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趨勢下，城市如何科技創新？_風聞

今年兩會以來，「新質生產力」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同時，「天下誰人不‘新質’」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像酒類、景區、地產等等領域也加入了新質生產力行列。

「不能把什麼想法、什麼舉措都披上新質生產力的外衣，甚至不顧實際條件，硬往新質生產力上面靠……對新質生產力的泛化和濫用，不僅容易迷失發展方向，更會錯失發展機遇。」央媒不得不連續發聲，糾正這股「風潮」。

▼ 圖注：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脱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回到正文

在2024《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任務中，已明確指出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充分發揮創新主導作用，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鼓勵地方立足實際，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強標準引領和質量支撐，打造更多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製造」品牌。

也就是説，創新為引領，製造為載體，「中國製造」為導向的領域，才是今後幾年新質生產力重點突破的區域。

▼ 圖注：燈塔工廠作為全球先進製造業的標杆，2022年全球共有132家，其中50家位於中國，代表着中國製造的硬實力，回到正文

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基石，但近些年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產業鏈外遷」「技術脱鈎」「中國製造優勢不再」等聲音不斷。那麼，是不是説，這些不利因素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製造」優勢，競爭優勢已喪失，才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呢？

並不是這樣。

01

內外兼修的產業升級需求

**1.**走強的製造業出口貿易

以最受關注的中美貿易為例。一方面，美國採取系列旨在與中國經濟脱鈎的措施，如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以及生產迴流等，使中國在美國貿易伙伴中的排名，從首位下滑至第四，落後於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根據2022年數據）。

另一方面，中國與歐盟、加拿大、墨西哥、越南等國家間的進出口份額卻一直處於上升態勢，2023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相較於2022年增長了0.6%。據海關最新統計，2024年一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0.17萬億元，同比增長5%。

▼ 圖注：2017年與2022年相比，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對中國的貿易進口量普遍上升，回到正文

值得關注的是，諸多中國製造商如比亞迪、長安、長城、海爾、海信、TCL等已在越南、墨西哥等地設立了生產基地。截至2023年，中國企業赴墨西哥投資的數量接近3000家，同比漲幅高達48%。

這意味着，雖然美國對中國的直接貿易依賴有所降低，但中國企業通過在墨西哥、越南等地開展轉口貿易、投資建廠，將產品間接輸入美國市場，保證了在美國的市場份額。

▼ 圖注：墨西哥曼薩尼約港40%以上的貨物進口來自中國（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實際上，中美之間的貿易網絡被「拉長」了，而不是減少了，**但中國企業面臨着產業鏈延伸帶來的成本壓力，以及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較低的價格優勢，這使得出口前景不確定性上升。

因此，通過科技創新驅動製造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型，提升中國製造品牌的競爭力，成為了應對不確定性的關鍵途徑。

**2.**製造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製造業產值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22年擁有超過384萬家製造企業（2023年新增166.1萬家），工業增加值突破40萬億元，有力地支撐了經濟穩定。

然而，規模以上製造業企業僅佔總數的9.7%，這意味着數量龐大且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構成了製造業的主體，也是轉型升級的重點對象。

我國通過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扶持，推動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轉型。至2023年7月，我國「小巨人」企業1.2萬餘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9.8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達21.5萬家，但大多數製造企業仍未找到自身的「特長」，仍只是產業鏈中的「螺絲釘」。

▼ 圖注：大多數中小企業只擅長做供應鏈配合，很難發展出專精特新，回到正文

因此，我們看到無論是高質量發展，還是新質生產力，都是藉助科技創新推動製造業，儘快發現或創造自身「特長」。這些「特長」，既包括某一類技術的突破，更包括切換產業鏈嵌入新協作網絡，並有一批「牆裏開花牆外香」的中國製造作出了成功示範。

▍微創新，整合產業鏈出海

被稱為「非洲之王」的深圳傳音手機，一度佔據了非洲70%的功能機市場，以及40%的智能機市場，後又拓展到東南亞、南美等國際市場。

傳音通過針對特定市場的微創新起家，比如研發適合黑人用户的面部識別和美顏技術，針對多運營商多SIM卡的區域，開發出了「一機四、五帶」的手機等等。

在供應鏈管理上，傳音不追求高精尖，選擇與國內二線、三線成熟供應商合作，如攝像頭供應商三贏興電子、屏幕供應商華顯光電、芯片供應商紫光展鋭。至2023年，傳音在全球智能手機重點市場廠商排名中位列第五，緊隨OPPO之後。

