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會議上史密斯向周恩來搖筆示意—國際特工界有通用暗號嗎？_風聞

給各位朋友們頌春安！最近一直沒更，實在有具體的工作要趕，這個系列只能暫停了：

他們應該統治世界的 ——They should rule the world 評論 65 國際

我曾經寫過一個系列共三篇：

杜勒斯拒絕握手事件的羅生門（之一） 評論 5 國際

  所謂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事件的羅生門（之二） 評論 3 國際

​ 所謂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事件的羅生門（之三） 評論 13 國際

沒想到粗糙了，不嚴謹了——因為確實不是我的領域。

最近才發現，《中國外交風雲實錄》(1990年)中，以筆名“史實”，有一篇《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釋疑》（以下稱‘釋疑’）。文中稱，王炳南相關文章發表後，很多讀者來信詢問，於是筆者們就查閲了相關資料，詢問了幾位相關同志，然後進行了分析。後來，熊向暉又針對該文，也寫了一篇《關於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的問題》（以下簡稱‘問題’），後來收錄在他的著作《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以下簡稱‘生涯’）裏。

在文章中，熊向暉前輩與王炳南前輩一樣堅決，闡述了不可能有那件事的原因，並且進一步澄清：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不僅沒有發生那件事，甚至當時也沒有關於有那件事的傳聞。

該文引用了會議期間當時西方一些重要通訊社和報紙的相關報道，那些記者簡直像追明星的狗仔，密切注意，杜勒斯與周總理等中國代表零交流，始終不與周恩來握手，甚至不向周恩來的方向看上一眼。如：

“美聯社日內瓦4月28日電稱:“日內瓦會議上的美國代表團不理睬中國共產黨人。國務卿杜勒斯顯然正在做出榜樣來。雖然他在會議桌旁距離周恩來只有四個座位遠,但他沒有與周恩來握手或説話。”

“美聯社日內瓦5月3日電稱：一位美國發言人説，雖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來在同一間屋裏，但是他從沒有和他碰頭,也沒有和他談過話，甚至沒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

這，也許是“會議期間傳出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傳聞”的源頭之一吧。

熊向暉還很嚴謹地指出，美國並無檔案記錄，杜勒斯曾經下命令不許美方人員與中國方代表握手。

——可，這一點不能完全説明問題。因為可以不通過書面硬性規定，卻通過口頭硬性規定。

據“問題”一文：

“合眾社6月5日電稱:“美國代表團來到日內瓦時奉有極嚴格的命令,規定不得與中國‘侵略者’交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會議第一天在這裏對他的密友説,他與共產黨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只有在我們的車子相撞的時候才會見面’。””

如此的命令，顯然比不許握手更為嚴苛得多，而自然包括不許握手在內。

熊向暉又以親身經歷以及筆記記錄指出，實際上，中美雙方有一次直接會談，那一次，美方代表主動上前握手，態度也頗友好。

這位新中國外交家相關日內瓦會議的回憶文章極有特色，在該文中，參會各方默契而熟練地採用大觀園政治模式，儘管意識形態決然對立，但在作風上卻是一致的周到妥帖。

在該文中，走到中美兩方會談並握手，前面是一環又一環的綿密發展。

如上篇文提過，大會一召開，莫洛托夫和艾登就利用歐洲上流社會的社交禮節，成功地讓艾登與周恩來熱情握手。

然後，繼續按照歐洲的社交模式，莫洛托夫設宴，給艾登和周恩來第一次交談的機會。路透社稱那是艾登與周恩來的“第二次秘密會議”，但秘密會議卻是當天的“最大新聞”，讓包括路透社在內的媒體報道出來。

據“生涯”一書的《周恩來、李克農與1954年日內瓦會議》，在這次宴會上，艾登提出，希望周總理能指定一個人，與英方的杜威廉保持聯絡。

總理回答，宦鄉就在這裏，他過去常和杜威廉保持接觸。

艾登則説，我是特意把杜威廉從北京調來（到這裏）的，看來我們是想到一塊去了。

就此，會議期間，形成了既定的傳話模式：

西方如美國、法國有什麼事，請杜威廉找宦鄉轉達，宦鄉去請示周總理。周總理如果批示可行，宦鄉再告知杜威廉，杜威廉去轉告託請方。如此一輪一輪，同時，杜威廉那裏，每一步，還有艾登批示，而艾登則是逢到大事都請示遠在倫敦的丘吉爾。

