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迷失在現代世界的文明古國 | 國家經濟系列_風聞

導語：《國家經濟》是『礪石商業評論』的一個核心文章專欄，試圖從經濟與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讀全球各個核心國家的最新發展，以歸納出不同國家經濟變遷背後的底層規律。本期為讀者帶來的國家是埃及。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埃及，這個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國家，曾經是世界的中心，如今卻在現代世界的地緣政治中迷失了方向。

從法老的輝煌到阿拉伯世界的佼佼者，埃及曆經無數興衰，始終是世界關注的焦點。然而，現代埃及的發展卻未能延續古埃及的輝煌，反而面臨着一系列複雜的挑戰。

不禁令人好奇：埃及，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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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被征服的古埃及歷史

從地圖上看，埃及雖然有101萬平方千米的國土面積，實在不算小，但實際95%的國土都被沙漠所覆蓋，可耕種面積不足4%。且境內除了縱貫南北的尼羅河之外，幾乎沒有常年性的河流。

尼羅河對於埃及的重要性，可以從當地一句諺語看出，“尼羅河上午乾涸，埃及下午就會滅亡”。

這是因為埃及是典型的熱帶沙漠氣候，蒸發旺盛，雨水稀少，生活和農業灌溉水源完全依賴尼羅河。

尼羅河的源頭位於遙遠的東非高原，每年夏季，季風帶來的降雨為河流注入了充沛的水源，使得河流定期氾濫，形成了肥沃的沖積平原，使得河谷區和三角洲的土地極其肥沃，莊稼可以一年三熟。

歷史上遊歷過埃及的希臘人曾經羨慕地寫道：“那裏的農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氾濫出來，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後再退回河牀，然後每個人把種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豬上去踏進這些種子，以後便只是等待收穫了。”

因此，埃及歷史上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小麥、玉米等農作物的生產國之一。

依靠如此優渥的自然條件，埃及才孕育出歷史悠久的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文明起源於7000年前，一支撒哈拉族羣為了尋找新的水源，歷盡千辛萬苦跨越無盡的沙丘，終於發現了這片水草豐美的河谷。

定期暴漲的尼羅河不僅沒有摧毀新的文明，反而被古埃及居民逐漸掌握其氾濫規律，演繹出一套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農業系統。

他們不僅學會了利用河水的泛濫來灌溉農田，更通過種植小麥和亞麻等作物，建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史前文明。

隨着人口不斷增加，各地部落逐漸形成，並且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時還出現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逐漸成型。

定居於此的人們將太陽神視為最重要的神明，因為可以主宰尼羅河水位的上漲。在這種崇拜心理下，古埃及人將自己的國王視為太陽神的化身，並根據尼羅河上漲和氾濫的週期，將一年分為氾濫季、生長季、收割季（類似我們的農曆），保留至今。

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尼羅河流域逐漸出現數十座史前城鎮，互相既有貿易往來，也有戰爭中的吞併與融合，開始有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之分。

其中，南方河谷被稱作“上埃及”，大致經歷了塔斯亞巴達裏文化，涅伽達一期阿姆拉特文化，涅伽達二期格爾塞文化，涅伽達三期塞梅尼文化（也稱前王朝時期）；北方三角洲則是“下埃及”，分別經歷了法尤姆文化、邁瑞姆達文化、奧瑪瑞文化以及馬阿迪文化。

這些文化彼此交融，也互有爭鬥，持續了千年。

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下埃及”被法老美尼斯統一，強盛的古埃及王國（早王朝時期）就此誕生。

公元前2700年至約公元前2180年，古埃及進入了古王朝時期，分為第三、四、五、六王朝。

被譽為“世界奇蹟”的埃及金字塔出現於第三王朝時期，而在第四王朝時期，埃及開始興起建造金字塔的熱潮，著名的胡夫金字塔便形成於這個時期。

每座金字塔平均由230萬塊巨石組成，每塊巨石重約2.5噸。僅胡夫金字塔修建就耗時三十多年，有10萬人參與了修建。因此，第四王朝也被視為古埃及的“榮譽時代”。

然而，古埃及文明並非一直處於輝煌之中，伴隨時間的推移，這個文明也經歷了分裂和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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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運河的前生