▼ 圖注：整合國內產業鏈優勢，共同出海的傳音手機，已發展出更為豐富的產品線（來源：傳音官網），回到正文

▍數字化，讓傳統產業重拾優勢

中國品牌希音（SHEIN）在美國快時尚市場佔據40%的份額，在全球54個國家的iOS購物應用中排名第一，估值高達660億美元。

SHEIN通過數字化，讓傳統產業再次具有優勢。通過大規模自動化訂購系統（LATR）對點擊率、銷量等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再結合流行趨勢、熱銷元素及消費者行為等信息，指導國內的服裝製造集羣，進行新產品的快速開發和柔性生產。

▼ 圖注：希音位於東京的線下店（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SHEIN能夠實現在每年上架超過15萬款新品（每款限量100-200件，從生產到配送僅需7天）的同時，無庫存壓力，造就「小單快返」的生產模式。使得SHEIN在2023年前三季度取得了超越ZARA和優衣庫的業績，營業收入達到240億美元。

▼ 圖注：SHEIN位於廣州番禺的產業集羣，讓區域曾經的服裝製造，再次成為優勢（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協同創新，賦能「低端」產業

很多常被認為「低端」的製造業，已通過產業鏈的協同創新完成升級。例如，10年未漲價，被稱為低端產業的「1元」打火機，全球70%產量的來自於我國，其中絕大多數又產自湖南邵陽市邵東縣。

儘管面臨產業向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轉移的壓力，邵陽打火機產業的出口額仍在不斷提升，2022年出口額達到27億元，增長33.8%，佔全國打火機出口總值的52.9%。

用邵東市打火機協會會長呂省華的話解釋：「邵東打火機電子產品集羣、出氣閥集羣、三件套（引流芯、芯套和海綿）集羣、包材集羣等規模都很大，形成了完整的供應鏈，200餘種零配件除塑料粒子和危險化工氣體外，都能實現本土化配套，且配套企業都在方圓30分鐘車程內。」

▼ 圖注：邵陽市邵東縣（來源：圖蟲創意），回到正文

為了防止山寨破壞創新，邵東打火機協會設立了一個新品數據庫，假如廠商的新設計與數據庫重合，就會被打回去。還有價格監管會的建立，杜絕了產業集羣裏常見的低價傾銷問題，避免價格內卷現象。

邵陽製造環節很多降本提效的創新，是由一線工人結合大量默會知識深度參與的結果，這種形式被稱為「黑手創新」，也就是產業工人在車間裏用油膩膩黑乎乎的雙手，一寸一寸摸出來的創新。

邵陽盤根錯節的供應鏈生態，使得核心部分很難外遷，東南亞國家更像一個產業鏈末端的組裝基地。邵陽的創新，驗證了那句**「沒有低端的產業，只有停滯的創新」**。

▼ 圖注：邵東市區內分佈的製造企業（來源：圖蟲創意），回到正文

綜上所述，作為超大體量、超大規模、超全產業的大國，產業升級既需要高科技含量的硬科技創新，也需要在中低技術、協同機制、組織模式等方面進行創新。

只有全面深入理解創新與產業發展的內在聯繫，才能在現有產業基礎上孕育出新質生產力，當然，對製造業創新理論層面的認知是必不可少的。

02

3種創新，共同促進繁榮

事實上，絕大多數創新並不是在一夜之間、轟轟烈烈出現的，特別是製造領域的創新，源自產業鏈中無數次悄然發生的微小創新。甚至可以説，單點突破的創新時代逐漸遠去，系統性創新的時代正在來臨。

以全球貿易中的集裝箱為例，雖然其本身技術含量不高，早在20世紀初就被應用於鐵路運輸，但真正帶來革命性變革的是「集裝箱之父」麥克萊恩，圍繞集裝箱構建的一整套創新運營系統，涵蓋了港口、貨輪、起重設備、陸路運輸工具，以及物流方式、產業佈局等多個方面。

正是這樣一個看似非高科技的創新，經歷了數十年的迭代，極大地降低了全球貨物運輸成本，使之下降了90%以上，進而催生了全球分工體系的形成和世界貿易格局的劇變。

▼ 圖注：看似不起眼的集裝箱，經過系統性創新，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來源：圖蟲創意），回到正文

