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史觀與史實——評大英博物館展覽《中國的隱秘世紀（1796—1912）》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內容提要：**在花旗銀行贊助下，大英博物館數月前推出展覽《中國的隱秘世紀（1796—1912）》和同名書籍，在西方引起不小關注。然而，該展覽和同名書籍持錯誤的歷史觀，迴避甚或美化罪惡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片面強調西方衝擊對中國產生的所謂“正面”作用，同時深受“新清史”影響，在涉及中國邊疆和民族問題時，曲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文明統一性的突出特性，多有荒謬之言。在論及具體史實時，也多有常識性錯誤。史觀與史實被嚴重扭曲，該展覽及書籍對這段歷史的解讀自然也就不可靠、不可信。

**關鍵詞：**史觀 史實 大英博物館 19世紀中國 《晚清百態》

2023年5月18日至10月8日，大英博物館推出展覽《中國的隱秘世紀（1796—1912）》，又名《晚清百態》。據稱，該展覽系大英博物館與倫敦大學貝克學院合作開展的一項重要研究項目的成果展示。該項目歷經4年，名為“1796—1912年清代中國的文化創造力”，由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理事會資助，並得到其他14個國家百餘位學者的配合。該展覽除引言“中國漫長的19世紀”之外，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宮廷”；第二部分為“軍事”；第三部分為“精英藝術”；第四部分為“民俗文化”；第五部分為“全球視角下的清朝”；第六部分為“從改良到革命”。展品多達300餘件，並出版了由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和藍詩玲（Julia Lovell）合編的同名圖書。該書封裏推介説：“本書建立在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以書面材料和物質材料作為證據，對中國通往現代化道路上的這個關鍵過渡時代作出新的理解與闡釋。對清朝在戰爭、技術、城市化、政治轉型和應對外部影響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但讀罷全書，不免大失所望——該展覽存在諸多問題，史觀與史實被嚴重扭曲。本文就此略作分析，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

要對19世紀清代中國作出符合客觀歷史的理解和闡釋，首先要有正確的史觀。19世紀中國歷史不同於此前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西方列強入侵，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起，在短短60年時間裏，西方列強先後5次發起大規模侵華戰爭。帝國主義侵華的目的是將中國變為殖民地，雖然客觀上加速了傳統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但其本意絕非推動中國發展進步。西方軍事侵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粗暴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鉅額戰爭賠款令中國背上沉重包袱，而經濟壓迫又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舉步維艱。帝國主義入侵還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動盪，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外來勢力的侵略工具。對內反封建、對外反帝，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的根本任務。所以，要了解和認識何為19世紀中國歷史，就不能脱離馬克思主義史家基於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和基本矛盾的分析而構建的反帝反封建敍事體系。

讀罷《晚清百態》一書，恰恰是史觀的錯亂嚴重影響了其對19世紀中國的認識和把握，以致出現諸多錯誤解讀和自相矛盾的表述。

《晚清百態》的編者顯然也深知該問題的重要性，在引言開頭部分就提出這個問題，斷然否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描繪的革命史敍事體系，認為“這種歷史觀在中國往往具有説教的意圖”。編者雖然主張採用“以中國為中心”（China-centered）的研究方法，認為它“對中國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更為生動的看法，傳達了中國思想家對多民族的清帝國所面臨的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社會和文化挑戰的各種反應”，但實際採用的還是西方的現代化史觀和“衝擊—回應”範式，想當然地對19世紀中國作出一些不準確甚至錯誤的判斷和論述，認為晚清中國在外部衝擊下作出了“各種創新性反應”（innovative reactions）：“政治參與擴大了，尤其是漢人開始佔據多數。政府和被統治者就君主和官僚之間的權力平衡展開了新的辯論，這也是憲政的基本要素。高層政治、精英文化和日常生活向全球開放，並出現國家間的相互交流。藝術和文學傳統受到了挑戰、瓦解、補充和重塑——新舊文化的融合和錯位產生了一種世界性的現代文化。”據此斷言漫長的19世紀是“通往中國現代性的重要橋樑”。在展覽解説詞中，甚至説19世紀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凡文化創造力的時代，也是政治、社會和技術創新的時代，全中國人民都過着資源豐富、堅韌不拔的生活”。《晚清百態》的這一判斷，令人懷疑編者是否時空錯位，用今日中國的景象來描繪19世紀中國。就19世紀中國來説，那是一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的時代，也是“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的時代。《晚清百態》卻以19世紀清朝的“宮廷”“精英藝術”“民俗文化”，取代或遮掩了這些真實的歷史；而在“軍事”“全球視角下的清朝”和“從改良到革命”三章中，則對這些歷史都進行了淡化處理。這突出反映在《晚清百態》對19世紀中西關係歷史的論述上。

