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與被詛咒的：3000箇中非人的命不如一個美國人_風聞

正面連接2024年04月22日 09:35:00 來自廣東省3人蔘與1評論“你需要給讀者一個關心這些國家的理由，”我的編輯反覆強調，“為什麼我們要關心如此遙遠的、與自己生活無關的戰爭與衝突？”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讀者要關心美洲、非洲的戰亂呢？因為數千萬人已經死去並仍將繼續死去，數千萬人流離失所，而我們卻在袖手旁觀？這根本夠不上新聞。

“小李子”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的電影《血鑽》中有一句經典的台詞：這就是非洲（“This is Africa."）維和部隊只待到足夠長的時間才意識到他們幫不到任何人，政府只想留住權力直到偷取足夠財富然後流亡到其他地方，而叛軍則不確定是否願意接管，因為他們將不得不治理這個混亂局面。非洲戰爭不斷，美洲黑幫割據，我們都知道。

那是因為我的受訪者告訴過我，如果有人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因為種族滅絕、政治迫害可以在這些土地上一次次發生，正是外界的無知和漠不關心縱容了作惡者？還是説，如果我們經歷國內的天災人禍時期待過國際關注和幫助，那麼面對現在需要關注的國家，我們理應懷抱相似的同理心？

這個問題讓我感到沮喪，但更讓我恐懼：冷漠已然是心安理得的預設，而關心與同理心需要一千個理由來自證。

從小學到高中，歷史老師無一例外地告訴我們，現在是和平年代了，戰爭是過去式了。在這份安逸的假象中，我們對於戰爭、種族滅絕、大屠殺的理解停留在二戰、猶太人大屠殺、紅色高棉和盧旺達大屠殺。

但在被我們忽視的地方，1996年，剛果爆發了自二戰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2003年，蘇丹的西部地區達爾富爾發生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次種族滅絕；而海地，如同許多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走不出獨裁、軍事政變、黑幫統治的陰影。

在本期來信中，我們與曾在或正在美洲和非洲生活的人們聊了聊他們經歷的、鮮為人知的戰爭和暴力，以及他們所做出的離開或留下的選擇。其中有曾在中非前線報道的戰地記者，海地前總統顧問的女兒，還有蘇丹的女性行動組織。他們的描述無法滿足人們對於戰爭和暴力的獵奇血腥想象，他們不是無力被動的倖存者，而是主動發聲的行動者。

與以往不同，這一次每個地區的來信會分為概述和受訪者自述兩個部分。我們希望你看見這些不為人知的國家和地區的處境，也希望你看見那裏的具體的人。希望作為讀者的你，給他們一次被看見的機會，也給自己一次無需自證關心的嘗試。

剛果與中非共和國

3000箇中非人的命不如一個美國人

2005年，22歲的Anjan在紐約時報看到一條新聞：“剛果戰爭已造成四百萬人喪生。”他記得那條新聞在很靠下的位置，只有大概二百字左右，他無法理解這樣沉重的新聞為什麼不在頭版。他決定做點什麼。不久後，Anjan來到剛果，加上他，那裏一共只有四個國際記者。

剛果位於非洲中部，與人們的直覺相反，這個國家並不小，面積與整個西歐相近，擁有近一億人口。2022年，剛果的人均GDP摺合人民幣只有4725元。

剛果未被開發的自然資源價值約為168萬億元。但當地的人告訴Anjan，剛果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一種詛咒。Anjan在《一個前線記者在剛果的旅程》（Stringer: A Reporter’s Journey through the Congo）中寫到：

“在過去一百年的技術革新裏，剛果總是恰好擁有了必要的自然資源。一位比利時國王在汽車革命期間對剛果進行了種族滅絕，掠奪剛果的橡膠——當時世界需要輪胎。到了20世紀中期，為了給世界通電，比利時政府為了剛果的銅而發動了一場戰爭。現在，世界對錫的需求加劇了剛果最近的衝突，以用於製造幾乎每個電子電路中所使用的導線。如今我們開始造電動汽車了，剛果又有鈷。我們都能看到世界在技術進步，可是從剛果人的角度來看，每一次技術革新都對他們造成了更多痛苦。”

在剛果東部的一個森林裏，Anjan曾見過一些孩子揹着50千克的錫，有的不堪重負倒在了路上，有的死在了路上。

1960年獨立之後，剛果依然被獨裁、政變、代理戰爭困擾。1996年起，剛果相繼爆發了兩場戰爭，導致九個非洲國家捲入其中。到了2024年，剛果的死亡人數已從四百萬增加到六百萬，相當於北京朝陽區和海淀區的全部人口總和。