顛覆性技術理念的首創者，克萊頓·克里斯坦森教授，將製造業系統性創新分為3類：持續式創新、效率式創新，以及開闢式創新。

**1.**持續式創新

持續式創新，是指對成熟的產品製造進行持續升級，創新通常是漸進式。

比如，蘋果手機每一代產品間的變化並不大，通過新攝像頭、新材質、新屏幕等這些微創新，就足以滿足果粉對新型號的渴求，保持產品穩定的銷量。再比如，希音所屬的快時尚行業，通過高頻次的新式單品創新，激發消費者的購買熱情。

持續式創新，通常發生在成熟的製造產業鏈中，這類創新對促進內需繁榮至關重要。

**2.**效率式創新

效率式創新，是指圍繞製造各個環節展開少花錢、多辦事的創新，以提高產業鏈上各企業的利潤。效率式創新通常會採用自動化、國際外包、數字化形式，製造相關的崗位不僅不會增加，還可能減少。

比如，國內有越來越多高度自動化的工廠，很多環節實現無人化，因對照明的要求大大降低，也被稱為「黑燈工廠」。像聯想位於合肥的聯寶工廠，很多環節無人化，1個小時之內，能調度2000萬件物料，每0.5秒就可以下線一台筆記本電腦，生產效率提高了45%。

效率式創新會推動製造業領域的技術整合，增強本國的競爭優勢和抗風險能力。

▼ 圖注：憑藉創新、製造迅速崛起的合肥，位列2023年重點城市人口增量排名首位，回到正文

以上兩種創新，對已有產業的升級至關重要，但很難創造出新藍海，而且兩者對崗位需求數量是下行的，這對就業市場來説不是好消息。這時開闢式創新，對切換賽道，保增長、保就業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3.**開闢式創新

開闢式創新即能夠創造出新市場的創新，新市場意味着新賽道、新經濟、新崗位。請注意，我們常説的顛覆式創新，並不等於開闢式創新，前者更多是對存量市場格局、模式的顛覆，而後者則是發掘出此前從未有過的新市場，形成新的產業鏈組合。

比如，電腦在20世紀中期開始服務於政府、企業，只不過他們是巨型的服務器，是IBM在1980年代將電腦變小，開闢出個人電腦市場。再比如電視媒體已有近百年曆史，而奈飛則藉助互聯網開闢了流媒體市場。

也就是説，開闢式創新同樣不強調單項技術有多牛，而是對市場0到1的創新，對新需求的創新，對已有技術的組合創新。

▼ 圖注：隨着億航等無人駕駛類載人航空器的市場化，將開闢出我國低空經濟的新市場（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綜上所述，持續式創新、效率式創新與開闢式創新，對於一個國家制造業的健康發展和經濟繁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三種創新模式相互補充，有助於城市間實現差異化發展，避免同質化競爭和內卷現象。

在瞭解了製造業系統性創新理論後，下文將探討如何將系統性創新落實到城市層面。

03

用系統性，加速城市創新

首先，我們需要認識到製造業、創新與城市發展之間的密切聯繫。內生增長理論權威人物菲利普·阿吉翁在其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證實，創新密度與生產率增速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即創新活躍的城市，經濟增長速度更快。

隨着科技與製造業日益向都市集中，一批新興的科技製造都市嶄露頭角，如美國奧斯汀、荷蘭埃因霍温、英國布里斯托爾以及我國深圳、合肥市等。

2020年，歐盟提出了成員國發展「生產型城市」的行動計劃，主張在市區內增設更多的製造業空間，旨在增強城市創新能力。

▼ 圖注：深圳是全球重要的科技+製造中心（來源：圖蟲創意），回到正文

製造業與創新迴歸城市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但這和前文強一直強調的製造業系統性有何關係呢？ 

▍用系統性應對複雜性

霍金曾説：「21世紀是複雜性科學的世紀」。如今的創新+製造業的複雜性，早已不是集裝箱到運輸系統，服務器到PC的複雜性能比擬的。

例如，因芯片「卡脖子」備受關注的阿斯麥（ASML）光刻機，一台光刻機包含超過10萬個部件，涉及約53萬個技術專利（阿斯麥自身持有約2萬多個）。其供應鏈涵蓋了歐盟的2300家、北美的1350家及亞洲的1300多家供應商。任何一個部件的創新短板，都會導致整個光刻機制造受阻。

▼ 圖注：阿斯麥極紫外光刻機重達150噸，僅安裝調試就要半年起（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再比如被各種「卡脖子」的華為，在面對超過1.3萬種元器件和3000多種PCD電路板的技術封鎖時，能夠成功生產出Mate60系列手機，也並非僅依靠自身創新突破，而是通過與產業鏈上下游的元器件、電路板、半導體設備、軟件設計、技術原材料、生產工藝等等企業協同創新實現的。

