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路風：以過剩為藉口砍掉基礎工業產能，必然危害整個工業體系！（3）_風聞

三、 破除自我設限要靠偉大復興的世界觀

面對同樣的歷史關頭，黨的領導人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做出與跟隨範式不同的選擇，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抱負。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觀”，它以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為參照系，為中國的發展定義了一個以實現自我價值為抱負、只受制於自己能力但不受制於外人意願的目標。因此，國家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和總任務就“順理成章”地以黨中央決議的形式，被定義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這樣的抱負沒有顛覆現行國際秩序的意圖，也沒有從已經融入的世界經濟中退回來的打算，相反，改革開放被進一步強調和實踐。但新的“世界觀”並不承認現有的世界戰略結構具有永恆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會固定不變——“這個星球上，不能富國永遠是富國，窮國永遠是窮國”。【29】

3.1 強國範式與跟隨範式的根本區別：中國發展沒有“天花板”

在經受住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戰的衝擊後，這個新的“世界觀”進一步表達了對中國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現代化的信念，並在2020年10月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一個更具體的“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至此，“偉大復興的世界觀”不僅已經清晰可見，而且定義了黨的政治任務，證明中國政治領導層在這個歷史關頭選擇了進取而不是退縮。但是，如果“偉大復興的世界觀”能夠以邏輯一致的方式落實在理論探索和經濟政策上，那麼就需要在它的指引下形成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範式——我們姑且將其稱為“強國範式”。

為幫助理解這句話的涵義，我們從經濟政策範式所必然包括的三個方面——經濟發展任務和目標、發展途徑以及本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來説明偉大復興世界觀之下的強國範式應該具有什麼特徵。

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就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經濟發展任務和目標方面，我們以回答一個關鍵問題來區別“強國範式”與“跟隨範式”的根本不同：中國經濟發展是不是應該有“天花板”?

從偉大復興的世界觀看，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存在“天花板”——不管是自己所設還是外人所設或“內外聯手”所設，否則何談“偉大復興”?如果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入門級水平，就必須再增加一倍，而那就必然要求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僅僅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

按照同一個邏輯，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也沒有“天花板”，因為它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如果回想十幾年來那些聲稱“經濟增長不重要”、“應該永久性取消經濟增長目標”以及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主要問題的言論，人們就很容易理解“強國範式”與自我設限的跟隨範式之間的根本區別。

強國範式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終極目標，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政治要求，必然要求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定義為力爭全面進入發達狀態，也就要求把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當作經濟政策的中心任務。

在發展途徑方面，如果中國的發展沒有“天花板”，實現現代化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質涵義。當中國的經濟發展處於落後狀態時，出現跟隨或模仿的行為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中國不可能跟隨任何其他國家而發達起來。中國有14億人口，超過所有發達經濟體(38個OECD成員國)的總和。【30】

一個如此人口規模的國家的工業化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非西方國家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事件也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當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遭到霸權的壓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事件。因此，中國只有走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道路，無懼霸權的打壓，才能繼續發展，否則就會在壓力下倒退。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強國範式”，而“科技自立自強”方針的一般意義就是它代表了強國範式的發展途徑。

與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的關係。“強國範式”要求中國繼續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但絕不被動服從，而是積極主動地塑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這方面的內容很多，本文僅集中於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的戰略意義。

3.2工業生產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性資產

在“強國範式”下，道路自信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為中國經濟高增長立下汗馬功勞的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不會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發之前的狀態。但是，如果中國不願意按照霸權的意志退回到國際經濟體系的邊緣位置，那什麼是中國能夠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賴的戰略性資產?很顯然，如同美國有美元霸權、俄羅斯有石油和天然氣那樣，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戰略性資產。

“製造業”不是可以移動的物品(如廠房、設備和生產線)，而是有組織的“能力”，既包括單個企業和工業的能力，也包括“體系”的能力。與自然資源在不用時也不會“貶值”不同，工業生產能力只有在不斷的生產經營中才能被保持和發展。

同時，由於各個工業的企業還存在以彼此之間的需求和供應關係為紐帶的共生關係，所以一個工業的消失會導致其他工業的消失。能力的發展是累積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決定一個組織明天能幹什麼。