公元前1085-前752年，埃及又歷經了四個王朝時期，即第二十一到二十四王朝，依然戰爭不斷，彼此間打得不亦樂乎。

直到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大帝打敗波斯人之後，又率軍征服埃及，正式加冕為法老，並在此建設了亞歷山大港，就此開創了古埃及的巔峯時期。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手下托勒密一世定都亞歷山大城，建設了當時最為宏偉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讓埃及成為當時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托勒密家族治理的300年間，希臘人成為古埃及社會的主要羣體，古埃及開始全面希臘化，融合不同文化的埃及文明越發璀璨。

輝煌一時的古埃及文明，最終卻是在地中海的風雲變幻中悄然消亡。

公元前31年，被稱為“埃及豔后”的克婁巴特拉七世，雖在幾位羅馬強權人物之間竭力周旋，卻還是無法避免埃及被羅馬帝國吞併。

隨着古埃及被納入羅馬的版圖，成為帝國的埃及省，古埃及文明就此終結，流傳數千年的神王崇拜也逐漸被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所取代。接踵而來的外來族羣入侵和內部的權力鬥爭，使得古埃及再也無法恢復往日的輝煌。

公元4-7世紀，埃及併入東羅馬帝國，之後又被波斯薩珊王朝佔據。

7世紀中期，阿拉伯人發動戰爭，埃及又被阿拉伯帝國佔領，期間先後出現了法蒂瑪王朝和阿尤布王朝。

12世紀中葉，埃及又被阿拉伯人建立的馬木魯克王朝統治，度過了二百多年的和平時光。

15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埃及再次被攻佔，淪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個省。

16世紀，拿破崙入侵埃及，納為法國殖民地，並將這裏的藝術品和知識帶回法國，激發了全歐洲對埃及文明的興趣，推動這個古老國家開始緩緩步入現代化之路。

隨後，崛起的奧斯曼帝國攻入埃及，將此地變成帝國的一個行省。

19世紀初，埃及人在自立為王的奧斯曼總督穆罕默德·阿里領導下，從奧斯曼帝國中獨立出來，可隨即又被英國佔領……

毫不客氣地説，千年以來的埃及文明就像一部文化更替史，面對外族入侵，始終是不斷被征服和同化的過程。

關鍵性原因還是埃及地理位置實在太特殊了，地處亞洲、非洲、歐洲三大文明交界處，串聯着亞非的陸地交通。不僅如此，埃及還瀕臨地中海、紅海兩大海域，通過地中海可以通往大西洋，通過紅海可以通往印度洋。

可以説，正因扼守東西方交通要道特殊地理位置，才讓埃及“懷璧其罪”，不斷被各種勢力覬覦和侵略。

提到埃及的歷史，就不能不提到蘇伊士運河。

可以説，埃及文明的富庶和衰敗，都與這條命運多舛的運河有着密切關係。

用我們習慣的話語來説，可謂是“一部蘇伊士運河史，半部埃及傷心史”。

蘇伊士運河的歷史，據説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時期。

當時的法老辛努塞爾特三世，為進行海外貿易，下令挖掘一條貫通“東西方向”的運河，連接紅海與尼羅河，這便是最早的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一詞，就是根據“辛努塞爾特”之名轉化而來。

隨着時間流逝，古埃及走向沒落，古運河年久失修，導致河道淤塞，最終被荒廢，無法再使用。

這一荒廢就是數千年，直到公元前600年的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時期，法老尼克二世下令重新清理運河，可工程尚未結束，他就去世了，運河再度荒廢。

