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洋廠長”是如何引進的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2024年04月23日 07:00:35 來自北京

“格里希效應”帶動了引智工作

1954年4月9日，國家外國專家局的前身“政務院專家工作局”正式設立。

70年來，從大批蘇聯專家來華援建，到改革開放後的“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再到現在的“綠卡直通車”，中國人才引進與交流的步伐始終沒有停下。

援華十年

1949年，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蘇聯。回國時，200多位蘇聯專家隨行來到北京。外國專家接待工作就此啓動。

在周恩來提議下，1953年政務院下設專家工作組，由伍修權、齊燕銘、楊放之、錢俊瑞、馬列、張行言、賴祖烈等九人組成。同時，設“專家工作辦公室”和“專家招待事務管理局”，作為工作組辦事機構。

楊放之兼專家工作辦公室主任，吳凡吾任副主任。辦公地點就在中南海西花廳旁，周恩來早起到湖邊散步，從辦公室就能看到。

初期，一些專家沒有受到足夠重用，坐了“冷板凳”。1954年3月24日，周恩來專門召集部長會議，政務院所有部門參加了。他在會上點名批評了一些部門，要求以後每半年寫一次報告，彙報工作情況。這次會上，他還提出成立專家工作局，把這項工作統一起來，由他和時任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勳負責領導。

1954年4月，政務院專家工作辦公室與專家招待事務管理局合併，成立政務院專家工作局，後改稱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由楊放之擔任局長。

“一五”期間，蘇聯援建156項重點工程，對蘇聯專家工作的重視被提到空前高度。

中蘇達成了幾條聘請原則: 每年一聘，只聘請急需的專家，可請可不請的不請，專業重複的不請，國內專家自己能解決的不請。先由外專局會同教育部等部門提出計劃，送蘇聯總顧問辦公室，總顧問辦公室經過調研後再與外專局一起敲定名單。那一階段，北航、哈工大等單位聘請尖端專業專家，蘇方派出的專家基本上都是一流的或專業很強的。

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會見部分在華外國專家，從左至右分別為：李敦白、愛潑斯坦、斯特朗、柯弗蘭、艾德勒。圖/《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

阿爾希波夫1950年起擔任蘇聯專家總顧問。他對中國非常友好，提出專家要少而精，一專多能。有一次要請婦產科專家，他馬上説，中國的林巧稚是國際知名的婦產科專家，為什麼還要請蘇聯專家呢？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54年底以前要完成1200位專家的住房建設。財政部撥款1000萬元，修建西郊招待所。1954年9月，主樓開始接待第一批專家。隨後幾年，賓館其他大樓和配套設施相繼建成。1956年，西郊招待所更名為“友誼賓館”。

按中蘇兩國間合作協定，中方支付的費用分兩部分：一部分為支付給專家的工資，每月摺合人民幣500~600元；另一部分則為支付給蘇聯政府的補償，每人每月1500~3000盧布。

專家的工作和生活、夫人就業、孩子入托等細節問題，外專局都要過問。友誼賓館裏設立了外國專家門診部，為專家子女設立了專門小學。在外地工作的專家得了急病，周恩來曾指示派專機將他們接到北京救治。外專局請中央領導給在北京的專家組組長以上幹部作報告，陪同專家們到各地考察，組織他們觀看梅蘭芳的京劇等文化演出，給專家夫人提供條件學刺繡等。

1950年至1960年，蘇聯先後向中國派出經濟和文教專家12215人。其中1956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達3113人。此後，隨着中蘇關係的變化，蘇聯來華專家大幅度減少。1960年7月，蘇聯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

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外專局成立了工作組，由吳凡吾負責。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周到細緻地做好蘇聯專家撤退的工作，對離華專家要熱情送別。外專局據此通知各聘請單位，專家離開前要安排參觀遊覽，舉行告別宴會，頒發紀念章，贈送紀念品。

1960年8月16日，周恩來以個人名義在人民大會堂為蘇聯專家舉辦告別宴會。前來赴宴的專家連同家屬在內，不到400人。周恩來沒有讓外專局代擬祝酒詞，而是即席講話。他充滿感情地説，“我們彼此的心是永遠在一起的”，相信以後還會見面的。很多來賓熱淚盈眶，都表示還會回來的。

