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機會出現，你要像一隻聞到了鮮血的鯊魚 | 對話《銀河寫手》導演單丹丹、李闊_風聞

許多人第一次知道《銀河寫手》，是在去年的西寧。在第十七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這部來自兩位新人導演的首部大銀幕作品贏得了滿堂彩，最終收穫了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大獎和最佳編劇獎。

3月30日，電影全國上映，沒能延續在電影節中的強勢表現，目前票房416萬，豆瓣評分從開分的7.3滑落至7.0。

每一位新人導演面對第一部走向市場的作品時，心情都是極其複雜忐忑的，對於單丹丹和李闊來説也不例外。毒眸見到兩位導演的時候，他們已經卸載豆瓣十幾天了。

在剛開始全國大規模點映的時候，兩人打開豆瓣看了一眼，李闊説想給電影的主演宋木子打個電話，單丹丹問他為什麼，他説，“想問問他當別人罵他油膩的時候，他是怎麼度過來的。”

對於觀眾的喜歡或質疑，兩人都有很多想説的，單丹丹甚至撰寫了長文，但還是忍住了沒有發出來。這或許是新人導演必修的課題——他們既要抓住一切機會展示自己，但也害怕過度解釋加深了觀眾誤解。

但他們的信念是必須要頂住，“就是無論你關上門有多麼難過，當你打開這個門，只要你看到觀眾，只要你看到工作人員，你就要表現出樂觀堅毅，要往前衝。”

“影展特供片”

《銀河寫手》的“世界首映”，是在西寧的青海大劇院進行的。這裏平時是看戲劇、話劇演出的場館，因電影節的到來臨時搭建了銀幕，視聽條件自然不比商業院線，但那一天的觀影氛圍，是“空前絕後”的。

在尋常的電影觀影過程中，最基本的禮節就是儘量不要發出聲音影響他人觀看。但在那天，那個場域中，禮節失效了。所有影視行業從業者、媒體人，在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如此真實又戲謔地搬上大銀幕之後，全場沸騰了。

這部電影拍出了很多來北京打拼的內容創作者共通的辛酸和悲苦。一個編劇在寫一個好劇本之前，一路上要經過太多欺騙和忽悠、更要經歷無數次修改。有時候甲方提出來的修改意見也不一定對，但作為乙方的編劇，就要一遍又一遍的修改，甚至是推翻重來。

當片尾“人物沒有成長”六個字出現時，全場此起彼伏的掌聲和“牛逼”，經久不息。這種氛圍就像球迷在看球賽，歌迷在看演唱會，此時如果保持沉默反而才是一種格格不入。

《銀河寫手》路演（圖源：微博）

李闊自己也提到，“我以前也去看過FIRST的主競賽，包括其他的電影節也好，觀影氛圍這麼好，這是第一次。”

這樣的熱烈和上映之後受到的冷遇，也延展出了一個新概念——“影展特供片”。不少觀眾質疑這只是影視行業的“圈地自嗨”，出了電影節便不會有人再埋單。

客觀來説，觀影氛圍對觀眾觀影評價的影響是無法忽視的，這裏面還有更細分的諸如“觀影預期”“離場感”等因素，都會顯著影響到觀眾看完覺得好不好看。

尤其是對於喜劇電影來説，笑是容易傳染的，同温層人羣的集合更能帶來笑的蔓延。“比如我去看了兩次《年會不能停！》，第一次是在點映的時候，人少，感覺沒有這麼熱烈，第二次是正式上映了，座無虛席，那個感覺一下就不一樣了”，李闊表示。

《年會不能停！》（圖源：豆瓣）

在《銀河寫手》的點映和路演場次裏，兩位導演也時常能感受到來自普通觀眾的喜愛，單丹丹提到，“據我觀察下來，我發現大學生是反響最熱烈的，大學生真的是什麼都會樂，可能是平時學習生活太苦了。”

對於“影展特供片”的這一形容，兩位導演認為只要是看了電影的觀眾真心這麼覺得，他們也虛心接受，“因為對於我們這個電影來説，每一張電影票對它的票房都彌足珍貴，所以我們覺得只要他買了票，他就是我的甲方。”

談及差評，真正讓兩人“破防”的，其實是“觀眾解讀到的和我們想表達的是完全大相徑庭的”。李闊舉例道，“比方説有些觀眾會認為，我們電影特別自戀，覺得自己才華橫溢，甲方都是傻逼。但其實我們一直是抱着一種對張了一（宋木子飾）和孫談（合文俊飾）非常嘲諷的態度去處理的。” 

“本來我們起的名字叫《六分編劇》，因為他倆就是這種，你説他沒有才華，他也有點；你説他真有才華，其實他也有點出不來的感覺。這種在夾縫中難受的感覺，挺像我倆前十年的狀態。如果我們真的是什麼大才的話，肯定頭幾年出來就炸了。”單丹丹補充道。包括影片中對甲方的塑造，“我們也沒有想把她們寫成壞人，其實是想説誰都不容易，沒有説懷才不遇的意思。”

有“大相徑庭”之處，也有的確值得反思之處。第一次執導電影，經驗不足的問題在一些細節上得以暴露。比如在一組三角戀關係上，害蟲（李飛飾）和大劉（張皓森飾）都有展現自己態度、塑造人物個性的時刻，但小蕊（劉默然飾）這一角色身上卻鮮有着墨。

其實本來的拍攝片段中是有這個部分的，“大劉一進來都對所有人極盡諂媚之能事，但小蕊冷眼旁觀，因為她認為她對不起的人是害蟲而不是其他人，可以孤立她，但不能讓她難受。兩個人的態度有一個很鮮明的對比。”

