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廠長”與小崗村_風聞

如果説小崗村農民按手印籤協議的事件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那麼福建省55位廠長經理呼籲鬆綁放權信的事件，則拉開了中國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的序幕。

我把兩個事件對應起來，簡稱為——小崗村與“福建廠長”。

前幾天看到吳曉波的文章，説他收到了黃文麟給他寫的一封信，論及了40年前福建省55位廠長經理要求“鬆綁放權”的事件。

吳曉波寫道，“給我寫信的黃文麟當時是福建省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也正是這封信的主要起草人和發表推動者。在某種意義上，公開信其實是福建官員與數十位廠長經理們唱出的一台鬆綁雙簧戲。”

後來，我又看到了“福建省紀念鬆綁放權40週年暨全省企業家大會”的報道，以及我當年的老領導、福州市常務副市長、原福州鉛筆廠廠長、55位廠長經理的代表龔雄先生在大會上發言。

這引發了我的回憶。

1984年，當時，我在福建計算機廠工作，大學畢業兩年，被提拔擔任了廠裏的中層幹部，當然很關心國家大事，盼望改革開放。

現在看到這一系列的回憶文章，有感如下——

1

小崗村18位村民籤協議按手印的舉動頗為悲壯，當事者都是普通農民，時間是1978年。協議只有短短几句話，最後一句話是，如果幹部為此坐牢，大家有責任把他的孩子撫養到18歲。

這是協議的核心。

1979年，小崗村取得了糧食的重大豐收，此事逐級總結、逐級上報。1983年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農村聯產責任承包制的文件，正式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且對城裏人有所觸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之風向城裏吹來，恐怕是一種必然。農村的、農業的承包制，一包就靈，那麼，撬動城市的、工業的改革支點會是什麼呢？這是所有改革者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2

“福建廠長”鬆綁放權信的時間是1984年3月，此時，多了一些激情，似乎沒有了悲壯。

“福建廠長”事件的發起人是55位福建省有關企業的廠長、經理。

換一句話説，他們都是國家幹部系列編制的人，也都算是某一級的領導幹部。

當時他們開會，聽取的是中日合資公司福建福日電視機公司（1981年成立）總經理遊廷巖和福州鉛筆廠（已經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放權試驗）廠長龔雄的經驗介紹。

眾所周知，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具有強烈的改革精神，是中央派來的一員改革大將，他已經到處在講話和寫文章，要求各級政府機構對企業放權。

3 

事件的發展過程，如吳曉波所説，有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們一起唱雙簧戲的味道。

當時他們以福建省廠長經理協會的名義開會，多年的會長可能還是由政府官員擔任的，應該就是當年的福建省經委副主任黃文麟，秘書長是福建省經委企業管理處處長滕能香。

他們明顯地起了引導甚至主導作用。

會議當天晚上（3月22日）寫好了信，第二天（3月23日）送到省委書記項南的辦公桌上，第三天（3月24日）就在福建日報頭版頭條發表，六天後（3月30日）人民日報就轉載了，然後引發了全國的大討論。

如果説這是一出雙簧戲的話，前面似乎還要加一個定語，是政府導演的雙簧戲，總導演應該就是省委書記項南同志。當時“福建廠長”要求的鬆綁放權，主要是廠內幹部任免權和獎勵基金分配權。

“福建廠長”的遣詞用句很有水平（後來知道主筆者是黃文麟），例如“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鬆綁，給點必要的權利是可以做到的。”

這幾乎是政治家智慧的表達。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頒發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緊接着，中共中央出台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今天，我們有理由把這一齣戲的編劇想象為更高層的人士，儘管他給出的可能是粗線條的故事梗概。

4

説“福建廠長”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序幕毫不為過。它是後來轟轟烈烈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之風起處的青萍之末。

後來的重大改革是我的導師厲以寧先生倡導的股份制改革。厲以寧先生首次提出股份制建議是在1980年的夏天，那時他出席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會議。他建議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股份制企業，來解決知識青年回城的就業問題。

