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和防範過度金融化_風聞

一，回顧

在最近的一次訪談節目中，小布什政府的國務卿康多麗莎·賴絲承認自己對中國的發展軌跡預料錯誤。她問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是否預料到中國會發展到今天的樣式。陸克文能講中文，號稱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但他還是不太情願地承認他也沒有預料到。

中國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1979年和1980年撒切爾和里根先後上台，應該説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撒切爾-里根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和全球化是同步的。這也説明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本質上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尋找機遇。撒切爾-里根推動起來的全球化，中國自然全面擁抱。

既然要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中國沒有采取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而是走上了一條政府主導的漸近式市場化道路。概括地説，中國的漸近模式就是在政府的主持下，將土地、工廠、礦山等生產資料逐漸交付給各式各樣的能人經營（這裏有發生產權變更的，也有未發生產權變更的）。

地方政府是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節點，一方面地方政府承擔着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是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手。企業改制、土地資本化、招商引資等等均由地方政府協調推進。近來在國際上很紅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把中國經濟的模式概括為市長經濟。

中國依靠政府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無疑是對的。相比俄羅斯，中國的漸近模式保證了轉型的有序進行。在政府的協調下，包括土地在內的大量國有和集體資產轉變為資本。中國從原來資本極其緊缺的國家變成資本大國。巨量的資本、巨量的勞動力和巨大的市場相結合，推動中國經濟爆發式增長 。

但在政府對市場化的管理尚處於摸索階段的情況下，政府直接介入大規模的資源資本化難以避免大規模腐敗和經濟結構失調的出現。“市長經濟”使得統一的國內大市場難以有效形成，產業同質化嚴重。過度開發導致出現大量爛尾樓和債務危機。儘管GDP數據很漂亮，生產8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飛機一度是中國經濟的貼切的縮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領導層有兩條原則沒有動搖過，一是堅持黨的領導，二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面對挑戰，中國領導層在政治上的回答是堅持黨的領導和加強黨建。18大以來反腐的力度前所未有，並且提出共同富裕。中國政府對經濟問題的根本對策是集中力量自主創新。2006年2月，國務院發佈《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立16個 “特大工程” 。2015年中國政府進一步提出 “中國製造2025計劃” ，要把一系列高新技術、高端裝備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

撒切爾-里根推動起來的全球化和中國擁抱全球化，表面上互相支持、互相成就，但根子上並不兼容，甚至衝突。中國希望通過開放獲得西方的資本和技術，為此中國向西方提供勞動力和市場。但中國不會同意永遠做全球打工仔。根本上中國希望用國內市場換取外國技術，然後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消化先進技術，推動中國經濟向高技術模式轉型。中國應該沒有要顛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想法，但肯定有和西方平起平坐，實現民族復興的抱負。

美西方接納中國是有條件的。美西方原來的設想是，經濟自由化將帶來政治多元化，中國一旦走上這條道路，就很可能按照蘇聯垮台的軌跡走，或者變成一個美國希望的所謂民主國家。無論如何，按照美國人的算計，中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將下降，美國應該能夠有效的控制中國。

二零零八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是劃時代的。美西方至今還沒有真正的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走出來。痛定思痛，西方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是好還是壞。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前後，美西方一部分保守派學者和政客，例如特朗普政府的納瓦羅、班農、英國經濟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等等開始著書立説，論述中國利用全球化的機會損害美國利益，要對美國取而代之。他們對全球化培育出了中國這樣一個對手十分的惱怒。

當看到中國堅持黨的領導並且要集中力量建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和科技體系時，美國坐不住了。美國不能容忍中國向世界展示獨立於美國之外的另外一種發展模式，美國稱中國是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者。拿布林肯的話説，中國是唯一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也是具備這樣做的能力的國家。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提出重回亞洲和重建美國製造業，這是美國向圍堵中國邁出的重要一步。2016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全面開打對華貿易戰，2020年上台的拜登繼續了特朗普的貿易戰，並把戰線擴大到科技戰和金融戰。對美國而言，能否遏制中國的發展，攸關美國的霸權會不會易手。

