紙祭祖，在一些這方面傳統比較濃厚的地區蓋廟，蓋宗祠都要帶頭，更不會願意去幫着政府得罪鄉親。因此，除非氣候乾燥，出台禁火令這樣的特殊時期，基層也只能進行有限勸導，只要不引發山火，對燒紙祭祀這樣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有鄉村幹部為抓手，尚且帶有熟人社會性質的農村如此，城市面對完全原子化的市民，指望社區和街道，那隻能是更加寬鬆無力。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出台所謂禁售也好，搞所謂文明宣傳也罷，只能是政府説政府的，老百姓過老百姓的。

近些年來，包括禁放煙花爆竹，禁燒秸稈，很多政策的逐步鬆動，都和這種基層治理的難以為繼有關。這本身説明了當代基層已經面臨一個迫切的治理轉型階段。社會越是發展，越需要公民的廣泛參與。任何攸關民生政策的出台，執行都需要社會的廣泛共識和積極配合，才能真正落地，而不是單純的依靠政令和強制執行就能實現的。我們的社會治理要逐漸從過去那種教化式的作風，轉變對社會共識的平等構建。

像燒紙這樣的問題，實際上還指向了我們當代社會發展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怎麼去應對傳統，怎麼使傳統適應現代化。**一味的認定燒紙就是落後，強調鮮花祭祀就是先進，試圖以政令的形式取而代之，已經被現實證明是不切實際的，是把人民羣眾看作背景板式的紙上談兵。一味的認為鮮花文明燒紙落後，本質上和斥責吃狗肉落後是同一種邏輯的產物。

我們過去在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可謂改天換地。因此，我們往往在社會治理上格外強調進步性，帶有一種革命式的敍事，彷彿迫不及待的要和過去一刀兩斷。事實上，很多人甚至有一種想法，就是物質到位了，思想自然也到位了，物質的現代化實現了，精神的現代化也就自動跟着實現了。而另一些人則從老經驗出發，特別強調精神的超前發展，好像精神領域的目標定的越超前，物質層面進步起來就越容易。前者走極端實際上是一種唯生產力論，而後者走極端則直接變成了唯心論。

實際上的情況，精神和物質的發展應該是平衡的，而我們的當代社會日益體現出一種物質與精神發展的脱節，乃至必須靠某種程度上的回溯傳統，以此來彌合填補其中的裂隙。

中華文明長期生活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傳統是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由此才是中國。我們不能指望建立一個完全脱離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白紙上構建的所謂理想現代化。這種想法，本質和全盤西化沒有區別，是一種一體兩面，都不是實事求是。

我們應該正視一些傳統習俗，哪怕是存在一定落後色彩的傳統習俗依然承載着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的客觀現實，不能簡單以先進落後來區分。這些習俗勢必要長期存在，我們也依然有着當代移風易俗的使命。但這項工作能實現的前提，是要正確認識到舊習俗的功能和價值。**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逐步探索引導，尋找適應當代社會的可能替代物。**而不是簡單地扣帽子，搞新舊文化替代，那樣只會和羣眾形成了對立的局面，最終導致自説自話，一事無成。

不可否認，中國式的現代化還有很多問題要去探索，甚至這種訴求本身，對許多人來説還是模糊不清的。我們不能看到燒紙就害怕，也要看到，當代的年輕人素質是越來越高的，他們就算是燒紙，也確實更講規矩，更注意安全，事情是向着好的方向發展的。

實際上，就像我們在大年初二的文章《當關曉彤在春晚穿上明制漢服》中討論的那樣，比如近年來漢服的大規模復興，就反映了年輕人在傳統文化中尋求自我的迫切需求，和他們帶動傳統革新的旺盛活力。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燒紙這個程序，是通過對這類傳統的實踐，在日益焦躁不安的現代社會里去尋求傳統的精神慰藉，乃至落實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認知。

從根本上説，我們先輩流傳下來，為社會所廣泛接納的各種傳統，也包括清明燒紙，都不是一種黑盒。他們所指向都是我們古老文明內核中的一些東西，以這種儀式性的形式來實現。

我們要怎樣在中國社會主義探索的實踐中，克服現代化過程中對傳統社會關係的解體和對人的日益非人化，也應該從傳統文化中來尋找一些營養。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尊重傳統的同時，也不應該固步自封，強求原汁原味，而應該使它逐步的，在得到社會廣泛認同的情況下，與時俱進，尋求同現代化的和解。

PS：本文建議與《鬼神背後是蒼生，趙世子身後的真實中國》聯動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