在論及19世紀中西關係時，《晚清百態》的編者在“引言”中提到歐、美、日等列強給中國帶來或造成的各種破壞、傷害和不利影響：“它們確立了清朝國庫僅僅因為戰爭失敗就必須支付鉅額賠款的原則。特別是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賠款變得越來越殘酷，清朝不斷增加的債務危及必要但昂貴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1842年以後的條約條款也阻止了清政府自行制定關税，使西方國家能夠向中國傾銷剩餘產品，從而損害了中國國內的工業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更加覬覦他們想象中巨大的中國‘市場’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西方人雄心勃勃地在中國開採原材料，建造工廠和鐵路，僱傭廉價的中國勞動力，然後將利潤匯回本國。中國的工業化因此失去了再投資的資本。新興的傳教也經常加劇國內的衝突：太平天國戰爭和義和團戰爭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對傳教士佈道的直接回應，部分原因是傳教士為獲得土地和保護其皈依者免受當地司法制裁而採取的行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針對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週期性暴力事件成為清朝地方社會的一個特徵，進而引起歐美列強炮艦和士兵的軍事幹預。”儘管如此，受現代化史觀和“衝擊—回應”範式的左右，在實際展覽中，幾乎沒有反映這方面的內容，相反，卻對列強侵略作大幅的正面解讀和闡述。在第五章“全球視角下的清朝”和第六章“從改良到革命”，編者就大談西方衝擊對19世紀中國產生的“正面”作用：“19世紀全球範圍內人員、物品和思想流動的加劇也給中國帶來全方位的變革。離開清朝領土的流動人口成為新社區的一部分，在東南亞和其他地區創造了繁榮的物質和知識創新場所。進出中國的物品——在19世紀下半葉，通常是通過歐洲和日本侵略強行開放的‘通商口岸’，帶來了新的設計、技術和物品，改變了清代中國的物質文化水平。伴隨人員、物質和思想的交流，產生了一種思想熱潮，最終使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改革和革命成為可能，甚至可以説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解讀是錯誤的。我們認為，對西方學界提出的所謂“全球化視角”要持審慎態度。所謂“全球化”，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由西方主導的，本質上是西方化或資本主義化，依舊反映了“西方中心論”，同時遮蔽、淡化了歷史真相——中國國門是在清道光年間被英國人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的，中國捲入世界是被動、被迫的。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真正驅動力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給我們帶來無窮苦難的西方人；被動捲入、主動抗爭，中國人民通過持續探索奮鬥，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苦難走向輝煌，這構成鴉片戰爭至今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具體言之，當編者談到19世紀中國的移民時，她們完全忽視或掩蓋了西方殖民者在中國從事罪惡的人口販賣活動和對中國移民與華工的種族歧視、剝削、虐待和血腥屠殺。當奢談通商口岸對19世紀中國產生的“積極”影響和意義時，她們忘記了在不平等條約之下，通商口岸已成為列強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和西方“冒險家的樂園”。當斷言自19世紀洋務運動開始後，西方傳教士“在清朝社會中扮演更具建設性、更少軍事帝國主義色彩的角色”時，她們顯然忽視了西方傳教士利用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從事文化侵略活動和對中國人民的欺凌。當津津樂道西方衝擊對19世紀中國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意義時，她們顯然忽視了列強侵略對中國造成的各種破壞性影響和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忽視了列強進入中國絕非為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幫助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要將中國變成其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列強對殖民地的剝削“最後分析起來，總是阻礙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的”。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後，中國經濟社會不是變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貧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極大下降。據英國學者麥迪森（Angus Maddison）研究，中國GDP在列強入侵之前的19世紀初約佔世界總量的1/3，到20世紀中葉已下降至1/20；中國的實際人均收入亦從世界平均水平的90%下降到1/4，“中國的經濟表現極為令人失望”。

