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路風：以過剩為藉口砍掉基礎工業產能，必然危害整個工業體系！（2）_風聞

二、“二分法”思維的終極根源

工業體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壓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維的根源則是中國的發展只能跟隨西方的“世界觀”。正是在這個歷史關頭，黨的領導人提出偉大復興的“世界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強烈的民族抱負——為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敢於在世界範圍內競爭的抱負。

因此，重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以偉大復興的“世界觀”重塑經濟政策範式，破除對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並重新把中國工業體系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舊“二分法”思維的背後是“跟隨”思維範式

讀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讀者很容易理解各個工業之間存在着聯繫和互補性，很容易理解工業體系的整體性。因此，讀者結合他們的生活直觀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只依靠少數的“新興產業”，更遑論還見不到的“未來產業”。

那麼，為什麼“二分法”的邏輯能夠如此嚴重地影響政策思維?如果我們層層追問原因，那麼就會發現，“二分法”思維的終極根源是對中國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相差很大。在那個歷史背景下，中國的學術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種“跟隨”的思維範式(以下簡稱“跟隨範式”)，其基本特徵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潛意識認為，中國只有通過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並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才能發展起來。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實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實的話。但是，當這些最初是實用和樸素的想法變成“信仰”——即變成思維範式——之後，它就成了限制人們繼續實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們在跟隨範式下懷有發展的意願，但永遠不會、不敢想到中國有發展到與“榜樣”國家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樣”會反過手來給中國的發展“下絆兒”。

因此，跟隨範式必然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之間產生越來越大的矛盾。當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開始進入高增長時，沒有人能夠預見到中國經濟規模在隨後僅僅10年間(2001-2010)就連續超過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

跟隨範式的思維顯然無法解釋高增長的原因：第一，它過分強調引進外資和“國際產業轉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內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礎並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擴大的“中國特色”工業體系;第二，它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只能依靠引進，但忽略了從引進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自主創新;第三，它雖然強調了市場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場化的本質是為人民廣泛參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也忽略了中國經濟得以長期發展的政治-社會條件。

但是，面對他們無法理解的現象，某些中國經濟學家給出另一種解釋：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高增長，那一定是依靠工業體系擴張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發展、投資驅動和產能過剩;因此，中國的增長模式應該轉向以研發、信息化和服務業為主(因為經歷過“去工業化”的美國“先進的”經濟結構就是這樣的)。

2011年之後，中國第二產業的增加值以及狹義上不含建築業的工業增加值佔GDP比例均出現持續下滑趨勢，截至2018年已經分別較之於2011年下降了5.8和6.1個百分點。圖片由作者提供

對於部分在跟隨範式下成長起來並獲得地位的人來説，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是一個“意外”，而且是一個難以承受的挑戰：中國經濟如果繼續增長就必然引起在經濟規模上超過美國的問題。這個前景令西方發達國家和國內的某些“精英”階層同時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國際權力地位被顛覆，而後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成就的指責下，跟隨範式下的“精英”階層也開始“反省”懷疑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加之對嶄新世界的恐懼，使得他們“反思病”發作，在某些領域選擇走上“自廢武功”的道路：自己給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放棄繼續壯大自己而轉向“內卷”。

2.2 自我設限的三個行業案例：鋼鐵、造船、煉油

我們可以用經驗證據來驗證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維的本質是不是自我設限。

對於中國工業來説，過去10年影響最大的政策莫過於“去產能”。2013年10月印發的《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21】指出，“我國部分產業供過於求矛盾日益凸顯，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產能嚴重過剩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諸多問題的根源。”

該文件特別列舉了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但也規定該文件“同時指導其他產能過剩行業化解工作”。當時受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影響，剛剛經歷了高增長的中國工業確實出現需求不足的問題。政策文件就是針對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產能過剩現象，而且對當時存在的“地條鋼”等違規產能確實應該治理，這也沒錯。

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關於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中國工業的“產能過剩”是週期性的還是結構性?如果是週期性的，產能過剩就是一個短期問題;如果是結構性的，那就是一個絕對的、長期的問題。從後來的政策實際走向看，它被當成了結構性問題，恰恰證明“去產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維所主導的。限於篇幅，我們只舉鋼鐵、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國的粗鋼產量達到將近7.8億噸(第二年就超過8億噸)。要知道，在中國之前，從來沒有任何國家的粗鋼產量能夠接近過2億噸。美國粗鋼產量達到峯值(1.36億噸多)是1973年，蘇聯達到峯值(1.63億噸)是1988年，而日本的峯值(1.2億噸)是2007年(世界鋼鐵協會數據)。