在一輪輪中，所有人都非常默契，不向外透露。

就是在這樣的大觀園風格中，達成了一次中美代表的會談和握手：

5月19日，杜威廉向宦鄉説，美國代表團希望就在華美國人回國同在美中國人歸國問題進行接觸。宦鄉請示周總理，按照指示回告杜威廉，中方同意。

6月4日，杜威廉告訴宦鄉美方代表人選，以及，艾登指示他作為中介參加。宦鄉請示總理後告知杜威廉中國代表人選，以及宦鄉也參加。

6月5日，雙方代表見面，這是一次公開的外交活動，媒體也做了報道，但沒有報道詳情。熊向暉現場做了筆記，並且在外交部存檔，其中記到，杜威廉為雙方做介紹，“美方人員主動趨前與我方握手”。熊向暉隨即説明，“雖然雙方均未公開此事，但這畢竟是事實”——會談是公開的事，但會上曾經握手，雙方卻默契地未向媒體提及。本來，按常情，這樣的禮節細節，也不需要提及。

在日內瓦會議“握手門”事件裏，其實有一項非常關鍵的事件，即，史密斯避免與周恩來等中方代表握手。

據中方記錄，史密斯將軍代替杜勒斯之後，一開始也是一樣的惡意態度，但後來有了轉變。

“釋疑”説明，他們為該傳聞採訪了幾位有關同志，顯然其中包括浦壽昌。該文道是：

“據浦壽昌同志（當時擔任周總理的英文翻譯）説：有一天，史密斯端着酒主動走來同他攀談，誇他英語講得好，地道的美國音。問他是在哪兒學的，（本文作者插話，是在美國學的**）還讚揚中國的古老文化，説了一些友好的話。浦壽昌回去後即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説：“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找他談談。”第二天休息時，在王炳南同志的安排下，當史密斯一人走向櫃枱去喝咖啡時，即把周總理引去。這時史密斯左手拿着雪茄，看見周總理向他走來，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避免同周總理握手，只笑容可掬地同周總理打了招呼，客氣地讚揚了中國的古老文明，美麗河山，還説他很喜歡中國的瓷器，在他家的客廳裏就陳設着許多中國瓷器，等等。日內瓦會議快結束時，史密斯主動來找周總理攀談，微笑着向周總理説：“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和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復和平。”話説得友好，但仍避開握手。”**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中，講述幾乎相同（以下簡稱“王文”）。首先，他介紹：

“日內瓦會議，會上是鬥爭的場合，通常是各國代表讀自己的發言稿，發表官方的意見，會下則是互相勾通情況，促進了解，在某些問題上取得默契的渠道。許多內情往往是在酒巴間聊天時吐露出來的。我們代表團的同志在會下廣交朋友，表現得非常活躍。”

會議期間，中方代表非常主動大方，樂意去酒吧間廣交朋友，展開靈活的外交。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諷刺，美國代表的印象中，日內瓦會議類似貝弗利山明星豪宅裏的party。由此看來，他們的誤會，是有一定事實根據的。——在此我道歉，果然資料看全、看一手資料，本是必需的。

接下來，王炳南介紹，二戰時世界反法西斯體系的餘緒到此時仍然不絕如縷，讓各方受惠：

“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各國代表團中，有些人是我在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就認識的，那時我在中共南方局外事組工作，因而有機會接觸了不少外交人員。周總理也認識一些人。英國和法國代表團中有些人是四十年代在重慶大使館工作過的，比如法國代表團副團長肖維爾，亞洲司長亞克魯等。英國代表團也有些人在中國呆過。還有加拿大代表團的朗寧等，都是我們過去的老朋友。凡是我認識的，我都一一介紹給總理。法國外長皮杜爾就是經我介紹與周總理認識的。”