因此，對於任何國家而言，去工業化過程一旦持續一段時間，一個經濟體就會失去對工業的社會“記憶”，其間發生的社會變化會成為“再工業化”的障礙。正是從能力視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維的破壞性。

無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正確的戰略就是要把現有的每一個工業都做到競爭力十足，同時依託整個工業體系的力量把暫時落後的工業發展起來。

歐美對中國的打壓——從芯片到紡織(新疆棉)、起重機、新能源汽車等——都是從產業下手。有人擔心歐美以各種壁壘阻止中國工業進入它們的市場會導致“脱鈎”，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違反經濟規律。只要中國工業不斷保持進步並進入一切可以進入的市場，歐美的保護主義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例如，它們只能保護出來高成本的鋼鐵工業或其他工業，使它們自己的產品無法進入世界市場，從而抬高它們自己所有其他工業的成本。

工業生產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資產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樣，當中國工業能夠以美國十分之一的成本無限制供應口罩時，什麼關税和標準壁壘以及美國議員的政治喧囂都歸於無用。因此，中國工業體系雖大雖全，但沒有一個工業是多餘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芯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紙尿布工業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國工業體系及其生產能力就是中國屹立於世界經濟而不可能被排擠出去的最大保證。這項戰略性資產越強大，世界經濟就越不可能與中國“脱鈎”。

3.3 二分法思維對新執政理念的誤讀

因此，對於偉大復興“世界觀”下的經濟政策範式來説，經濟增長目標本來就應該佔據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是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為幫助繼續深入理解這個邏輯，我們在偉大復興世界觀的語境下，重新解讀受到熱議的幾個有關發展的方針、原則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維對它們的誤讀或曲解。

關於“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是黨中央確立的方針，但在“二分法”思維下也存在諸多誤讀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質量”為名，把工業分成三六九等，然後要求以“高端”工業和服務業來代替傳統工業。如此一來，“高質量”與“發展”就成為對立的關係，因為其中把對工業體系的限制發展或不發展變成了這個方針的主要內容。

這種對立關係的擴大還把高質量發展與增長速度對立起來，謊稱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就會不利於結構調整。只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鋼印，我們就可以明確，高質量發展與增長速度沒有矛盾，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例如，日本確實是一個發達國家，但誰會認為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狀態是“高質量”的?為結構調整而必需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的説法是錯誤的，因為經濟增長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礙和壓抑結構性變化，而創造性的結構重組在經濟上升階段發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兩位長期研究這個問題的美國經濟學家所説，“結構性變化在經濟收縮時會下降而不是上升”。【31】因此，如果增長速度過低，其實就沒有質量可言。

關於“先立後破”

“先立後破”的原則，是黨中央針對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國的限電限產風波【32】提出的。那場風波的原因就是運動式“減碳”和強化煤炭“去產能”的後果。“先立後破”的原則一舉扭轉了供電危機，證明了黨中央站在人民一邊的鮮明立場。

實際上，這個原則還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它直指“二分法”思維違反客觀規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現有事物的基礎上產生的，不管是通過創造或災變，而新舊事物的轉化需要一個過程。因此，這個原則完全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

中國需要保持經濟增長，以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中國需要保持傳統工業的發展和升級，以支持高技術工業的突破。因此，如果“高質量發展”是目標，那麼“先立後破”就是方法論。

關於“現代產業體系”、“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

“現代產業體系”、“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是中央提出的三個概念，互相聯繫。由於這三個概念比較新穎，所以引起熱議。但只要撇開“二分法”思維的誤讀，我們就很容易看出這三個概念在政策邏輯上，是與偉大復興“世界觀”和強國範式相一致的。

現代產業體系的標誌不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代替傳統工業，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累積性發展起來的傳統工業不可替代。

事實上，鋼鐵工業可以是現代化的，造船工業可以是現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現代化的，紡織、建材、糧食加工等等工業都可以是現代化的。判定它們是否“現代化”的標準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任何一個工業在技術水平、生產率、成本、環保水平和競爭力方面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因此，就工業來説，現代產業體系的標誌不可能是以某些工業代替另一些工業的問題，而應該是所有的工業——即工業體系——都成為現代化的。