實際上，複雜性原本是世界固有的屬性，隨着人類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各領域精細化程度越來越高，導致人們對複雜性的感知逐漸被各自分工的視角所侷限。

而城市正是因分工合作而聚集，因解決複雜而生長的集合體。當然這並不是説，城市把其他領域應對複雜的系統搬過來就行，而是要針對科技的複雜性、製造業的複雜性，量身定製創新系統。

接下來，本文將從創新系統的功能、要素、連接三個組成部分，展開説明城市應該如何搭建創新系統。

▼ 圖注：城市創新系統的構成示意，回到正文

**1.**功能：保障創新系統的順暢運作

功能決定了系統的根本效能，它既要確定系統運行的方向，又要保障創新活動的順利進行。功能可劃分為硬件功能和軟件功能。

▍夠硬核的硬件功能

創新系統的關鍵功能之一是構建**「錨機構」**（指帶動創新的機構）。它可以是大學，如波士頓依託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完成了從計算機到軟件，再到生物醫藥的科技轉型；

也可以是研究機構或組織，如奧斯汀因1980年代末期在此建立的半導體制造技術研發聯盟Sematech，逐步成為美國芯片研發製造中心，贏得了「硅丘」的美譽；還可以是領軍企業，荷蘭埃因霍温正是因為飛利浦的成長髮展，孕育出了阿斯麥、恩智浦等科技企業。

▼ 圖注：波士頓的錨機構-麻省理工學院（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對於城市而言，擁有錨機構並不一定能保證實現重大創新突破，但沒有則一定不行。城市勢必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甚至是創造條件，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錨機構。

▍有精度的軟件功能

圍繞創新提供服務功能同樣至關重要，服務不僅要對創新友好，更需精準到關鍵環節。

▼ 圖注：東倫敦科技城，回到正文

以東倫敦科技城為例，其精準服務體現在五個方面：

★ 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技術城投資集團」（TCIO），負責科技集羣的孵化，提供技術支持和幫助企業籌集資金。

★ 建立金融城融資平台，由科技城投資集團與金融城合作提供，針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創新企業提供個性化融資方案。

★ 實施税收優惠政策，覆蓋科技創新相關企業、從業人員以及投資者。

★ 提供性價比高的創新空間，形成了由50家支持機構、60個加速器和100處共享辦公空間構成的孵化服務網絡。

★ 吸引全球創新人才，科技城與政府共同推出「人才標準界定工作」準則，如面向數字產業的技術簽證Tier1，允許科技城為海外科技人才提供擔保，使得他們無需僱主擔保即可赴倫敦工作。

▼ 圖注：科技城內多樣化的創新空間，回到正文

**需要強調的是，全球化進程仍在持續，全球人才流動對創新發展意義重大。**華為便是典型例證，採取「山不過來我過去」的積極策略，在全球佈局研發中心。

如在俄羅斯設立算法研究中心、在法國巴黎建立美學研究中心、在日本橫濱建立終端產品研究中心、在意大利米蘭建設微波實驗室等。截至2023年，華為在全球共設立了16個研究中心和28個聯合創新中心。

反面案例是荷蘭：近期，由於荷蘭政府的反移民政策傾向，光刻機巨頭阿斯麥正考慮遷離荷蘭，因其2.3萬名員工中有約40%是非荷蘭籍員工，國際人才通道的關閉將直接影響阿斯麥的運營。

對此，荷蘭首相親自領導成立了「貝多芬計劃」特別工作組，探討各種措施挽留阿斯麥。

▼ 圖注：位於荷蘭的阿斯麥總部（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2.**要素：構建多元化創新環境

城市的眾多要素，都可作用於創新系統中，如創新企業、人才儲備、實驗室設施、產業基礎、物流網絡、專利數量等，這也會造成是要素決定創新的錯覺。

然而，正如系統性思維大師德內拉·梅多斯所言「當我們看一個系統時，往往只會注意到系統的要素，實際上，要素往往最不重要，他們隨時可被替換。」

這就好比，早年間困擾城市產業發展的「用工荒」問題，現已被「機器代人」解決；以往初創公司受限於硬件設施投入，現今被便捷低價的雲計算服務替代；科技創業公司必備的編程、設計人才，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重要性也在逐漸減弱。