但是，美國因為“失去中國”而搞燒女巫行動，以及麥卡錫主義，讓當年建立的人脈破壞殆盡：

“在美國代表團中，我們只認識一個叫羅伯遜的。他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經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呆過。”

 在如此沒有溝通渠道的情況下，莫洛托夫仍然努力建立中美之間的聯繫：

“有一天，莫洛托夫找到總理。他説，杜勒斯未抵日內瓦前，他請美國代表團吃了一次飯。在私下談話時，美國代表團副團長史密斯流露出一種批評美國政府的看法。他覺得美國對中國實行敵對政策是不現實的。莫洛托夫還説，史密斯在二次大戰中是美國在歐洲作戰的將軍，很有地位，他的這種觀點，值得重視。”

在正式會議上，史密斯確實表達過協商的態度，但第二天就改變了立場，藉故缺席，讓副手羅伯遜上陣。而羅伯遜立刻推翻了史密斯的表態，以致惹火了總理，當場質問與駁斥。——

““總理指着羅伯遜説:“羅伯遜先生，我們在中國是認識的，我瞭解你。如果美國敢於挑戰，我們是能夠應戰的。”總理這些話講得很厲害，搞得羅伯遜面紅耳赤，無言以對，很是狼狽。”

在美國內部的高壓氣氛下，史密斯仍然沒有放棄與中方緩和關係的努力。“王文”接着講述了同一件事:

“會議快要結束了，有一天，我們很多人聚在酒巴間裏喝茶。這時，史密斯端着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是沒有先例的。史密斯對浦壽昌説,“你的英文講得漂亮，地道的美國音。你是在哪兒學的?”他還讚揚中國古老文化，講了許多友好的話。這在敵對的兩個代表團來説是不尋常的。我們對史密斯這一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彙報。總理説,“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在酒巴間談話是非正式的，可以隨便聊。第二天休息時，我一直在觀察，尋找機會讓總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談。當我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枱去喝咖啡時，便趕緊把總理引到那裏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着雪茄，看見總理向他走來，並要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總理打招呼，客客氣氣地聊了一陣子。史密斯又一次讚揚了中國的古老文明，美麗河山，還説他非常喜歡中國瓷器，在他家的客廳裏就陳設着許多中國瓷器。總之他又講了一些好話。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動湊上來同總理交談。他説:“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和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復和平。”説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臂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據説，杜勒斯離開前給美國代表團立下了一條紀律，不論誰都不準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紀律，同時又聰明地用搖胳臂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總理的欽佩。”

王炳南

史密斯將軍

熊向暉證實了同一件事，並且增加了細節：

“在7月中一次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的休息期間，史密斯曾主動同浦壽昌同志攀談,説了一些友好的話。在復會後，我看到史密斯手裏拿着一支筆向周總理搖晃。但總理及坐在他附近的我方人員均未察覺。我即向總理遞了一張條子。總理向美國代表團的席位觀看,史密斯又含笑向總理搖晃手中拿的筆。總理馬上從桌上拿起一支鉛筆向史密斯搖了搖。接着在第二天會議休息時,周總理同史密斯首次交談。”

恕我冒死説一句該打斷我狗腿的真心話，看到這段，我第一反應是想起了“隔牆花影動”。第二反應是想到了“眾美兮滿堂，獨與餘兮目成”。（從自我這代向上的幾代中國人和華人，只要涉及總理，任何一絲輕褻，打斷狗腿都是最輕的。）

熊向暉

上段文字涉及的三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熊向暉是拍案驚奇本奇，不知道的出門左拐去網搜。

周總理指揮八一南昌起義，是“傑出的軍事家”，抗戰時期國共合作，他還由國民政府授中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曾是一位將軍。

對面的史密斯將軍的軍旅生涯更早，參加過一戰。二戰時，他擔任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戰後從政，曾任駐蘇聯大使，建立了蒐集情報的間諜網，成為蘇聯問題專家；隨即又擔任中情局第二任局長，對中情局的構建成型起了決定性作用；日內瓦會議期間，為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副國務卿。

