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當然誇大普京, 卻低估了他的真實用意”｜文化縱橫_風聞

孟維瞻｜復旦大學

​丁宇航｜中國人民大學

【導讀】自蘇聯解體前後以來，保守主義在俄羅斯成為一個流行語詞，俄政府在國內秩序重建和參與世界治理方面提出了自己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系統論述和主張。**作為一種政治實踐，俄羅斯保守主義企圖在矯正自由主義的極端發展上擁有一席話語權力。**於此同時，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下層民眾、民族保守主義者、宗教保守主義者希望引入和借鑑俄羅斯道德體系中的某些理念來解決本國的政治極化、社會矛盾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例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前主席瑪麗娜·勒龐聲稱，普京是“歐洲文明的價值觀”和“基督教遺產”的捍衞者，是維護國家利益、拒絕超國家一體化的完美典範。

本文基於這一宏觀背景，試圖分析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軟權力”，不同於中文語境中的指代國家形象的“軟實力”，本文分析的是“一個國家同化其他國家、左右和改變其他國家的願望、吸引其他國家效仿和依賴本國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權力”。例如對於美國來説，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是其獲得軟權力和領導力的關鍵來源。而俄羅斯軟權力傳播的目標是建立一種替代性的思想、意識形態、制度和激勵措施，以顛覆西方的影響。

**作者認為，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再到普京，俄羅斯領導人的思想並不是斷裂的。冷戰後俄羅斯認為美國和蘇聯都應該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在此前提下俄羅斯才能與西方和解、加入西方併成為新的西方的一部分。**但是美國和西歐國家並沒有接受這種意識形態和解，而是更加激進地推動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擴張，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俄羅斯保守主義不斷演變成型。時至今日，當自由主義難以解決西方社會的問題之時，俄羅斯保守主義作為替代性思想“趁虛而入”，在世界範圍內有了更大的影響力。

****本文原載《太平洋學報》2023年第6期，原題為《被低估的軟權力——俄羅斯保守主義的世界影響及其檢驗》**，篇幅所限，文章分為上下兩節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被低估的軟權力

——俄羅斯保守主義的世界影響及其檢驗（上）

俄羅斯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逐漸迴歸理性保守主義，在國內秩序重建和參與世界治理方面提出了自己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系統論述和主張。這不僅為塑造穩定和有凝聚力的俄羅斯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在國際秩序重建方面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和非西方政治力量的認同。同時，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下層民眾、民族保守主義者、宗教保守主義者希望引入和借鑑俄羅斯道德體系中的某些理念來解決本國的政治極化、社會矛盾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

通過分析俄烏衝突爆發前後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民眾對俄羅斯的政治態度，我們可以檢驗今天俄羅斯的真實國際地位和保守主義道德體系的軟權力。無論俄烏衝突的結局如何，未來俄羅斯很可能會更加積極地運用自己的道德軟權力塑造對自己有利的戰略環境，應對來自西方的安全挑戰。我們應該全面和謹慎地看待這種趨勢對未來國際政治的影響。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很多研究者從地緣政治和軍事聯盟的視角審視這場衝突爆發的原因。但是，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各自內部的社會政治因素的外溢效應其實是更為本質的原因。雙方對抗趨勢的上升最終導致烏克蘭成為矛盾的爆發點。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歐美國家及其盟國一致支持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俄羅斯在西方國家內部確實也有相當數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亞非拉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表態和行動更是相當謹慎。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軟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深刻重塑歐美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並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內部獲得積極回應。歐美國家內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力量的鬥爭，與世界範圍內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種道德體系的軟權力的鬥爭，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

**▍**軟權力的本意

在本文中，我們所討論的軟權力指的是約瑟夫·奈提出這個概念時的本意，而不是中文語境中的軟實力，二者有明顯差異。中文語境中的軟實力經常被等同於國家形象、公共關係，而且主體可以是國家、企業、城市、個人等各個層面。奈將軟權力定義為一個國家基於其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他認為這種吸引力取決於幾個條件：首先，國家必須具有反映普世價值的政治價值觀。其次，國家必須根據這些普世價值來實施外交政策，那些非普世性的價值觀和狹隘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產生軟權力。此外，軟權力意味着某種獨特的價值觀被其他國家的政府或民眾效仿。

奈説得很清楚，軟權力指的是用文化和價值觀來影響、同化和塑造其他國家的能力。具體來説，一個國家的軟權力指的是同化其他國家、左右和改變其他國家的願望、吸引其他國家效仿和依賴本國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權力。這一權力往往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制定國際機制和主導國際制度的能力，以及改變其他國家的選擇使之服務於本國的目標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居民素質高、環境良好、社會治理水平高，但是它沒有獨特的價值觀被其他國家效仿，這樣的國家仍然談不上擁有軟權力。