Anjan在剛果待了兩年，後來，他又在盧旺達、中非共和國、柬埔寨、印度等地工作，為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英國衞報撰稿。他相繼出版了《一個前線記者在剛果的旅程》、《獨裁政權下最後的記者》、《戰爭時期的婚姻》。

Anjan説，他在非洲中部的遇到的人最渴望讓外界知道他們的故事，因為他們覺得這也許會讓戰爭儘快結束，讓他們有更多生存下去的可能。然而，世界把剛果視為一個暴力的地方，不值得報道，除非故事引人注目而且極其血腥。在有限的報道中，非洲的國家也總是被呈現為野蠻而原始，永遠處於戰爭狀態，無意義地殺害彼此。這樣的敍事讓外界對非洲人的死亡習以為常，放棄干預，不再有幫助他們活下去的意願。

以下是Anjan的自述：

這些年，我看到當媒體報道新聞時，有些戰爭被認為比其他一些更值得報道，有些生命被認為比其他一些更值得拯救。作為讀者，從外部看，新聞界似乎有條不紊、自信而權威。但在內心深處，我感到迷失和失望。

有一次，幾百名剛果婦女聚集在聯合國基地前，抗議她們遭受到的強姦，包括被聯合國員工強姦。她們與警衞發生了爭執，並試圖進入基地；大門幾乎被推翻。我告訴編輯，“一名婦女稱自己在路上被六名警察強姦，但沒有人受到詢問。”

我解釋説，“數百名婦女已經進行了抗議。在坎昂加發生了一系列侵犯人權的事件。” “在哪裏？” “坎昂加。它在剛果的中部附近。” “有沒有槍聲？” “沒有。” “有沒有打鬥、衝突？” “沒有。” “有沒有任何暴力行為？” “據我所知沒有。” “所以沒有死人。” “是的。” 他停頓了一下，“嗯，不感興趣。”

在剛果，死亡似乎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以至於簡單的死亡已經無法引起人們的注意：我需要一次性的多人死亡，或者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死亡才能引起關注。一個村莊遭受襲擊，導致一百人流離失所，只有當牽涉到軍隊或聯合國時才會被認為是重要事件。強姦事件發生得太頻繁，連一次性的六起都不會被報道。人們所經歷的持續恐懼，即使有報道，也只會被安排在新聞報道的末尾，或者是觀點頁面上。

我寫過墜毀的飛機，寫過一個用霍亂污染了二十個村莊的移動的軍隊營地，關於被藏在森林中的盧旺達戰士綁架的剛果士兵，寫過很多殺戮、強姦。

我的報道常常受到當地人的批評。當我發一篇新的報道時，跟我住同一條街的人常常會請我喝一杯啤酒，再告訴我，嘿，你的報道是有問題的。你讓剛果看起來就像是一幫失去理智的人在毫無緣由地互相殘殺，可是這不是非洲人之間的戰爭，這是西方國家都想要剛果的礦物資源的代理戰爭。當地的人告訴我，剛果豐富的自然是一種詛咒。

同時，他們的快樂也是被媒體忽視的。我和當地一家人住在一個經常停水停電的房子裏，社區裏的小孩子經常會在污水邊玩。每天我與他們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頓飯，我見證了他們孩子第一次學會爬。我住家的媽媽給小孩講故事的時候，講的是一個勇敢的剛果戰士打敗了邪惡的國王，一個公主尋找善良的丈夫。她的故事關乎勇氣，希望，和愛，與我在新聞中報道的剛果是兩個世界。

我無法在美聯社的報道中完全呈現這些觀點，但是我在想，如果新聞是歷史的初稿的話，為什麼我在美聯社通稿裏報道的剛果，和剛果人口中的剛果如此不同呢？

試圖去寫那些不會被編輯注意到、不會出現在新聞中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我工作的一部分。然而，我依然需要撰寫這些新聞，靠一字10美分的工資付房租。但是我試圖將那些在新聞媒體裏無法發表的故事寫到我的回憶錄中，給它們找到一個不同的發表渠道。在每本書的開頭，我選擇將自己放置在讀者的同等位置上，我告訴我的讀者，現在我和你一樣，對這些國家幾乎一無所知，但這正是我為什麼關心這些地方的原因。

我不後悔這些年的決定。這些國家不是我的國家，這些戰爭也不是我的戰爭，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可以做些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的角色就是信使。

