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拜金文化到工程師文化_風聞

淨化商業文化的關鍵一戰

對光大集團原董事長唐雙寧、央行原副行長範一飛來説，4月是一個殘酷的季節。

唐雙寧涉嫌貪污、受賄案，由唐山市人民檢察院向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範一飛受賄案一審公開開庭審理，黃岡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1993年至2022年，被告人範一飛利用直接或者通過其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3.86億餘元。

如果平均折算到月，範一飛30年間每月非法收受財物在100萬元以上。雖然相比賴小民遠遠不及，但足以令人咋舌。賴小民是從2008年至2018年，“直接或通過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7.88億餘元，其中1.04億餘元尚未完成收受”，以到賬計，平均每月收受財物1300多萬元。

隨着一批批金融高官、高管落馬，可以説，淨化中國商業文化的關鍵一戰已經開啓。

為什麼説是關鍵一戰？因為金融的地位太重要，體量太大，而長期以來，因其專業性，似乎遊離於、凌駕於普通行業和普羅大眾之外、之上。在很多人眼中，這是一個有些特殊、對智商要求很高的地方，國家也另眼相看，給予其牌照、特許等非一般的待遇。

直到這些年金融亂象迭出，爆雷不斷，才不得不嚴肅整頓。

回顧過去幾十年，金融要麼不出問題，一出就是大問題。而本質上，這又是因為金融的問題可以掩蓋於一時，可以拖，以時間換空間。現在是水落石出，蓋不住了。

朱鎔基1997年12月接見中國銀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海外機構總經理會議代表時説，我們確實要提高警惕，認真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

第一，經濟結構必須合理，不能搞泡沫經濟；

第二，必須有一個健康的、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金融體系，我們現在還沒有；

第三，我們國家還是要有儲備。

談到第二點時，他説：“我接到很多的反映，包括今天一位市長對我講，銀行系統的工資高，待遇、福利好，濫發獎金；人員隨便提拔。我想，銀行本身過去就是工資高一點的部門，高薪也是可以養廉嘛。現在的問題是，銀行隊伍裏詐騙、貪污案件簡直是駭人聽聞。……我們拿人民的血汗錢，享受了這麼高的待遇，我們就要兢兢業業地工作。另一方面，每一位行長一定要從嚴要求自己的隊伍，毫不客氣，對貪污腐敗分子，一定清出來，一定不能手軟，而且一定要從嚴。”

當年朱鎔基對行長們説了四個“一定”，如果他知曉今天行長們自己都出了問題，不知作何感想？我們現在的金融監管制度、金融體系，離“健康的、完善的”還有多遠？

制度、體系改革不是本文重點，我的角度還是商業文明。這也是不久前和一位金融機構負責人交流時所受的啓發。

這位機構負責人以前不在金融業，來了以後發現有很多奇特現象：

一是不少管理者習慣性地認為拿幾百萬、上千萬收入是靠本事，也是行業特徵，有人因為出了些問題，年底被砍了一部分獎金，但還是有幾百萬，結果他找領導抱怨“這樣的收入，我出去都不好意思跟同行説”；

二是一些管理人員生活作風混亂而習以為常，某些高學歷年輕人也沾染其中，社交媒體上和金融圈相關的新聞非常“娛樂化”，而且很少是正向的；

三是一旦出現腐敗，損失巨大。不是從貸款中吃點回扣那麼簡單，有的是內外勾結，款貸出去就沒打算還，最後找個理由當壞賬來處理。

説實話，我對於金融機構“限薪”一直是有看法的，覺得管着巨量資產的人如果得不到充分激勵，他稍稍懈怠一點導致的“漏出”，遠高於高薪。但這次交流，以及隨後查了很多被查處的金融高官高管的資料，我的看法有所改變：金融業首先是建立什麼價值觀、樹立什麼風氣的問題。如果拜金為上，無論怎麼激勵都是不夠的。

幾個吃飯的例子

2021年，我寫過一篇《企業興衰的20條簡易判別法》，包括“企業領導人的辦公室面積，與企業興衰成反比”“讀書多少，與企業興衰成正比”“對員工人格的尊重程度，與企業興衰成正比”等，我發現，生活和行為有度、有序、不過分的人，能走得更遠。

前幾天，聽著名管理學者、原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毛基業教授講“一把手的數字化領導力”。他認為“讀書多少，與企業興衰成正比”這一條最重要。