現代產業體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劃分的產業所組成的體系，其關鍵在於“體系”：它要求三次產業之間和每個產業的各個部門之間要協調發展，還要求產業的門類完整，而產業體系的整體現代化就是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根本任務。

新型工業化是以新的或創新的方式完成中國發展的歷史任務——工業化。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任務。2022年，中國鄉村人口約佔總人口的34.8%，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有非農產業的四分之一。

中國人口超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總和，而且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如此人口規模的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和共同富裕，不僅歷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沒有遇到過的困難(如資源瓶頸)。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中國能不能以新的、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就成為一個時代的問題。

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勞動收入(亦即勞動成本)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失去工業，包括那些被稱為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這就是中國遇到的挑戰，如果中國傳統工業能夠通過融合新技術來提高自身的技術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產率的提高來抵消勞動成本的上升。

路風教授認為，今天提倡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國工業在任何領域做大做強。圖為伊利乳業工廠的機器臂在工作

新型工業化的任務同時説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樣人為地干預經濟規律，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在三大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趨近之前就增速放緩。

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和推進新型工業化要靠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個表述在邏輯上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於，什麼是“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標誌?

最近一個帶有流行性的解讀是從構成生產力的四個要素看，即新質生產力表現為新型勞動力、新型勞動對象、新型勞動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礎設施。這又是一個類“二分法”式的解讀。如果把新質生產力的要素之一説成是新型勞動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崗的勞動者(包括如此解讀這個概念的經濟學家們)排除在新質生產力之外。那麼，新型勞動者從何而來?其他的要素——新型勞動對象、新型勞動工具和新型基礎設施也都面臨這個邏輯矛盾。

如果從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看，改革開放後在發展方面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堅持自主創新，這是今天出現“短板”和“粗放”現象的主要原因。針對這樣的問題，今天提倡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國工業在任何領域做大做強，包括通過自主創新進入任何高附加值領域，也包括敢於創造新的領域。這與把生產力的物質內容分為“新的”和“舊的”毫無關係。

動態地看，在“偉大復興世界觀”或跟隨範式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態下，某個時點上相同的物質生產力會產生出非常不同的結果，前一種能夠超越而成為“高端”，後一種則甘於跟隨而陷入“低端”。因此，生產力的“質變”恰恰發生在偉大復興世界觀和強國範式所倡導的行為準則上：當中國的產業發展徹底擺脱曾經的跟隨模式，當大多數的企業都敢於以自立自強來創造前無古人的業績時，中國的生產力就是新質的。

偉大復興的“世界觀”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指明瞭方向。今天，重振經濟增長需要以這個“世界觀”重塑中國的經濟政策範式。新的範式要求把經濟增長目標重新拉回到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維對中國發展的自我設限。重振增長的途徑是從中國現有的產業基礎出發，推動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因為腳踏實地才能實事求是。

中國的發展要靠黨對發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創造，讓市場和企業發揮作用的實質就是讓人民的創造性可以充分發揮。因此，應該改變過去由政府部門天天計算產能、天天管制市場的做法，使每一個政府部門的工作方向與“偉大復興”相一致。

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首先要改變“二分法”思維對中國經濟的“自限”緊箍咒。

3.4 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是黨領導人民創造新的奇蹟

以偉大復興的“世界觀”重塑經濟政策範式，必然伴隨着相應的體制變化。新型舉國體制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後一節，我們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和科技自立自強的兩個側面，來討論新型舉國體制面臨的任務。雖然這個體制的具體形態還需要在實踐中探索，但它的實質是以黨領導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束縛”。

金融體制問題：黨管金融一大障礙還是“二分法”思維

中國經濟出現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出現脱節趨勢。如果金融體系陷入自我循環，那麼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政策當局將無法保證資金流入工業。我們需要簡要理解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能夠集聚和配置社會資金的“金融中介”只有財政部和人民銀行，且有“大財政、小銀行”之説。由於計劃體制幾乎取消了信用的作用，所以財政和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工業企業的利潤上繳和居民的儲蓄，資金的投資方向也比較單一(主要是工業建設)。

改革開放後，國家針對計劃體制對金融活動統得過死的問題，逐步放開金融中介機構參與市場活動的限制，但對金融機構的背景保持嚴格的審查(如主要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信託都是國家控股)。當時的金融改革方案與國有企業改革高度相關，主要目的是以資金的有償使用代替無償撥款。

