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搬去新加坡的內地中產：沒200萬年薪，撐不下去_風聞

轉自ELLEMEN睿士

“越來越貴”。這是在新加坡生活了六年後，勞拉對於這個國家最深刻的印象。

優質的國際教育資源、前沿的工作機會、乾淨綠色的城市環境、良好的公民素質，這些都成為了新加坡吸引中產的重要因素。

但最近幾年，新加坡的物價水漲船高，當初懷着美好願景來到新加坡的人，在這裏遭遇了斷崖式的、無情的消費降級。

“月入十萬，但只能攢下六千”

每一個在2020年以前就已經搬到新加坡的內地中產，都會懷念當年“賺新幣，花人民幣”的日子。

2018年夏末，勞拉跟隨丈夫的工作變動，從深圳搬到了新加坡。那時她剛剛生完第一個小孩，在家做全職媽媽。當時新加坡的物價與深圳持平，再加上相對更高的收入和對外國人更低的税收，生活在新加坡成為了內地中產們一個極具性價比的選擇。

在深圳福田，勞拉一家的房租一個月是七八千元；來到新加坡的第一年，他們租住的公寓是2500新幣一個月，摺合人民幣一萬元出頭，而樓下花園、泳池、商場、各種類型的餐廳，生活設施一應俱全。那時候，勞拉一家每個月花在吃飯上的支出不會超過1000新幣，整體生活成本甚至比在深圳時還要低一些。

如果説剛來新加坡時，這裏的生活還頗具性價比，那麼最近幾年這裏的物價飛漲，則完全出乎勞拉的意料。

最為明顯的就是房租，2500元新幣的月租價格早已成為歷史。孩子長大些以後，勞拉和丈夫搬去了CBD附近一套200平的公寓，房子裏有一個很大的陽台和私人泳池，算是新加坡比較頂級的公寓，每月的月租是7500元新幣。等到疫情之後，他們又換了一套CBD的公寓租，面積只有100平，價格卻已經飆升到了8900元新幣一個月。

在生了二胎後，兩個孩子的教育支出也讓勞拉有點力不從心。2018年時，女兒的國際幼兒園學費是每月1800新幣，四年後就漲到了2600元新幣。

由奢入儉難。“我老公吃西餐比較多，兩個小孩子口味也很挑，都是買歐洲的魚、澳洲的牛肉、日本的和牛，以前物價沒那麼貴我供得起，現在一個月光是吃飯就要3000多新幣。”來到新加坡的第六年，勞拉明顯地感覺到了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

為了儘可能地降低生活成本，思索再三，勞拉還是決定將女兒轉學到小區樓下的幼兒園，整體設施差一些，但每月只需要2000元新幣出頭。二胎出生後，勞拉家裏每月需要負擔共4600新幣的幼兒園學費，對於她和丈夫而言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一家人週末的娛樂活動變成了在公寓樓下的花園裏玩耍，因為無論是逛街還是看電影都要額外花錢；給孩子擦潤膚乳，她現在每次會把管子剪開再摳一摳，“能多用一次就多一次。”

意想不到的是，勞拉並不是新加坡的“普通中產”。根據新加坡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新加坡本地受僱居民住户的收入中位數，是10869新幣，在新加坡收入達到前10%的家庭，工資標準是14803新幣。

而勞拉和丈夫每月的到手收入加起來在2萬新幣左右，看起來恰好處於中位，但他們林林總總的生活支出加起來達到了19000元新幣，根本所剩無幾。

她和丈夫計算過，他們每月最多隻能存下1200元新幣，約合人民幣6000元。

擠走中產，新加坡成了富人們的天堂

2006年就來到新加坡工作、生活的Jonni現在從事移民中介，在她的觀察中，2020年後，在疫情經濟環境、世界局勢等多重影響下，新加坡的移民業務熱度飆升。不僅中國內地的中產迫切地想要獲得一個新加坡身份，他們也接待了很多來自中國香港的客户，以及美國、澳洲等地的華人，“無論是出於語言文化、還是想距離父母更近，很多歐美客户想要遷回亞洲，新加坡是一個折中的選擇”。

Jonni提到，她這幾年接手的客户大致分為三類。第一種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媽媽陪讀；第二種是在內地或香港擁有公司，將業務拓展到新加坡來；第三種是月薪三萬新幣以上的國內高管或者頂尖技術人才，可以申請到ONE pass（Overseas Networks & Expertise Pass），即頂級專才準證。

“十幾年前來新加坡，可能是服務類的務工人員多一些，大家就是為了掙錢。但從這幾年開始，很多中產是為了拿身份才來新加坡，目的發生了本質變化。”