更驚人的是，2000年的中國粗鋼產量還是1.2億多噸，到2014年就增長到令人目眩的8.2億多噸，看上去實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隨範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國的粗鋼產量只有8800多萬噸，而中國居然生產了8.2億多噸——這不是中國落後的標誌又是什麼?因此，有中國經濟學家説，中國工業的產能已經達到“物理極限”。

不過，如果換掉跟隨範式的“濾鏡”，我們就可以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在歷史上，美國和日本的鋼產量都曾經達到過人均一噸鋼(按總人口計算)的水平，而日本從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1億噸上下的產量水平，只是最近幾年有點繃不住。

外媒繪製的2022年全球十五大鋼鐵生產國，當年中國鋼產量為10.13億噸。

以歷史為鑑，既然中國的人口是14億，那麼中國鋼鐵工業的空前規模只不過是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必須達到的“台階”或基礎，它並不妨礙中國在高技術和新興工業領域的繼續發展。

2023年，韓國人口為5132.53萬，而粗鋼產量為6670萬噸，人均約1.3噸鋼(同年中國人均約0.72噸)——這個水平影響韓國發展半導體工業了嗎?面對世界工業史，我們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果中國躋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那將會以怎樣的工業規模來進入這個行列?

2013年判定產能過剩的標誌是產能利用率。實際上，這是個實物指標(實際產量與產能之比)，它可以幫助判斷某個時點的經濟形勢，但不能被用來判斷長期性的產能過剩。但是，“二分法”思維斷定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

工業和信息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發佈的《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年)》中説，“今後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並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並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產能過剩已不可能通過歷史上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來消化。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週期性的，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是環境資源等發展條件的變化決定的，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或U型反彈，將經歷一個L型發展階段”。

根據這個指導方針，這份文件有這樣一段今天看起來大大低估了中國發展勢頭的預測：“從國內看，‘十三五’我國鋼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將呈雙下降走勢……國內粗鋼消費量在2013年達到7.6億噸峯值基礎上，預計2020年將下降至6.5億-7億噸，粗鋼產量7.5億-8億噸。”【22】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鋼價從2015年年底開始週期性回升，訂單增長迅速，鋼鐵行業也在2016年扭虧為盈(同年4月的產能利用率高達88.93%，大幅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為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但政府部門不承認前幾年的生產過剩是週期性的，反而繼續推行“運動式”的去產能。

由於需求頑強存在，中國粗鋼產量仍在緩慢增長：2018年突破9億噸，2020年突破10億噸(10.6億噸)。主管部門要求壓減產能，2021年砍掉3000萬噸產量，2022年繼續實施壓減，又砍掉1200萬噸的產量(至10.18億噸)。環保部門和統計部門也加入進來，把壓減重點放在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

2023年，由於中央和國務院越來越關心經濟形勢，加上重點鋼鐵企業的利潤大幅下跌，這些部門沒有繼續大刀闊斧地去產能，改為產能平控(不增不減)。於是，當年的鋼鐵產量漲回到10.3億噸，而且鋼鐵的直接和間接出口非常強勁。

無論如何，“二分法”思維經不起一個“靈魂拷問”：為什麼中國就不可以達到人均一噸鋼的水平?

造船工業的例子也有力地證明“產能過剩”的週期性。

中國造船工業也是在高增長階段迅猛成長起來。2010年，中國三大造船指標躍居世界第一(首次超過韓國)，新接訂單量、在手訂單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場佔比均超過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場那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入下行週期，中國企業普遍遭遇訂單不足。

2013年，造船工業被列入產能過剩名單。2016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被韓國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國在在新船訂單方面又被韓國反超。“反覆爭奪”無非説明造船工業的根本問題是競爭力和技術進步。

在大約10年間，中國造船工業經歷了慘烈的“去產能”、破產重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難階段，中國造船工業仍然在進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別造出航空母艦“山東號”和“福建號”，從2020年起實現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華郵輪等。

隨着疫情後世界航運市場的復甦和技術進步，中國造船工業從2020年起再度超過韓國。到2023年，中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以載重噸計分別都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大幅度拉開與名列第二的韓國的距離。

這當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據2023年9月的媒體報道，從2013年以來，造船工業就被銀行列為“謹慎類”行業並在“金融機構授信額度”等方面受限。該報道稱，“金融危機過後，十幾年來，船企盈利了，產業升級了，落後產能淘汰了，市場洗牌且復甦了，政策上也多次發佈金融服務的指導性文件。但是，落實到貸款上，造船民營企業的困境還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23】