圍繞着改革國家資金管理體制的主線，央行從財政部中獨立出來，各類金融中介機構快速成長，信用的作用大大加強。但是，國家保持對這些金融機構的控制，沒有貿然讓市場占主導地位。

相比之下，國家對於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則放鬆很多。從那時起，國家就將越來越多的社會投資職能交給資本市場，資本市場逐漸成為連接企業和社會資金的通道。

直到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進入高增長後，中國金融體系的運轉都主要圍繞着工業體系的發展。第一，國家保留了對工業直接投資的渠道，如成立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就是為了承接原來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成立國家開發銀行是為了給國家重大項目提供長期貸款。此外，從“五五”期間就開始實施的設備更新改造貸款的政策也是由國家預算引導、銀行信貸支持的工業投資。

第二，資本市場的發展其實是相對緩慢的，早期各種金融產品和市場上發行的股票不多，居民對於銀行儲蓄以外的金融投資也很陌生，這是金融資本主要流向工業體系的一個客觀原因。儘管資本市場的閘門剛一打開，金融的投機性就隨之顯現，但金融機構的豐富和信用的恢復對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如對市場主體貸款限制的放開使得計劃外的經濟主體可以參與到經濟建設當中，而國有企業在撥款減少的情況下仍可以申請到貸款以求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金融體系表現出越來越強的“獨立性”。例如，當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反思自己的金融體系的缺陷時，中國金融部門卻認為自己開放程度還不夠，需要繼續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推進，央行獨立、開放資本賬户等呼聲也越來越強大。

2013年是一個轉折點，“二分法”思維的輿論通過把中國工業體系“污名化”，也把國家控制的投資“妖魔化”。既然“投資驅動”、“粗放發展”的工業體系已經“產能過剩”，於是被“二分法”思維俘獲的政策思路就以“不刺激”為名，轉向實施緊縮政策，以消化“四萬億”貨幣“大水漫灌”的影響。

同時，對於全社會融資和投資的需要，政策轉向通過市場化改革(包括取消行政審批和國有企業、金融、財政等方面的改革)來盤活貨幣信貸存量，由市場的資源配置引導資金流向效率最高的經濟活動。

“二分法”思維影響了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從2013年起，相關政策出台的節奏明顯加快，其內容包括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進一步豐富市場選擇，放鬆監管力度、鼓勵混業經營，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放開審批，發展互聯網金融(包括後來變得臭名昭著的P2P平台)，以及金融國際化(陸續成立10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這些被民間稱為“金融自由化”的措施改變了1997年以來國家定下的“分業經營”的金融政策基調，在最後一塊讓歷任國家領導都猶疑是否放開的金融領域啓動了改革。在金融機構方面國家退出的更多，並且逐步放開了外資持股的限制，能夠在中國國內社會上融資的金融中介機構數量更多、背景更加複雜，甚至有建議向國外金融機構開放中國的居民儲蓄。

社會投資方面，在政府監管放鬆和金融機構投機性的驅使下，金融產品的增長非常迅速，各類金融衍生品更是得到蓬勃發展，成為金融投資追逐的熱點。這些變化終於使日益膨脹的中國金融體系不必再“被迫”向實體經濟投資，只是依靠買賣自己的金融產品就可以完成商業閉環。於是，金融體系開始俘獲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社會資金還是政府投資都越來越難以進入實體經濟。

今天，中國重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重振工業，而重振工業需要保證資金能夠流入工業。但是，國家對金融中介機構的控制和金融產品的衍生監管已經放鬆到可以討論誰在掌握調配社會財富權力的程度，而受控於國家政策的工業投資渠道也已經逐漸消失。

這裏需要指出，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運行邏輯之間是有矛盾的。金融資本永遠要賺快錢、賺大錢並具有高流動性，而工業資本的增值則需要長期累積性的改進和研發，而且一旦以固定資本的形式投入就基本上變成“沉沒”資本。因此，一旦金融徹底自由化，經濟運行就會朝着不利於工業發展的方向演變。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與製造業的衰落其實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為什麼具有一百多年曆史的波音飛機公司也會在最近幾年出現產品質量問題。

