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商品社會 經濟與 金融的互濟共生（續）_風聞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鈔票有三條路：第一條是直接把鈔票印好，放到財政部的户頭上。這樣容易出現的結果就是，政府如果入不敷出，就會開印鈔機，直接加印鈔票，然後再到需要的項目投資，花錢，錢就進流通環節了。中國1978——1984採取這種方式。1978年以前屬於完全的計劃經濟“統收統支”。

       第二條路，就是商業銀行向央行借款、或者央行購買商業銀行的資產、或者逆回購，銀行取得錢後再對外貸款，錢進入流通環節。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能以後，通過這一渠道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渠道，中央銀行貸款給專業銀行，專業銀行立即將資金存入中央銀行，稱為“上貸下存”。

       第三條路，就是通過換外匯，全國人民掙回來的美元，到商業銀行可以換成人民幣，商業銀行再去央行那兑換人民幣。進入新世紀的2000年以後，隨着貿易順差和吸收外資的猛增，央行的強制結匯制度使外匯佔款逐步成為基礎貨幣增加的主渠道，央行再貸款的作用下降，2014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達到歷史高點3。99萬億美元，通過外匯佔款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也達到最大值，為對沖這一巨大流動性，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一再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007年上調10次，2008年上調7次，2010和2011分別上調6次，在2011年6月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達到峯值，大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21.5%，中小金融機構為18%。此後隨外儲規模逐步縮減，通過外匯佔款增加基礎貨幣的作用弱化，央行再貸款又上升恢復為注入流動性的主渠道，避免外匯佔款導致的基礎貨幣被動增加而弱化國家對銀行體系流動性的調控，牢牢掌握貨幣政策的主動權，確保金融安全有效。

       2014年以後央行不再強制結匯，中國外儲從峯值逐步下降，降到3萬億出頭即穩定下來，近些年一直保持這個數目。而從2014年以來我們的對外貿易一致是高額順差，吸收外資一直多於對外投資（況且我們對外投資中人民幣幣佔比一直提升）。2005——2011年，按國際收支口徑，中國外匯儲備年均上漲3900億美元，對比2014年前增幅推算，再統計十年來（至2023年末）外貿順差總數，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淨差額，大體數據基本就有了，這些外匯資金儲存於國內銀行，分佈於國際金融體系之中，是我們實實在在的金融力量，必要的時候也會變成強大的金融武器主動出擊的手段捍衞我們的國家利益

       中國證券市場成立後有一段時間，資金是在證券公司自己的户頭上。沒有過三年，政府就把這一塊收歸到四大國有銀行託管資金，證券公司不能託管了，也就是説沉澱的資金到了四大國有銀行的賬户上了。只有暴跌，才能讓一部分資金割肉出局，其他的賬面鉅虧躺下裝死苦熬，這割肉出局虧損的錢，都獻給了國家，賬户不動套住的錢國家可以無成本使用。小股民每一次都痛罵莊家不給政府臉面，殊不知，每次大跌急跌暴跌，才是給政府的四大國有銀行貢獻了天量的資金。

人民幣匯率確定方式：

在上海有個中國人民外匯交易中心，這裏每天開盤，能參與的都是這個地方的會員，會員資格需要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局批准。

如果有人來賣美元，那這裏的會員都可以出價買美元，用人民幣買。誰出價高，誰就能買到美元。這也是錢從央行進市場的途徑之一。

央行也在這裏買美元，他如果想，出的價格完全沒有成本，誰能買得過他？自然大多數美元都讓央行買走了，央行買走的美元用的人民幣，屬於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

        中國的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是專門用於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業務的支付系統，該系統於2012年4月12日開始建設，2015年10月8日上午正式啓動。  2018年3月26日，CIPS系統（二期）成功投產試運行。實現對全球各時區金融市場的全覆蓋，支持全球的支付與金融市場業務，滿足全球用户的人民幣業務需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已經覆蓋全球，2023年12月21日跨境清算公司舉辦的“CIPS網絡功能及產品體系”系列發佈會（第二場）上透露，截至2023年11月末，CIPS系統共有1482家參與者，其中，直接參與者129家，包括121家銀行、8家境內外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間接參與者1353家。從實際業務發生情況看，CIPS系統業務實際可覆蓋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的4400餘家法人銀行機構，可以使人民幣國際化順利推進。而截至2021年8月有1211家參與者，看出來（CIPS）全球覆蓋增速很快。

       SWIFT並非不可替代，中國有AFCA。2017年7月，亞洲金融合作協會在北京成立，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簡稱為亞金協，英文簡稱AFCA，截至目前，亞金協會員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30個國家和地區，涵蓋銀行、證券、保險、基金資管、期貨、國際金融中心、行業協會、金融科技及金融服務等領域，AFCA就是中國版的SWIFT。

