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東變局背後的大國之爭_風聞

      （本文為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內刊《域外月刊》的2024年3月刊的院長專欄文章。）

      對於中東地緣政治特點，我的概括是“世界未亂它先亂，天下已安它難安”，原因在於此地區複雜的宗教民族關係、富集的能源和破碎的地緣政治構造三者疊加，從而導致它成為世界政治版圖上的“地震帶”。後危機時代的高通脹、高失業和嚴重貧富分化，引發了2011年的所謂阿拉伯之春，但它為大中東地區帶來的不是春天，而是長達十多年的動亂、衝突與廝殺。新冠疫情之後，中東地區出現了緩和與和解的內在需求。但是，由誰來推動、擔保和主導這些和解，卻成為一個關乎地區乃至全球新秩序領導權的重大問題。

兩場和解，一成一敗

       2023年，中東政治舞台上出現了兩次和解努力。上半年是成功的和解，即中國推動的沙特和伊朗之間的和解；下半年則是一次失敗的和解談判，即美國推動的沙特與以色列的和解。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這兩次域外大國主導的地區和解談判都對中東的地緣政治產生重大影響。

       正如我在不久前另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除了中東內部的若干變遷動能之外，中國政府近年來在中東地區積極有為、塑造和平的外交努力，也是中東變局的關鍵變量之一。在中國低調而有力的斡旋與説合之下，2023年春季沙特與伊朗實現了令全世界矚目的和解。有一種觀點認為，沙伊和解主要是地區內部因素導致的，伊朗和沙特此前已經在伊拉克談過四輪了，中國促成和解只不過是順手摘了低垂的果實而已。這種觀點我不敢苟同。無論是地理意義還是教派意義上，伊拉克都是沙特伊朗兩國之間的中間地帶，他們在伊拉克談了幾次卻未能改變敵對關係，恰恰説明伊拉克作為中間人的分量遠遠不夠。當今世界，恐怕只有中國領導人，才擁有足夠的國際權威、政治意願和戰略信用，能夠將原本處在開戰邊緣的伊朗與沙特兩國拉到一起並相互擁抱。中方之所以能在中東變局中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不僅是因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中東能源的最大需求方，更是因為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指引之下，我們的中東外交在風格上相比於過去更加積極有為，主動參與塑造地區和平。

       2022年底中國領導人出訪沙特，中沙、中海、中阿的三環峯會有力地加速了中東的和解浪潮，由此才有沙特方面提出的説和請求。值得注意的是，沙伊雙方在北京的數月談判過程，美以和其他西方國家被完全矇在鼓裏，而這在過去大半個世紀裏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沙伊和解公諸於世之後，引發全球輿論震動。據外媒報道，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跟中國最高級外交官見面的時候，便主動祝賀了中方在中東的外交成就。將“中美競爭”整天掛在嘴邊的美國戰略圈，眼看着中國中東外交取得重大進展，產生了必須扳回一局的強烈衝動，因而在2023的下半年發力推動沙特與以色列之間的和解。但是，恰恰是這種為了大國威望的需要而強行搞拉郎配的做法，引發了2023年十月以來的慘烈衝突。

       關於當下的中東格局，有人打了這麼個比方：如果説因化石能源而富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羣羊，那麼沙特可以被視為領頭羊，兩位全球性戰略棋手則在“扭羊頭”：沙特同伊朗和解意味着羊羣向東；沙特同以色列和解則意味着羊羣向西。如果説中國推動的沙伊和解帶來了地區和平和合作，那麼美國推動的沙以和談則引發了更多的衝突。2023年夏季，由於在軍售範圍等若干問題上以、沙、美三方難以達成一致，沙以和解的談判拖延數月而未達成最終結果，而這個漫長的談判過程恰恰醖釀了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突襲和此後的一系列衝突升級。對於哈馬斯而言，沙特同以色列的和解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被其同族兄弟們拋棄和背叛。因此，儘管哈馬斯是遜尼派而伊朗是什葉派，兩者還是為了反美反以的大業而實現了戰略接近。襲擊發生後，伊朗否認了對此事知情和支持，但是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各派力量，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武裝等等都展開了對美國、英國和以色列艦船和軍事基地的武裝攻擊。相比而言，跟巴勒斯坦人民同族同派的諸多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僅停留在口頭的聲援和譴責上，而沒有將人力和資金投入到衝突中去。儘管如此，這場襲擊的發生和以色列的報復，大大延後了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的和解進程。

