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領導層取經亞洲, 汲取五大治國經驗”| 文化縱橫_風聞

劉海方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自20世紀中葉以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蓬勃發展，而亞非其他地區卻未能同步這一躍進。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大分流”？**是自然資源的差異，還是文化背景的懸殊？本文深入探討了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並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文章指出，非洲與亞洲的發展差距並非源於地理或制度上的根本差異，而在於非洲領導層缺乏類似於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發展意識”。

**新世紀的非洲似乎正在擺脱“黑暗大陸”的舊有形象，經濟表現愈發引人注目。**多年的穩定增長使得曾經備受關注的“非洲糧食安全”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如今，非洲坐擁豐富的人口資源、地理優勢和自然資源，又恰逢技術革新和城市化的有利時機。**而作者認為，非洲在新世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亞洲以及其他活躍的全球南方夥伴提供的新資金、技術和不同的發展思路與動力。**在冷戰期間，非洲遭受苦難，而亞洲則經歷了一場關於增長、就業創造和發展的“熱戰”——一場領導力智慧的較量。非洲未能取得亞洲的發展成就，部分原因在於非洲過於依賴西方模式，無論是出於嚮往還是悲觀。

作者建議，展望未來，非洲可以從亞洲學習到五大發展經驗：**首先是領導力和機制建設的優先性；其次是不成為歷史的囚徒，即領導決策層要勇於承認並糾正錯誤；第三是將發展視為一項基本權利；第四是建設和整合；最後是保持開放性的同時，對國家進行適度控制。**這些經驗對於非洲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4年4月號，原題為《南南合流：非洲如何成為下一個亞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南南合流：

非洲如何成為下一個亞洲

《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一書出版以來，有關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理解，終於得以走出“衝擊-反應論”，作者彭慕蘭因此被讚譽為“利用歐洲的發明（經濟學）推翻了歐洲中心主義”。此書證明了並非因為歐洲人有優越的人種和文化基因，才可以打開人類通往現代經濟增長的歷史之門——實際上直到1750年，江南地區與西歐最發達的英格蘭有着無數驚人的相似之處。歐洲得以首先躍入快速增長軌道，與煤炭資源分佈的優越地理位置和美洲大陸的發現有絕對關係，二者使得歐洲不再走集約利用土地的道路，而轉向了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增長。

《大分流》的震撼作用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啓發眾多學者以交互比較的方法，重思全球視域下世界各地得以轉向現代經濟發展的偶然、必然條件與具體歷史動力，辨析現代化歷程的時空稟賦要素變量及其挑戰。全球史的重新研究和寫作，還直接體現了人類對當下遭遇的種種全球危機和困境的關切。比如，既然20世紀前半葉盛行的所謂“科學種族主義”失去了合法性因而不能提供解釋，那麼與全球化相伴生的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巨大不平等問題到底如何形成的？有沒有解決之道呢？

**▍**亞非何以分流：發展要素稟賦還是文化？

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非洲失去了獨立初期的增長勢頭，並在20世紀80、90年代迅速滑入泥潭，成為世界上最欠發展的地區。Why is Africa so poor？不斷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加以討論。早在70年代，沃勒斯坦開創“世界體系理論”，質疑當時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有關“普遍發展模式”的可行性，説明了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原子式分析方法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侷限。沃勒斯坦指出，自從非洲被裹挾進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後，一直處於原料供應者的邊緣位置，這一結構性視角是分析其發展困境的前提。

意大利著名學者喬瓦尼關於“非洲危機”的名篇與之一脈相承，指出儘管獨立後非洲執政者存在治理失誤，但非洲危機的成因也離不開它們相比於歐美和亞洲新興國家的“壞運氣”（bad luck），導致“壞運氣”的根源，則是非洲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結構性困境——前殖民和被殖民時期便已形成。