在眾多創新要素中，有三大要素尤其關鍵且不可替代，城市應持續加強這三大要素的建設。

▍要素一：有趣的城市生活

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在《創新區的崛起：美國創新的新地理》研究報告中強調——過去50年間，全球的創新集聚區正從遠離市中心、通過公路相連的郊區迅速回流至都市中心（特別是老城區），如紐約的「硅巷」、倫敦的「硅環島」以及洛杉磯的「硅灘」。

▼ 圖注：紐約硅巷，回到正文

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新一代科技人才需求的轉變，他們不再滿足於單一的工作、居住環境，轉而追求消費、社交、文化、娛樂等多種都市生活方式的交融。

這種多元化的都市生活不僅能提供豐富的休閒選擇和便利性，還能在日常交流與活動中激發更多的創新靈感，並發現新需求。

如今，越來越多的城市把「宜居、宜業、宜遊」作為城市發展的標準動作，越來越多的原本只有大城市才有的生活配套，早已下沉到縣城（如星巴克咖啡）。城市生活想要在同質化的競爭中勝出，必須變得更有趣才行，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説，城市的「玩商」（LQ）要高。

下面藉助城市最為常見的城市更新、音樂節為例，看看這些生活場景如何更有趣。

**城市更新：**埃因霍温在飛利浦Strijp-S廠區改造，明確了打造年輕人聚集區的目標。

▼ 圖注：飛利浦Strijp-S廠區更新（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主要功能包括商業、創新工作室、教育、文化設施、極限運動等。這裏還專門為樂隊改造出一棟專屬的孵化樓，不僅用於排練、錄音，並定期舉辦年輕人喜聞樂見的音樂演出。

▼ 圖注：廠區改造後的極限運動場，以及音樂孵化樓（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Strijp-S每年平均接待超過130萬遊客，頻繁舉辦各類大型活動，使之成為城市人氣焦點。吸引了飛利浦、博世、吉布森、亞馬遜等企業入駐，同時也成為了奇點大學的教學基地。

▼ 圖注：音樂節活動期間的「機器吉他手」（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音樂節：**奧斯汀成功吸引年輕人，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一個音樂節——西南偏南大會（SXSW）。該音樂節早在1986年就開始舉辦，原本只是美國眾多搖滾音樂節中「很普通」的一個。進入1990那年代奧斯汀開始發力科技產業，SXSW進而升級。

▼ 圖注：西南偏南大會中的演唱會（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音樂節開始融入電影節、互動媒體節、科技展環節等等，總之年輕人、科技人喜歡什麼，這裏就會出現什麼。創業者、樂迷、演員、極客、明星、投資人、廣告人、導演等等在這裏匯聚一堂（2014年超過37萬人參加），媒體將它比喻為「音樂節+戛納+TED+CES」。

▼ 圖注：西南偏南大會中的科技、媒體活動（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要素二：完善的人才結構

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城市不能只盯着「頭部」人才，而是圍繞創新從科學研究到產業化的全過程，吸引並培養不同層次的人才，建立完整的人才結構體系。

如在創新週期中，重要的科學研究階段和創新死亡谷階段，所需的人才類型就有所不同——

▼ 圖注：科研創意到產業落地的階段不同，人才需求就不同，回到正文

科學研究階段的科研輔助人才：

科研輔助人才，在原始創新階段，負責進行管理科研進度、協調科研團隊、管理科研經費等工作。根據研究，每10名專業技術人員配備6名輔助人員時，能夠實現科研成果產出數量的最大化。

傳統的科研輔助人才培養通常是「師傅帶徒弟」的傳幫帶模式，造成科研輔助人才短缺。

德國波恩市的德國宇航中心項目管理署，通過「政府+專業機構」的科研管理模式，從前期的戰略制定到最後的項目驗收等環節，提供貫穿科研全週期的人才定製化培養服務，有效地解決了科研輔助人才短缺的問題。

▼ 圖注：德國波恩市的德國宇航中心（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創新死亡谷階段的技術經理人：

技術經理人是推動創新成果走出實驗室，跨越創新死亡谷的關鍵角色。技術經理人必須熟練掌握技術語言、市場語言、政府語言才能在三者之間穿針引線，這也造成相關人才屈指可數。

美國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專業行業協會，北美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進行人才篩選與培育。該協會，對人才的篩選非常嚴格，只有掌握技術、法律、市場知識的高度複合型人才，才能有資格成為AUTM的技術經理人。