我在中非共和國時，曾遇到一個鞋匠。他蹲在路邊，使用粗線和橡膠瘋狂地縫製着人們穿破的拖鞋。他説他決定留在這裏給人們修鞋，這樣他們在逃亡的路上可以走得更快。我還在那裏遇到了一個來自波蘭的神父，他驅車到沒有手機信號、無法跟外界聯繫的村莊，記錄下來這裏有多少人受傷，有多少人喪生，需要多少食物和藥品，再把這些信息傳給國際人道援助組織。當我遇到這些人的時候，我會問他們我能怎樣幫到你嗎？他們説，報道我們的故事，讓我們被看到，我們就更有可能被保護，得到幫助。

在中非共和國的一個剛被焚燒的城市，站在空蕩蕩的集市中央，我的同事用當地語言喊道“出來吧！別怕。我們是記者，政府已經離開了。”他一遍遍喊着。被燒焦的黑色茅草還殘留在房屋上。慢慢的，我們聽到遠處有拖鞋碰撞着腳跟的聲音。一個女人從森林裏走了出來，她穿着紅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子，震驚地看着我們的臉，然後她握住了我的手，“謝謝你，謝謝你。”別的躲在森林裏的人也慢慢走了出來。他們跑向我們的摩托車，問道“人們知道在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嗎？”這是些飢腸轆轆的、身體受傷的人，但是他們沒有向我們索要食物或者藥品，像是那些從納粹集中營被解救出來的大屠殺倖存者一樣，他們想知道別人是否知道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如果外界知道，也許就會有希望。

遺憾的是，當前的國際新聞體系讓我們覺得不同人的生命價值並不平等。

有一次，在中非共和國，士兵宣稱要殺死躲在教堂裏的三千個普通人。修女聯繫了梵蒂岡的教皇；我、其他記者、人權觀察研究員，分別聯繫了當地的美國、法國大使館和聯合國，請求他們幫忙阻止一場對三千個中非人的屠殺，但是他們的回覆無一例外是：在這個國家，人們每天彼此殺戮，他們無法干涉。

半夜的時候，我的一位美國同事給他的紐約辦公室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明天早晨八點，他和三千個中非人就要被襲擊了(“We’re going to be attacked at 8 am tomorrow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他的辦公室隨即給白宮打了電話，白宮又聯繫到了我們所在地的政府。第二天早晨，聯合國派來了維和部隊，屠殺沒有發生。

三個月前，修女曾目睹兩百被屠殺，而梵蒂岡表示無能為力。她原本以為教堂沒法幫助當地人。她對那位美國同事説，“但原來為了你，很多都可以做到。”

我意識到，原來當世界想要阻止一場屠殺，想要拯救這些人的時候，他們是有能力這麼做的。他們只是不去行使這些能力。生命的價值是不一樣的。三千個中非人的生命，不如一個美國人重要。

另一天晚上，我和一位當地同事坐在停車場裏，抬頭仰望着天空。他説，我覺得，人們對我們國家的瞭解，尚且不如對月球的瞭解深入。（“I think people know more about the moon than our country."）

海地

在政府拋棄的貧民窟裏運營一家醫院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從未聽説過海地。這個位於加勒比海上的島國，面積不到北京的兩倍大，人口只有一千一百萬人，大約是北京的一半。偶爾在新聞標題中看到海地，也多是跟黑幫動亂、政府腐敗有關。直到2022年夏天，我碰巧聽到紐約時報的播客Daily出的一期節目，名為“海地自由的代價“。我從未將海地與自由聯繫在一起過。

這是一個讓很多海地人驕傲又憤怒的故事：他們驕傲的是，在1804年，海地的黑奴擊敗了法國殖民者，成為了第一個獨立的黑人共和國（同時是世界上第三個共和國）。他們憤怒的是，海地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法國以宣戰要挾海地支付鉅額的“獨立債”，以此彌補法國損失的土地和奴隸。海地政府不得不通過幾次向歐洲銀行鉅額貸款，並對內提高徵税來向法國支付這筆債務。這筆債務跨越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海地才完全償清了總共五億美元的債務。而經濟學家估算，如果這些錢曾用於海地的發展，將產生二百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我覺得很不公平的是，當人們想到法國時會想到自由、平等、友愛，而想到海地的時候只會想到腐敗、貧困、絕望”，是這期播客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2024年，我再次在紐約時報的頭條中見到海地，已然是“為什麼海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黑幫聯合”。