但隨着東亞、東南亞地區先後快速發生現代經濟轉型發展，這種“中心-邊緣”論的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曾經同為被殖民地和落後地區、走向獨立的時間線接近的“亞非”（Afro-Asia）也出現明顯的“大分流”的現實，啓動又一輪比較區域主義的視角、提供有效的研究解釋。哈佛大學羅賓遜教授從制度主義視角出發，強調殖民前非洲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條件就不支持非洲的發展，言下之意，惡性循環來源於非洲本土，不能揪住殖民經歷不放。

2005年，萊頓大學一羣學者開啓了一個名曰“跟蹤發展”（Tracking Development）的跨學科項目，超越前人將不同大洲或者地區進行整體比較的宏觀方法，提取3個非洲國家（尼日利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分別對照變量相似度高的3個東南亞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對不同時期的要素進行精細比較，最後得出結論：獨立以來非洲與亞洲的大分流，不在於二者地理條件或制度稟賦不同，主要是非洲政治領導人沒有形成東南亞國家領導人那樣的“發展意識”（developmental intent）。儘管近年來“非洲豹”出現了與“亞洲虎”同樣的活躍發展態勢，但不能樂觀估計非洲會像亞洲20世紀70~80年代那樣快速進入“工業化轉型”，根本原因在於“文化歷史”不同，二者想象、醖釀自己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也將大相徑庭。

**▍**迴歸歷史：非洲並非與“發展型國家”絕緣

然而，很多非洲學者並不同意將發展緩慢歸咎於文化歷史基因。最早開始自覺關注和參照東亞國家、亞洲四小龍來分析非洲發展問題的，是多年前英年早逝但今天仍被非洲人廣泛讚譽的尼日利亞天才型學者克勞迪·阿克（Claudie Ake），他的交叉對比研究甚至早於學界有關“大分流”系列作品的跨洲際討論。他早年就辛辣地批判西方社會學構築的政治發展理論，作為知識論發揮着“帝國主義”的作用，使非洲的發展成為不可能。

在1996年的作品《非洲的民主與發展》中，阿克分析了殖民後非洲各國的多種政治和發展策略選擇，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政治領導人為了政權穩固而屈從於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方案，由此開啓了災難性後果，導致1982年非統組織制定的《拉各斯行動計劃》得不到實施，所以實際上“非洲的發展不是失敗了，而是尚未真正開始”；至於發展的出路，只能是回到維生農業，以小農為社會主體，實現“以普通人為能量”的發展——而不是強調西式選舉制度的簡單政治邏輯，一如亞洲國家的經驗所示。

出生於馬拉維、享譽世界的非洲發展問題專家穆坎達瓦（Thandika Mkandawire），則更加旗幟鮮明地批判了20世紀末國際金融機構主導下“妖魔化”非洲國家、認為非洲自動與發展“脱鈎”的流行論調，提出非洲國家不缺乏“追求發展”的宗旨和目標，其人文生態環境也並不與“發展型國家”天生暌違。**第一代非洲領導人展示的正是“發展型國家”的領導力，執行了很多國家發展計劃和政府主導的項目，只不過他們更多專注於政治方向的國家建設。**新一代非洲領導人轉而專注於經濟方向的國家建設，不像第一代領導人那樣將資本視作“外來控制”，雖然也經歷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但最終“向市場力量致敬效忠”，選擇擁抱資本和私有化，也因而重構了獨立之初非洲國家採取的國家主導模式。

此後很多學者也指出，國際金融機構以非洲缺少文化土壤和制度性支持為由，診斷非洲與“發展型國家”絕緣。這顯然是非歷史主義的，忽視了全球資本主義霸權對非洲大陸的歷史和現實的影響。

“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的提出，與強調“市場萬靈”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如日中天的時代背景分不開——人們意識到了市場機制在最優化經濟和發展方面的不足，**認為在三種情況下需要國家干預：市場缺失需要創造、市場不利需要優化提升、公共產品缺失需要引導市場加入。**很多學人因而發出“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聲音，並提出干預性的國家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自由市場，而是把私有財產制度和國家指導結合起來、有計劃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