在京外國專家一度縮減到只有一百多人。中方通過中聯部請資本主義國家的兄弟黨推薦專家，並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幫忙，同時從華僑和外國專家家屬中選了一些人，報國務院外辦批准享受專家待遇。

友誼賓館裏陸續住進了來自阿爾巴尼亞、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來自拉美一些國家的專家，不過人數遠遠不能和當年相比。外專局的工作重心也轉移了。

“文革”期間，大批外國專家被辭聘，最少時只留下59人。外專局也面臨被撤銷的困境。

1978年6月，外國專家局恢復了工作，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1979年初，國務院調整外專局領導班子，楊放之重新擔任局長兼黨組書記。不久，他響應中央幹部年輕化號召，主動要求退居二線，任外專局顧問，吳凡吾接任外專局局長。

一些外國專家遷入友誼賓館居住，冷清多年的友誼賓館重新熱鬧了起來。

“格里希效應”

1983年7月8日下午，鄧小平邀請副總理萬里、姚依林，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在家裏談話。他説：“搞現代化建設我們既缺少經驗，又缺少知識。要利用國外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他還説：“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請姚依林等成立一個小組，趕快抓。”

外國專家工作就此按下加速鍵。

鄧小平“七八談話”後，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會議，作出“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千方百計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資源吸引到我國四化建設中來”。

9月7日，中央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後改稱中央引進國外智力領導小組，由姚依林、方毅、張勁夫、宋平組成，姚依林擔任組長，張勁夫負責日常工作。小組下設辦公室作為辦事機構，即“中引辦”。外專局負責管理外國文教專家、隨同來華的外國專家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國專家。

領導小組成立之初，每個禮拜都在中南海開一次辦公會。要引進人才和留住人才，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改革開放初期，一百多位海外華人專家滿腔熱忱回到中國，但磨合不佳，大部分人很快又走了。

1984年10月，武漢與聯邦德國杜伊斯堡市結成了友好城市，武漢希望通過該市邀請一批德國技術專家來擔任國企技術顧問。受德國退休專家服務局派遣，63歲的發動機製造和鐵芯技術專家、曾擔任廠長的威爾納·格里希來到了武漢柴油機廠。

初到中國，很多景象都讓格里希感到費解。武漢柴油機廠每年都要遭一兩次大水，機器泡在水裏，生產停頓，損失難以估計，為什麼年年如此卻沒人着急？工廠裏廢鐵成堆，長滿青草，為什麼不收集起來鍊鋼，既節約資金又美化環境？

他寫出了26萬字的諮詢意見，核心就是，要明確崗位責任。他還毛遂自薦，提出如果讓他當廠長，可以在現有設備條件下改變工廠面貌。

聘請外國人當國企廠長沒有先例，也不是沒有政治風險的。武漢市委書記王羣、市長吳官正等決定“摸着石頭過河”，聘請格里希擔任廠長，任期三個月。

11月1日，格里希走馬上任。

不久，新華社兩位記者來廠裏採訪這件改革新事，寫了一篇題為《洋廠長的“三斧頭”》的報道，刊登在新華社內刊上。

格里希（左）1984年11月應聘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任用工程師文遠海（右）擔任該廠總工程師。

圖/資料圖

文章寫道，上任20天來，格里希按照廠長負責制的權限，對工廠積弊連砍了“三斧頭”。全廠生產面貌開始改觀，零部件一次合格率由85％提高到92％，裝機由過去每小時30台增加到50台。

文章總結，洋廠長的第一斧頭砍在了渙散的勞動紀律上。格里希規定，不論幹部還是職工都不得遲到早退，廠長應該第一個到廠，車間主任應該第一個到車間，工人們上班時懶洋洋步入廠門的情景不見了。他的第二板斧砍在了混亂的管理上，要求廠領導改變坐在辦公室裏瞎指揮的工作作風，90％的時間要深入生產第一線。第三板斧則砍在了“關係網”上，鑑於廠裏多次發生質量事故，他要求開除失職的副總工程師和檢驗科長。後在廠黨委建議下，改為將二人解除職務，調離該廠。另一方面，格里希很關心職工生活，對因公負傷的工人會登門慰問，還建議把女工調離重體力車間。民意測驗顯示，95％的幹部職工都擁護他當廠長，很多人希望他的合同期延長到兩年以上。