造船業是一個高槓杆化的行業，因為造船所需的材料、設備和勞動力報酬需要由造船企業提前支付，而造船企業高度依賴銀行的融資。在受到貸款限制的條件下，一些民營造船廠面對旺盛的需求只能放棄部分訂單。可見，在“二分法”政策思維的主導下，任何工業一旦被戴上“產能過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來，所以中國造船工業在生機勃勃的情況下仍然受到壓制。

毫無疑問，“去產能”政策實際上延緩了中國造船工業的發展，但這個工業憑藉自身發展出來的能力，照樣敢於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訂單量——這恰恰是主張“去產能”的人所永遠無法理解的工業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為原料來生產成品油和化工產品的煉油工業。2022年，中國的煉油產能(9.24億噸/年)正式超過美國(9.07億噸/年)，達到佔世界總產量的近17%。無論從石油化學工業本身看，還是從世界地緣政治看，這都是一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

但剛取得這項成就，發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和生態環境部就於2023年10月聯合發文，規定“到2025年，國內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億噸以內”。【24】

中國石化煉化一體化項目——福建古雷石化基地

為探討限制煉油工業產能的原因，我們從歷史的視角回顧一下該工業的發展。人類社會利用石油的時代起始於19世紀中葉。從1860年左右起到2021年，美國的煉油產能一直保持為世界第一，時間超過160年。在早期階段，石油產品主要用於照明(煤油燈的煤油)，如美國曆史上的第一家工業托拉斯就是賣煤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集團。自從內燃機在19世紀末被髮明出來後，石油的主要產品隨着汽車和飛機等工業的發展而轉向燃油(汽油、柴油、潤滑油等)。

此外，當現代化學工業在19世紀70年代出現後，以煤炭為原料的德國化工一直領先世界。但是，隨着在石油工業取得霸主地位，美國在以石油為原料的化工方面成為創新者和主導者。在二戰後，石油化工成為一個對經濟增長極為重要的工業，也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中國從建國起就非常重視石油工業，但煉油工業的真正發展還是在開發大慶油田之後。1972年中國打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之後，經毛主席批准，為解決人民的吃穿問題實施了一次大規模引進(以化纖、化肥成套設備為主，大部分項目是在改革開放後建成投產的)，史稱“四三方案”。

中國成規模生產乙烯(石油化工最重要的產品)還是從引進西方技術開始的。石化工業在改革開放後得到很大的發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間，中國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進口。因此，政府批准瞭如浙江石化、恆力石化、盛虹煉化、中石油廣東石化等幾個千萬噸級的煉油化工一體化項目，使中國煉化工業出現迅猛增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設備工業為實現石化重大設備的國產化曾經堅持了幾十年可歌可泣的奮鬥。到浙江石化上馬時，這個當時世界最大煉化項目(4000萬噸/年)的絕大多數設備，包括加氫反應器、壓縮機、汽輪機、冷箱(氣體分離)等重大裝備，都被中國企業中標。2020年11月，彭博社的一篇報道稱，中國的煉油能力即將超過美國，語氣間充滿了酸楚感。【25】

那麼，政府部門為什麼要在這個歷史關頭決定限制煉化工業的發展?2023年10月的四部門聯合文件沒有直接給出解釋，雖然從行文上也可看出減碳和產能過剩是主要考慮。不過，還是有幾個問題值得追問：

第一，中國煉油工業的增長速度受經濟下行的影響已經放緩，而目前中東和非洲產油國正在大舉增加煉化產能，【26】未來中國的產能份額能否提高還是個懸案。

第二，雖然全球都在提倡能源轉型，但石化工業本來就可以朝減少成品油、增加化工產品的方向發展。中國近年來建成的都是煉化一體化項目，本身就具有生產的靈活性。

第三，石油化工還是個高技術工業，其技術進步影響其他工業的發展。例如，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發佈的國內企業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上，中石化在過去10年裏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名列第一，2022年第三，而與中石化爭奪排名的主要是華為、中興通訊、騰訊、OPPO這些IT領域的大企業。

第四，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為什麼煉油能力剛剛相當於美國就不能再發展了?這些疑問不得不令人猜測，政府部門對產能的判斷是在遵循一條“潛規則”：哪個工業趕超美國，哪個工業就是“產能過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曾經佔全世界的一半，遠高於中國目前的比重。但是，美國人從來沒有為此“內疚”過，反而是利用這種優勢建立起超級大國地位。當美國於1971年實施美元與黃金脱鈎時，許多人以為美元霸權將受到重創，沒想到反而得到強化。後來證明，美元霸權有了新的支柱——全世界的石油貿易是以美元結算的。