有人説，中國實行西式民主化，美國就不會視中國為對手，就不會整華為，大疆、TikTok等中國公司。此言甚謬。看看1980年代的日本就能看出，美國為了維持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即便是日本這樣的盟友照樣打壓。當時里根政府為壓制日本對美國的經濟超越，對日本汽車、鋼鐵、電子產品和半導體發起了15次調查。美國逼迫日本簽下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美國借東芝向蘇聯出口精密機牀事件搞掉了東芝半導體。美國這麼做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如果美國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失去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美國必然垮台。

中國改革開放最初的目的是融入國際市場獲得機會，現在中國成為美國和西方聯手遏制的對象。貿易戰、科技戰和金融戰顛覆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底層邏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已經從如何加入美西方體系獲利，轉變為如何突破美西方的圍堵。四十多年曆史似乎兜了一個大圓圈，四十多年過後，美中關係的底色仍然是國家民族利益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博弈。

二，西方的反思

從1980-1990年代的全球化如日中天，到特朗普-拜登時代的全球化落幕。美西方和中國都在總結這40年來哪裏做錯了。

里根和撒切爾選擇用新自由主義拯救資本主義，但這種拯救只是暫時的。對資本的過度扶持導致美西方國家金融資本過度擴張，結果把製造業趕向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去工業化導致國家能力下降。過度金融化可以説是美西方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

亞尼斯·瓦魯法克斯，一度擔任希臘財政部長的希臘經濟學家，對當今的美國金融資本主義有入木三分的分析。亞尼斯指出，當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進入了金融壟斷階段。在這個階段，亞當·斯密描繪的完全市場競爭不復存在，金融資本對新技術和新經濟模式的評估和隨後的戰略性投資成為資本擴張的主要通道。但凡金融資本發現新技術或新經濟模式有潛力，儘管這些技術和模式不成熟，甚至處於萌芽階段，金融資本也敢於擯棄常規的市場競爭手段而大規模的扶持這些創新企業。創新型企業爆發性增長的例子屢見不鮮。在金融壟斷階段，就資源的分配而言，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已經讓位於資本的戰略性投資。

目前美國規模超級龐大的高科技公司和數據經濟平台都具有這樣的發展軌跡。其中最著名的是“七大“，既英偉達、蘋果、亞馬遜、谷歌、Meta、微軟和特斯拉。

與傳統生產型企業不同，超級數據大平台公司不需要挖礦，不需要實際生產，他們需要的是全球幾十億用户不間斷的上傳數據。憑藉對這些數據的壟斷，這些平台可以獲得極大的 “租金” 。Meta，也就是以前的臉書Facebook，擁有全球40億用户。谷歌的油管（YouTube）擁有27億用户。巨大的流量為這些公司贏得了鉅額的廣告利潤。鑑於全球大量的中小公司需要通過亞馬遜的平台實現銷售，亞馬遜可以坐擁極大的平台利潤。

美國經濟的高度金融化提供了這些高科技公司和數據平台成長的絕佳生態環境。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美西方共計印發了35萬億美元的資金。西方的大銀行需要找到客户將大量的資金貸出去。放眼望去只有這些高科技公司和數據平台能保證投資回報，結果這些資金大部分流向了 “七大”。“七大”只佔美國標普500股票數量的1.6%，但佔到標普500總市值的30%以上。剛剛過去的2023年中，英偉達不僅淨利潤同比大漲581%，其股價還從年初的每股100餘美元暴漲至如今的超800美元，市值增長超萬億美元。