奈的軟權力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兩個概念表達的是同一個邏輯，只不過二者分別是對這一現象的正面表述和批判式表述。“文化霸權”是一種隱形的力量，大多數人將其視為“常識”因而不會注意到它，更不會抵抗它。葛蘭西的理論在西方歷久彌新，不斷新增活力，很多學者進行了新的發展，羅伯特·考克斯將其擴展到了國際關係理論，美國的文化霸權和其他國家的軟權力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莫斯科國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孔科夫·葉夫根尼耶維奇認為，俄羅斯的優先事項是通過建立自己的軟權力來抵消來自外部的軟權力。在今天，一些國家試圖強調自己獨特的價值觀並且在世界範圍對其進行推廣，例如法國、土耳其、印度、韓國，以及本文要討論的俄羅斯。

傳統上，軟權力的學術概念和實踐意義，都帶有深刻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偏見。簡單地説，當這個概念被提到的時候，總是暗含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等同意義。奈沒有告訴我們除自由民主之外還有哪些價值觀是普世性的，暗示自由民主是軟權力的唯一來源。對於美國來説，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是其獲得軟權力和領導力的關鍵來源。很多非西方國家的學者也傾向於認為，遵守和效仿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是獲得軟權力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們的邏輯可能是：自由民主的替代性價值觀不可能獲得軟權力，因為沒有任何國家和行為體有能力挑戰美國的實力和地位。

不過，上述邏輯成立的前提是基於兩個條件：一是美國能長期保持強大的實力和霸權，二是西方國家內部的經濟社會矛盾處於可控範圍之內。如果這兩個條件不能保證，那麼自由民主價值觀就可能會反噬其自身。這是因為，如果西方國家的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那麼替代性的價值觀和政治力量就會獲得迅速增長的機會。尤其是當某種替代性價值觀在其他國家被充分論述並且得以成功實踐，它的軟權力就可以持續影響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秩序，導致政治和商業精英不安全感的上升並且使得他們通過製造外部衝突來轉移內部矛盾。

**▍**俄羅斯有軟權力嗎？既有文獻的侷限性

本文並不是要論證俄羅斯擁有比西方國家更強大的軟權力，而是要從多維度展示從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應用其軟權力塑造其戰略環境的相關事實，同時探討這種做法對歐美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至於俄羅斯軟權力戰略的成功與否，我們還須長期觀察。

歐美多數學者明確否認俄羅斯對外政策具有任何吸引力，這點無需贅述。除此之外，部分俄羅斯學者和在歐美國家工作的俄羅斯裔學者，也不看好俄羅斯的軟權力的使用效果。亞歷山大·塞爾古寧認為，雖然俄羅斯在2013年就已經正式將軟權力理念引入到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並且俄羅斯確實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方面擁有軟權力資源，但是俄羅斯對軟權力的使用依然是工具主義的和以利益為中心的，它無法以連貫的方式使用這些資源。瓦倫蒂娜·費克柳尼娜基於社會建構主義，提出了檢驗一個國家的軟權力對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影響的實證分析方法。她發現，雖然2014年前俄羅斯加強了對烏克蘭的公共外交活動，但是並沒有轉化成為俄羅斯的軟權力。亞歷山大·費舍爾認為，俄羅斯的軟權力僅限於影響歐洲的反建制政黨中的精英羣體，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很有限。

儘管如此，依然有相當多的學者承認俄羅斯具有軟權力並且它促進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珍妮·威爾遜認為，俄羅斯使用軟權力面臨着嚴重的財政資金困難，但它一直試圖將保守主義塑造為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價值觀，提供一種可以替代西方霸權規範的價值觀，即使目前還不能夠系統性地取代西方意識形態和結構霸權的主導地位。瑪麗亞·恩斯特龍認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受到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神學的影響。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政治轉向已經成為俄羅斯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期間的軍事行動的意識形態基礎。俄羅斯今天的保守主義非常反西方，但並不否認俄羅斯的歐洲身份。尤利婭·基謝列娃則認為俄羅斯的軟權力不僅確實存在，而且處於和西方霸權話語不斷交鋒和鬥爭的過程中。俄羅斯也在很多國家建立了自己的非政府組織，開展公共外交。如果西方願意修改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容納和承認俄羅斯的利益，那麼未來西方和俄羅斯的兩種軟權力可能會走向調和。不過，雙方走向競爭的可能性更大，俄羅斯會從地緣政治角度構建自己的軟權力，以反對西方霸權話語及其軟權力標準。托米拉·蘭基納認為，俄羅斯的軟權力戰略是一種國家發起和資助的社會運動。俄羅斯軟權力傳播的目標是建立一種替代性的思想、意識形態、制度和激勵措施，以顛覆西方的影響。西方道德的日漸衰落為俄羅斯提供了機會。安德烈·馬卡雷切夫認為，俄羅斯的權力資源不僅包括地緣政治，也包括軟權力。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的作用正在減弱，已經不足以理解後蘇聯空間（post-Soviet space）的複雜政治格局，其作用不應該被高估。實際上，俄羅斯對外政策並非完全基於現實主義和領土決定論。俄羅斯的軟權力表現為通過溝通和宣傳，推動俄羅斯成為全球文明平台。