2010年，海地發生7.0級大地震，此後將近90億美元的援助湧入海地，然而這些錢大部分都被貪污和浪費了。政治，在當地人眼中，是想要發財的人才會選擇的職業道路。與此同時，海地總共有大約200個黑幫，其中一半以上駐紮在首都太子港。政治家最初用利用黑幫控制選舉投票，隨着時間的推移，黑幫勢力逐漸膨脹，超出了政府的控制。

今年三月初，黑幫宣佈他們將團結起來，不再內訌，也不再攻擊平民，而將目標轉向政府。他們焚燬了警察局，控制了港口和機場。直升機成為唯一離開海地的方式。然而，平民依然會淪為黑幫和警察交火的犧牲品。所有的餐廳、醫院、銀行等都會在下午兩點時關門，最晚不會超過三點。正式的宵禁從六點開始。黑幫聲稱天黑後警察會在城市中進行秘密行動搜捕黑幫成員，因此如果你在街上游蕩，並在交火中受傷，後果自負。

Kareen的父親Jose Ulysse是海地前總統的顧問之一。由於丈夫參與政治，Kareen的母親決定在美國生下Kareen和她的弟弟。海地的總統任期很少能達到五年，經常發生政變或總統遇刺的情況。每當新政府上台時，他們都會追殺前任政府的官員。Kareen的母親希望孩子們擁有美國護照，以此保護他們。

2004年，Kareen十四歲，他們一家在前總統被推翻後前往美國政治避難。2008年，情勢逐漸穩定，Kareen開始回到海地度暑假，但仍然繼續在美國讀書直至碩士畢業。從2018年開始，Kareen頻繁往返於美國和海地之間。2022年，Kareen正式搬回海地。

Kareen現在住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同時經營着一家醫院、一所孤兒院和一所學校。她是第一個回覆我的受訪者。發出訪談邀請後的一個小時，我就收到了她的回覆：“‘海地被遺忘了’是我們海地人經常説的話，而且，很不幸地，我們也相信了這一點。世界對我們的瞭解很有限，而且通常是負面的。但這不是海地的全部真相。”

以下是Kareen的自述：

三月份以來，我總是能聽到直升機的聲音。嗡嗡，嗡嗡，螺旋槳攪動空氣，搖晃着棕櫚樹的葉子。美國海軍的直升機最吵，最近更多的是民用商業直升機，它們飛得更低，聲音也沒有那麼大。各國在撤僑，他們並不想留下來幫助我們。能承擔直升機費用、拿到簽證的人在離開海地。

我拒絕了美國的撤僑安排。“我不會走的”，我説，“海地是我的家。”

我本來計劃在三月底飛到美國看望我的兒子。他今年八歲了，和他的父親住在一起。但我不想就這樣倉皇離開海地，像我十四歲那年一樣逃到美國。希望他長大後會理解我，並原諒我的選擇吧，就像我現在能夠跟爸爸和解，理解他在我童年的缺席了。維持醫院、學校和孤兒院的運營越來越艱難，我需要留下來面對。

我們醫院位於太陽城，是太子港中著名的貧民窟。旁邊的兩個對立黑幫長年活躍，即使在他們不交火的時候，也會有一方不時沖天開槍。太陽城的人口大約有25到30萬，但卻沒有公立醫院，除了我運營的醫院外，唯一的選擇就是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個地區大多數人住在簡陋的帳篷裏——幾根棍子撐起的一張破布。街上到處都是在翻垃圾覓食的人，從污水坑裏喝水的人。雨季時，周邊山區的垃圾被沖刷到太陽城，水源進一步被污染，導致很多人感染霍亂。

1991年，我爸爸在太陽城參與社區發展農業項目時，和幾個朋友建立了一個急診診所，這些年，依靠他拿出40%的收入和其他私人捐贈，這裏逐漸從一個只有兩張牀的診所發展成了一座有五棟兩層高的樓、169張牀的醫院。現在我們共有86名員工，其中70%是來自太陽城的員工。

醫院走廊上抱着孩子的女人們

醫院總是面臨着物資短缺、發不出工資的問題。政府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物資和資金。每當我們尋求幫助時，政府只會説：“你清楚你的醫院開在哪裏嗎？”意思是，既然醫院開在貧民窟，就別指望得到任何幫助。

2018年，我的奶奶因呼吸衰竭住院，製氧機的供貨公司因我們所在的區域而不肯送貨。你能想象嗎？我的奶奶就這樣在我們自己的醫院裏離世了。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醫院需要更多資源，開始在我回海地的時候去醫院幫忙。最開始我恨不得每五分鐘就想哭，病人付不起錢怎麼辦？發不出工資怎麼辦？沒有飲用水了怎麼辦？我難以想象我爸爸是如何支撐了這麼多年，也理解了為什麼在我小時候他一週只有兩次在家，即使他儘量在週日晚飯時回家，也總是心不在焉，想着工作和醫院的事情。