他分享了親自調研的三一重工的數字化轉型案例，當時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每天下班後，1小時運動，1小時加班，1.5小時學習，凡是看了好的文章、好的書籍就讓高管團隊一同學習，學習完每個人要寫300-500字心得，寫數字化日記。

為防止高管讓秘書寫心得，他要求高管必須脱稿發言，並進行排名。每週的高管午餐會，30個高管要回顧當前數字化轉型項目的問題，週六擴大到80多個高管，月例會讓更多的人蔘加。如果不是一把手親自帶頭，要打破路徑依賴是很難的。

前述金融機構負責人也提到，企業一把手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對待家庭，可能是比財務報表更重要的依據。他們已開始探索，對企業實控人的人品、誠信、作風進行畫像，作為貸款增減的依據之一。

“就算企業目前業績還可以，但如果實控人忘乎所以，二奶三奶好幾個，對孩子也不花心思好好培育，將來也會出問題的。那我們就要謹慎一些，調降一些額度。”

我是贊同這樣的防風險思路的。即我們可以從企業領導人的生活方式推演到企業的命運。

這裏舉幾個和吃飯有關的例子，以作正向的説明。

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先生是我20多年一直學習的人，我去看他，就一起在他辦公室吃中飯，兩人通常是三菜一湯，比如：西紅柿蛋湯，花菜炒肉，清炒菜心，燉蛋，再加一碗米飯。他滴酒不沾。

正泰集團創立於1984年，今年是40週年。我到其杭州總部參觀時，中午在小餐廳吃自助餐，菜是普通家常菜，不超過十種，另有主食、湯和水果。我聽介紹，集團創始人南存輝經常忙得連到小餐廳的時間都沒有，他在辦公室吃更簡單的托盤裝的盒飯，吃得還特別快。

牧原集團是以生豬養殖為核心的綜合型現代化集團。我今年春節前去調研，中午先到南陽市的方城吃燴麪，本地幾位經理陪同，剩的一點菜他們都打包，説公司要求不能浪費。晚上在總部和集團高管吃飯更讓我開了眼界，上菜前，一位高管先自己充值了1000元作為抵押金，服務人員根據進度決定還要不要上更多的菜。等全部光盤結束，拍照片上傳，1000元退回。這不是做給誰看的，就是他們的文化，也有制度保證。

去年12月我到比亞迪深圳總部，在禮賓樓餐廳一個房間吃飯，牆上一個鏡框裏寫了這樣一段故事，2021年2月2日，王總與多位高管在禮賓樓召開晚餐會，討論公司戰略目標。當天剛好是小年，禮賓樓特意準備了兩盤餃子，每盤餃子裏都包了一枚硬幣作彩頭。第一盤葷餃子，大家請王總先夾，王總第一口就吃到了硬幣，大家驚呼“王總好運氣”。第二盤素餃子，王總讓大家先夾，看看誰能中第二份彩頭，沒想到等到最後，還是他吃到了硬幣。大家紛紛鼓掌，稱道王總名副其實好“福氣”。

【問】兩盤餃子，一盤12只，第一盤第一個吃到硬幣，第二盤最後一個吃到硬幣，這樣的概率是多少？

【答】

這是比亞迪的文化。工程師凡事都要追根究底，找到背後的邏輯和規律。而王傳福本人只要在公司，基本都在辦公室吃飯，非常簡單。

不是要倡導企業領導人都在辦公室吃盒飯，但多年來，我判斷一個企業的優劣，在相當程度上就是通過領導人的個人行為習慣。我發現，做製造業的優秀企業家，吃飯基本都在公司或工廠食堂，常常邊吃還邊開會。

在這些企業家身上，我會覺得，他們可以接續到中國商業文明的血脈中，上接先賢之力量。

早在1934年，民族企業家範旭東先生創立的“永久黃”團體就確定了四個共同信條：

（一）我們在原則上絕對的相信科學；

（二）我們在事業上積極地發展實業；

（三）我們在行動上寧願犧牲個人顧全團體；

（四）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

“永久黃”是範先生創辦的久大精鹽公司、永利化學工業公司、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合稱。他們當初就有這樣的理念——“在工商業範圍內，以最低廉的價格，供給國人以大量的最上等的食鹽”——“這就是我們埋頭苦幹，想改良設計裝置和技術管理等的大問題。我們的工作，非設法達到最大的效能和最小的浪費，則不能以最少的成本製出最良的產品。……我們不惜深思苦慮，以求節省一斤煤，減少一個工，我相信這一斤煤、一個工，不是替工廠或股東而節省的，乃是替我們大多數貧苦的食户而節省的。”