還有一部分學者承認“俄羅斯世界”（Русскиймир）的概念體系具有強大軟權力，其維繫的基礎包括俄語的凝聚作用、斯拉夫人的共同身份以及東正教的文化力量。**不過，將俄羅斯的軟權力侷限於語言、民族和宗教因素，其地理範圍是非常狹窄的，而且僅僅體現為對西方的防禦性。**它忽視了俄羅斯價值觀中可能具有的更加普遍性的力量，以及對西方價值觀的批判性和可替代性。正是這種力量使俄羅斯在全世界獲得和保持更為廣泛的影響力。

中國學者主要是從傳播方式和國家形象的角度來研究俄羅斯的軟實力，很少談論到真正意義上的軟權力。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軟實力的主體，而非客體。但是，如果研究軟權力問題，須同時關注主體和客體。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努力傳播自己的正面形象，而只有關注主體對客體的影響程度才能知道軟權力的效果。此外，一個國家的軟權力是深層次的文化和精神力量，不是僅僅通過形象塑造工程或者宣傳運動就可以真正獲得提升的。

本文討論的是俄羅斯道德體系軟權力在西方社會內部的影響。西方社會內部存在的各種真實社會問題，使得一部分民眾試圖尋找主流價值觀之外的替代性價值觀來解決社會矛盾。俄羅斯獲得軟權力的路徑，其實是和美國相似的，大體上分為四個步驟，且每個步驟都是必要的**：（1）從俄羅斯自己的文化傳統、歷史和宗教中提取某種獨特的價值觀；（2）賦予其普遍性意義，並且進行理論化，使它的適用範圍超過俄羅斯的地理範圍；（****3）世界上其他地區原有的價值觀導致了愈加嚴重的社會危機，當地民眾期待新的解決方案；（4）**俄羅斯在物質力量的支持下，將新的思想傳播到上述地區。最終，其他國家的那些被俄羅斯道德體系的軟權力所吸引的人也會支持俄羅斯的對外政策。

俄羅斯主流政治力量並不認為自由主義會給它帶來軟權力，他們認為那樣做只會是效仿西方倡導的普遍性價值觀而充當西方的“第二小提琴”。歷史上，俄羅斯人看待西歐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將自己與西方相隔離以避免自由主義的混亂和危機蔓延到俄羅斯；另一種是試圖將歐洲從自己手中拯救出來，幫助西歐克服因過度的自由主義而導致的弱點。當然，俄羅斯的軟權力戰略並不意味着它倡導的價值觀真的會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價值觀。

接下來，本文按照上述幾個步驟而進行論證：第三部分將介紹俄羅斯保守主義價值觀相對於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獨特性；第四部分將詳細論證保守主義價值觀如何從獨特性上升為普遍適用性；第五部分將討論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如何認同俄羅斯的價值觀，以及在此基礎上支持其對外政策，包括俄烏衝突發生之前和衝突爆發之後。

**▍**俄羅斯道德體系軟權力的歷史基礎

**俄羅斯人以東正教為基礎創造了保守主義的道德體系。**但是，俄羅斯人並沒有享受這種獨特性，而是進行了普遍性的理論論述，使其適用範圍超越東正教文明區域。

3.1 俄羅斯知識與政治精英的探索歷程

歷史上，俄羅斯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不時流露出普遍性的道德情結。例如，果戈理曾經預言，**西歐國家的那些對文明進化感到失望的知識精英將會借鑑俄國的智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評價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説《安娜·卡列尼娜》時曾説，這是一部歐洲迫切需要傾聽的作品。20世紀初，俄國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主義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рдяев）辨析了“真正的”（истинного）和“虛假的”（ложного）保守主義，前者是“守衞着過去的外殼”，是一種“邪惡的”“消極的”保守主義，正是沙皇的專制的、虛假的保守主義導致了革命。後者則具有創造力和文化活力，“經受住時間的考驗，阻止後退和下沉”，“用廉潔抵抗腐敗”，“它有一種能量，不僅可以保存，而且可以轉化”。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度放棄了追求獨立自主的道德體系的努力，但它對後冷戰秩序的理解與美國有很大不同。在俄羅斯看來，冷戰的結束是雙方的共同勝利，美國和蘇聯都應該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不僅俄羅斯應該改變，西方也應該改變，在此前提下俄羅斯才能與西方和解、加入西方併成為新的西方的一部分。但是美國和西歐國家並沒有接受這種意識形態和解，而是更加激進地推動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擴張，繼續壓縮俄羅斯的影響力，使得俄羅斯的政治精英進行深刻反思。實際上，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再到普京，他們的思想並不是斷裂的，而是在不斷探索，從理想中尋找現實，從挫折中吸取教訓。