我爸爸曾在政府的金融部門工作，後來成為總統的顧問之一，但他並不喜歡這個政府，他只是希望藉此平台儘可能地發展海地的經濟，為人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關於他的工作，我只知道這些，那些年我們並不親密。政府在2004年被政變推翻後，他也不願意向我講述那段回憶。我只記得我媽媽曾對我説，“收拾好你的行李，我們這個週末要去美國度假了”，但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帶上那麼大的行李箱。一週過去了，我問，“我們什麼時候回海地？”我每週都這樣問，直到我漸漸意識到我們無法回去了。那時候我的英語不好，經常被美國白人孩子嘲笑。有一次祈禱的時候，我把“Please protect my father” （請保護我的父親）説成了 “Please protect my daddy” （請保護我的爹爹），引來一陣鬨笑；我不知道在祈禱的時候只能説father，不能説daddy.

我在美國生活時，有一次我爸爸擔心醫院要發不出工資了，我説好吧，我來幫你。那幾個月我做了很多兼職，做收銀員，在養老院裏做護工，全是那些我無法寫在簡歷上，但是能掙到些錢的工作。在海地時，我和我爸爸會向我們的朋友們爭取捐贈。你有多餘的泰諾嗎，可以留給我嗎？你有不用的牀單嗎，請也留給我吧。

我們提供的主要服務是剖腹產，定價為300美元，但醫院通常只收取50%的費用，其餘的費用我通過籌款來補足。順產的費用是40美元。然而，即使如此，仍然有許多人支付不起這筆錢。我會告訴他們儘可能支付你們能夠支付的金額，儘量付到30%的費用吧，因為我也需要支付我的醫生們的工資。

Kareen醫院的醫生護士

我們不因為病人支付不起費用而拒絕提供治療，也不因為病人是否屬於某個黑幫而拒絕提供治療。這使得我們在這個區域儘可能繼續安全地運營下去，黑幫也知道有一天他們可能也會需要醫生。

現在主要的交通道路都被黑幫控制了，什麼能夠被運進海地、什麼能被運出幾乎都由他們説了算。在沒有新的物資情況下，我們或許只能撐到六月。上個月我們不得不解僱了30人。出於安全考慮，去年十一月的時候，我把孤兒院的十九個孩子接到了我住的公寓另一層。他們最小的只有三個月大，最大的四五歲，有的是在我的醫院裏出生的，但是父母無力撫養，有的是被留在我們醫院門口的。

一個月前，我乘車去超市的時候，看到路上到處都是垃圾；政府的衞生清潔部門因為黑幫與警察的衝突而關閉了。屍體被隨意地丟棄在路邊，有的躺在燃燒的輪胎上，有的則被流浪狗啃食。我的學生們已經對於看到屍體已經司空見慣，他們會直接跨過，或者當街焚燒，以免他們進一步腐爛、擋路。

黑幫聲稱他們的聯合是為了創建一個更好的政府。我不明白，如今的局面如何會帶來更好的政府呢？沒有人明白黑幫和警察到底想要什麼。人們只是默默討論着自己失去的人。

2008年，我回到海地的時候，我的所有初中朋友都離開了海地。可是對我來説，美國從來不是我的家。我記得我十四歲之前的海地是什麼樣的：海地是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度，進入三月，家家户户都開始為復活節做準備。街道上潔淨一新，擺滿了復活節的裝飾畫和鮮花，孩子們穿上潔白的衣服，準備接受懺悔。我們會去海邊玩，去機場接從美國回來的海地朋友，一起在家裏做海地傳統美食，炸豬肉、炸魚等等。海地的風一直都很大，我們會比賽放風箏，看誰能夠更巧妙地剪斷對方的繩子。我特別喜歡那些巨大的風箏，不在乎它們的顏色，只要足夠大，大到需要使用工地上那種粗壯的繩子。

上週，我看到窗外有兩隻透明的塑料袋在飄動，它們系在椰子樹或榴蓮樹削成的杆子上，那是鄰居家的孩子們在放風箏。

我希望我的孩子未來可以繼續我在海地的事業。最近跟他視頻的時候，我問他，“你明白為什麼媽媽不能在你身邊嗎？”他説，“嗯，因為你在幫助外公。”我又問他，“你知道為什麼媽媽無法陪你過春假嗎？”他説，“我明白，因為現在路上有壞人。”