運河再次清理已是百年之後，公元前500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率領波斯佔領埃及，為了開展貿易，下令清理並恢復了運河。

大流士之後，埃及先後屬於不同的王朝——托勒密王朝、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等。

埃及時而戰亂，時而穩定，時而獨立，時而被佔，運河也如同埃及的命運一般，時而荒廢，時而重建，時而繁榮……

直到公元8世紀左右，統治埃及的阿拉伯帝國宣佈徹底廢棄這條苟延殘喘千餘年的古運河。

這條運河再次被人們所想起，已是近代。

3

蘇伊士運河的今世

1854年，法國蠶食北美的殖民地後，開始關注已擁有的非洲殖民地，希望將其變成本國擴張全球的後勤補給基地。

這樣，法國就急需一條可以連通歐洲和非洲的海路通道，盯上了荒廢已久的埃及古運河。

彼時，埃及處於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法國在得到其允許後，組建了蘇伊士運河公司，重新挖掘運河。

奧斯曼殖民當局強徵埃及當地貧民穿越沙漠挖掘運河，工程耗時近11年，最終以犧牲12萬民工、消耗1860萬鎊的代價，於1869年11月17日通航，這一天也成為蘇伊士運河的紀念日。

蘇伊士運河落成後，全長195千米、寬280-365米、深16.16米、複線68千米，兩端分別連接北部地中海畔的塞得港和南部紅海邊的蘇伊士城。

自此，蘇伊士運河經紅海至地中海到歐洲，比從非洲南部的好望角繞行，至少節省了上萬公里的航程，可見其巨大的經濟價值。時至今日，蘇伊士運河已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通航率佔到世界航運貿易的14%。

按照合約，最初主持修建運河的蘇伊士運河公司，擁有99年的運營權。

這意味着，運河開通後的利潤屬於法國和奧斯曼帝國下屬的埃及總督，跟埃及沒有什麼關係。

如此巨大的財富價值和重要的交通樞紐，又怎麼會少得了嗅覺靈敏的英國。

1874年，英國政府利用政治和經濟手段，收購了蘇伊士運河公司的部分股份，從而加入了分蛋糕的隊伍。

隨着英法等資本不斷滲透，列強環伺的埃及經濟陷入崩潰。

1876年，英法兩國趁火打劫，以提供貸款為誘餌，與埃及簽訂了大量不平等條約，埃及被英法兩國所控制，蘇伊士運河也自此成為英法共管的“私有財產”。

不甘被英法控制的埃及人隨後爆發多次起義，甚至成立了新的政府，但很快就被英國殖民者撲滅，全面把控埃及政治、經濟的大權。

1919年，一戰結束後，英國將埃及納入“託管”，數萬埃及人開始爆發抗議，卻遭到英國統治者和埃及當局的血腥鎮壓。

此時，殖民政府官員薩阿德·扎格魯爾率領埃及人代表團，前往英國本土，期望通過三寸不爛之舌討來獨立。

代表團在埃語中諧音“華夫脱”，該談判之旅因此也被稱為“華夫脱運動”，並催生出至今活躍在埃及政壇的一支政黨——華夫脱黨。

雖然這次發出的埃及獨立呼聲，不出意外地被英國掐滅，卻使得埃及國內反英浪潮迭起，令英國殖民者膽戰心驚。

1922年，迫於壓力的英國人形式上承認埃及獨立。

1923年，埃及制定憲法，宣佈埃及為君主立憲制國家，設立議會，華夫脱黨獲90%議席，扎格魯爾做了首相。

不過，英國人雖然同意埃及獨立，卻堅持要保證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權益，並強行保留了駐軍權。

