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發展前景:瓶頸約束與挑戰_風聞

評估中國未來發展的前景,一方面要提出一組可供選擇的不同的前景,另一方面要考慮到整個發展過程中變量的動態性。我們可以選擇某一階段獲得相對發展的結果,但對整個發展過程不能採取靜止不變的簡單假設。

**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由於錯綜複雜,內外交織,不僅經濟發展趨勢對中國未來發展將會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發展協調程度,也會對未來中國發展前景帶來不同的影響效果和發展趨向。**任何假定,如果不充分考慮到未來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不斷變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各類風險和挑戰,以及政治、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對經濟興衰的影響,都有可能提供種虛假的現象和發展的誤導。

就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中國進入21 世紀,在經濟貿易或政治和軍事等領域始終將與國際相互聯繫,相互合作。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將不得不去面對作為一個新興國家面臨的各類挑戰。

第一,如何爭取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要實現未來發展的目標,就需要爭取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但**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規模的迅速擴大以及出口能力的增強,未來幾十年世界競爭加劇，以及西方日益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將日趨嚴峻。**西方國家的政客和學者疑懼權勢格局變遷,經濟強勢被損,戰略範圍喪失，而以種種藉口和方式遏制中國的發展。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反映出佔據既得強國地位和比較優勢的西方大國政客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

最具有典型的事實是,美國人伯恩施坦和芒羅在最近一期的《外交》月刊上發表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全文推理混亂,把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以及從國內經濟建設到維護政治穩定,從促進國家統一到開展睦鄰外交,都歸結為同美國對抗,足見霸權之邏輯。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威脅論”對西方國家政策已產生一定的影響,對中國發展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使未來國際環境變得越來越嚴峻。中國雖然依據國家性質、長遠利益和道義思想向全世界承諾: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並反覆強調,“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但國際和平與穩定,西方對中國政治干預、技術封鎖、貿易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磨擦、矛盾與衝突,歷來都不是中國一方單方面承諾與良好意願所決定的。

衝突與協調,對抗與合作的兩種因素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通過高度的政治智慧與外交策略,使協調與合作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從目前來看,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的基本戰略,一個是經濟上的捲入。出於實際利益的需要,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並通過市場捲入,牽引一個體制轉型與崛起的中國進一步西化。另一個戰略是遏制。以中國作為一個西方最具有潛在威脅的敵手,進行對抗。

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國力強大,西方採取經典式的遏制戰略來對付中國已無能為力。因為實施遏制,就意味着放棄中國大市場。因而,**西方對中國採取的戰略,往往是在經濟上捲入,在政治上遏制的雙重戰略結構。**從發展的前景來看,中美兩國在國際事務以及經濟合作領域有巨大的互補性和共同的利益。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相對穩定,最大的收益國是美國。美國經濟力量削弱的趨勢在進入90年代後開始得到遏制。這與推行“全面交往”的政策,減少對抗與衝突,削減軍費開支,降低霸權擴張透支,集中力量用於國民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政策有關。根據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趨向,對抗與衝突,不僅危害本國經濟政治利益,而且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

中國作為新興大市場,全世界乃至美國都會發現它的經濟利益與中國的繁榮與穩定,以及經濟持續快速的增長聯繫在一起。根據世界經濟組織預測,到2010年,亞洲的需求將會佔全球總需求的1/3,需求量最大的幾乎肯定是中國。僅以 2000 年為計,屆時中國的年進口訂貨累計將達到1萬億元。這個巨大市場的灣力是顯而易見的。它將從亞太地區和世界發達國家吸納更多的商品和投資,提供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有利於發達國家景氣上升和就業率的增長。

因此,對美國國家利益最敏感而又關鍵的政策問題,不應當是因中國的經濟崛起而加劇磨擦和對立,以及使亞太地區國際關係出現混亂,甚至破壞該地區的穩定。如果加劇衝突和對立,隨着衝突規模和範圍的擴大,就會導致遏制國家收益遞減的同時,維持和控制的成本越來越大。

40多年來的冷戰使美國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冷戰的結束,使美國發現維持冷戰的成本，要比維持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財力上升的更快，維持霸權變得更加困難。結果,導致美國 80 年代以來經濟地位的衰落。所以,遏制、對抗與衝突,完全違背了美國的國家戰略利益。**美國政府一再強調,“美國經濟的活力比以往更加依賴國外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們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使我們的商業利益服從對外政策,現在我們應當改變這種做法。”事實證明,把中國預設為美國的戰略敵人,製造磨擦和對立,甚至引發雙方的對抗,損失最大的還是美國。何況中國的崛起是任何外力不可能制止的趨勢。