 這樣三位人物，經歷了二戰及冷戰初期的嚴酷淬鍊，席上千杯酒，沙場百萬兵，那真是男人中的男人，精華中的精華。此際，兩位二戰時的儒將將軍在一場國際會議上用如此委婉的方式彼此示意，絕對算世界外交史上的名場面了，不服來辯！據説，史密斯性格冷酷，強硬粗暴，樹敵很多，艾森豪威爾評價他“個性很強，天生有點魯莽”（此據百度百科，恕我懶了），《中情局罪與罰》則説“史密斯為人相當專斷，冷嘲熱諷絕不饒人，加上無法容忍瑕疵”，然而，日內瓦會議上，中國外交家的經歷裏，他卻是驚人的含蓄細膩，心較比干多一竅。

作為一個小白，我不僅好奇：

熊向暉是紅色特工，周總理創建了我方的情報體系，史密斯曾任中情局局長，互相搖筆，是國際特工界的什麼暗號兒嗎？

總之，有一件事情是坐實的：周恩來曾經按照正常禮儀準備與史密斯握手，但史密斯卻一直避免握手。

也就是説，沒有過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事情，但有着史密斯兩次避免與周恩來握手的事情。

那麼，讓我們覆盤一下整個事件。——當然，我僅僅是依靠有限的中方資料，也許討論依然是無效的。

從‘王文’可知，那場會議期間，美方不僅在世界面前刻意表現敵對、蔑視、冷酷的態度，而且還讓發言人反覆宣告他們在那樣做。僅僅‘王文’所引的當年西方通訊裏，就有兩則報道涉及，美方明言，杜勒斯等人拒絕與中方代表接觸。

一條為前面已經引過的：

“美聯社日內瓦5月3日電稱：一位美國發言人説，雖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來在同一間屋裏，但是他從沒有和他碰頭,也沒有和他談過話，甚至沒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

另一條為：

“美聯社日內瓦4月28日電稱……一位美國代表説，杜勒斯在第一次會議上甚至連向周恩來那邊看也不看。”

顯然，美方在蓄意對中方施行公開的霸凌行為，不僅行動上不理睬中方，還反覆揚言，讓全世界都知道。——這種毛病到現在也沒改。

美國代表團內部存在着不同意見，但卻無人敢公開違規。所以，他們通過杜威廉的渠道尋求與中國舉行會談，見面後，私下裏，很自然地遵守起碼的禮儀，與中方代表握手。

到了會議後期，史密斯又主動與中方代表攀談，前後三次交談，兩次都是他主動，可是每次都避免握手。

這種公開高調凌霸、私下偷摸緩和關係的戲精行為，引發周總理又反感又輕蔑，非常的看不起，也覺得美國人段位太低。而且，他覺得那是美國人在外交方面一種很典型的做派，是反面教材。

由於當時中國在外交方面也有類似的教條、僵硬傾向，總理便拿美國人當年的行為做例子，教導中國的外交人員。因此有了1958年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不能像杜勒斯那樣笨法，到了日內瓦還規定一條：不許握手。”

至於就美國而言，在當時的中國方面看來，日內瓦會議上“不許握手”是一種象徵體現實質的行為，意味深長——也確實如此。因此，從總理到其他人員，總喜歡提出那件事，用以説明中美關係的實質癥結。誠如“釋疑”一文指出：

“周總理抓住這一矛盾，用杜勒斯禁止同中國人握手這一事例，生動而形象地揭露了美國政府不願改變錯誤的對華政策，堅持不承認新中國並與之和解的頑固立場。所謂“握手”即“和解”之意。周總理在同外賓談話時，多次以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的頑固表現，抨擊當時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申明我們不要同美國打仗，我們願坐下來同美國談判，討論緩和兩國緊張關係和台灣地區局勢。”

出於同樣的道理，當基辛格同尼克松着手改善對華關係時，中方人員，包括總理，就一再談起那檔往事。周總理與尼克松會談時，特意講述史密斯用手抓咖啡杯避免握手的舉動，表達了嘲笑。