兩年後，由於駐埃英軍總司令遇刺而亡，英國藉此強行解散埃及議會，廢除1923年憲法，重掌埃及大權。

英國人始終希望控制蘇伊士運河，不僅僅是其地理位置重要，關鍵這是一棵實實在在的“搖錢樹”。

一組來自法國公佈的數據可以證明其利潤之大：1870年到1930年的60年間，蘇伊士運河純利高達35億法郎，幾乎與當時法國每年的總收入相當。

與之相對的是作為運河所在地的埃及，卻獲利甚微，得到的利潤不足10%。

不難想象，守着如此令人垂涎的“聚寶盆”，英國人怎麼捨得拱手相讓。

面對兇狠的殖民者，埃及人也越來越明白：對付豺狼，唯有獵槍。

4

埃及走出的“非洲雄獅”——納賽爾

1927年，扎格魯爾含恨謝世，無數悲痛的埃及人，湧上開羅街頭參加葬禮。

當時的人羣中，有個9歲的男孩，親眼目睹了像潮水一般的人流，腦海中開始有了強烈的反英意識。

他叫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一個來自埃及貧民家庭的孩子。

因為深受反英情緒的影響，青年時期的納賽爾不僅積極參與反英遊行，還在軍事學院學習期間，組建了秘密的反英團體。

1948年，因其在中東戰亂期間表現出色，他獲得了“法盧賈之虎”的稱號，軍銜一路榮升為上校。

可惜由於第一次中東戰爭中，埃及慘敗，納賽爾從中看出只會迎合英國人的法魯克王朝政府腐朽無能，產生了強烈的厭惡，決定要用武力推翻法魯克王朝，改變埃及現狀。

1952年，納賽爾精心策劃的軍事政變成功，推翻了法魯克王朝，結束了埃及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國。

雖然埃及的政治變化再次遭到英國人的抵制，可納賽爾背後卻有蘇聯的支持，大國博弈下的埃及最終獲得了獨立。

從此，古老的埃及才從兩千餘年的戰火和支配中站起來，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

納賽爾隨後開展的土地改革、驅逐英國軍隊、廢除憲法和解散政黨等一系列行動，也得到了埃及民眾的強烈支持。

不過，此時的納賽爾還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由臨時總統納布吉帶領的穆斯林兄弟會勢力龐大，與其在政治上有着較大的分歧。

為了支持納布吉當選，穆斯林兄弟會選擇刺殺納賽爾。幸好納賽爾早有防備，並抓準這個時機，一舉清掃了穆斯林兄弟會勢力，順利當選埃及總統。

為了鞏固政權，納賽爾將曾經分散的權力收回中央政府，並實行企業國有化，繼續推行土地改革等政策，使得埃及煥然一新。

大權在握的納賽爾也意識到，想要徹底解決埃及的各項危機，強化自己的地位，首先要收復蘇伊士運河。

1956年，經過與英國的艱苦談判，埃及宣佈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

不過，英國很快就反悔，聯合法國和以色列，浩浩蕩蕩直撲埃及而來。

面對三國聯軍的壓力，埃及軍隊堅守蘇伊士運河死戰不退，但局勢越來越不利。

緊急關頭，埃及得到了美蘇的支持。

沒辦法，蘇伊士運河太重要了，美蘇兩國一直不滿英國獨霸，聯手警告英法，如果不停止對埃及的進攻，將會對埃及進行“必要”的軍事援助。

面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威脅，英法兩國最終妥協，將蘇伊士運河歸還給了埃及。

雖然納賽爾帶領的埃及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卻奇蹟般地拿回了運河的掌控權，這足以讓他受到埃及人民的熱愛，使他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傳奇。

這場牽動全世界的爭奪蘇伊士運河事件，也激發了納賽爾聯合阿拉伯世界聯盟，成為其霸主的野心。

不久，在敍利亞提議下，埃及與敍利亞組建了一個新的國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納賽爾懷着滿腔熱情，希望通過推行阿拉伯民族主義，整合內部各派勢力加速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和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

可惜他的很多想法並未考慮到許多國家的國情，尤其是最早加盟的敍利亞，過於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導致敍利亞民眾嚴重不滿，最終與其分道揚鑣，宣佈獨立。