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他明確提出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併為此大力鼓與呼。股份制改革最終在1997年正式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部分。

今天，各級的國有企業的主體已經是股份制企業，其改革成果有目共睹，國有企業實力空前。例如，福建的紫金礦業，是福建龍巖市上杭縣政府作為第一大股東的國有股份制企業。在實踐中，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國有企業鬆綁放權、承包制之後的另外一次重大突破。

瞭解歷史的人知道，大約從1986年到1992年，還有過一段承包制的試驗，典型例如石家莊造紙廠的馬勝利，其後，慢慢走向了股份制，走向了現代企業制度。

5

“福建廠長”事件發生時，我在福建的國有企業工作，對此感受很深。

我本人就是在這個改革春風之下，1984年初，受福建省屬公司的委派，到廈門去創辦新公司。

新公司是福建省屬企業和廈門市屬企業共同出資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雙方共同組建董事會，董事長由廈門一方委派，總經理由省屬企業委派，我是省屬企業委派的總經理，當年28歲。

當時我就是被鬆綁放權了的國有企業總經理，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例如，我用的中層幹部全部是剛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我們有權在適當範圍內確定工資和獎金制度，事實上我們企業經營的效果很好。

從此，開啓了我八年的國有企業領導者生涯，逐級升任至省屬母公司的總經理，曾被評為福建省首屆優秀企業家，後來擔任過福建省青年企業家協會會長，以及策劃“福建廠長”事件的那個福建省廠長經理協會（福建省企業家協會）的副會長。

這是我轉型成為學者前的一段重要實踐經歷，也使得我常有記載歷史的衝動。

6

40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紀念“福建廠長”事件，並不僅僅為了緬懷歷史。

我相信，福建省委、省政府隆重召開大會紀念這個事件，更是為了承前啓後，繼往開來。

我看到，在大會上發言和參加大會的企業家包括了各種類型的企業，有國企、民企、外企，省委、省政府領導強調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相對於大家熟知的民營經濟佔“56789”的説法，福建的民營經濟是“78999”，民營經濟貢獻了72%的税收、83%的GDP、90%的技術創新成果、92%的城鎮就業，97%的企業數量。據説晉江市的數據是“99999”。

那麼，在這個時代的鬆綁放權的對象是誰？鬆綁放權的內容是什麼？福建省的官員和企業家們在新形勢下還會演繹出什麼樣的雙簧戲？

未來的歷史會不會再書寫一把？作為福建人，我們是很期待的。

7

看到各種回顧這一段歷史的報道，提及“福建廠長”事件中的幾位主角，我和他們都熟悉，因此感到很親切。

因為父親與黃文麟、滕能香是福建省經委的同事，我們住在一個院子裏，我稱呼他們為叔叔；

福州鉛筆廠廠長龔雄在1984年“福建廠長”事件後不久就被越級提拔為福州市副市長，有一段時間是我的領導，我至今稱呼他為龔市長；

福日電視機公司總經理遊廷巖當時是福建紅極一時的企業家，後來和我同為福建省電子廳下屬一級公司的領導，常在一起開會；

福建日報當時具體負責這個事件宣傳報道的副總編輯徐明新是我父母親的老戰友；

40年後的今天，作為這一幕歷史劇的觀眾，我要代表中國經濟管理學界向他們鼓掌喝彩，表達敬意。

今天中國的局面，是過去一件一件“做對的事情”導致的結果，“福建廠長”就是一件重要的做對的事情。同樣的道理，中國今後的局面，也有賴於我們今天繼續“做對的事情”。

滄桑鉅變，“福建廠長”已經成為了一個符號，它更多的代表了一種勇於改革、鋭意進取的精神。

**穿越40年的時光，我仍然能夠感覺到他們當年在困頓中的激情。**讓我們繼續看戲，也許好戲還在後面，新的主角們正在陸續登場。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必然如長江之水滾滾向前，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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