新世紀以來，“發展型國家”成為非洲研究的重要議題。穆坎達瓦認為，發展型國家既是意識形態性的，也是結構性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就是聚焦發展、實現良性增長、工業化、創造就業等結構轉型目標；同時國家必須展現出計劃和實施這些目標的能力，不受破壞性社會力量的影響，駕馭不同的政治經濟動力，通過投資必需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發展項目等，儘可能實現所計劃的發展目標。已有研究成果顯示，近年來非洲國家中取得最好發展成績的，恰好是那些背離新自由主義正統學説、走上“發展型國家”之路的國家，比如埃塞俄比亞、毛里求斯和盧旺達。它們的典型特徵就是允許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特別是向重要領域優先分配資源，具體案例因其發展的社會土壤不同而各有千秋，但共同點是都開啓了本土工業化進程。

▍“國家俘獲”：新自由主義惡果

正如曾經長期擔任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的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所言，無論人們如何樂觀積極地討論和期待21世紀之後非洲的發展，總會迎頭撞上“非洲衝突”這個詞語，因為經濟發展成果往往會被這片大陸上似乎更容易發生的衝突沖刷殆盡。非洲的政治怎麼了？

**非洲大陸經濟的發展困境，是當下很多政治衝突和不安全因素的根源，而後者又會加劇經濟困頓。**2023年2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佈了一份題為《走向極端主義：招募通道與解脱》的調研報告。報告長達158頁，調查樣本為8個近年來政治和安全局勢存在嚴重危機的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乍得、尼日利亞、尼日爾、馬裏、喀麥隆、蘇丹、索馬里）中的2000名青年，其中1000多名受訪者曾是“基地”組織、“博科聖地”、“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成員，他們因為沒有工作機會和基本生計來源而加入極端組織。這份報告強有力地説明，青年的極端化與阿瑪蒂亞·森定義的貧困（不是每天生活標準是1.5美元還是2美元，而是作為權利和能力的發展機會的貧困！）存在直接因果關聯。

更糟糕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生產和教育都被不同程度地打斷，社會流動性降低、上升通道關閉；而2022年俄烏衝突升級導致的全球供應鏈斷裂使得生活成本激增，加劇了非洲大多數城市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困境，把更多絕望的青年推向了恐怖主義組織的懷抱，反過來又致使很多“後疫情時代”已經到了承壓極限的非洲國家的社會和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暴力和不安全交織。與之相伴的，是軍事政變現象在沉寂近二十年後再度顯現，特別是在被稱為“政變帶”的薩赫勒地區。非洲在大眾媒體中再次成為“易政變型國家”的代名詞。

亨廷頓早在1967年的作品中就提出，“就軍隊本身去解釋干政現象是説明不了問題的”“它是更加廣闊的社會變遷的社會組成”。軍事政變引發的“社會動盪和政治腐朽”並非根源於非洲獨有的政治基因，而是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經歷，是第三世界作為獨立覺醒民族集體亮相世界舞台，開啓變世求治、追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的必經階段，且在很長時間內都會如影隨形；非洲國家要真正完成向現代的過渡，就需要“不斷克服社會動盪和防止政治衰朽”，建立“強大政府”。

如前文所言，7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困頓，為國際金融體制的干預打開了方便之門，然而“萬靈的市場”並沒有如預期那樣拯救非洲的經濟。國門洞開引入全球資本，**反而在很多非洲國家導致了“國家俘獲”，即全球資本與本土各種地方、族羣、宗教勢力相結合，形成了縱橫交錯寓居在政府軀體內的各種利益集團，它們主宰了公共政策的方向，國家因此喪失了整合國家整體利益的能力和自主性。**可以説，這正是新自由主義長驅直入，迫使國家“自斷手足”，以致內外資本和權貴勾結的後果。