優質的國際學校、開放的社會氛圍、前沿的工作機會、良好的生活環境……同樣吸引着帶着孩子來到新加坡的單身媽媽Cathy。疫情三年，國內的國際學校整體師資水平有所下降，為了給小學畢業的女兒提供更接近國際一流的教育，她萌發了搬來新加坡生活的想法。

Cathy認為，新加坡不僅教育水平處於世界領先水準，這裏的文化理念、科技水平、生活環境都優於大多數亞洲國家，她和女兒在這裏都可以接收到國際頂尖的資訊。再加上她10年前曾在新加坡工作過一段時間，在國內時也一直在跨國企業工作，搬來新加坡在她心中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2022年，通過崗位調動來到新加坡生活後，這裏並沒有讓Cathy失望。最為明顯的是高覆蓋的綠化，城市裏四處都有公園，Cathy喜歡這裏隨處可見的綠樹成蔭，哪怕是悶熱的夏天，走到樹下也會有一陣涼意襲來。新加坡的居民素養很高，隨地吐痰、扔垃圾、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抽煙這些情況基本不會出現。

另一方面，由於新加坡整體税收較低，Cathy在這裏和國內拿着同等薪資，實際進賬的部分卻要多很多，這讓她的經濟條件變得寬裕了許多。

在Cathy看來，新加坡的生活很貴，但豐儉由人。以國際學校為例，英華自主中學、UWC世界聯合學院這樣的第一梯隊學校每年的學費在4萬到5萬新幣之間，“選第二梯隊就要便宜一些，不過它們對老師的要求仍然是非常高的”。如果是日常買東西，同樣的食物，去大型連鎖超市價格就會稍貴一些；去一些小商店，整體價格就更符合工薪階層的消費水平。

現在Cathy和女兒住在新加坡CBD的一套90平米的兩室一廳公寓裏，每月的房租是5200元新幣。女兒的學費以外，她們每月的生活開支大約為8000元新幣，對於十年前在國內就已經達到百萬年薪的她來説，經濟壓力並不大，還能存下不少錢。

“我個人認為，就我們這個圈子來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生活得比較遊刃有餘，一個人一年的收入在30-40萬新幣之間會過得比較好。如果是一對夫妻帶一個孩子的話，一年30萬新幣不是不可以，只是會過得比較簡單一些。”

Jonni提到，對於來到新加坡的中產來説，拿到PR（綠卡）之前的日子必然會經歷一定程度的消費降級。在國內可能住在大別墅、大平層，但來新加坡只能租一個小公寓；由於新加坡買車貴、限制多，他們不得不重新適應公共交通。“不過熬到綠卡，就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買新加坡本地的政府組屋，住着也不貴，所以拿到PR和拿不到完全是兩個心態。”

PlanB：去越南

難以預料的PR申請，成為了中產留在新加坡的另一道門檻。來到新加坡6年，勞拉一家申請過兩次PR。第一次申請時，儘管已經有了小孩、家庭收入在2萬新幣左右，勞拉一家還是慘遭移民局拒絕。

在Jonni的經驗中，與許多歐美國家有詳細的申請評分標準不同，新加坡綠卡申請的最大難度在於不確定性：沒有一個可量化的標準，導致許多時候申請結果會成為未知數。工資水平與經濟貢獻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素，還要考慮與當地的融入程度、你所在的行業工作類型、你的年齡和學歷。

“新加坡給PR也會有標準，但不會量化，所以其實有點‘暗箱操作’。比如馬來西亞國籍就會更好拿新加坡身份，每年PR裏有60%都是馬來西亞人拿到的。”

Jonni曾經給客户做過一個調查，100個人中有31%的人在搬到新加坡的1-3年內拿到PR，16%是4-6年，還有25%待了6年以上都沒有拿到。根據她所提供的數據，2022年有30多萬人向移民局提交PR申請，獲批的只有34000人左右，獲批概率並不大。

等女兒長大成人去歐美讀大學以後，Cathy覺得回到深圳生活也不錯。“新加坡是沒有政府補貼的養老金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加坡的各種物價水平還是居高不下，過幾年我回深圳定居也是有可能的。”

“現在給我PR我也不待了，物價成本太高了。”勞拉已經向公司申請外派，決定帶着兩個孩子去越南生活。在越南，同樣就讀國際幼兒園，兩個孩子加起來每月只需要1800元新幣。

“越南真的不是窮鄉僻壤，我告訴孩子們，我們這是以退為進。”在採訪結束時，勞拉再次向我們強調。

​受訪者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