中美關係是21世紀中國經濟長期發展進程中，爭取和平與穩定國際環境的關鍵問題。中國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就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積極推進政治、經濟與軍事協調發展的外交戰略與政策,審慎而又明智地做出最佳戰略選擇。這包括:加強多極協調與合作,抵銷單極霸權和對抗;積極發展亞太地區國家友好協作關係;充分發揮中國作為政治大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和作用;把台灣問題作為中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關係最敏感和關鍵的問題加以限制;中國政治、經濟與軍事在對外整體協調與合作中的戰略與策略,等等。

**第二,如何適應工業經濟技術全球性調整,實現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和嫁接。**在中國經濟加快調整的過程中，西方經濟已加快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變。以“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為契機,西方國家試圖再度通過技術革命掀起經濟發展過程的新的飛躍。信息經濟在西方國家正在逐步形成目前西方國家高技術產業發展迅速,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主導產業正加速從鋼鐵、汽車、化工等傳統產業轉變為集成申路、軟件、電子計算機、個人電腦、傳真機、光纜電纜等信息技術產業。1996 年全球信息產業銷售額已達1萬億美元,超過汽車和鋼鐵業,成為西方國家最大的產業。作為一種新型的更高級的產業經濟,西方國家發展信息經濟的主要戰略意圖是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推進西方高技術儲備向產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轉移,形成更大的競爭力和維護與擴大在世界市場上的領先地位。

​中國要實現21世紀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在西方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必須同步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着眼於國際經濟與國內區域經濟的發展,加快工業結構的推移和調整。**由於中國人力資源豐富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中國實施的產業轉移將會持續到 21世紀初葉。中國傳統沿海經濟區的產業,也將隨着勞動力成本的遞增,向中、西部轉移。但是,**填補沿海經濟區傳統產業轉移的空間,在21世紀第十個年頭,不應延續無高技術支持、無創匯需求的新一輪組裝產業的引進。**最早對亞洲經濟增長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提出警示性觀點的美國斯坦福大學保羅.格魯格曼認為,亞洲以及中國經濟增長依靠組裝型產業,以及偏重資本與勞動力的投入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有可能造成經濟增長的停滯。保羅的結論有失偏頗,但對我們仍有啓發和警示的作用。**如果到21世紀中國工業仍然停留在一味依靠資金投入,引進國外組裝型產業裝備,或停留在依靠日益上漲的勞動力成本的組裝水平上,這種即未實現技術轉讓,又缺乏成本優勢,更沒有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會有多大的國際競爭力呢?**事實上,當工業化進入勞動力成本上升到較高水平階段時,靠廉價勞動力與進口技術相結合的比較優勢就消失,靠資源投入推動的經濟增長的成本就會上升。日本在過去幾年裏經濟增長率低迷不振,就説明了這一點。

**二是大力推進“科教興國”戰略和“工業技術創新戰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戰後支撐大國經濟繁榮的“技術立國”是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雖然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通過西方市場開放和技術引進、吸收、消化實現了工業結構的調整,但進入21世紀，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試圖象“亞洲四小龍”那樣，利用美國的市場開放和技術轉讓,實現比較優勢的條件將更加困難。中國在積極發展經濟和引進國外技術的過程中,必須明確,21世紀，一流技術主要依靠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自主創新和產業發展。未來中國經濟的強大,無可置疑地建立在科技創新與大規模產業化的優勢基礎上的。**因此,應儘快建立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突出新技術的首次商業化應用。通過產品創新或工藝設計創新,提高中國新技術產品的技術含量、附加值和市場佔有率,推動實現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力爭高新技術產品在未來國內外市場形成強大的競爭力。

**第三,如何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和科技的協調發展。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是經濟社會與科技發展的基礎。各國經濟發展歷史證明,政治不穩定,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過去 40多年中,發展中國家因為外部干預等因素,分裂主義活動,地區間的敵對活動,種族磨擦不斷加劇,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許多北非和中東國家以及亞洲許多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都發生過政變和動亂。1948年以來每個發展中國家平均每五年至少有一起政變。分裂和動亂嚴重動搖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許多國家經濟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與此同時,在一些國家,腐敗也成為危害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所以,中國21世紀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上穩定和國家的統一。而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高度重視從根本上解決造成腐敗的原因，加強法規制度建設,促進民族團結和政治上的穩定。**在此基礎上,加快經濟的現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事實上,現代化程度愈高,政治會愈開明,社會會愈穩定,文化會愈開放,經濟會愈繁榮。反過來，又會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中國未來發展,根本取決於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的協調發展及其成效。

現代發展理論成果證明**,21世紀中國面臨的所有挑戰中,最緊迫的確實是如何實現成功的協調發展。作為 21 世紀發展的戰略框架,中國政府實現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的協調發展,將為世紀強國的崛起帶來最為光明的前景。**

（本文轉自《21世紀是中國世紀嗎——中國發展論的世紀研究與思考》，隋映輝著，濟南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