2023年3月，中央金融委員會的成立。如果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那就需要國家在金融體系和工業體系之上進行協調。守住金融風險的底線不僅在於被動的防禦(加強監管)，更意味着國家需要主動出擊，一是國家堅持主導調配社會財富和信用的權力，二是國家有意識和能力抵消金融資本市場的投機性，保證生產體系能夠獲得足夠的投資。

在現實世界中，上文所指的“國家”是分層的，包括中央、部門和地方。在金融體系和工業體系之間的“頂端”協調，政府部門是無法做到的，因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是一個跨部門、跨領域的任務。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黨中央居於國家的最高政治決策層，於是產生了黨管金融的必要性。

路風教授認為，黨管金融仍需打破“二分法“思維，守住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基本原則

“黨管金融”的最大障礙還是“二分法”思維。如果繼續沿襲這個思維，那麼佔中國實體經濟80%以上的工業領域就被排除在投資對象之外。如果排斥掉大部分投資對象，那麼管住金融體系又有何用?

事實上，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原則比金融體系自身強不強更重要。因此，中央提出推動設備更新的政策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擴大需求，而更為關鍵的是在借鑑過去技改投資體制的基礎上，重新恢復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的銀行貸款和專項債，建立起向工業體系和實體經濟提供產業投資的渠道。

一旦破除“二分法”，投資的對象就應該包括所有的工業企業，不分所有制，沒有行業限制;只要產品有市場需求、可以提高生產率、可以降低污染和能耗等，就符合貸款條件;同時要強調自主創新，優先支持補上“短板”、突破核心技術、提升產業鏈的項目。

總之，實施“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就可以打開投資需求的大門，而抓住創新和技術進步機會的工業體系將產生更大的經濟盈餘，推動經濟的發展。創造這種循環應該是新型舉國體制在金融問題上最大的任務。

科技體制問題：“成果轉化”難在科技體制與工業發展割裂

科技體制也同樣存在一個“脱節”的問題。舉個例子。當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使中國遭到被“卡脖子”的威脅時，現行“科技體制”流行起一個主張，即解決“卡脖子”問題要靠加強基礎研究。但是，這個主張不符合解決問題的邏輯順序。

在問題的起點上，中國所有被“卡脖子”的地方都體現為可用的產品，如芯片、軟件、設備等等;那麼，解決問題的終點一定是中國能夠自主供應這些產品。因此，無論基礎研究多麼重要，它都處於解決“卡脖子”問題的中間環節，都不可能繞過工業去直接解決問題。實際上，這個主張本身就説明科技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脱節”的問題。

中國的“科技體制”是在1950年代伴隨着工業化和計劃體制的建立而形成的，它包括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的主管機構及其所屬的科研機構。從事後看，計劃經濟年代科技體制的最大缺陷是研發與生產的脱節，如研發機構與企業是分立的，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繫是通過計劃。但無論存在什麼樣的缺點，計劃經濟年代的“科技體制”卻具有很強的任務導向特徵。

例如，在科學院工作過的吳明瑜有一個總的評價：“當時科學院主要的力量跟軍工緊密集合……其實中國科學院從來沒有把理論研究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文革’之前，有幾次那麼強調搞基礎研究的時候，也沒有把它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是把軍工放在前面嘛。”【33】

1956-1967年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張勁夫回憶説，“參加‘兩彈一星’研製任務的科學研究人員佔全院科研人員的2/3。”【34】如果連中國科學院都具有如此明顯的任務導向型特徵，那麼工業部門的科研院所就更是如此。

從總體上説，雖然那時的科研任務完全由行政部門以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形式下達，但任務導向卻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計劃體制的缺陷。不過，在後來對計劃體制的否定中，任務導向型科研的積極作用既沒有被從理論上識別和概括出來，也沒有得到承認，而是被一併拋棄。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曾經大幅度削減國防經費並大量取消國防科研項目，同時中國工業走上主要依靠引進來實現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些變化使那些曾經主導了中國科技發展的國家任務迅速消失，而任務的消失則使科研受到忽視。這種情況引起科學界的憂慮和呼籲。

1986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89位院士的建議下，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1986年3月，四位著名科學家的建議得到鄧小平的重視和同意，促成中國政府推出了“中國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簡稱“863”計劃)。