對於非洲現實困境的另一研究熱點，是檢討與新自由主義攜手並至的“有條件”援助，即非洲國家的民主選舉；對“形式民主”的反思，已經成為學界對非洲長時段和廣義“現代性”研究的新方向。以南非為例，種族隔離政權至今已覆亡20多年，但為何南非依然深度割裂？蒂文·雷迪（Thiven Reddy）的研究發現，南非政治具有兩面性，表面上是1994年以來按照西方理想設計的“自由民主制度”，規律的大選、多黨制度和各種人權規範，看起來完美無瑕；但實際運轉的是一個經常訴諸暴力和衝突的非正式秩序，暴露出一個碎片化、充滿派系鬥爭的政府和虛弱的國家，是典型的“非常政治”。現代非洲國家大都經歷了傳統政治體制被殖民統治強行割裂，大體繼承殖民國家機器後又遭遇冷戰時期的大國控制，以及新自由主義的進一步扭曲這一共同歷史軌跡。可以説，代表性（或者説包容性）不足，是“非洲衝突”的癥結所在。在當前發生內戰、衝突的非洲國家，都可以看到掌權者背後的少數利益集團挾國家之名排他性地保護本集團的狹隘利益。

**▍**重建“發展型國家”：“轉型發展”的非洲之路

新世紀以來，非洲似乎擺脱了“黑暗大陸”的魔咒，整體經濟表現越來越亮眼。經過十餘年的持續增長，20世紀後半葉國際憂慮的“非洲糧食安全”問題似乎也終於解決，國際糧農組織（FAO）2015年發表了《非洲糧食安全的前景前所未有過地光明》的報告，聲稱當年非洲的整體飢餓率相比1990~1992年的基線下降了31%；7個國家（安哥拉、吉布提、喀麥隆、加蓬、加納、馬裏和聖多美普林西比）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的“飢餓率減半”目標。然而，好景不長，受新冠疫情與俄烏衝突的影響，人們對非洲發展前景的判斷急轉直下。長期擔任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的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因此説，是時候反思關於“非洲崛起”的樂觀敍事了。市場並沒有自動將非洲帶上持續增長的陽關大道；要做的是認真思考如何在“發展型國家”的帶領下，走出依賴大宗商品價格走高而出現的表面經濟增長繁榮，實現真正的“轉型發展”。

洛佩斯認為，**非洲經濟的脆弱性源自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80年代開始的“結構調整方案”要求下，非洲被迫打開市場進行“自由貿易”。**但非洲大多數經濟體仍以資源或原料出口為主，面對海嘯般湧入的全球產品，本土工業因缺乏競爭力而落敗，陷入不平等的對外交換狀態。儘管近年來非洲外貿夥伴越來越多元，大陸內部的貿易有所增長，與亞洲市場之間的貿易量也在提升，更少受制於傳統歐美市場的控制；但在毫無政府保護的情況下，非洲以農業和採掘業為主的產品仍然時刻受世界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且農產品不得不與享受大量補貼的發達國家同類產品赤膊較量。此外，發達經濟體彼此之間建立了越來越多的自由貿易區，彼此的產品享受免税或低關税待遇，這意味着來自非洲的產品通常難以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對非洲來説，新冠疫情和全球大變局既是危機的成因，也是變化調整的契機。**非洲只有養活自己，不再被動依賴外來的糧食，實現能源自主供給，能自主製造民眾需要的工業品，用好自己的資源，才能應對隨時可能再次發生的外源危機疊加內部脆弱性的困境。**實現以上目標，首先需要調矯畸形的外向型經濟，讓本土生產從依附於發達國家的消費經濟鏈條轉向服務於自身民眾，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和製造業找到可行的方式生產本土大眾消費的基本物品；其次需要實現經濟多元化，擺脱與世界經濟進行單一產品交換的脆弱性。