此次展覽旨在展現19世紀中國“非凡的文化創造力”。我們認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其創造力的主體是人民大眾，而展覽卻以“宮廷”“精英藝術”為重點，可謂大異其趣。其次，撇開列強環伺、狼煙四起、社會激盪等基本特徵，喋喋不休地講述靜謐、高雅的宮廷和精英文化生活，能真實反映19世紀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嗎？這不由得讓人覺得，該展覽的構思原本就有缺陷。

再就文化話題而論，《晚清百態》注意到這一時期發生的文化融合現象，指出：“在‘漫長的19世紀’中，日常生活和商品的許多變化，如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漢族、滿族和西方的融合，以及日益推進的城市化和商業化，繼續為整個‘后王朝時代’的經濟和文化定了基調。”但在談到傳統與現代、中西方的融合時，編者只突出和強調西方對19世紀中國文化和藝術產生的正面作用，卻淡化、諱言西方列強對19世紀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破壞與毀滅。如《晚清百態》雖然提到1860年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一事，卻僅將其置於“軍事”一節來講述，稱聯軍劫奪了宮中珍寶，似乎其掠奪範圍只限於圓明園的皇家珠寶。事實上，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不只是一場軍事侵略，同時也是一場文化和藝術浩劫，英法聯軍毀滅的對象不止於圓明園，而是整個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園”——“三山”即萬壽山、香山、玉泉山，“五園”指頤和園、靜宜園、靜明園、暢春園和圓明園。“三山五園”代表着中國歷史上造園藝術的巔峯，收藏的歷代藝術品難以勝計，卻在英法聯軍入侵下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壞，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40年後，八國聯軍侵華，攻陷北京，在城內大肆搶掠，使得自元代定都以來，長達600年的文化積澱和財富積累被洗劫一空。同時，德、法侵略軍南下保定，破壞西陵和蓮池行宮；沙俄侵略軍佔領盛京，洗劫皇宮及府庫。這場文化浩劫導致的損失更甚於1860年，而全書竟未置一詞。在西方列強野蠻侵略的背景下，中華民族之存亡成為迫在眉睫的首要問題，從容發展文化的歷史進程已被打斷。再者，此次展覽的300件珍貴文物包括通過非正常途徑從中國流出去的，是近代西方國家侵略、掠奪中國的證據或贓物。既然西方國家一直大談人權、以“文明”自詡，為何不物歸原主？用這些中國文物堂而皇之地辦展覽，果真就沒有一點羞恥、愧疚之心？

總之，在談到19世紀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時，《晚清百態》站在西方立場上粉飾殖民侵略，淡化侵略戰爭，錯誤地將殖民化等同於現代化和全球化。

二

在新疆、西藏、蒙古等邊疆和民族問題上，《晚清百態》亦存在同樣問題。一方面，對清朝邊疆和民族問題有一些正確的認識和論述，承認建立清朝的滿族入關後有一個“漢化”過程，接受儒家思想、沿用明朝一些制度；另一方面，受美國“新清史”影響，加上受歷史知識侷限，多有一些錯誤論述。

“新清史”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一種學術思潮，以研究新視角、新方法及史料新解讀相標榜，着重渲染清朝的“滿洲特性”，曲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文明統一性的突出特性，在歐美史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客觀上迎合了西方政客鼓譟的“分化”中國圖謀，所以不能不引起警惕。《晚清百態》在論及清朝早期崛起歷史時，套用美國“新清史”學者觀點，將作為清朝“龍興之地”的東三省與中國割裂開來，謬稱清朝入關後康、雍、乾三朝統一中國的歷史為“殖民事業”（colonial enterprise），類比於英國侵略北美或俄國侵略西伯利亞，無視滿族生活的東北在明朝就是中國領土的固有部分這一歷史事實。這種史觀顯然是荒謬的。