“這場戲在劇本里就已經5頁了，文戲5頁紙是很嚇人的，最後剪出來都有15分鐘了，實在是太長了。所以這就是經驗不足的問題，如果當時在寫劇本的時候，就能意識到它拍完可能會有這個問題，把這個戲移到別的地方去，不要把所有的人物高光都擠在這一場戲裏面，會不會結果更好一點。”李闊有些遺憾。

從創投到影展再到市場

遺憾總是難以避免，但新人導演能夠擁有一部成功公映的作品，就已經非常幸運了——至少張了一和孫談都沒做到。

單丹丹和李闊走過的道路，與大多數國內青年創作者相似——入行時做大量委託創作維持生計，撰寫原創劇本登上創投，創投結束項目後續推進受阻，進入撰寫下一個劇本的輪迴。

但和絕大多數青年創作者不一樣的是，兩人在名不見經傳的時候，都很有主動“推銷自己”的意識。

去年夏天的西寧街頭，總會看到有這麼三五個人穿着統一的服裝，舉着牌子，像APP地推一樣，一個一個地邀請大家去看電影。這就是《銀河寫手》的主創團隊，因為擔心自己的片子沒有影星、沒有名氣，到時候坐不滿500人的大劇院，所以選擇了用地推這種最樸素的方式宣傳自己。

首映結束後，主創團隊走上台，當着500人的面展示自己衣服後面的二維碼，上面是他們的微信。

在公開首映之前，FIRST還有內部放映的媒體場，原本沒有安排主創和媒體見面的流程。但單丹丹和李闊想了又想，還是準備前去直面媒體老師，“哪怕扔臭雞蛋我也接受了，但我們得知道他們怎麼看。”

“當時他們在裏面看的時候，我們在門口腿都在抖。因為我們是一個‘三無產品’，很多媒體老師看完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是誰？’，不知道我們從哪冒出來的。但如果你想讓更多人看到你的電影，説實話就得這樣，必須豁出去。”

直到院線上映，在短視頻平台的宣傳物料中，也能看到李闊和影院工作人員交涉，看看能不能把《銀河寫手》的易拉寶放在影城更顯眼的位置。哪怕只有一點點能打動觀眾的機會，他們也不想錯過。

宣傳期裏，單丹丹和宣發團隊的小夥伴聊天，好奇別的職業導演在宣傳期裏會怎麼做。誰知小夥伴回覆她，“你倆是我見過最配合的導演，你們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藝術家。”單丹丹把這視作一句誇讚，“如果哪一天我變成一個‘大導演’的話，我可能創造不出來好笑的喜劇了。”

用最通俗的話來説，在兩人的眼中，商業是一個導演的本分，而不是情分。當然，這是基於當下中國電影產業的現狀，對青年創作者來説最務實的道路。李闊覺得，“做這行除了天賦、努力、平台之外，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聰明。聰明不是指寫了一個多妙的劇本，而是説知道什麼時候該使勁兒，什麼時候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什麼時候要找到一個最好的方式來推銷自己。”

這種聰明當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兩人職業生涯的磋磨給這份聰明提供了養料。

李闊大學學的是表演，畢業之後先乾的是普通職員，體會過呆在格子間裏的痛苦，也一天給別人打過200個騷擾電話。後來他選擇北漂當演員，有一段時間一直入不敷出，總得管家裏伸手要錢，他抹不開面子。最絕望的時候都收拾好行李準備回家了，但最後還是不甘心選擇留了下來。

電影上映後，單丹丹也在微博寫下了她對自己十年編劇生涯的總結，這十年裏話劇、電視劇、網絡電影、院線電影、小品、短視頻、綜藝，什麼活兒都接。在那個時期的影視行業裏做編劇，頭疼的是找過來的項目太多，流產也太快。用她自己的話來説，“你不知道哪片雲下面有雨，每個人都想撈一個項目。”

委託創作做多了，讓單丹丹持續陷入掙扎與迷茫，直到有一次和另一位年輕編劇溝通，才豁然開朗，“她跟我説，姐你知道嗎？人家讓我改劇本的時候，我從來都不痛苦。因為我知道一個鐵的事實，就是我沒有原創能力，只能人家槍往哪指，我往哪打。但我真的能感受到你身上是有原創能力的，你為什麼不自己寫呢？”

單丹丹才開始意識到，原來編劇分兩種，有的人更適應委託創作，有的人更適應原創創作，“我才發現我以前給人做委託的時候總是做不好，是因為我總是喜歡把自己的想法加進去，但這其實是增加別人的工作量。”

這樣的困惑也被呈現到了影片當中，張了一和孫談痛苦和糾結的根源，就是在委託創作和原創創作之間的搖擺不定。

但做原創哪有這麼輕鬆，一個青年創作者寫的原創劇本想要得到投資，中間要經歷太多的不確定。2020年，單丹丹和李闊把原創劇本《火星司機》投到了FIRST創投。它比《銀河寫手》多出了很多優勢，有高概念，有商業度，有更漫長的時間不斷修改、豐富，但它還是沒成。

反而是就算投了創投也很難被資方看好的《銀河寫手》，讓他們產生了必須立即行動的決斷，拍了出來，並最終在大銀幕上和觀眾見面。

《銀河寫手》評論（圖源：微博）

在這個幾乎沒有多少確定性可言的行業裏，摸爬滾打多年的兩個人，領悟到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要有識別機會的“聰明”，以及機會出現之後一往無前的勇氣。 

“我們也經歷過錯過。所以我告訴自己，在該去尋求機會的時候，你一定要像一個聞到了鮮血的鯊魚，無論是幾百海里你都要游過去，不管你多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