顯然，非洲“轉型發展”的含義不同於一般經濟學家總結的“現代化轉型”（如林毅夫強調的從低收入發展到高收入，同時完成從以農業或資源為基礎向工業或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轉型），也不僅僅意味着流行經濟學所泛泛使用的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流動、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等指標體系，而是特別指向糾正以往其外向型的生產與大陸民眾消費之間完全扭曲的畸形經濟模式。這個判斷的現實基礎是，非洲已經具備了一支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化勞動大軍，具備了經濟向更深的工業化方向發展的能力；更何況非洲本土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產品，加工業能夠助力形成資本產品的生產部門，相關的科研技術和研發活動也不必從最基礎做起，而可以通過進口技術來滿足需要。換句話説，從人口條件提供的潛在人力資源基礎而言，非洲具備發展的潛力，但關鍵是如何建立一個“有為政府”來規劃這種“轉型發展”，特別是用合理的藍圖規劃與資金來指導、引領各方面的協同發展。

**▍**非洲式工業化：農業、工業和人口聯動推進

非洲國家當下具備人口、地理條件和自然稟賦，又適逢技術變革和城市化交匯的機遇時代，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但洛佩斯也強調，非洲在21世紀前20年的增長，只看重GDP和吸引國際大公司進入的資源條件，未能創造足夠多的生產、就業機會，沒能提高大多數人口生活水平。**當務之急，還是通過轉型發展來創造工作機會、增加收入和財富；而發揮農業發展的優越自然條件，以服務業和投資來帶動農業轉型，進而觸發結構變革與增加就業機會，才是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提振糧食生產的最佳道路是“新綠色革命”，即以公私合作（PPP）模式將援助者、私營部門、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者、農商、農產品加工者和零售商，都與農民連在一起；即使是邊遠山村，也有超市體系相連。

這種以農業、工業和人口聯動的視角整體推進轉型發展的戰略，作為共識，已被寫入非盟2014年提出的“通過農業加工業觸發工業化”路線圖。這顯然是吸取了非洲大陸自獨立以來的多種發展經驗和教訓，特別是獨立之初盲目效仿現代化理論、片面追求工業進口替代（工業優先、犧牲農業）路線的教訓——人口占多數的農村凋敝、出現人口“大遷徙”，湧入城市周邊堆積成為“落腳城市”，即許多非洲國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貧民窟。而新冠疫情和全球大變局，恰恰叫停了這種“超級全球化”推動的惡性城市化進程，農村如何留住人口，不僅僅是農村如何餵飽自己、餵飽本國城市人口的問題，更是人類探討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資源，允許人人可以體面、自尊並主宰自己的生活、可持續地永續發展的共同命題。

早在1954年，出任恩克魯瑪經濟顧問的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就曾鮮明地提出“農村革命先於工業革命”的主張，並且認為資源有限的新獨立國家，比如加納，應舉全國之力首先開展“成人教育”而非優先進行全面基礎教育，因為農民亟須通過學習技術來發展農業。根據日本著名非洲研究專家、現任日本協力團研究所所長的峯陽一教授和其津巴布韋同事共同撰寫的文章，與其等待國家自上而下解決土地不足、技術有限、市場闕如等發展瓶頸，非洲小農已經自發探索組建了生產和社會一體化的農民公社，這種自發的組織很可能是未來非洲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終出路。

**▍**非洲的亞洲雄心

1905年，在非洲大陸歷經400多年外來控制盤剝之後，杜波依斯在日本獲得對俄戰爭的勝利後寫下了黃種人已經覺醒、棕色人種和黑種人也應該覺醒的文字。對第一次打敗了白種人的亞洲人的“發現”，給了這位泛非主義思想先驅莫大的希望和力量。回溯漫長的20世紀曆史，**亞非大陸，甚至普遍的全球南方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追求發展之路，無時無刻不依賴於彼此關照、團結互助和互相的啓迪學習。**非洲新世紀以來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亞洲以及其他活躍的全球南方夥伴所帶來的新資金、技術和不一樣的發展思路與動力；更重要的是，這些替代性力量徹底改變了非洲原本依附於北方大國的固化結構，使得世界呈現出“南南合流”、共謀發展的趨勢。