11月30日，胡耀邦看到這份內參後批示：“將此件印成政治局參閲文件，加發中央各部門領導同志……現在，又是改革的大好時機，我的意見，這一次，千萬不能抓不住要領。”

格里希的聘期延長到兩年。這期間，該廠柴油機氣缸雜質從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內，廢品率由超過30％下降到10％以下，產品使用壽命由3000小時增加到6000~8000小時，年出口量達5000台，創匯超百萬美元。

那時全國皆知，武漢出了個洋廠長。

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華永久居留資格。11月，他任期結束，返回德國。為表彰他在中德交流中做出的貢獻，聯邦德國政府授予他聯邦十字勳章。

此後，格里希多次訪華。1987年5月，中引辦聯絡組組長、後擔任外專局聯絡司司長的宋多經陪同他去海南參觀考察。

宋多經回憶，格里希知名度高，在各地都受到重視和熱情歡迎。他一刻不閒，認真聽別人介紹情況，很誠懇地提出諮詢意見。一家咖啡廠希望聘請速溶咖啡生產工藝方面的專家，他熱心答應回德國後協助尋找。一家大理石加工廠從意大利引進加工設備，投入使用不久即發現加工精度降低，卻一直找不到原因。格里希當即換上工作服，拿上隨身攜帶的手電筒和工具鑽到各處去檢查，最後找到了原因。

格里希也對很多現象直言不諱提出了批評。有個縣的領導宴請他，席間上了很多名貴的海鮮，他很不高興，説現在中國還比較窮，有些地方吃飽飯的問題尚未解決，為什麼一次要吃這麼多的菜？“看到這些我心裏在流淚，我吃不下，看着你們吃。”此後再也沒有宴會了。

在中國，格里希説話一直都很直接。他説，你們説鋼材緊張，為什麼工廠裏堆着那麼多鋼材？中國的檢查儀器很先進，放着不用。中國不是設備落後的問題，而是管理人員缺乏質量管理經驗。在歐洲是廠長抓質量，中國是副廠長抓。

“格里希效應”帶動了引智工作。各地陸續引進了“洋廠長”“洋顧問”，僅武漢市通過德國退休專家組織引入的德國專家就有100多位。

引智工作局面打開後，開始向多個領域推進，聘請專家和出國培訓也從一些小項目逐漸轉向與寶鋼二期等重大工程相結合，專家的聘請方式更加多樣化。

1985年11月，外專局印發了改進工作的意見，提出與外國專家的日常往來不必事事請示，本單位人員訪問專家免予登記，對於同專家接觸較多的人員每年可發給50元以下的交往補貼費。

1978年全國聘請專家計劃名額為608人，實際只請到300多名。到1988年底，全國聘請專家計劃名額達2328人，此外還有1400多名外教。

在1988年機構改革中，中央引進國外智力領導小組撤銷，成立了國務院引進國外智力領導小組，組長是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中央引進辦和國家外國專家局合併，原中引辦主任王迺出任局長。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外專局領導密集拜訪了中央各部委，並分赴各地瞭解對引智工作的需求。僅上半年，外專局批准派出的培訓人員就超過年計劃的77％，其中大多為各級領導幹部。

外專局還報請國務院同意，對一部分外國老專家和有真才實學的著名專家聘任實職，如陳省身任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愛潑斯坦擔任《中國建設》雜誌社主編，陽早和寒春夫婦任農機部顧問兼農機所副所長，柯魯克和伊莎白夫婦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顧問。還有一批專家受聘為大學系主任、雜誌社編委等。

外專局和司法部合作，與美國、加拿大等著名法學院合作創辦了三個中國國際高級法律人才培訓中心。外專局還與國家體改委、中國社科院聯合舉辦了“市場經濟與中國”國際研討會，邀請60多位中外著名經濟學家參加，其中有兩位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江澤民總書記出席了研討會。