總結：在中方，包括周總理，強調的是這樣一件事：杜勒斯不僅不與中方接觸，還硬性規定隨員也不許與中方人員接觸，不許握手。搞得美方代表們頗難辦，公開時個個表演強硬，私下卻穿牆打洞，各想辦法應付局面，見機行事。

也就是説，中方由於漫長的文明傳統，喜歡錶達委婉，把意思表達到位但是措辭柔和，以中國人自小養成的習性，把話説得鋒利直白總是不大好的，除非涉及到根本原則。同時，用具體的例子進行展示，把一件具體的事情，也許是一件小事，通過將其提煉為例子，而使其成為象徵，成為一種概括，用以概括全體，穿透表象上的細節去暴露事情的實質，是孔子的教導“能取近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的漫長而深刻的影響——《論語》中的語句都非常簡潔，講的道理初看上去似乎都過於簡單，沒什麼深刻性，然而卻在此後漫長歲月裏錘鍊着中國人的靈魂，對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行為邏輯乃至道德都形成巨大的影響，成為我們人生中的種種原則，融化在我們的心靈裏，實在是該值得仔細研究的文明奇蹟。

然而，不知怎樣的過程，在美國方面，卻形成了“周恩來曾經主動伸手給杜勒斯，杜勒斯卻拒絕握手”的版本。

王炳南與熊向暉否定的，都是“周恩來主動到杜勒斯面前，伸出手來，卻遭到杜勒斯拒絕”的説法，他們二人從多方面解釋了，根本不可能發生那種事。包括：

當時國際媒體都盯着中美代表團，一舉一動都不放過。而美國人又戲精附體，刻意公開羞辱中國代表團，因此總理制定了“後發制人”、禮尚往來的策略。如果美方或者其他國家代表團不與中國主動接觸，那麼中國也絕不主動接觸。但如果哪一方面表現出善意，則中方立刻給以善意的回應。所以，一旦史密斯主動表達友好，總理立刻加以回應，創造交談的機會，並容忍了史密斯始終不肯握手的做法。

所以，在美方蓄意製造凌霸氣場，而且還揚鈴打鼓通知全世界他們在強勢凌霸的情況下，周總理絕對不會伸手給杜勒斯要求握手。外國媒體也觀察到這一點：

“路透社日內瓦6月2日電稱……中國人明白地表示，他們願意等待美國人先行採取和解的行動——甚至可以説，他們是堅持這一點的。”（“問題”）

離奇的是，美方重要代表約翰遜卻在現場親眼看到了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全過程。在他的經歷裏，當時在休息室的現場有若干攝影記者，**“正等着拍攝這個帶有象徵和解意義照片”，**於是杜勒斯很快背過身去，不理會周恩來伸出來的手。據錢江先生《周恩來與日內瓦會議》：

“在此後的歲月裏，約翰遜與國務院同事們多次肯定地提及此事。他還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多次肯定地加以敍述，並對王炳南否認此事表示費解。”（114頁）

美國作家弗雷德裏克·羅格瓦爾《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也在附註裏説明： “兩個人是否真的有過這麼一次邂逅，一直以來存有爭議，但美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表示自己親眼看到了這一幕。”（中譯本758頁）

故而，本號的上一篇相關文章有一個結論是對的：

關於所謂日內瓦會議上的“拒絕握手”情況，中國有一個版本，美國有一個版本，兩個版本彼此根本對不上，完全是兩回事兒。由此就形成了典型的羅生門式事件。但是，從基辛格密訪開始，每一次中方提及“杜勒斯禁止美方代表同中方代表握手”，美國人就自動理解成“杜勒斯拒絕了周恩來伸出的手”，於是兩方面始終在談不同的兩件事兒，卻都誤會成在談同一件事兒。

所謂“話語權”發揮了作用，隨着中美關係改善，美方的版本漸漸在中國流行起來，人們深信不疑，並且觸發了強烈的情感。及至王炳南等親歷者出面否定，就引發了中國公眾的困惑，還把美國人也帶進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