在干涉也門內戰時，納賽爾支持推翻影響阿拉伯主義的封建勢力，但由於未能平衡好各派關係，使得也門內戰升級，納賽爾又無法收場，從而給埃及聲譽帶來了巨大損害。

納賽爾一連串的政治鼓動，更招致約旦和沙特王室的警惕，害怕這股革命烈火燒到自己頭上，在隨後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按兵不動，最終導致了阿拉伯聯軍的徹底失敗。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開啓，以色列在短短的“六日戰爭”中，讓埃及等阿拉伯國家軍隊潰不成軍。

此事不僅讓納賽爾的阿拉伯聯盟破滅，也標誌着他嚮往的阿拉伯主義徹底失敗。

為了承擔戰爭失敗的責任，納賽爾不得不辭去總統的職位，黯然下台。儘管後來他又在人民的請願下恢復了職位，但政治生涯也自此開始走下坡路。

1970年9月28日，納賽爾因心臟病去世。在其葬禮上，有一百多個國家代表團和500萬羣眾為他哀悼。

納賽爾的一生，雖然參與的多數戰爭沒有勝利，但他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他的政策和改革，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都深刻地影響了埃及的現代化進程和中東地區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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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經濟困境與國際影響

納賽爾的離去不僅標誌着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終結，也使得中東局勢在列強操縱下變得越來越糟糕。

埃及政治和經濟同樣遭受重創，開始暴露出一系列問題。

獨立之後，納賽爾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動經濟發展，如通過實施土地改革，旨在減少大地主的權利，提高農民待遇，修建阿斯旺大壩等水利設施，有效提升了埃及的農業生產效率。

同時，納賽爾政府還不斷推動工業國有化，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以促進工業化和減少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埃及也因收回蘇伊士運河，帶來每年上百億美元的穩定收入，一度成為阿拉伯世界經濟振興的“優異生”。

但是隨着納賽爾離世，埃及影響力的削弱，國內經濟面臨了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和困境，其中既有結構性的，也有周期性的，影響了埃及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首先是埃及經濟過度依賴農業和運河收入，使得國內經濟極易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和自然災害的影響。然而，農業生產易受氣候條件、灌溉水源和土壤肥力等自然因素影響，同時棉花、小麥等價格也很容易受到國際價格影響，造成農民收入和國家出口受損。

同時，蘇伊士運河作為全球航運的重要通道，雖然為埃及帶來了鉅額收入，但隨着全球貿易波動、航運技術進步以及地區安全局勢等影響，也對其收入產生了不利影響。

其次是埃及經濟在納賽爾時期開始的國有化進程中，形成了大量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可這些企業由於缺乏競爭力，依賴政府補貼，逐漸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與此同時，埃及長期的國有化政策也抑制了私營部門的發展，直接影響了本國經濟的活力和創新能力。

對埃及經濟更為不利的是，納賽爾去世後埃及出現的政治動盪，尤其是在各種利益集團的把控下，始終未能從中東地區混亂的泥淖中跳出，反而越陷越深，嚴重影響了投資者信心，使得大量外資始終不敢涉足埃及。

對於埃及來説，與以色列關係緊張也是迫於無奈的選擇。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大敗後，為彌補戰爭中受害的阿拉伯國家，沙特主動提出每年捐助5000萬英鎊，同時提議科威特捐6000萬英鎊，利比亞捐3000萬英鎊……

從這之後，埃及每年都能收到約1億英鎊捐助（算起來，這比埃及在戰爭中的損失還多出10%）。

雖然納賽爾政府當時並未同意接受援助，但這筆錢還是“硬塞”進了埃及政府懷裏。

隨着這樣的經濟援助逐漸成為慣例，“拿人手軟”的埃及自此成為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對抗的“馬前卒”，背後永遠是搖旗吶喊的中東石油國。

對於埃及來説，這也意味着世界對埃及的關注，不再聚焦於蘇伊士運河，直接化身為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角色。