在成為技術經理人之後，AUTM還會對技術經理人進行「術業有專攻」的分類發展，讓他們加入不同的工作小組開展工作，以保證其對科研成果理解的到位。

▼ 圖注：該協會在2022年技術轉化生命週期中可提供的服務（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為了保障成員專業知識的與時俱進，AUTM會定期對自己的技術經理人提供談判能力、市場營銷、技術評估在內的專業課程培訓。1996-2020年，AUTM孵化初創科技企業超過1.7萬家，對美國的GDP貢獻超過1萬億美元。

2023年3月，我國科技部發布了《高質量培養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人才行動方案》，計劃到2025年培養超過10萬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人才等，以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和人才鏈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這對各個城市優化人才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 圖注：《高質量培養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人才行動方案》中的部分人才培養目標，回到正文

複合型「中年人」人才：

目前，城市對創新創業人才，特別是創業人才普遍存在的認知偏誤：社會輿論中充滿20幾歲創業，35歲財富自由的故事，比爾·蓋茨20歲創立微軟，扎克伯格20歲創立臉書，喬布斯21歲創立蘋果，全社會都認為年輕人是天生的創業者，年輕人成為各城市拼命爭奪的人羣。

但實際上隨着科技創新日益複雜化，跨學科、跨技術領域的複合型人才（如前文的科研輔助、技術經理）越發重要，而中年人由於其豐富的人生閲歷和經驗積累，恰恰是複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

《哈佛商業評論》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創業者創辦企業時的平均年齡為42歲，而在能源、生物技術等特定行業，創始人的平均年齡甚至高達47歲。軟件公司創始人相對年輕，但平均年齡也有40歲。

這項調查還對比了年輕人和中年人創業的成功率，結果發現，無論是公司成長速度，還是成功IPO，都呈現出一致的規律——創業者年齡越大，創業成功率越高，50多歲的創業者成功率是最高的。

▼ 圖注：我國部分中年創業的科技製造企業家（左側為創立相關企業時的年齡），回到正文

《大器晚成》一書中還給出了科學解釋：在我們大腦中控制聯想能力，把不同知識經驗融會貫通的部分叫做髓鞘。髓鞘主要生長期從20歲後開始，在45到55歲達到巔峯狀態，這使得中年人更擅長跨領域思考，更能深刻地理解社會關係，更具備廣泛的人際交往能力。

也就是説，那些隨着年齡增長「沒有躺平」，而是在一路累積的「滾雪球型」中年人，更容易大器晚成。

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國人口已經兩連降，2022年人口減少85萬，2023年減少了208萬人。截至今年3月，我國內地有29個省市自治區公佈了2023年常住人口數據，僅有10個為人口正增長。

在此趨勢下，各城市在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吸引年輕人的同時，也要調整自身的人才結構，去吸引那些大器晚成的中年人，構建更為成熟完善的創新人才梯隊。

▼ 圖注：我國已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各城市需要開始更新自己的人才 「年齡觀」，回到正文

▍要素三：開放的專利池

不帶專利談標準，就如同沒拿武器上戰場！城市也需要構建自己的「專利池」*，為自身的產業發展構築護城河。

例如，我國已經建立深圳LED專利池、AVS專利池、閃聯專利池、TD-SCD-MA專利池等。專利池應具備開放特性，讓符合條件的企業能夠方便快捷地獲取專利授權，從而吸引更多企業加入城市創新系統，不論是為了獲取專利技術，還是為了避免專利糾紛。

*專利池：指將多個專利權人離散的專利資源合為一體進行一站式許可，促進了專利資源的流動、轉化和應用，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 圖注：我國音視頻產業的AVS專利池，大大降低相關產業的發展成本，回到正文

城市專利池的專利來源，除了來自創新系統外，還有兩個途徑：一是從專利市場上購買與本地產業緊密相關的通用型專利，作**為「防禦」屏障，**防止使用相關專利技術的企業遭受專利「敲竹槓」困境，確保企業發展不受影響；

二是鼓勵企業通過自身專利或技術交換的方式加入專利池，例如杭州博雲信創憑藉6項核心專利技術加入了高效視頻編碼（HEVC）專利池。

以上闡述了生活、人才和專利這三個關鍵要素，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創新系統中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連接。

**3.**連接：激發創新可能性

管理學大師馬利克在《轉變：應對複雜新世界的思維方式》寫到——20世紀是工業化時代，是要素在驅動時代發展；進入21世紀的信息化時代，變為要素之間的「連接」驅動發展。