“863”計劃對中國的“科技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歷史上第一次採取了“專家決策管理制”和不再按行政系統下達經費的撥款制，在計劃的各個領域設立首席科學家職位和專家委員會;科研項目由專家評審決定，經費跟着項目走。後來這種“專家決策管理制”逐漸擴散，成為其他所有國家科技計劃的基本模式。這些改革具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對於保住科研而言)，但也留下科研系統可以轉向“自我服務”的漏洞。

“863”計劃四位倡議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在市場化改革中，絕大多數地方所屬的科研院所都實行了轉制。從1999年起，最後242家原來屬於各工業主管部門的科研機構實行轉制，或轉變為科技型企業，或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或轉為技術服務和中介機構等。至此，計劃經濟年代建立的工業科研院所基本被撤銷。

這個變化使“科技體制”的組織管理範圍大大縮減，而大學的地位則得到很大提高。不過，從21世紀初年開始，中國越來越多地出現企業內設研發機構的現象。那時，華為和中興通訊的生產人員就已經不到總員工的10%，而研發人員的比重數倍於此——這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企業形態。當汽車工業出現自主開發企業後，它們中的每一家都必須建立起數千人的研發中心，否則無以自主開發車型。這種情況逐漸成為工業的主流。

“科技體制”的基本特徵也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即從“任務導向型”轉變為“成果轉化型”。

隨着經濟情況越來越好，國家設立越來越多的科技計劃，包括髮改委和工信部等政府部門分管的專項計劃。但是，所有這些計劃都遵循“線性模式”的假設：技術進步的過程就是從先進研究產生“成果”，然後把“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於是，“成果轉化”就成為中國政策語彙中的高頻率關鍵詞。為了促進“成果轉化”，國家不僅於1996年專門立法，而且採取了多種政策手段促進“轉化”，但“成果轉化難”或“創新成果的轉化應用效率低”成為一直綿延至今的現象。

“成果轉化”的邏輯其實並不成立，即使基礎研究是重要的。如果能夠有一項細緻的研究去分析國家科技計劃的項目，那麼它一定能夠證明決定這些項目能否有用的條件：

(1)如果項目是由已經具有足夠強大基礎的工業或工業研發機構來執行，那麼就可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它們也就不屬於“成果轉化”模式了。

(2)如果項目是尚無工業基礎的原理性突破，那麼就需要等待工業去解決所有為產業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但這也不是“成果轉化”模式，因為工業此時不是被動接受者，而是使這些研究能夠有用所不可或缺的創造者。

(3)如果國家科技計劃的項目只是從科學家的想象或認知開始，但工業既沒有基礎也沒有介入的意願，那麼這些項目就會成為無用的，而這樣的項目恰恰是遵循了最純粹的“成果轉化”邏輯。

事實上，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的突破主要是中國工業崛起的結果，而不是“科技成果轉化”的結果。從早期突破的電信程控交換機到後來的智能手機、半導體顯示器、互聯網應用技術、消費級無人機、光伏、鋰電池，和能夠大規模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等等都與國家科技計劃無關，亦即與“成果轉化”無關。

今天，中國在集成電路上的頑強成長也是由工業所驅動，沒有“成果轉化”什麼事。基礎研究當然對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貢獻，但其最大也是最無可替代的作用，是為工業培養了受過科學訓練的大學畢業生。因此，理工科高等教育是重要的，為理解技術的科學原理並發現新原理的基礎研究是重要的，但聲稱單方面加強基礎研究就能夠解決“卡脖子”問題顯然是有誤導性的。

到中國遇到“卡脖子”問題時，“科技體制”已經變成一種自我服務式的科研模式：

(1)跟隨國外的研究議程選題，然後申報國家資助的項目，並由同樣是跟隨國外研究議程的專家評審項目申請。

(2)只要拿到錢，就總能做出“成果”，不管是以論文、樣品還是專利的形式，因為課題形式的項目總可以通過專家評審而結題。

(3)由於這樣的“成果”很難用成敗來衡量，所以就形成了按“中間狀態”而不是按結果的評價和獎勵方式，特別典型地表現在“帽子”橫飛的現象上。例如，在國家層次上，科技人員有“院士、千人、長江、傑青、青千、青江、優青、青尖”八大“鐵帽子”，其他各類人才稱號(省市級)堪稱全世界最複雜和最豐富的。這種在中間過程就把科技人員分為三六九等的評價方式，反而證明“成果轉化難”的實質問題是，國家科技計劃在大量支持與解決實際問題無關的研究項目。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戰衝擊了中國社會，也衝擊了中國工業和科技界，而提出“科技自立自強”則是政治領導層對這個衝擊的回應。如果中國能夠經受住這種衝擊，就必須改變把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割裂為兩個主題的政策思維和體制，從中國發展的全局來把握科技進步的問題。