為什麼必須這樣?因為美國石油工業(包括煉化)在世界市場上佔據主導地位。【27】1974年，美國煉油產能佔全世界產能的比重是將近22%(1965年是幾乎30%)【28】。實際上，由於那時煉油能力也很大的蘇聯東歐集團與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是隔絕的，所以美國的實際影響力遠超這個比例所表達的程度。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一個沒有工業的產油國(如中東國家)不在石油開採、煉化、運輸和銷售方面依靠美國的工業能力，大概是無法利用石油財富的。於是，世界石油貿易也就逃不掉以美元結算。

事實上，美國石油工業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有把目光侷限在自己國內，如清末民初的中國煤油市場就是被洛克菲勒主導的。如果美國石油化學工業只盯着國內市場，它的產能早就過剩了。

2.3“二分法”思維誤讀了高質量發展的理念

以上不過是舉了幾個主要工業的例子。實際上，“二分法”思維必然導致對高質量發展的理念的扭曲，它給中國工業體系戴上“產能過剩”的帽子，造成對工業投資的持續緊縮。尤為甚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去產能”變成運動式的，波及到所有的傳統工業。

在地方，金屬製品、建材、輪胎、陶瓷、紡織、造紙、製鞋甚至連傢俱製造都成了“官官喊打”的“過街老鼠”：全世界技術最先進的電解鋁生產線，剛建成就因“違規產能”被關，只是因為被扣上“舊動能”的帽子。與此同時，“二分法”思維使得對“新舊動能轉換”理解產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在執行過程中追逐少數時髦的“高技術”產業，全國將近三千個縣都想發展生物製藥、新能源和半導體(2018年之後)，大量同質化的招商氾濫和投機活動反而瓦解了當地傳統優勢產業的根基。

路風教授認為，“二分法”思維導致傳統工業被輿論污名化，同時也助推了新產業的扎堆。

不得不指出，“二分法”之所以深得一些部門之心，並非是它的理論邏輯多麼有説服力，而是背後的權力邏輯在作祟。我們從2019年11月5日北方某省冶金行業協會根據企業座談會報給該省工信廳的函裏，摘取一些隻言片語，以幫助理解一些“涉事”企業當時對政府部門做法的不滿：

“目前一些地區將停產、限產常態化，不符合法律規定”;“對於連續化生產的設備(如高爐)，頻繁啓、停操作，某些地區還要求停爐時扒爐”，造成單位的資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發生在生產設備啓動、停止時”;“排放標準和環保設施要求變化時間間隔過短、幅度過大”;“生態環境部門要求車間、原料場全封閉，安全(部門)要求留有通風口，雙方總有一方(可以)處罰企業，尤以生態環境部門，經常頂格處罰”;“環保檢查沒有統一規劃，沒有計劃，省、市、縣、區、鄉鎮多層檢查，不同部門多頭檢查，檢查過於頻繁，企業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檢查人員，疲於應付”;“檢查標準不一，檢查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前一個檢查組提出的要求企業執行了，又被後一個檢查組要求整改”。

正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可以用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市場監督等名義隨意關停企業(民營企業首當其衝)，才造成所謂“市場缺乏信心”的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要害問題在於，中國要想產業升級、要想發展高新技術工業，就必須保持經濟增長，而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以傳統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傳統工業佔整個工業體系80%左右)。

很顯然，本文列舉的鋼鐵、造船和石油化工三大工業都遠沒有達到工業化本身的“極限”——中國鋼鐵工業能夠軋製汽車板是在1998年之後，中國造船工業能夠建造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是在2008年之後，中國石化工業自主掌握乙烯生產的成套工藝是在2012年之後，等等。

就在這些工業還處於技術突破和升級的過程中，它們卻被扣上“產能過剩”的帽子，隨之受到壓制。“二分法”思維及其政策的根本特徵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而自我設限的根源在於不敢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去創造新世界，於是國家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被一些受此思維影響的施政者所俘獲，他們選擇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強行摁回到跟隨範式的舊世界裏。

對中國工業體系的壓制當然會產生經濟下行的後果，只不過這個後果是自我預言的實現——如果在政策思維上認定中國經濟增長必將是“L型”，那麼實際的增長就早晚會真的變成“L型”。因此，“二分法”思維是跟隨“世界觀”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