幸好納賽爾去世後，薩達特上台，實施了一系列務實的政策和改革，讓埃及的政治和經濟有了起色。

6

埃及經濟的發展困境

薩達特最初是納賽爾領導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成員，因為參與推翻法魯克王朝，從一名普通軍官一躍成了執政的“革命委員會”成員，並得到納賽爾的信任。

薩達特接任埃及總統後，通過第四次中東戰爭，取得了一定勝利，打破了以色列自吹自擂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從而在阿拉伯世界獲得了聲譽，逐漸站穩腳跟。

但也是因為看到戰爭始終不能解決中東問題，逐漸轉向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的政策。

為了緩解與以色列多年來的戰爭局面，薩達特先是與以色列簽署了《戴維營協議》，緊接着又通過簽署《以埃和平條約》，結束了兩國長期的敵對狀態，不僅為埃及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也為埃及帶來更多的經濟援助和投資。

為了增加外國投資者的信心，薩達特推動經濟自由化政策，開放了市場，鼓勵私人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同時允許私營部門在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改革不僅促進了埃及的增長和多元化，更令其在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都有了質的飛躍。

面對埃及遲滯不前的基礎設施，薩達特政府還在教育、衞生和住房等領域投入了鉅額資金，以改善民眾的生活環境，並在政治上，推動了文化和宗教自由，讓更多年輕人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薩達特的這些政策和改革雖然並不徹底，甚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權威主義，但客觀上還是對埃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經濟增長，改善了與鄰國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為埃及的現代化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可無論是納賽爾，還是薩達特以及隨後的穆巴拉克等埃及政府，始終沒能解決埃及最要命的資源短缺與人口暴增問題。

獨立之後的埃及，為了發展經濟，選擇了工業建國，建設了阿斯旺大壩等一系列水利設施。

這些水利設施確實有着較高的工業價值，但擾亂了自然環境，妨礙了尼羅河的泛濫，導致土壤肥力迅速下降。

埃及的農業生產能力急轉直下，有數據顯示，埃及目前耕地數量只有6000萬畝，糧食年產量不足300萬噸。

可埃及每年的糧食需求，是1500萬噸……

埃及立即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明明是產糧大國，可糧食不夠吃，得源源不斷地拿外匯購買。

既然重點發展工業，那埃及的工業水平如何呢？

這裏又不得不提到貫穿整個埃及歷史的財閥集團。

埃及財閥集團其實來自早期的權貴家族和政治勢力，他們控制着國家的重要經濟部門和資源，如工業、農業、金融和媒體等。

納賽爾在世時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時期”，依靠自身威望，通過一系列國有化政策，將一些關鍵行業置於國家管理之下，削弱了財閥的權力，才使得埃及工業以10%的驚人速度高速增長。

可納賽爾離世後，即便同為強人的薩達特也無力控制國內各類財閥勢力，到穆巴拉克時代，埃及的財閥勢力反而藉助經濟自由化政策為私營經濟提供發展空間，再次從中攫取了大量財富。

客觀上説，埃及的財閥集團也不全是壞人。

一方面，他們通過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公，限制了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更帶來無法避免的政治腐敗。

雖然各個時期的埃及政府，都對財閥集團進行過限制和打擊，但想徹底根除卻無能為力。

正是在無孔不入的財閥勢力影響下，埃及從經濟到政治，幾乎方方面面都被其控制，工業化進程極為緩慢，成熟的工業體系始終沒能建立起來。

7

被人口問題“鎖死”的埃及經濟

工業和農業的困局只是埃及發展階段的不同體現，可埃及真正的問題是無解的人口數量。

其中不乏宗教信仰背景，埃及的主流宗教是伊斯蘭教，多生孩子是最重要的教義之一。不過，早年的埃及因為人多地少，加上戰火不斷，人口增長並不顯著。

可獨立後的埃及迎來久違的和平，人口直接飆升。

為了緩解人口猛增給開羅帶來的發展壓力，早在1976年，薩達特就開始以美國的“衞星城”為模板，推出沙漠新城計劃，陸續搞瞭如齋月十日城、薩達特城等十幾個“衞星城”，然而並沒有取得什麼顯著成果。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任期間（曾在位30年，1981年到2011年）也同樣嚴控人口增長，但收效甚微。