當我想起海地的時候，我想到的是繼承。不只是我繼承我爸爸的醫院事業，更是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驕傲。海地人是如此驕傲的人。我們建立了第一個自由的黑人共和國。我想要海地的人看到我們可以自己幫助自己，不必等待別人説的“白人救世主”。海地的醫院通常採用白綠色調。由於80%的人口無法識字，他們只能通過顏色來辨別醫院。我們尊重這一傳統，但我儘量選擇更加明亮鮮豔的綠色，我不想給人們帶來陰鬱的感覺。我希望讓人們感受到美。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夠的資金，我希望能在醫院的牆上繪製小時候見過的那些人物壁畫。我經常這樣告訴他們：“你真的很美麗！”“真的嗎？”他們會猶豫地問。他們很少被當作人來對待，更不用説被告知自己是美麗的了。

Kareen醫院

我一直記得我在美國佐治亞州的時候，曾有兩個白人男子坐在軍綠色的吉普車裏衝我喊，“黑鬼，滾回非洲去！”我心想，是的，我想回家，請讓我回到我的祖國吧。沒有一個海地人是自願離開海地的。在海地我們有最完美的氣候，加勒比海岸最美麗的沙灘。我們離開，因為我們別無選擇。但是如果世界給海地一個機會的話，我發誓在一兩年內所有離開的海地人都會回來。

蘇丹

內戰與種族滅絕中的女性

蘇丹正在經歷內戰，英文媒體將其形容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蘇丹位於非洲北部，是非洲面積第三大國，擁有四千六百萬人。在南蘇丹於2011年獨立之前，蘇丹曾是非洲第一大國。同時，蘇丹也是連接北方埃及和南方黑非洲的樞紐，至今境內的金字塔數量都是埃及的兩倍多。

自去年四月內戰爆發以來，一萬五千人已喪生，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口、九百萬人在國境內流亡，超過一百萬難民湧入鄰國埃及和乍得。

達爾富爾（蘇丹的西部地區）女性行動組告訴我，現在蘇丹交戰的雙方軍隊正在針對平民和國際援助機構、以及民間社會團體運營的民用設施發起攻擊。大部分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機構在內，都被迫在戰爭初期撤離或者被驅逐出蘇丹。自戰爭爆發以來，蘇丹有70%的醫院被迫停止運營。

“我們無法將你與我們的工作人員或當地居民聯繫上。”該行動組説。“衝突中斷了蘇丹大部分地區的電信服務。對於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通信已經中斷了數月之久。在一些農村地區，人們甚至被迫回到了依靠使者步行穿越鄉村傳遞信息和記錄的前現代時代。鑑於此，我們的地面聯繫人和工作人員幾乎沒有能力與外界建立長期穩定的聯繫，更不用説接受採訪了。”

2018-2019年示威時，一名22歲的女性身穿白色長袍，戴着金色圓盤耳環的女性站在汽車車頂上。她側身而立，正在講話，一隻手高舉向天空。有人稱她為蘇丹的自由女神像，有人將她類比為努比亞女王，一個擊退凱撒、為努比亞帶來繁榮的黑人女王。

就在五年前，蘇丹曾有希望迎來民主與和平。2018年至2019年，蘇丹爆發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人們走上街頭，高呼“自由、和平、正義”，抗議生活成本的不斷上漲，要求國家統治者奧馬爾·巴希爾（Umar Bashir）下台，呼籲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國家！” 此後，巴希爾扶持的兩個軍隊發動政變，將其趕下台。

民主轉型沒有到來。權力的真空被推翻總統的兩個軍隊填補。2019年後，兩支軍隊的權力鬥爭愈演愈烈，直到去年四月爆發內戰。這場戰爭中沒有正義的一方，只有受難的平民。抗爭者和離散羣體看到民主自由的希望轉瞬即逝，蘇丹再次陷入饑荒和經濟崩潰。

我很少在新聞推送中看到蘇丹的身影。巴以戰爭、俄烏戰爭和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佔據了所有的注意力。在尋找受訪者的過程中，我看到了蘇丹羣體對於外界沉默的憤怒。他們説，我們處於無盡的空虛之中，無助地尖叫和掙扎，希望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但沒有人回答。就算我們被消滅了，也沒有人會在意。

四月初一座被轟炸的城市

達爾富爾女性行動組強調，蘇丹人民、尤其是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女性面臨的困境不是自去年內戰開始的，而是二十年前開始的。