       CNAPS是中國跨行支付系統的簡稱，全稱為"中國銀聯跨行支付系統”，主要提供商業銀行之間的支付清算，為商業銀行之間和商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的支付業務提供最終資金清算的系統，是各商業銀行電子匯兑系統資金清算的樞紐系統，同時也是鏈接國內外銀行的重要橋樑。

      目前CIPS（清算）、CNAPS（結算）、AFCA（功能與SWIFT相同，支付指令傳輸通訊），SWIFT（支付指令通訊）共同構成了我國的人民幣跨境清算體系。2009年7月，我國開始跨境貿易人民幣試點結算。2023年02月04日，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通知：多舉措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

         除對外貿易外，“一帶一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抓手。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分三個層面，第一層，認同一帶一路宗旨，願意加入共建的國家和地區首先在國家層面同我國簽訂“一帶一路”共建協議；第二層，是政府層面進行落實，我們國家政府部門中的發改委牽頭，聯合科技部，交通部，工信部，自然資源部等等與對方國家政府相關部門統籌協商，根據對方國家的區域地理位置自身資源稟賦以及他們自己國家的發展規劃和要求確定一批可行項目；成立促進項目落實的工作組，組建項目部。第三個層面，具體項目落地，項目部成立運作項目建設，首先為項目融資，此時我國的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其他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等，還有亞投行也不能缺席。

     我們構建的“一路一帶”，同加入一帶一路的共建國家組成利益共同體，推行戰略依賴自上而下的計劃協調，離不開政府的作用，而且在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提升國企尤其是大型國企的作用（國企更能貫徹政府意志），建立“一道一路”生產鏈，貿易網構成國內經濟的外循環，進而促進區域經濟融合到最終與中國大經濟體的融合，其合作深度和廣度是遠遠超越世貿組織的。世界貿易組織只是在關税和配額方面對成員國作出規定，而一帶一路卻是國與國之間的政府主導，通過政府部門之間深度廣泛合作來延伸到具體實施項目，簡單説就是，世貿組織只管到成員國的國境線，而一帶一路是延伸到加入成員國內部經濟結構的深度合作{要不怎麼看着我們的一帶一路進展如火如荼，眼紅急火攻心的美西方大肆製造輿論，污衊我們搞“新殖民主義）。

       10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貸款規模約12000億美元，其中，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合計7000餘億美元，其他中國大型商業銀行近5000億美元。在這裏美元不過是一個計價單位，實際投資使用的貨幣主要是人民幣，並且其中大部分用來購買國內相關項目工程設備。區域分佈非洲40%，亞洲30%，拉美25%，其他5%.“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融通不斷擴大，也在客觀上推動中國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落地和發展，有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基礎設施比較落後，這為中國金融機構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提供金融服務提供了空間。他們由於金融體系落後，不能將本國富餘資金加以集中動員通過調配使用服務於本國經濟發展，因此這些國家的儲蓄資源無法有效的傳導到本國的實體經濟建設中，很多資源被轉移至國外，為西方跨國金融機構所利用作為全球投資的資源。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0--2017年，每年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資金最少2000億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的年份更是高達9310億美元流向西方，而通過西方跨國金融機構，再返流回這些急需發展資金國家的資金每年不過數百億美元。這也是我們為“一帶一路”推動項目資金融通，廣受共建國家歡迎的原因，有力的推動了中國金融機構在這些國家的落地佈局，這些機構參與所在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服務於當地經濟，提供人民幣融資，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熊彼特曾指出，信貸的功能就是創造出新增的購買力，從而賦予企業家重新整合生產要素（既創新）的能力。

      1978年後中國金融資產總量加快增長，M2快速上升，反映出經濟體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財富貨幣化）的進程，融資結構方式中直接融資（股票和債券）佔比過少，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債券在內的證券資產與GDP之比為135.5%，較十一年前的2007年末下降31.4個百分點，而在1991--2007年間，中國直接融資佔比整體呈上升態勢，這其中股市起了關鍵的帶動作用，2018年末股市市值與GDP之比為44.6%，相較2007年末下降了75.5個百分點。間接融資（銀行貸款）比重過高，銀行發放貸款是貨幣投放的主渠道，同時創造貨幣和債務，通過債務快速擴張推動經濟增長，2018年末貸款餘額比2007年末年均增長17.7%；貸款餘額與GDP之比為176.7%，較2007年末上升了76.2個百分點，，而在1991年至2007年間，貸款與GDP之比則下降了0.3個百分點。金融債務和金融資產集中於銀行的現象突出，M2的高歌猛進成為必然。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又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土地和其它自然資源均掌握在國家手中，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使中國極易形成各級政府均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的格局。在各級政府的積極推動參與下，中國成為世界上（PPP）項目最多，形式最廣泛，運用最嫺熟應手的國家。以土地作為融資中介安排，迅速城市化帶動工業化，並使城市首先表現為“地的城市化“，城市土地因之資本化。中國的”土地財政“機制是地方政府掌握土地使用權，在土地開發使用過程中，形成類似新加坡，香港等東亞經濟體常見的土地批租制度，專業開發商通過將生地變成熟地，使土地增值進而變現籌措現金，再用於購買土地及進行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此以地養地滾動發展。與其他東亞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地方政府通過設立開發區，不僅自己充當開發商，進行土地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而且發展了一整套基於土地批租制度的融資安排，既表現為地方融資平台的成長與壯大，也體現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生成與發展。