隨後接任的穆斯林兄弟會徹底放棄人口控制，埃及人口在這個階段再次暴增。

2014年就任的總統塞西（連任至今）上台後，曾發起了一項名為“兩個就夠”的運動，呼籲埃及民眾少生孩子，從實際結果來看，也不是很樂觀。

要知道上世紀的埃及總人口才不過三千萬，可眼下的埃及總人口已達1.1億，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

尤其是近十年，埃及人口增加了3000萬，暴增了40%，至今依然保持近2%的人口增長率。

其中大部分都生活在僅佔全國面積4%的尼羅河沿岸，大開羅市區目前的人口超過2200萬，已經嚴重超過了適宜居住的警戒線800萬人口。

這使得埃及有些無奈，自己明明是與尼日利亞、南非的“經濟三強”之一，可實際人均GDP卻受人口拖累為世界倒數。

2023年，埃及GDP總量達到4950億美元，位列全球第41名。但被上億人口平均後，人均GDP只有4100美元，位列全球第121名，已經是倒數行列。

尷尬的是，埃及的人口結構還相對年輕。根據2022年人口數據，51.2%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只有4.3%的人口年齡大於65歲，這意味着未來的出生率只會高不會低。

擁有這麼多人口，埃及卻並沒有享受到絲毫的“人口紅利”。

簡單説，由於埃及的農業耕地面積不足，工業化又沒有成規模，國家根本無法為民眾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5%-18%。

同時，因為埃及產業結構相對落後，中高端就業機會很少，學歷越高的羣體失業率反而越高，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遠大於小學畢業生。

底層的埃及人就更別提了，許多人從出生那天開始，就註定一輩子只能住在骯髒擁擠的城中村或農村，毫無出頭之日。

生育率與失業率居高不下，農業生產跟不上，最可怕的結果就是糧食供應不足。

幸好，為了不讓飢餓蔓延，埃及政府有一項著名的“大餅計劃”（也就是饢，埃及主食），每天為普通老百姓提供廉價大餅。

這是自穆巴拉克上台後，埃及政府推出並執行至今的福利政策。

政策規定，只要是埃及人，每人每天可以購買補貼後的5個大餅。每張補貼大餅的價格也不貴，只有0.05埃及鎊，摺合人民幣2分錢……

根據埃及政府公佈的信息，大餅成本為1.6375埃及鎊（約為0.25元人民幣），但補貼的部分超過了90%。

算算可能不多，但考慮人口基數和每日補貼，埃及政府40年來，確實在此補貼上花費了不少錢。

還有錢能買到糧食，已是埃及政府的幸運。

問題是，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國際政治和經濟動盪，埃及既買不到糧食，也沒錢了。

8

經濟逐漸被蠶食的埃及

埃及早年進口糧食主要為小麥，對外依賴度超過60%，其中50%的小麥需求依賴於俄羅斯，30%依賴於烏克蘭。

但隨着疫情和俄烏戰爭爆發，烏克蘭首先取消出口小麥，轉為國內儲備，俄羅斯也隨即由於為應對歐盟的反制裁措施，限制了糧食出口，這對埃及來説無疑是災難性打擊。

更令埃及“心塞”的是，2023年9月，埃及迫於政治形勢，被迫取消了與俄羅斯的小麥進口合同，使得國內糧食危機進一步加劇。

消息傳出後，埃及國內立即陷入糧食危機，惡性通貨膨脹飆升，食品通脹一度高達73.6%。

與此同時，埃及的鄰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發的衝突，以及胡塞武裝在也門的行動，導致紅海通向亞丁灣的出入口被封鎖，這對依賴蘇伊士運河和紅海航運的埃及經濟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