1997年，來華的外國專家達15000多人，是1980年的25倍。

改革友誼使者

2001年，友誼賓館擬對南工字樓（現怡賓樓）進行整體改造。樓裏的外國專家門診部將縮減用房，或停止部分醫療服務。

愛潑斯坦在友誼賓館生活了18年，此時已搬離此處，住在不遠的美林公寓。他患有腿疾，需要經常到外國專家門診部做理療和按摩。2002年1月，他給外國專家局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領導寫信。信中説，住在友誼賓館的150多名外國專家只是幾萬名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的一部分，對他們的良好服務只能增加不能削弱，這樣才能讓他們從始至終感受到關心和友誼。

當月，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主持會議，研究加強對外國專家的服務問題，要求有關部門和單位特別是友誼賓館從講政治的高度做好服務工作。最後，友誼賓館克服了經營上的困難，騰出一座公寓樓無償給外國專家門診部使用。

2004年，中國發布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大部分外國專家選擇了搬出友誼賓館，買房或租房居住。但考慮到友誼賓館裏還住着幾户老專家，外國專家門診部仍然繼續保留着。

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老專家伊莎白和丈夫柯魯克及三個兒子住在友誼賓館附近的北外家屬樓，常常騎車來這裏看病。翻譯家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在賓館居住過很長時間，戴乃迭晚年患病卧牀，門診部幾乎每天都要去給她做醫療護理。美國專家陳必娣，奧地利專家魏璐詩，日本專家土肥種子、川越敏孝、河野八重子等人患病期間都曾在這裏得到過特別照顧。

隨着這些老專家的去世，友誼賓館裏外國專家的身影越來越少，外國專家門診部也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2003年，格里希去世，其遺願是將一部分骨灰撒入長江。格里希視武漢為第二故鄉，多次來武漢為企業出謀劃策、牽線搭橋。國家外國專家局、武漢市人民政府共同決定，為其塑造兩尊半身銅像，一尊留在武漢，一尊送往格里希的故鄉德國杜伊斯堡市。

2005年4月17日，湖北省省長羅清泉、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李兵、武漢市市委書記陳訓秋、德國駐華使館公使羅輔德、德國杜伊斯堡市市長邵瀾德以及格里希夫人艾迪特·格里希和兒子兒媳等200多位中外來賓彙集在武漢市漢正街工業園，出席格里希銅像揭幕儀式。

生前，格里希30多次受到中國領導人接見。姚依林稱他為“來自西方的文明使者”，朱鎔基稱他為“質量先生”。中引辦和國家經委在武漢大學舉辦了有全國56位廠長、經理參加的“格里希治廠經驗研討班”，並授予他“榮譽教授”稱號。

2005年5月26日，愛潑斯坦在北京辭世，享年90歲。書頁狀的墓碑上刻着：“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進入新世紀後，境外來華專家規模不斷擴大，頂尖外籍專家比例持續上升。

2012年起，外國專家局開始將外國專家對中國發展的建議整理彙總，上報國務院總理，並送國務院相關部委。

201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主持召開了外國專家座談會。他指出，要讓有志於來華髮展的外國人才“來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動”。

為推動國際型精英人才迴流，2016年3月中關村率先嚐試外籍高層次人才申請永久居留的便利政策，有7人拿到了中國“綠卡”，成為搭上“綠卡直通車”的首批外籍人士。

作為中國政府主管國家智力引進的行政機構，外國專家局的職能也在變化中。1993年，外專局劃歸人事部管理，2018年整合到科技部，2023年回到人社部。

外專局參與了中國政府友誼獎評審組織工作。改革開放40週年時，格里希與松下幸之助、大平正芳、李光耀、薩馬蘭奇、斯蒂芬·佩裏等10人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格里希被稱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位‘洋廠長’”。

（本文參考了《引進國外智力工作親歷者紀實》，李蔚峯《憶愛潑斯坦先生》和《歷史演變中的外國專家門診部》）

發於2024.4.22總第1137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外國專家局70年：從“援華”到“引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