葉利欽執政後期已經發覺道德體系空虛化帶來的危險。普京剛上台後，暗示了葉利欽時代的自由主義的延續，並且繼續追求融入西方和與之建立平等的關係。**普京剛剛上台時，他的政策具有某種實用主義特徵，可以被概括為“自由的保守主義者”。**隨着俄羅斯的穩定和復甦，普京逐漸認識到，應該通過某種力量確立共同的政治語言、統一的民族觀念，這樣做有助於動員公眾。而缺乏政治道德和依靠純粹的實用主義，將會削弱國家的軟權力。普京的努力得到了東正教和一部分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支持。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的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認為今天的俄羅斯在普京的帶領下，已經找到了通往民主的特殊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

**2009年統一俄羅斯黨將保守主義列入黨綱，2012年普京再次當選總統後開始着手全面重建俄羅斯的道德體系，即以東正教為基礎的保守主義。**不同於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三羅馬”情結和救世主心態，**今天的保守主義主要是反對西方的一元化自由主義秩序的擴張。**普京希望實現與歐美國家的平等地位，維護現有的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3.2 西方精英對俄羅斯文化的借鑑

歷史上，俄羅斯的文明曾經對很多西方思想家產生吸引力，他們從俄羅斯的土地上重新發現了他們在工業化和快速現代化道路上失去的東西。西方的一些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甚至認為俄羅斯肩負某種特殊使命，希望其成為歐洲的拯救者。法國哲學家、外交家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將法國革命的毀滅歸咎於過度的理性主義和基督教的衰落，而俄羅斯則是未受玷污的文化，可以讓法國重新煥發活力。19世紀英國的很多思想家欽佩俄羅斯人對傳統精神和社區的保持。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認為，俄國可以醫治歐洲的精神創傷。德國哲學家瓦爾特·舒巴特（C.F.D.Schubart）曾經説，西方文明正在面臨災難，只有斯拉夫文明才可以拯救西方文明。德國經濟學家、天主教徒哈克斯特豪森（Baron Von Haxthausen）認為，德國的現代化助長了虛無主義和文化衰敗，俄羅斯的村社和東正教提供了另一種現代化的道路。

到了20世紀，西方精英依然在描繪對俄羅斯的美好理想。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為西方正在墮落，他認為蘇聯之前的俄羅斯文化充滿活力且年輕，與西方的老齡化和頹廢形成鮮明對比。二戰之後美國遏制蘇聯政策的設計師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被譽為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他對蘇聯之前的俄國表示欽佩，認為它潛藏着某種神秘的巨大力量。冷戰結束後，西方一些思想家仍然提醒，不應對自由主義的前途過於樂觀。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中警告，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發達造成了物質上的富裕，但造成了人的退化。自由主義在冷戰中的勝利，可能使得整個人類社會失去了內在的動力。

西方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科技創新的強大精神基礎，但是也不可避免導致各種社會對立和政治極化，物質財富的創造過程導致了西方社會的自我毀滅邏輯。在經濟狀況平穩的時期，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收買下層民眾的方式緩解對立，但是一旦遭遇經濟危機，這些潛在的矛盾就會爆發出來。實際上，西方自由主義在19世紀也曾經面臨過危機。當時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殖民擴張來獲取更多財富，以消弭西方國家內部的不滿和反抗。

而今天，當自由主義再次面臨危機時，以往的這種解決問題的路徑已經無法重複。歐美民眾對現狀的不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對過度自由解放和道德敗壞的擔憂、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遭遇超國家一體化的嚴重侵蝕的抵制、對民主選舉的遊戲規則無力解決實際問題的痛恨，以及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導致的適得其反的不安全感。**這些問題不太可能通過自由主義自己的邏輯來獲得解決，西方社會的某些環節出現了價值真空，這就為替代性的思想來填補真空提供了機會。**俄羅斯在思想價值層面針對西方國家的戰略可以概括為：以多層次的形式和多元化的敍述來為歐美國家的民眾提供道德支持，為各種被邊緣化的政治力量提供普遍性的、有影響力的價值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