達爾富爾的阿拉伯牧民和黑人農民經常因水資源爭奪爆發械鬥。2003年，黑人起義要求獨立，抗議政府縱容阿拉伯遊牧民族侵佔他們的生存空間。當地的阿拉伯民兵組織在政府的支持下鎮壓黑人，大規模屠殺非阿拉伯居民，導致三十萬人喪生、二百萬人無家可歸。此後，該阿拉伯民兵組織繼續發展壯大，現在是內戰中的一方軍隊。

同時，在2003年，中石油在達爾富爾發現大量石油，讓這片地區的局勢更加微妙。

聯合國將達爾富爾大屠殺認定為二十一世紀發生的第一次種族滅絕。那時候國際社會沒有及時關注。2009年，蘇丹總統巴希爾以大屠殺、種族滅絕、反人類罪等多項罪名被海牙國際法庭通緝，但依然持續了十年的統治。

達爾富爾女性行動組分享了她們收集的三個達爾富爾女性的自述，她們經歷了20年前的種族滅絕，倖存了下來。而現在，正在進行的內戰中，平民所面對的敵人，不再是簡單的武裝和遊牧民兵，而是裝備更為先進、甚至擁有轟炸機支援的軍隊。

以下是Aisha Khalil的自述：

2003年7月，我十歲。一天午夜時分，我們聽到了呼喊聲，接着是數聲槍響，隨後是密集的槍聲——就像是暴雨的敲擊。突然間，整個村莊被熊熊火焰吞沒了。我們都開始逃離火海。我的媽媽返回去救我的祖母。其他村民勸我們繼續前行，説我的媽媽很快就會和我們會合。

我們幾乎整夜都在奔跑。黎明前幾個小時，我發現我的小妹妹和小弟弟不見了。村裏的一個婦女主動提出要當我的母親，直到我找到家人為止。我每晚都和她一起睡，她對我非常好。

五天裏，我們路過了無數個被燒得只剩下灰的村子，最終到了一個難民營地。營地領袖看見我後告訴所有人，有一個落單的女孩在找家人。隨後，超過一百名婦女來到我身邊，以為我是她們失散的女兒。我和新的“母親”在營地裏待了一個月，始終沒有家人的消息。

有一天，我的新媽媽生病了，被送往了一家由無國界醫生組織管理的醫院。她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我得知她已經去世了。此後我又住在另外兩個家庭裏，他們待我就像家人一樣。

三個月後，有一位女士敲響了門，告訴我們，我的母親和兩個兄弟姐妹正在尋找我。我和媽媽見面了，我們哭了大約兩個小時。她告訴我，我們村莊遭到襲擊，我的爸爸和哥哥被殺了。而我的祖母則因身上燒傷而艱難掙扎，最終也去世了。

Fatima Gazali的自述：

2001年，我畢業並開始在蘇丹首都的一家當地報紙工作。不久之後，達爾富爾爆發了種族滅絕，我的工作突然變得比我預期的重要。2004年，我前往達爾富爾報道正在發生的暴力和人道主義危機。該地區的消息受到嚴格限制。為什麼政府要襲擊自己的人民？為什麼達爾富爾人被趕出自己的村莊，被迫居住在國內流離失所者（IDP,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營地？我腦海中有太多的問題。當時，這場衝突仍然被認為是一場內戰，但越來越清楚的是，實際上這是一場種族滅絕。

我在流離失所者營地採訪了許多婦女。一些婦女被政府支持的武裝人員強姦了，其他人告訴我他們的孩子被侵犯了。還有更多的人在背井離鄉搬到難民營後，為養家餬口而掙扎，在那裏他們無法獲得基本需求，如教育、醫療和基礎安全。我聽到的那些故事在我心裏縈繞不去。我決定把我的職業生涯重點放在婦女權利和人權問題上。

這個決定很快給我惹來了麻煩。每當我寫關於婦女暴力的文章時，蘇丹安全部隊的成員就會帶我進審訊室，質疑我的報道和動機，有時甚至會拘留我幾天。很明顯，蘇丹政府不希望本地記者報道針對婦女的暴力問題，尤其是達爾富爾地區的婦女。可能是因為這類暴力行為的施行者往往是軍官或政府支持的民兵組織成員。通過恐嚇，他們試圖迫使我報道其他不會損害政府形象的問題。