亞尼斯進一步分析到：“傳統資本主義企業集團，例如福特、通用和波音，大約 80% 的收入用於高管和一般員工的工資和獎金。而相比之下，大型科技公司一般僱員獲得的收入不到公司財富增長的 1%”。傳統企業的生產活動和工資總額在社會的實體經濟中流動，而大科技公司的鉅額利潤和股票市值增長大部分只是在金融領域裏打轉。結果是極少數富人的財產急劇擴張，社會兩極分化，一般製造業萎縮。

亞尼斯總結到：從美西方的經驗看，金融資本達到壟斷程度後，就會形成尋租經濟。此時市場競爭和價值規律作用下降，甚至不起作用。傳統的資本主義已經死亡，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少數寡頭控制的封建式資本主義經濟模式。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從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只有0.2%。聯合國2018年報告認為美國成為發達國家中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三，中國的反思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為了引進市場競爭和價值規律，這無疑是有益的和必須的。開展市場競爭的前提是資本的存在和交易。但任何社會都要對資本有所限制，不能讓資本無序發展。西方的經驗説明過度的資本金融化會促成壟斷以及設租尋租，這反過來會抑制市場競爭和價值規律發生作用。

那麼，中國有沒有發生過度金融化？應該説，中國出現了相當程度的過度金融化。這集中體現在地方政府債務過重和商業房地產過度開發所形成的對金融安全的威脅。

美國和西方經濟的過度金融化源自於資本的長期演變和撒切爾和里根的推動。那麼中國過度金融化又源自何方？源自於對市場化和資源資本化的過度信任！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中國有一種似乎改革等於市場化；市場化等於資源資本化的思維定勢。但凡風吹草動，總有人呼籲政府放權，將更多的土地，國企和金融資源市場化、資本化。這種觀點認為只要把更多的資源變成資本，交給市場，就能把蛋糕做大。當下層人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時，各種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在上述思維定勢的影響下，很長一段時間，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不斷賣地或者以土地為抵押向銀行貸款。如果説美國政府印的錢大量地流向美國國債市場和股市，中國政府印的錢則大量流入了房地產。目前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來自於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相關的税收，中國房地產和建築業加起來佔GDP比例30% 左右。土地的稀缺性加上大量的資金湧入導致房地產價格直線上升，中國房地產的金融和投機屬性異常強烈。相比實體經濟，炒作房地產已經成為資本擴張的一條捷徑。有些商家炒作房地產猶如上演龐氏騙局，最終給廣大老百姓造成巨大的損失，對國家的金融穩定造成極大危害。例如暴雷時的恒大總負債逾2.4萬億元，而恒大手中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僅有43.34億元。

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成為腐敗和黑社會活動的高發地。近年來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和黑社會案件幾乎都和房地產有關。貪官的贓款動輒上億。黑社會從貪官獲得的資產利益更是動輒高達幾十億上百億。貪官勾結黑社會稱霸一方已經成為熱門電視劇的主題。揭露出來的事件觸目驚心，但仍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事實證明中國四十年來的資源資本化，成績非常偉大，缺陷和隱患也很嚴重。中國改革開放深層次的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如何看待和發揮國家政府的作用。

中國的做大蛋糕思路和里根的涓滴效應理論有相似之處，都相信市場化能產生足夠的經濟收益並最終惠及大眾，但不能把兩者完全等同起來。涓滴效應論的前提是完全私有制、小政府、低税收、任憑資本做大。中國做大蛋糕概念的前提是堅持黨的領導，保持國有經濟在關鍵性的戰略產業中的主導地位。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但如果地方政府和輿論出於對市場化和資源資本化的過度信任，將公權力過度偏向資本的一方，或者為了私利親自下場，就可能偏離共同富裕的方向，造成各種社會亂象。而正是這些亂象給予了市場派、自由派以口實，他們認定中國的問題就是沒有把里根的涓滴效應理論貫徹到底。他們開出的藥方是黨政分離，放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他們認為只有國退民進，市場才能發揮作用，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這一派的激進分子甚至把民主和憲政改革作為能否向真正市場經濟轉型的最關鍵條件。