       1998年，國家開發銀行與蕪湖市政府開創了城市基礎設施貸款領域的”蕪湖模式“，即把若干個城建項目集中打包由政府指定的融資平台作為統籌統還借款法人，而政府建立"償債準備金”作為還款保證。2000年，國家開發銀行與蘇州工業園合作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模式，形成一種新的融資安排，既政府設立（出資）商業性法人機構作為基礎設施的借款機構，使借款方獲得土地出讓項目的收益權，培養借款人的”內部現金流“，同時通過財政的補償機制，將土地出讓收入等財政型基金轉化為借款人的外部現金流，兩者協力共同發揮作用，使政府信用有效地轉化為還款現金流，形成推行全國的”地方融資平台“模式，中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機制由此係統完備。以地方融資平台為代表的的政府主導基建投資，無疑是立足中國土地公有制這一現實的制度創新，有效改善了資源配置能力提升了經濟增長質量，地方政府通過創辦開發區，將土地進行資本運作籌措資金，主動為產業集羣建設基礎設施，這一具有前瞻性的融資行為，有效地減少了在基建領域極易發生的基礎滯後等投資時間錯配短缺。憑藉超前建設且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外加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資政策，是中國在國際產業轉移的競爭中勝出進而成就中國製造的主導因素。地方政府以土地為中介的融資活動，極大的加速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土地融資的邊際引領作用既促進了不發達金融市場的發展，又在整體上提升了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屬於通過債務高速擴張推動經濟迅猛增長，所以不能只看到以土地為中介的地方融資平台產生的地方債，更要看到這些地方債為社會創造的以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為代表的安全穩定的固定資產，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財富積累。

      貨幣供應規模和貨幣週轉速度的變化，體現出的是一國經濟從農業農村經濟向全面工業化和城市化經濟的轉化規模，從完全的計劃經濟向市場配置資源的市場化轉型，從一般性商品內容擴增到資產設施，一些商品具有了金融資本屬性，國家發展表現為擁有的財富劇增（俗話説的“國家富了”），這一切現象都是經濟活動貨幣化的不斷深化過程，我國M2快速攀升也就不難理解了。這樣也合理解釋了過多的貨幣投放不僅未引起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惡性通貨膨脹，反而CPI和PPI雙雙走低的中國經濟運行的費雪悖論，現有的西方經濟學是無法解釋中國經濟運行的。

      費雷德里克-米什金曾説：“金融體系是經濟的神經------它在資金分配方面充當協調機制，是經濟活動的命脈，其最大的用途在於企業和家庭，如果資金使用不當或者根本不流通，那麼經濟運行將會效率低下，經濟增長率最終會很低。”房地產的預售制提升了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週轉速度，加快了滾動開發進程，對推進房地產開發和城鎮化建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按揭貸款為經濟注入了充分的流動性，住房開支是人類生活中最大最主要的開支，。14億人口大國的住房需求何其大，高額貸款形成源源的巨大流動性為實體經濟持續激發活力。廣大人民羣眾的住房條件得到快速改善提高，帶動了整個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推進，惠濟無數產業，為中國經濟發展進步貢獻了巨大力量，有力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使國家日新月異的快速變化，十四億人的國家實現了充分就業。如今我們的基礎設施，城市面貌完勝歐美髮達國家，人均住房面積從2010年的31.06平米上升到2020年的41.76平米，增幅高達34.45%。中國城鎮居民住宅的自有率在2019年就達到96%，户均1.5套住房。再好的政策都有其時空有效性，隨着時間推移政策會逐漸用老，時移世易需要與時俱進，改變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在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家庭資產中，住房資產佔比接近七層，改善全國人民的家庭資產結構，提升生活品質實現消費升級與國家的產業升級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事物的一體兩面，後者是為前者服務的，歸根結底發展生產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