由於《晚清百態》編者執持“中國本部”概念，將蒙古、西藏和新疆也視為清朝的“殖民地”，進而錯誤地將清朝管理邊疆地區的理藩院稱為“殖民地事務衙門”（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稱：“為了管理中國本部以外的邊疆地區（蒙古、西藏和新疆），清朝設立了殖民地事務衙門。”這暴露了《晚清百態》編者對理藩院制度的無知。首先，蒙古、西藏、新疆是清代的行政區而非“殖民地”，清政府設立理藩院管理這些地區，只是體現了因俗而治的思想和政策，因此不能將理藩院定性為“殖民地事務衙門”。再者，理藩院不僅管理蒙古、西藏和新疆事務，還負責對俄羅斯、浩罕、阿富汗、乾竺特、廓爾喀、布魯克巴等獨立國家以及在中俄間依違兩屬的哈薩克諸部事務。倘若根據《晚清百態》編者的理解，難道這些地方和國家都是清朝的“殖民地”？編者對清朝制度的認知未免流於膚淺。

在論及清朝新疆、西藏、蒙古等邊疆歷史時，《晚清百態》也存在同樣錯誤，並且更為嚴重。

在清朝新疆歷史問題上，《晚清百態》濫用西方學術界普遍使用卻存在政治問題的術語。譬如，在談到清朝的語言和文字時，《晚清百態》編者採用了存在嚴重政治問題且不符合學術要求的詞彙——“東突厥斯坦”（East Turkistan）和“東突厥斯坦文”（Eastern Turki），內雲：“以滿文、蒙文、藏文、漢文和東突厥斯坦文（如圖1.3）編寫的多語種御用詞典在清朝宮廷的信仰體系和儀式中比比皆是。”同一頁介紹清朝官修詞典《御製五體清文鑑》時又稱：“本詞典用滿文、漢文、藏文、蒙古文和察合台文或東突厥斯坦文（維吾爾族地區使用）印刷。”而真實準確的歷史是：清代新疆維吾爾民眾通行的書面語，是被列入清朝官方編纂的詞典《御製五體清文鑑》裏的察合台文（čaǧatay）。它是一種流行在明清西域，用阿拉伯—波斯手寫體書寫的文字，不只維吾爾人採用，也是烏茲別克、哈薩克人通行的書面語。然而，編者沒采用它在語言學界通行的名稱“察合台文”，卻使用極富政治色彩的詞彙“東突厥斯坦文”。該概念的英文原文為Eastern Turki，是East Turkistan（“東突厥斯坦”）的派生詞，而“東突厥斯坦”因為暗含分裂中國新疆之企圖，被我們禁用。《晚清百態》編者公然用“東突厥斯坦文”來代替“察合台文”，在語言學上有失嚴謹，也暴露了其政治立場和用意。

在論及晚清新疆歷史時，《晚清百態》亦出現類似錯誤。如將19世紀七八十年代清朝收復新疆稱為“再度征服”（reconquest），就極為不妥，對相關歷史缺乏基本瞭解。眾所周知，清朝在18世紀50年代統一西域，實行有效管理。同治三年（1864）起，新疆內憂外患交織，清朝基本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僅能維持位於天山北路的塔爾巴哈台（塔城）和東部的巴里坤等少數據點。光緒二年至四年（1876—1878），民族英雄左宗棠督軍入疆，消滅英國和奧斯曼帝國扶植的浩罕軍閥阿古柏（察合台文yacqub）反動政權，收復新疆絕大部分地區。因此，顯然不能將清朝收復新疆、驅逐境外入侵勢力的鬥爭稱為“再度征服”。

此外，《晚清百態》編者將盛清新疆的管理者稱為“多元族羣的中亞人”（the multi-ethnic Central Asians），亦不妥帖。英語“Central Asians”大體相當於今日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中國新疆、蒙古西部等地域的居民，但在盛清時期，新疆管理者的構成並非如此。清史學界普遍瞭解，乾隆統一新疆後，主要在當地推行兩套制度：一是“軍府制度”，設立八旗駐防，行政官員也基本是滿缺；二是“伯克制度”，在各回城設有不同等級的“伯克”（察合台文beg），由當地頭面人物出任，管理穆斯林居民，再由中央政府所派伊犁將軍統轄全疆軍政事務。因而盛清新疆管理者主要是旗人官吏、軍人和當地伯克，僅有最後一種屬於編者提到的“中亞人”。因此，將盛清新疆的管理者籠統、模糊地稱為“多元族羣的中亞人”，顯然不妥。