從全局看，完成有關發展的重大任務是高於任何局部議程的，而完成這些任務的途徑要靠工業和基礎研究的緊密結合。因此，在科技方面實施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也同樣是在完成重大任務的導向下，把原來的“脱節”重新聯繫起來。這大概是中央科技委員會的最大任務。

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將“二分法”割裂的各種“脱節”聯繫起來

我們以金融和科技兩個領域的例子説明，新型舉國體制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把被部門分割造成的各種“脱節”重新聯繫起來。這些“脱節”有其歷史原因，但因“二分法”思維而加劇。工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但政府一些部門卻離工業本身越來越遠，反而借壓制工業來擴張權力。

例如，對傳統工業的拋棄與金融自我服務的取向具有一致性，解除金融對工業投資的責任更符合金融自由化的底層邏輯;“科技體制”要求把大部分資源撥給它並由專家們來決定用途，其理由是他們的高精尖研究項目決定經濟發展，雖然這些項目的議題大多是跟隨美國，而且大部分不產生什麼實際效果。

局部利益當然不只是金融和科技，如環保部門不斷要求以犧牲工業發展來提高空氣質量指標，哪怕是極端氣候造成的指標下降也要以工業減排來“對沖”，原因很可能是，這些由它自己定的指標可以為其官員贏得升遷的“政績”;而權勢更大的部門則是在限制本國工業產能的同時，力促對外資的徹底開放，雖然人們不明白，為什麼受到限制的傳統工業一旦換成外資所有就變成“先進”的、就不過剩了，等等。

部門利益是老問題，但由於行政體制變化等客觀原因，工業逐漸失去與政治領導層的直接聯繫，導致一些部門的權力擴張抑制了工業發展，但問題卻難被重視。

雖然把各種“脱節”重新聯繫起來會觸及到既有的利益結構，但這也恰恰説明，新型舉國體制應當發揮的核心作用是重申經濟發展的人民性，以黨直接聯繫人民和工業，而非訴諸部門體制的方式去完成重大任務——重振增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的根本意義是以黨領導人民的方式“解除”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任何“束縛”，放眼全球、放開市場、放開增長，使整個社會發展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之抱負的能力。

結語

從支持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出發，本文兜了一個大圈子，目的是講清楚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中國迫切需要實施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因為就像餘永定老師講的那樣，增長是最重要的。反對這個立場的人經常把討論拉入在給定生產結構下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平衡的問題，拿紙上算出來的“潛在增長速度”來説事。

但是，重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完全不是在現有結構下的平衡，而是解放被“二分法”思維壓制的生產體系，從而釋放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增長動力(經濟增長就是這兩個方面通過彼此互動而共同增長)。通過擴張性宏觀政策來恢復和增加對於工業的投資，不僅可以擴大眼前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促進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和持續的技術進步，使中國經濟再上台階。

因此，以偉大復興的“世界觀”打破自我設限才是推動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關鍵。

註釋：

【1】[ Simon Kuznets,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in Barry E. Supple, ed.,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ok, 1963, p. 53.]

【2】 例如，從19世紀末汽車工業誕生以來，汽車的基本產品形式迄今沒有出現過重大變化，但經歷過大規模流水線生產的應用、內燃機的持續改進和電子元器件的普遍使用，直至今天的新能源汽車發展。這些變化降低了汽車的生產成本，擴大了生產規模，把汽車從最初的貴族奢侈品變成了今天的大眾消費品。

【3】 Ralph Landau and Nathan Rosenberg,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in Nathan Rosenberg, Ralph Landau and David Mower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3.