美國能否退出中東？

       近年來，美國將戰略重心聚焦到東亞以制約和“競贏”中國，不少美國戰略研究者呼籲，決不能因為俄烏和中東的戰爭而導致美國戰略分散。美國從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轉變為能源淨出口國，中東對於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性的確有所下降，這一歷史性轉變似乎允許它逐步淡出中東。但是，從最近的政治和戰略態勢來看，美國的軍力、財力和注意力想要從中東有序退出，恐怕有不小的難度。甚至在未來一個時期內，還不得不在中東加碼。

       首先，從國際政治來看，美國作為一個全球性海洋霸權（有的西方學者甚至稱之為帝國），他們必須捍衞其戰略威懾力。霸權與帝國的政治經濟學本質就是槓桿，即通過信用和承諾來撬動遠大於自身力量的資源，去追求更大的權勢和利益，而維持其權力槓桿的關鍵在於信用和威懾力。許多國家之所以願意屈從、討好、配合美帝國，是因為美國以實力為後盾的戰略信用和戰略威懾力。如今區區一個也門胡塞武裝就敢同號稱海權第一的美國海軍正面開戰，假如美國無法予以重創和懲戒，而是退出曼德海峽周邊的區域，那麼全球許多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會意識到美帝國主義真的是紙老虎，從而出現牆倒眾人推的局面。正是因為擔心出現這種局面，美國自一月底以來反覆轟炸胡塞武裝和其他反美勢力；但是與此同時，美方反覆聲明自己無意同胡塞武裝或者伊朗全面開戰，就差派遣使者私下懇求胡塞給自己留點顏面了。

       其次，從美國內政來看，由於美國同以色列的特殊關係的存在，只要以色列同周邊民族處於衝突狀態，那麼美國就無法從中東地區真正脱身。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究竟是誰在操控誰？我曾經向美國和以色列的相關人士分別請教過這個問題。有趣的是，某些美國共和黨人士，比如在中國相當有名的米爾斯海默教授，明確認為是以色列的遊説勢力和美國猶太財團對美國內政外交施加了太大的影響力，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到政治排擠；而以色列朋友們則強調是美帝國將以色列用作實現其地緣利益的工具。那麼民主黨是什麼態度呢？就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之後的一系列事態來看，儘管拜登政府和內塔尼亞胡政府在政治光譜上根本不是一路人，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為顯而易見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意識形態偏好和國內民意基礎，但是拜登政府卻不得不捏着鼻子幫助和偏袒以色列。這就足以説明問題。其它值得注意的事實包括：猶太人佔美國人口2.35%，但是佔據精英圈（企業董事高管，基金經理，政要，將領，大學教授，媒體主編，導演和名人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比例；自2019年起，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價值300多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其條件是以色列放棄其獨立的軍備研發與生產體系。綜上，我傾向於將以色列和美國視為量子糾纏的關係：用一根針紮在以色列這個木偶身上，貌似強大的美帝國就會疼得跳起來，可能其神經中樞是聯通乃至共享的。

       其三，最近半年，美國社會的關注點正在從中國身上轉移走。據最近從美國回國的同行學者的觀察，美國對中國的焦慮似乎有所緩解，中國在美國輿論中的熱度有所下降。目前的美國輿論，首先關注的是其國內的政治爭吵，然後才是世界事務和外部挑戰。在國際事務中，排名第一的是中東事務，排名第二的是俄烏衝突，中國和東亞事務排名第三。這種排序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中東事務涉及以色列，涉及美國內部政治的衝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見頂論”在美國頗為流行，讓多數美國人覺得既然中國已經見頂了，那就不必太焦慮了，先應對眼前以色列和烏克蘭的麻煩再説。這就是霸權國的劣勢，家大業大開銷大，四處起火，難以招架，易於分神。

       綜上，我傾向於認為，美國一時半會難以從中東真正抽身。

小結

       全球性“大爭之世”已經徐徐拉開了序幕。俄烏衝突如果算是這場歷史劇的第一幕的話，那麼2023年10月7日以來的（第六次？）中東戰爭應該算是其第二幕。超大規模的工業化賦予中國以強大的綜合實力，而厚重的歷史底藴又賦予中國以驚人的戰略定力。我們如今事實上已經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後維護者，未來也將是國際新秩序的最主要塑造者。中國在中東事務中更加積極有為，穩步增加在該地區的存在感和貢獻度，將是推動中東變局的緩慢但重大的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