在清朝西藏曆史問題上，《晚清百態》編者缺乏相關知識，依靠海外藏學二手成果寫書，錯誤百出，且充斥分裂中國言論。如書中稱：“康熙皇帝從西蒙古人和藏人的結盟中嗅到危機，於是佔領並駐軍西藏，將達賴喇嘛變成清朝的門徒，標誌着西藏政治獨立的終結。”該文中的“西蒙古人”（the Western Mongols）當指衞拉特蒙古人，根據其表述，似乎康熙帝擔憂衞拉特蒙古與西藏結為政治同盟，所以出兵西藏。但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如此，事實是：17世紀三四十年代，四衞拉特中的和碩特部領袖顧始汗應達賴喇嘛之邀南下拉薩，消滅盤踞在青海、衞藏和康區的紅教勢力。此後半個多世紀，西藏都在和碩特汗廷控制下，政治領袖是和碩特汗，達賴喇嘛只是宗教領袖。康熙五十六年（1717），準噶爾軍隊突襲拉薩，殺死效忠清朝的拉藏汗，西藏陷入混亂狀態。康熙帝派大軍兩次出征，終於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驅逐準噶爾勢力，安定西藏。所以清朝出兵西藏，根本是為了消滅破壞西藏秩序的準噶爾軍隊，恢復正常秩序，怎麼能説是擔憂衞拉特人和藏人結為同盟呢？

至於説此舉使達賴喇嘛變為清帝門徒，令西藏失去“政治獨立”地位，就更是不經之語。如前所述，達賴喇嘛並非西藏的最高統治者，而是宗教領袖。無論是和碩特汗抑或達賴喇嘛，早在清朝入關前，便已和中央修好。等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朝消滅噶爾丹後，聲威大震，後來的拉藏汗完全聽命於康熙帝。無論如何，西藏都不是達賴喇嘛控制下的獨立政權，怎麼能説因為清軍“驅準保藏”，令西藏失去獨立政治地位呢？這種説法是站不住腳的。

《晚清百態》編者在另一處談到清朝西藏曆史時，也出現類似錯誤，謬稱“18世紀，西藏成為大清帝國的保護國”。把西藏當作一個國家，將清朝與西藏的關係等同於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係，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事實上，早在元初，西藏就已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康熙五十九年驅逐準噶爾勢力後，清朝在西藏派駐軍隊，後又設立駐藏大臣，西藏與中央的關係更加密切。即便在清末，西藏仍是清朝的一個行政區。《晚清百態》編者的表述毫無史料依據，只是照抄西方個別所謂“藏學家”的荒謬觀點。

在清朝蒙古歷史問題上，《晚清百態》亦存在一些錯誤表述。由於不瞭解清代蒙古史以及清朝統治邊疆區域的行政機構，《晚清百態》編者在論述清朝統一蒙古過程時稱：“到1634年，皇太極將內蒙古（Inner Mongolia）併入他的帝國，並將內蒙古的戰鬥人員組織成另外八個旗。”這就暴露了其歷史知識的貧乏。首先，該文中的“內蒙古”一詞系19世紀後逐步流行的地名用語，以這個地名用語來概括17世紀蒙古各遊牧部落，是外行。其次，所謂皇太極在天聰八年（崇禎七年，1634）吞併“內蒙古”，是以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在本年去世為標誌，但不能説皇太極在這一年奄有所謂“內蒙古”。至於説皇太極將全部“內蒙古”的軍人編為獨立的八旗，更是荒誕不經了。真實情況如下：女真崛起時，蒙古（不包括四衞拉特）除喀爾喀右翼三汗外，都分佈在漠南。林丹汗名義上是大汗，直轄力量僅有左翼的察哈爾萬户。他為統一右翼三萬户西遷，女真隨之追擊，佔領右翼牧地，將林丹汗逼入甘肅一隅，部落離散，本人病死。天聰九年（崇禎八年，1635），他的妻兒投降皇太極，獻上傳國玉璽，標誌着女真建立的金國控制戈壁以南的所有部落，即所謂“內扎薩克”。歸附金國的漠南蒙古封建主被分別授予六等爵位，不在八旗組織內。皇太極為宣誓繼承蒙古大汗的法統，將一部分察哈爾屬民編入八旗，即八旗察哈爾，依附於八旗蒙古。編者既不瞭解當時蒙古的情勢，也分不清“內扎薩克”和“八旗察哈爾”以及“八旗蒙古”的區別。