2011年，我在獨立報紙《Al-Jareeda》上寫了一篇關於薩菲婭·伊沙克（Safiya Ishaq）的文章後，壓力進一步加劇。二十四歲伊沙克是一個蘇丹大學的學生活動家，因參加示威集會並散發傳單而被逮捕。在被蘇丹安全部隊拘留期間，她遭受了嚴重毆打、被多次輪姦。她的故事激起了蘇丹婦女和民間社會領袖的憤怒。我寫了一篇專欄，讚揚她的勇氣，要求對她的指控進行調查，並要求追究施暴者的責任。

蘇丹政府不僅質詢了我的專欄，還將我帶上法庭，並不公正地指控我“發佈虛假新聞”。蘇丹法院審理了我的案件，並裁定我有罪。一位法官判處我一個月監禁，除非我支付2000蘇丹鎊（約合300美元）的罰款。我選擇入獄，因為我想向人們表明我不怕站出來為強姦受害者發聲。我在烏姆杜爾曼婦女監獄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在獄中，我遇到了許多遭受可怕人權侵犯的婦女。這些經歷激勵我繼續寫作關於婦女問題和人權的文章。我離開監獄時更加堅信我作為蘇丹記者的重要性，並決心繼續我的工作。

Amani E.的自述：

2004年1月27日，我們的生活永遠改變了。那個晚上，一架飛機向我們的村莊投下炸彈，炸燬了房屋、學校、醫院等公共建築。不久之後，屬於蘇丹政府和政府支持的民兵組織的地面部隊步行而來，開始向一切移動的人和事物射擊，甚至是被風吹動的塑料袋。人們四處奔逃，但紛紛被追捕並擊斃。無論我如何描述這一場景，都無法充分説明這次襲擊的殘暴。數百人喪生。我失去了兩個侄子，另外還有兩位直系家人和十名親戚。

我們決定逃到鄰國乍得，步行七天，在邊境的一個叫巴哈伊的城市安頓了下來。我們的新家是一片乾燥的沙漠，樹木稀少，風很大，塵土飛揚，而且沒有藥物。我們每天走到附近的森林收集木材，用稻草做衣服和牀單。後來，國際救援委員會等人道主義組織來到我們這裏，提供基本的援助，比如食物和醫療援助。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感到迷失和無助。我們失去了一切。

我們曾經是勤勞的，善於生產的，現在卻變得無助無能。謀生的選擇有限，而且都很危險。我們可以從事苛刻的體力勞動，比如手工制磚或建築工作，或者每天步行到森林收集柴火或稻草，在當地市場出售，但這會讓我們面臨被強姦的風險。許多婦女不得不接受這種風險，為了孩子和家人的生存。

多年來，我目睹了許多婦女面臨的困境，我不願再無所作為。我成立了一個支持小組，旨在給營地中的婦女們力量，鼓勵她們勇敢地説出她們每天所面對的艱難處境。我希望教導這些婦女們如何參與到自己社區的決策中。

自從成立這個小組以來，我們已經聯繫了一些致力於為達爾富爾帶來和平的區域和國際行動者，包括英國大使和美國蘇丹及南蘇丹特使。我們向他們説明了達爾富爾婦女受到種族滅絕影響最嚴重的情況，但在所有和平努力中，我們都被置於一邊。

我對未來的希望是獲得碩士學位，為婦女教育貢獻力量。我還希望教育下一代達爾富爾人，撫養我的兩個女兒成為堅強的人，教會她們為自己和他人的權利挺身而出。

寫在最後

寫完這期世界來信，我似乎陷入了更大的虛無：我們傾聽了遠方的哭聲，然後呢？能結束戰爭嗎，能拯救一條生命嗎？

“不能，”我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們也因此逐漸覺得既然自己什麼都做不了，也便沒有關心的必要，更無須為不關心感到內疚。像電影《盧旺達飯店》裏的那句經典台詞説的，我們只會“感慨天啊，太恐怖了，然後繼續享用晚飯。”至多，我們會去捐幾筆款，以撫平不安的良心。

“能，”會這樣毫不猶豫地回答的只有一種人——我的訪談對象。他們最明白髮聲沒有迴響、在世界的沉默中滅亡的滋味，他們本可以心安理得地選擇放棄、選擇虛無。可是他們依然選擇接受我的訪談，期待讓中國讀者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告訴我，被傾聽不代表一定有希望，但被遺忘只可能意味着絕望。

參考資料：

《Stringer: A Reporter’s Journey in the Congo》Anjan Sundaram

《Breakup: A Marriage during Wartime》Anjan Sundaram

《Why the World’s Deadliest War Go Unreported》, Anjan Sundaram, Foreign Policy

《The Cost of Haiti’s Freedom》The Daily Podcast

《Sudan’s Conflict, Explained》Vox

作者———曲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