然而諷刺的是中國市場派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並不成功。去年四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發表講話抨擊了里根的涓滴效應論，指出一味對資本減税導致了社會的不平等加劇，宣稱美國也要啓用工業政策，彌補市場的不足。國際上有這樣一種講法，拜登政府在複製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

其實發達國家中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歷來有兩種模式。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為了發揮市場效率比較容忍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日本、新加坡和信奉新教的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則更關注政府調節下的社會平等。北歐國家都擁有完善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保證這種公共福利的是高税收，強政府。2021年，丹麥税收佔GDP的比例為46.9%，挪威為42.2%，瑞典為42.6%。 相比之下，美國的這一比例為 24.5%。除了高税收，北歐國家政府對勞動力市場有深入的干預。工人的工資標準由政府、工會工人代表和僱主三方協商制定。

北歐國家的高税收和強政府模式並非十全十美，存在養懶漢的弊病。但這裏要強調的是，即使税收那麼高，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運作和價值規律仍然發生作用。也沒有發生資本因為税收高、工人工資高而出走其他國家的現象。北歐國家企業的創新和競爭力在國際上保持一流。北歐國家和新加坡的政府治理效果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的評價最高。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引進市場競爭和保持社會平等方面達成一種適應中國國情的平衡，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中國在醫療、教育、住房領域的一些市場化措施導致了所謂的新三座大山的詬病。從中國的勞動工資和勞動法執行情況來看，中國對勞動者權益的重視比不上發達國家。在通過税收維護社會平等的表現來看，中國也不如發達國家。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翟東昇指出，美國的富人向下一代轉移財富需要繳納很高比例的遺產與贈與税，在1970年代這個比例曾經高達九成，即便現在富豪仍要向美國聯邦政府支付高達55%的遺產與贈與税才能完成財富的代際轉移。

二零二一 年，美國最富有的 1% 的人繳納了 45.8% 的所得税；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繳納75.8%的所得税。相比較，中國的富人不僅交的税比發達國家的富人少，中國的富人還通過各種方式將大量的資金轉移到國外。

資本能帶來發展，發展會改變人們的衣食住行和文明程度；但追逐利潤最大化是資本最基本的特性，如果對資本不加護欄限制，狂野起來的資本必然帶來社會分化，弱肉強食，黑白不分的惡果。而當一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黑白不分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可能穩定。要利用資本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就必須對資本作出合適和必要的引導和限制。

為了抓住1980年代開始興盛的全球化帶來的機會，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於外資和本地資本擴張的政策。總的來説，這些政策使得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要大於代價。但如今全球化第一階段結束了，中國應該也正在做出大的政策調整。

中國面臨的基本情況是：第一，製造業產能極大，必須維持出口市場，才能維持GDP增長和就業。第二，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不應該也不能在“姓社姓資”，國進民退問題上折騰。

當前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是繼續支持和鼓勵民營經濟，進一步開放，推動全球化2.0版，同時全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這些政策都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

同時政府要對金融資本運作設立護欄，一定要引導資本投向實體經濟，投向新質生產力，防止資本通過投機和設租盈利。政府應當在工資、勞動法和税收方面實行改革，保護勞動者利益，增加勞動者收入和各種保障。政府應當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傾聽人民呼聲。目前中國的輿論界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在資源資本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負面的東西，右派和左派都有向政府要説法的傾向。而政府則往往以不爭論的方式避開對改革開放以來成功和教訓的公開討論，結果左派和右派都不滿意。應當看到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歷練，人民大眾具有分辨真偽的能力。傾聽人民的呼聲是對資本良性運作最重要的護欄，也是對維護政府合法性最強有力的保障。

後全球化時代，比拼的是國與國發展模式。與新質生產力同樣重要的是社會的公平合理和凝聚力。如果中國在這些方面獲得突破，會同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就能為世界各國展示一種更合理更有效的發展模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