此外，《晚清百態》在晚清邊疆民族史的表述上也有值得推敲之處。例如，在談到晚清西南邊疆歷史時，稱“大理，一個位於遙遠的雲南省南部的重要城市，已成為穆斯林統治下另一個割據政權的首都”。此處所謂“穆斯林統治下另一個割據政權”，指杜文秀領導的回民反清武裝在大理建立的政權，歷時6年敗亡。“割據政權的首都”云云，不免有誇張、渲染之嫌。

三

歷史研究首先要回答“是什麼”，即依據史料考訂史實，搞清楚歷史真相，以免以訛傳訛；歷史研究的更高層次則是回答“為什麼”，即樹立大歷史觀，小處着手與大處着眼相結合，對歷史作長時段、貫通式研究，以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前者涉及考證，後者關乎歷史理論。歷史研究的水準與境界，主要取決於這兩者的結合。《晚清百態》的歷史觀有荒謬之處，已見前述。其關於史實的陳述也有不少硬傷，存在一些常識性的史實錯誤。這不免令人詫異。

譬如，《晚清百態》“引言”在追述清朝早期鞏固新疆的歷史時稱：“清朝在1768年才正式接管位於西北部、民族多樣的新疆——從一個文化上分散的受保護國轉變為一個融入政治中心的省份。”眾所周知，清朝統一新疆是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而非《晚清百態》所説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於《晚清百態》編者説新疆之前是“culturally devolved protectorate”，用“受保護國”來形容新疆，也不合適。清朝統一新疆之前的情況大體如下：東部城鎮如巴里坤、哈密歸清朝控制；北起額爾齊斯河流域，西至楚河、塔拉斯河，東抵烏魯木齊之外的天山北路地區是準噶爾的遊牧地，天山南路的綠洲城市向準噶爾繳納貢賦，主要城市駐有準噶爾官員。《晚清百態》所謂的“受保護國”可能是指準噶爾控制下的南路各城，但用某一地區指代新疆全境，顯然極不科學，不符合事實。

《晚清百態》第一章“宮廷”在論及新疆歷史時，也存在同樣問題。如對新疆疆域的描寫就不準確，説乾隆六十年（1795）退位時，清朝疆域“西至內亞的準噶爾汗國（Zunghar Khanate）和塔里木盆地”，便犯了史實錯誤。須知作為政治實體的準噶爾已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滅亡，怎麼會死而復生呢？

《晚清百態》的史實敍述錯誤遠不止此。譬如，該書説乾隆皇帝“在北京挑選和培養了達賴喇嘛”。事實上，乾隆之後的達賴喇嘛是由駐藏大臣通過金瓶掣籤制度挑選，在西藏培養的。又如，編者談到清朝內務府“奴才（包衣）”身份時，稱“（包衣）是滿族旗制中上三旗等級制度的下層人口”，顯然混淆了“上三旗”和“內務府三旗”的區別。所謂“上三旗”指外八旗裏，由天子自將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成員是法律意義上的普通旗人。內務府統屬的三旗是“內務府三旗”或“內府三旗”，成員都是包衣阿哈（奴僕），不存在身份區別。據此，書裏所説的“宮女是上三旗奴婢的後裔”，同樣應改為“內務府三旗”。再如，《晚清百態》談到清朝中俄邊境貿易時，錯將Kiakhta（或Kyakhta）與“Troitskosavsk”視為兩個不同的地名，稱“這種貿易的關鍵是邊境城鎮恰克圖（Kiakhta或Kyakhta），它靠近較大的行政城鎮特洛依茨闊薩夫斯克（Troitskosavsk）”。所謂特洛依茨闊薩夫斯克，俄文作Троицкосавск，指的就是恰克圖。同理，圖5.32所稱“特洛依茨闊薩夫斯克的集市和中國商店”，指的就是恰克圖的集市和中國商店。

《晚清百態》的配圖文字也有訛誤。例如，圖5.4關於廣州行商盧觀恆畫像的解説詞，將其生卒年完全搞錯了。盧觀恆是廣東新會人，字熙茂，生於乾隆十一年（1746），卒於嘉慶十七年（1812）。《晚清百態》卻説他生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事實是，1792年系盧觀恆正式躋身行商之年，獲得海關關督頒發的行商執照。圖6.40所配文字，將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在南京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率文武官員拜謁明孝陵，錯誤地説成“孫中山率領一批軍官前往北京附近的明陵祭拜”。編者顯然混淆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與明十三陵的區別，而這是稍許瞭解明清史的學者都不可能犯的錯誤——在南京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怎麼可能會去北京祭拜明十三陵呢？