對創新系統來説，同樣的要素，如果改變了連接方式，那麼取得的成果會發生巨大變化。比如，人工智能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研究，當時的思路是將各類數據，視為人類大腦裏的知識，通過算法來模擬大腦的思考過程，以便將這些「知識」連接到一起，然而進展有限。

▼ 圖注：上世紀50年代，IBM的第一代人工智能計算機（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近年來，人工智能之所以取得飛躍進步，是因為改變了數據連接方式，轉向通過計算機進行高速的數據分類匹配，**連接方式由模擬人腦思考轉變為統計學方式，**進而促成了大數據、超算中心、GPU等新要素的融合創新。

可對於城市來説，創新要素之間的連接方式數不勝數，該抓那些，放那些呢？

▍要素連接的強與弱

社會網絡學（研究社會組織形式）對於連接，給出了簡潔清晰的劃分——「**弱關係傳遞信息，強關係傳遞影響」。**這是什麼意思呢？

以找工作為例。「強關係傳遞影響」就好比通過親戚朋友的熟人網絡牽線搭橋，能有效找到工作，但卻未必符合個人職業理想；「弱關係傳遞信息」是找工作時，不依賴熟人圈，通過各類招聘方式獲取豐富的信息，選出心儀的企業，但不一定能面試成功。

而高手找工作，通常先通過弱關係廣泛獲取信息，再利用強關係施加影響，獲得一份理想的工作。

▼ 圖注：社會網絡學中的「強、弱」連接關係示意（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對應到城市連接層面，城市需要通過「弱連接」促進不同領域間的信息交流與跨界創新，同時需要「強連接」來推動創新的落地實施，成為城市產業發展的一部分。以下通過實例具體説明。

▍場景為核的弱連接

公共空間網絡是城市中常見的弱連接形式，一些科技導向的城市嘗試將其升級為融合新技術測試的「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網絡，以此促進跨領域的創新交流。

*生活實驗室：基於城市真實應用場景，將研究和創新過程整合到現實生活中，強調開放多元、多學科交叉。

▼ 圖注：生活實驗室的結構組成示意，回到正文

埃因霍温是最早構建生活實驗室網絡的城市。埃因霍温並不是把生活實驗室網絡做成了一個「筐」，什麼都往裏裝，而是圍繞原有「光之城」產業特色進行連接拓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與光有關的一切皆可「連接」：

埃因霍温充分利用飛利浦遺留下來的照明技術及相關企業資源，將城市公共空間的各種光照場景打造成技術融合的試驗田。

例如，通過CityTouch遠程照明管理系統優化城市路燈的運行狀態，智能調節亮度以節約能源；在治安狀況複雜的公共區域，一些創新公司嘗試接入CityTouch系統，通過控制路燈顏色和亮度來干預人們的行為，利用聲音相機收集區域內的聲音信息，讓管理者能提前看得見「暴力」。

▼ 圖注：CityTouch為媒介的技術連接（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在路燈無法覆蓋的道路，也是照明技術測試場，最著名的莫過於「梵高車道」。路面上鋪設的特製石子，能在白天吸收光能，並儲存能量；夜晚發光，為行人引路，形成一套自給自足的照明系統。

▼ 圖注：成為景點的梵高車道（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埃因霍温還在Glow Eindhoven燈光節等活動中，將公共空間轉化為數字技術、照明技術、新媒體技術等多領域技術融合的平台。

按照埃因霍温的城市照明路線圖，預計到2030年，城市照明系統將演變成一個多領域技術集成的「智能光網格」，成為城市產業發展的新動力源泉。

▼ 圖注：Glow Eindhoven燈光節成為技術與藝術的大集錦（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二是，與社區生活有關的一切皆可「連接」：

埃因霍温將照明領域的經驗，延伸到更為貼近用户的社區。如FieldLab住宅區綜合運動場，不僅是市民運動綜合區，還是為市民提供多種運動監測，提供個性化運動指導的智能運動區。綜合運動場為不同領域的創新企業，提供了多樣化的應用測試場景。

再比如Strijp-S成為低碳出行的實驗社區，建設屋頂生態花園，引入智能照明系統，構建綠色出行網絡……

▼ 圖注：FieldLab住宅區綜合運動場中的傳感器（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 圖注：Strijp-S的低碳技術屋頂花園（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產業集羣的強連接

提到城市的強聯繫，普遍會聯想到科技大佬、技術大V，但這些資源並非所有城市都能輕易獲取，且他們的流動性較高。這裏的強連接是指產業集羣，特別是指大產業領域內的複合型產業集羣，而非侷限於某一狹小產業門類的單一產業集羣。