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精神，純粹是為了個人安逸，範旭東根本就不應該從其留學的日本回國，回來後也不應該離開北京鑄幣廠和財政部所屬鹽務機關。但當他看到天津塘沽海邊如雪的鹽灘，他説：“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有志氣了。”

當他意識到“制鹼一事吾中國民族已到非做不可的時期”，他決計，“吾人當努力，努力去幹一番，即或失敗亦當敗自吾人，不可希望他人，希尤不要遺之後輩，況事在人為，天下決無難事乎！”

金融從業者，如果和製造業做些對照，一定會對自己的工作價值和待遇有新的認識。

“唯有科學技術是建國的大事、不朽的盛業”

今年1月，“國家工程師獎”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授予81名個人“國家卓越工程師”和50個團隊“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

表彰決定指出，他們牢記初心使命、胸懷“國之大者”，在重大工程建設、重大裝備製造、“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重大發明創造等工作中，矢志愛國奮鬥、鋭意開拓創新，取得一批先進工程技術成果。

在我看來，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帶有風向標的含義。

去年底，我在西安的中科創星總部，聽管理合夥人米磊講硬科技投資。他帶我參觀時，指着牆上的一張照片説，那就是光機所的第一任所長龔祖同。

他在德國留學，1937年底完成了博士論文，準備答辯。這時國內要他儘快回國籌建軍用光學儀器工廠。他為此放棄了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回國參加第一個光學工廠——昆明兵工署22廠（昆明光學儀器廠）的組建，決心為前線將士製造一批雙目望遠鏡。他還熔鍊出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打破了光學玻璃只能進口的局面。

1962年3月，為發展核武器，解決用於核爆試驗必需的高速攝影和耐輻照光學材料問題，國家在西安成立了以核爆試驗光測任務為方向的研究所。

當時在長春光機所工作的龔祖同受命擔任所長，帶着幾個科技骨幹到西安，建立了西光所。科研設施相當簡陋，一台手搖台式計算機是所裏最先進的設備，一間14平方米的房間放6～8張二斗桌，光學設計靠翻五位對數表，機械設計全用繪圖儀、鴨嘴筆，電路系統靠電烙鐵手工焊接。

在這樣的條件下，龔祖同帶着年輕的隊伍，於1964年6月研製出中國第一台單片克爾盒高速攝影機和每秒20萬次高速攝影機，參加了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彈試爆，並圓滿完成光測任務。之後又研製出每秒250萬次高速攝影機，參加1967年6月17日中國首次氫彈試爆，圓滿完成光測任務。

晚年的龔祖同寫道：“我是一個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學科研，耳聞目睹，在我心靈中形成這種觀念：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唯有科學技術是建國的大事、不朽的盛業。”

**中國有7000多萬名工程師，他們是實體經濟的基石。**科學家認識世界，工程師改造世界。科學家重在發現，工程師重在發明。美國工程院前院長查爾斯·韋斯特曾説，“擁有最好工程技術人才的國家，將佔據經濟競爭和產業優勢的核心地位”。 

《中國工程師史》主編吳啓迪曾説，工程師要有一定的專業基礎，在需要的時候作出正確的工程判斷；工程師要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因為很多工程項目都是團隊合作；工程師要有想象力，要有動手能力。中國經濟之所以有韌性，工程師紅利是最重要的支撐之一。

隨着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創新驅動，工程師文化將成為主流的商業文化。今天我們也已從華為、比亞迪、寧德時代、大疆等公司身上看到了這樣的趨勢。

而金融業現在要做的，是沿着“不逾越底線、不唯利是圖、不急功近利、不脱實向虛、不胡作非為”的方向，先淨化，再超越。把“不胡作非為”作為對一個行業的要求，在中國能“享有”這種“待遇”的行業不會太多。

一個行業掙的錢再多，如果以犧牲聲譽為代價，都是可悲的。

在系統性反思的基礎上，中國金融文化的重塑與進步，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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