該展覽的解説詞也存在一些史實訛誤。例如，該展覽“宮廷”部分的解説詞開篇即雲：“清朝皇帝宣稱對一切精神和世俗之物擁有無上權力。1796年至1912年間，六位皇帝相繼在北京皇宮（紫禁城和頤和園）以及首都東北的承德熱河統治帝國。三位成年皇帝之後三個孩童先後繼位，他們在位期間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這未免有點信口開河：除同治、光緒二帝外，慈禧病入膏肓，宣統繼位次日即病逝，何來垂簾聽政一説？該展覽“軍事”部分展出一套盔甲，説是“禁軍軍官”所服，又説出自廣州滿城的商店。事實上，八旗軍分為“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兩類，前者指京旗軍，後者是外省駐防軍。這套甲冑系駐防軍官所服，不宜稱作“禁軍軍官”所服。展覽“民俗文化”部分介紹中國體育和遊戲，説鴿哨被綁在鴿子羽毛上，表述不準確，其實是綁在尾羽上；不是哪裏的羽毛都能綁鴿哨。

總的説來，受策展人史觀和知識的侷限，展覽內容碎片化，畸輕畸重，缺乏系統性和嚴謹性，存在明顯的獵奇傾向，無法反映19世紀真實的中國歷史。

在《晚清百態》六部分中，第一章“宮廷”佔48頁，第二章“軍事”44頁，第三章“精英藝術”54頁，第四章“民俗文化”56頁，而最能反映19世紀中國歷史演變的第五章“全球視角下的清朝”和第六章“從改良到革命”，卻僅有38頁和30頁。同樣，各章內容亦是畸輕畸重。如第一章以宮廷服飾為主，其次為相關人物圖像，缺乏宮廷朝政和宮廷禮儀等方面的重要內容。又如第二章“軍事”的圖文和敍述多偏重於介紹清朝傳統兵器，並沒有很好反映19世紀中國軍事的變革。同樣，對太平天國戰爭和晚清幾次中外戰爭的介紹也很不到位，所配圖文缺乏代表性；除了對鴉片戰爭內容有所介紹外，對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中國軍民的反侵略鬥爭，幾乎沒有作任何介紹。在談到晚清中外關係史時，受編者藍詩玲本人研究鴉片戰爭史的影響，《晚清百態》談得最多的就是鴉片問題和鴉片戰爭，並在不同地方反覆論述。同樣，受另一位編者霍吉淑雕塑專業的影響，展覽內容和介紹多偏重藝術方面。

《晚清百態》還存在圖文與敍述主題不符或不合問題。譬如，書中論及清朝入關後吸收儒家思想治理國家，謂“在所有這些關係中，皇帝處於中心位置，他的統治使命取決於其對儒家經文價值觀的修養”，所配圖文卻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英軍在天壇台階上的列隊場景。再如，編者稱咸豐十一年（1861）至光緒二十年（1894）間，清朝一直與朝鮮保持宗藩關係，接待來自朝鮮的貢使，而所配圖文卻是光緒二年（1875）湖北佈政史孫衣言與越南使者的筆談卷。論及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開辦京師同文館時，配了一幅肖像，註明此人名為“Raimund von Stillfried（1839-1911）”，為“駐奧匈帝國使館譯員”，未介紹此人與同文館的關聯，圖文脱節，令人困惑不解。此類問題還有不少，茲不贅述。

總之，《晚清百態》存在的諸多問題可歸結為兩點：一是反映了編者在歷史觀上的偏見，輕率否定革命史觀，迴避甚或美化罪惡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片面強調西方衝擊對中國產生的所謂“正面”作用，同時在邊疆民族問題上受“新清史”影響，論斷偏頗、荒謬。二是反映了編者對19世紀中國歷史的瞭解和認識帶有明顯的侷限性和片面性。花旗銀行是該展覽和同名書籍的主要贊助商，其展覽在開篇介紹時特意寫道：“我們非常自豪此次能與大英博物館合作，支持其發揮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歷史守護者之一的作用。”但該展覽和同名書籍的內容，卻不免讓人感到深深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