由於紅海危機的影響，通過運河的船隻數量大幅減少，通行費收入下降了40%，使得一直仰仗蘇伊士運河作為其經濟命脈的埃及再度收入鋭減。

更令埃及政府頭疼的，還有長期以來的財政赤字問題。

工業化失敗是埃及政府一切災難的源頭，因為長期補貼越來越多的民眾，埃及政府一直入不敷出，至今還揹負着高達1897億美元的外債，可財政收入卻早已捉襟見肘。

2024-2026年，埃及政府必須償還的額度為756億美元，僅今年即將到期償付的外債便達到422.6億美元。而2023年，埃及政府的總收入是2.1萬億埃及鎊，摺合不到400億美元。

顯然，這樣的財政狀況下，埃及政府維持基本運轉，支付公務員工資以及繼續補貼平民都成為了巨大的挑戰。

因此，2023年10月，評級機構穆迪已將埃及的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至“垃圾級”。

埃及政府還碰到一件“倒黴事”，去年開始的美元加息，吸引大量美元迴流。本來政府外匯儲備就有限，結果又碰到美元不斷外流，直接導致外匯枯竭。

眼見經濟局勢惡化，埃及政府也豁出去了，也選擇瘋狂加息，直接將利率調整到28%。

也就是説，把100塊錢存在銀行裏，就有28塊錢的利息……

懂點經濟的人知道，埃及政府眼下的舉動，是試圖通過提高存款利息來吸引資金流入，可這不僅對商業活動產生毀滅性打擊，更會招致國內嚴重的經濟混亂。

恰好此時，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動找上門，同意借給埃及政府30億美元，條件是埃及必須允許匯率自由波動。

埃及很清楚，IMF背後的資本正蠢蠢欲動，準備進場收割埃及的國有資產，重演當年他們在韓國上演的那幕。

1997年末，走投無路的韓國被迫向IMF低頭服軟，拿到了解困的550億美元。但相應的，韓國也被迫接受了IMF提出的7條不平等條約。

其中最令韓國政府不滿的便是“開放韓國市場，允許外資以任何形式和理由併購韓國企業”。

這意味着，韓國政府失去了對本國企業的管控權，可又能怎麼辦呢？

隨着條約的簽訂，大量外來資本如潮水般湧入韓國，逐漸控制了韓國大量核心企業的經濟命脈。包括韓國最引以為豪的三星集團，大部分股份也被華爾街巨頭掌控。

道理都懂，可絕望中的埃及實在熬不住了，最終還是同意了IMF的條件，以46個月內獲得IMF 30億美元的低價，把自己打包賣了。

很快，國際市場不出意料地作出了反應，埃及匯率突然暴跌40%，相當於每100埃鎊從人民幣23元斷崖跌至15元，創下歷史新低。

這意味着埃鎊匯率每貶值10%，被海外資本覬覦的埃及境內的資產就便宜10%，購買後的收益就多10%。

為了民生，埃及政府還不得不去控制國內的高通脹，國內的通脹每降低10%，國內的資產也就便宜10%，對應美元資本收購後的收益又增加了10%……一來一回，後續入場的美元資本收益就高達20%。

換句話説，在這樣的情況下，埃及的優質國有資產，包括蘇伊士運河的股份，可能會再次落入外國投資者手中。

糧食危機、收入鋭減、外債壓力和政治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使得眼下的埃及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挑戰。

可怕的是，這場噩夢還只是剛剛開始……

或許，正如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在自己的“世界體系”理論中所説：

不同國家早就被分成三六九等，很多貧窮都是結構性貧窮，弱國無外交，窮國無市場，在全球市場裏，弱者沒有正義，窮國根本沒有議價權。

這一切，令人既熟悉又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