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帶薪休假難，央媒呼籲增設公共假期來兜底，大家支持嗎？_風聞

轉自央視網

本週，正式進入“五一”假期前的第一個調休周。

連日以來，針對調休的討論，從官方媒體到普通網民，共同組成了近年來多元輿論場上少見的“統一陣仗”。強大的共鳴之所以勢如破竹，原因在於調休這個問題並非是凌空蹈虛的理念討論，而是實打實地發生在每個人的物理空間裏。

雖然共識已成，但微觀的齟齬似乎依然存在，比如頂端新聞發佈評論《反對調休的聲音不能裝作聽不到》，呼籲官方對此做出調整，而紅網發表的評論則稱調休或仍是目前最優解，文中還提到，“有很多人是在跟着起鬨，調休其實與其關係不大。社會有序運轉一定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規則範圍，不論哪一方太強調自身的重要性都會導致整個系統的失衡。”

調休，究竟何為？

討論當下還是要深查歷史。

時針撥回，為刺激旅遊市場帶動國民經濟，1999年第一個調休而來的國慶黃金週登上歷史舞台，這一嶄新機制給了旅遊市場極大回報：彼時，7天內全國出遊人數達到2800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141億元。據媒體披露，7天的花費相當於上一年全國國內旅遊收入的5.9%、國內生產總值79553億元的0.18%。

在本番討論中，網上就有人據此批評稱，調休的最初目的本就是為了刺激消費，而非尊重勞動者的休息權利。應該説這種説法失之偏頗，我們需要看到歷史的階段性與特殊性，結合當時中國所處的時代座標去理解，以極其理性的事後視角看待過去並不公平。從另一個方面來説，正是無數勞動者不計得失的奉獻與進取才造就了中國經濟快速騰飛的輝煌。

二十多年後，公眾對調休的態度，從新鮮轉變為嫌棄，其實也間接説明中國社會幾十年的發展讓公眾對物質與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這是成長中的煩惱。

圍繞在公眾與調休制度身上的矛盾，是一種勞動觀與生活觀的變化，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須認識到的：**公共福祉並非只能通過一代人接一代人地不停接力後才能最終實現分配，而是在勞動者的代際傳承之間就能不斷體現與完善。哪一代人的幸福感與獲得感都不應被犧牲掉，這是一個量變過程而非質變。**應該説，我們的社會從官方到民間對此已有共識，關鍵在於在執行層面應有更多配套措施的完善。

調休所代表的利益格局問題，亦是當下此類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宏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個體感知到的温差是問題的核心，呼籲取消調休的背後，則是個體希望取得更多與大時代同頻的機會。

公共假期需兜底

針對調休問題的補充討論，來自專家與媒體的建議中更清晰也更常提及的一條，就是帶薪年假的落實。客觀來説，年假的全面的、不打折扣的落實關鍵在於成本由誰分擔的問題。

在缺乏強制保障措施的現階段來講，對於經營主體來説，允許職工休年假，更多的是一種道德自覺，在法律上所承受的壓力並不大，換種角度説，如果自家企業自覺了，而同行同業不自覺，生產力的損失則會被企業主認為是競爭之路上的“無妄之災”；對於勞動者來説，申請年假本質是一場勞方與資方的談判，這種談判程序本身會讓勞動者感到形單影隻，談判帶來的地位與氣場的不對等也會“勸退”一大批勞動者，從而讓企業與企業、員工與員工之間或主動或被動走向內卷的循環往復中。

內卷的根本性在於缺乏規則意識，乃至於資本總希望繞過規則，最大程度地無節制獲利。帶薪年假的落實當然是必爭之利，但現階段看，全面強制並非朝夕之功，遠水解不了近渴，當前最經濟的方式還是在於增設公共假期的兜底。

所謂假期兜底，即用行政手段，明確賦權勞動者更多休息的權利，對於勞動者來説，這就省去了談判的煩心程序，對於個別企業來説，即使想罔顧法令悄悄開工，但礙於上下游產業鏈均已停擺，自己想“卷”也“卷”不動。平等的福利也意味着相對的公平，全面休息讓競爭關係處於暫時冷凍與真空，讓競爭主體之間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呼應勞動者權利的同時，也緩解了企業的焦灼，堪稱最優解。

温和改良是出路

在這一輪針對調休的爭論中，不乏有人提出希望更大範圍休假的感性呼籲，勞動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同時也要看到，大範圍的休假涉及深刻的利益格局調整，尤其要注意到，當前外部經濟形勢的變化。羅馬並非一天建成的，即便這些理想化呼籲都能實現，但若一些小微經營主體連日常運轉都難以維繫，對勞動者來説，這也是一種飲鴆止渴。

相比激進的呼籲，温和的改良才是首選。比如，能否將調休選擇權真正交給勞動者自己，願意以調休方式換取更長假期的就讓其堅守崗位，想讓閒暇時間能夠相對分散的就放棄調休；或是在調休後的假期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適當減少需補班的頻次，比如從“上一天休一天”改為“上一天休兩天”等等。這樣也能給企業以及當前的利益格局更多的過渡時間，就像當初以大小周輪休取代單休制一樣，畢竟，從長遠看，取消調休，讓假期以增的面貌出現，而不是以調的形式出現，是當前主流輿論所期待的，也符合國際主流價值。

可以預期的是，在公共福祉面前無論或大或小善意的釋放，都將迎來輿論的熱烈歡迎，官方需要給與積極回應。更何況，目前來説，我們的社會已經有能力在雙方調和之間做得更好，就應從歷史的慣性思維中抬起頭來，直視現實。

説到底，把調休背後的利益考量從“功利性”轉到“人性”是題中之義。回望1999年第一次調休收穫的經濟發展成果，此刻對調休制度適當的改革，在解放生產力和促進消費能力上，何嘗不是新的精彩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