但南方國家之間的合流，並不是一帆風順、水到渠成的。不僅是因為面對北方大國環伺的國際環境，也因為南方國家內部缺乏對這種新的發展經驗的認識與理解。前者如“南方委員會”（後稱南方中心）主席尼雷爾就職時，需要不斷向主宰世界的北方喊話：我們的目標主要是“支持南方”，而不是“反對北方”。後者，如肯尼亞前總理奧廷加為格雷格·米爾斯（南非智庫布蘭瑟斯特基金會負責人）與奧巴桑喬（尼日利亞前總統）、海爾馬里亞姆（埃塞俄比亞前總理）等合作的新書《亞洲雄心》撰寫的序言所示：“1968年，一個新加坡的訪問團來到肯尼亞訪問學習發展經驗，因為那時候肯尼亞比新加坡發達。40年後，我和6個肯尼亞部長來到新加坡取經，這是很多個政府訪問團中的一個，可惜沒有什麼報告寫出來……”可能很長時間裏，非洲人都對亞洲的發展半信半疑，依然把國際交往的中心放在北方國家身上。奧廷加本人也是直到2020年才認真地在文章中反思了亞洲的經驗：

當然亞洲和非洲有很多差異之處，各自採取的道路應該有所不同。以新加坡為例，當1956年英帝國從蘇伊士運河撤出軍隊、關閉島上的軍事基地，李光耀總理及其同事必須快速思考並創造性地行動：他們意識到他們人口有限、國內市場太小，必須吸引外來投資者發展外向型出口產業。韓國同樣也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因為必須要證明他們的制度比朝鮮正在推行的制度好。當非洲在冷戰中受難，亞洲則經歷了一場“熱戰”——一場關於增長、創造就業和發展的領導力智慧之戰。東亞用30年獲得了繁榮，非洲則大體上將30年的時間浪費在了沾沾自喜和衝突上。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亞洲有這樣的緊迫感？為什麼亞洲的領導人——你也許可以説他們並不總是民主的——卻能夠代表他們絕大多數公民，做出比獨立以後的非洲國家領導人更好的決策？

非洲首富丹格特在該書的扉頁上寫道：“亞洲證明非洲沒有理由貧困。”真正觸動這些非洲精英的，也許如本書緒論所言：**“亞洲在一代人的時間裏使得10億人口脱貧了，應該被定義為‘包容性增長’。那麼非洲能夠成為下一個亞洲嗎？”**作者們認為，過去的60年，非洲沒有像亞洲一樣發展，並不是因為缺乏智慧，甚至不缺乏“好心的專制者,而是各行各業都缺乏領導力，所以不能夠將計劃付諸實施，更不能辨別國家面臨的風險並起而行動”。而當下迅速增長的人口要求非洲快速做出全面調整，時不我待，“利用、而不是丟棄危機”。

根據布蘭瑟斯特基金會2019年的調查，44%的非洲人認為，非洲沒有取得亞洲的發展成績，是因為****非洲人過於沉湎於西方模式，不管是嚮往還是悲觀；28%的人認為，因為文化、語言和地理的差異，非洲對亞洲缺少了解；而67%的受訪者都對非洲向亞洲學習充滿信心。具體向亞洲學習什麼呢？除了公認的中國的務實精神和基建先行以外，《亞洲雄心》把日本作為創新的樣本、新加坡作為“轉危為機”的樣板、韓國作為激勵競爭的榜樣、馬來西亞作為堅持並利用多樣性的榜樣、越南作為優選發展模式的榜樣。整體而言，亞洲的5大發展經驗對非洲有啓發：優先領導力和機制建設、不能做歷史的囚徒（主要指領導決策層敢於承認失誤並調整）、發展是基本權利、建設與整合、開放性的國家但有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