正如《超級技術》所述，跨學科的碰撞最有可能催生創新，一些看似無關的學科在交叉碰撞中會產生突破性成果，因此，產業集羣的多元性優於單一性。

以挪威卑爾根為例，該城市曾是造船中心，圍繞造船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羣。然而，隨着造船業的衰退，產業鏈企業紛紛破產或遷移，嚴重影響了城市經濟發展。

▼ 圖注：規模大幅縮水的卑爾根造船廠，回到正文

吸取教訓後，卑爾根將發展方向轉向海洋產業，形成了涵蓋深海養殖、海洋能源、低碳技術、海事技術、海洋金融等多個領域的多元化產業集羣，成長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海洋科技城市。

▼ 圖注：卑爾綜合性的新產業集羣，回到正文

卑爾根海洋產業集羣的強連接體現在——

通過共享強化連接：

集羣對外開放高科技中心和挪威海洋實驗室內的海洋研究設備，既解決了初創企業空間和資金短缺的問題，又通過設施共享加快了跨界合作的步伐。

集羣還在近海海域設立了一系列海洋技術應用區域，如海洋養殖、深海探測、海洋能源開發、海洋環境保護等，積極推動技術的跨界應用合作。

▼ 圖注：海洋產業集羣內的研究中心，回到正文

此外，產業集羣還會「主動」創造機會，促進合作的落地實施。比如，卑爾根完成了「綠色港口」建設，包含岸電系統（為船供電）、綠色船舶、環境指數系統（船隻碳管理工具）、數字化智能港口系統等，成為集羣內技術融合的成果展示區。

▼ 圖注：海上風電設置（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通過專業交流促成連接：

為了有效建立不同領域間的合作，集羣定期舉辦各類產業主題的專業交流會議，在創新者與大企業間建立起強有力的連接紐帶。

比如，集羣內的Marineholmen RASLab（水循環）、Offshore Simulator Center AS（海事服務）等創新企業，通過專業交流會，與勒羅伊（挪威第二大三文魚出口）、嘉吉（食品加工、航運等領域）等大型企業建立了合作關係。

綜上所述，城市創新系統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能否保障功能的有效運轉、構建多元化的要素組合以及催化恰當的連接機制。對於城市而言，創新並不總是意味着技術的重大突破，許多創新或許在技術含量上並不突出，但卻能讓各行各業更好地應用，並融入。

04

新質生產力趨勢下的創新啓示

在新的生產力發展趨勢下，科技創新對於城市轉型升級至關重要，但真正的目的是通過科技創新與城市獨特優勢相結合，推動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城市在推動科技創新的過程中，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觀念更新：

**更新創新觀：**創新並非瞬間就能實現顛覆性突破，尤其是在製造業領域，實質性的創新更多來源於產業鏈內部無數次的細微改進與積累。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擁有龐大經濟體量和完備產業體系的大國，產業升級不僅需要關注高科技領域的硬科技創新，如尖端科技的研發應用，還要關注中低技術層次的改進、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機制以及組織模式的創新改革。

▼ 圖注：海外版拼多多Temu創新的全託管模式，讓眾多中國企業直接面對美國消費者，並能專心於生產與創新，對美國國內零售模式形成衝擊（來源：網絡開放平台），回到正文

**更新人才觀：**城市在構建人才結構時，應強調多層次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特別是關注那些在創新週期中起到支撐作用的輔助型人才的培養，避免在人才策略上出現「偏科」。

同時，建立成熟且完善的人才梯隊，既要激勵年輕的創新力量，也要重視經驗豐富、具備跨領域思考能力的中堅人才，確保人才結構能滿足各階段和層次的創新需求，從而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

**更新策略觀：**面對科技創新帶來的複雜性，城市應摒棄線性思維，採用系統化的方法應對創新挑戰。創新系統化包含了功能、要素、連接三個方面。

其中，與城市生活相關的軟實力元素（如城市更新、文化活動），雖然易於實現，但容易被忽視，成為一個個孤立的項目，應該納入整體創新戰略中統籌考慮。

▼ 圖注：城市眾多方面都可融入創新系統，形成合力，需統籌考慮，如合肥駱崗公園既是生態綠心，又是無人技術的測試區（來源：圖蟲創意），回到正文

總之，城市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絕不僅僅是通過科技創新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繼續做生產中心，而是通過科技提升製造業的附加值，刷新全球對「中國製造」的認知，形成更加深入的產業協同效應，確保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