【4】 官方自己也承認，“石化化工、鋼鐵、有色、建材、機械、汽車、輕工、紡織等傳統制造業增加值佔全部製造業的比重近80%，是支撐國民經濟發展和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礎”。見：《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門關於加快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工信部聯規〔2023〕258號，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3270.htm。

【5】 數據來源：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

【6】“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13%”，《人民日報》，2023年7月6日 第1 版，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06/c1004-40028852.html。

【7】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8】晶體管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貝爾實驗室發明的，集成電路是德州儀器公司發明的;合成纖維是原來生產炸藥的杜邦公司發明的;光纖是生產玻璃的康寧公司發明的;液晶顯示器的樣機是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發明的，但產業化是日本消費電子企業所實現的。這些發明後來都發展成為獨立的工業，即當時的“戰略新興產業”，但它們都出身於傳統工業。

【9】 Constance E. Helfat and Marvin B. Lieberman, “The birth of capabilities: market ent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histo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1, no. 4 (2002), pp. 725-760.

【10】 【美】阿爾弗雷德·D·錢德勒、詹姆斯·W·科塔達，編：《信息改變了美國：驅動國家轉型的力量》，萬巖、邱豔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

【11】W. Brian Arthur, “The Structure of Inven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36 (2007), pp. 274-287.

【12】例如，光刻工藝最早來自於相機的聚焦和曝光工藝，最初的光刻鏡頭也是用相機鏡頭改裝而來。時至今日，在光刻鏡頭領域領先全球的德國蔡司、日本佳能和尼康同樣也是相機鏡頭領域的主導企業。

【13】 Cyrus C. M. Mody, “Spillovers from Oil Firms to U.S.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mudging State–Industry Distinctions and Retelling Conventional Narratives.”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24, no. 3 (2023), pp. 676–701.

【1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2 (Nov., 1947), pp. 149-159

【15】這段歷史詳見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第三章。

【16】 Thomas Haigh, “Inv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ystems men and the computer, 1950-1968, ”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pp. 15-61

【17】Timothy F. Bresna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CT in light of ideas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8, No. 2 (2019), pp. 331–349.

【18】 Nathan Ensmenge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s in Society,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3, no. 4 (October 2012), pp. 753-776

【19】 James Manyik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coming AI economic revolution: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rse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23), pp. 70-86.]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2008年第3次印刷)，第439-441頁。

【21】《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號，2013年10月18日，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3-10/18/content_4854.htm?ivk_sa=1023197a#。

【22】全文見：《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印發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規〔2016〕358號，2016年10月28日，發改委網站(原文已從工信部網站刪除)：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6/t20170621_1196816.html。

【23】 陳雯：“訂單飽滿被列入產能過剩行業，造船企業貸款‘無門’”，中國戰略新興產業，2023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MLOnKeLkFOeVC4GoKoAnsQ。

【24】《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促進煉油行業綠色創新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發改能源〔2023〕1364號，2023年10月10日，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1599.htm。

【25】 “美媒報道：中國或很快超美成最大煉油國”，《參考消息網》2020年11月2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1124/2425414.shtml。

【26】 王林：“全球煉化產能將持續增長，成品油或將‘不敵’石化產品”，《中國能源報》2023年12月25日，第11版。

【27】李晨陽：“為什麼脱鈎黃金的美元仍然是世界貨幣：企業組織能力與國家結構性權力”，待發表稿，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23。

【28】 數據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9】 引號內的話見：“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就出訪南太島國接受中央媒體採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22年6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206/t20220605_10698766.shtml。

【30】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OECD(經合組織)國家總人口為13.8億人，而中國為14.1億人。

【31】 Muriel Dal Pont Legrand and Harald Hagemann, “Do productive recessions show the recuperative powers of Capitalism? Schumpeter’s analysis of the cleansing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1, no. 1 (2017), p. 253.

【32】到2021年9月下旬，限電停產的情況已經席捲到十幾個省;到9月26日，東北三省毫無預警地對居民拉閘限電，致使各地“限電停產”的消息迅速成為全國壓倒性的輿論話題。

【33】吳明瑜口述、楊小林訪問整理：《科技政策三十年——吳明瑜口述自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第43頁。

【34】張勁夫：“請歷史記住他們——關於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人民日報》1999年5月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