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袁冉東：新自由主義是如何搞垮波音公司的？_風聞

編者按

新自由主義曾被許多國家奉為“聖經”而大行其道。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理論在現實中的種種負面影響逐漸顯現。波音公司的興衰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在企業層面造成危害的例證。作為航空工業的翹楚，波音公司曾享有盛譽，其產品質量和工程師精神無可挑剔。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波音逐漸摒棄了傳統的企業文化，轉而追求短期的財務指標和股東利益最大化，從而走上了衰落之路。

波音的困境啓示我們，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應將經濟理論視為“聖經”，而應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唯有重塑工程師精神和安全質量文化，平衡財務目標與社會責任，恪守職業道德操守，波音公司才能重拾往日的榮光。

本文分析了新自由主義對波音企業文化的影響，並從波音危機中提取啓示和借鑑，探討中國在這一全球航空工業變革中如何應對和把握機遇。通過分析波音的案例，討論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策略，以及在全球經濟和航空市場面臨挑戰時，中國如何通過合作和創新來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引言

2024年3月25日，波音公司宣佈，公司首席執行官大衞·卡爾霍恩（Dave Calhoun）將於2024年底辭職；董事長拉里·凱爾納（Larry Kellner）將不會競選連任，在5月的公司年度會議上離開董事會；商用飛機公司總裁斯坦·迪爾（Stan Deal）也將離開公司，即刻生效，由首席運營官斯蒂芬妮·波普（Stephanie Pope）接替職務。美國主流媒體普遍稱這是波音管理層的“大地震”。

2018年和2019年，波音737 Max曾因連續發生兩起致命空難而全球停飛，並於2020復航，但在2024年1月又發生客機門塞掉落事故。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高級官員表示將對波音及其供應商進行全面審查，此次事故再度引發了公眾對該公司安全性的擔憂。人們普遍認為，圍繞波音公司最暢銷機型波音737 Max的安全事故不斷，導致負面輿論持續發酵，波音公司不得不做出人事“大換血”的決定。

美國華盛頓州波音工廠的停機坪上的波音 737 MAX 飛機（圖源：路透社）

波音公司，曾經以創新和品質聞名於世，不僅是美國人的驕傲，也是全世界的驕傲。但是，今非昔比，如今的波音公司因為產品安全問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航空工業的巨頭，波音曾經與卓越的工程師精神和對安全質量的不懈追求緊密相連。然而，隨着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全球興起，並被奉為企業的“聖經”，越來越多的企業改變了以往的經營哲學，進而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財務至上”。波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新自由主義搞垮的，是新自由主義其中一個犧牲品——一個令美國和全世界為之遺憾的犧牲品。

**新自由主義，這一經濟政策思想強調市場自由化、政府職能最小化以及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在過去幾十年中，這一思想在全球範圍內深刻地影響了經濟結構和企業行為。**在這一背景下，波音公司也經歷了從傳統的工程師文化到今天財務驅動文化的大轉型。**而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波音公司內部的運作方式，也對其產品的質量、安全以及公眾形象產生了深遠的致命性影響。

特別是在波音與麥道合併之後，哈里·斯通西弗的上任標誌着波音文化的一個轉折點。他的到來，不僅帶來了麥道時期的財務驅動文化，還引入了一種以股東利益為先的經營哲學。這種文化轉變在短期內可以帶來財務上的好處，如股價的上漲和股東回報的增加，但從長遠來看，對波音的產品質量和安全記錄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在追求財務指標和股東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波音的一些決策和行為導致了產品質量的下滑和安全問題的頻發，越來越多的問題不僅損害了公司的聲譽，更對航空業的整體安全環境構成了威脅。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下，波音的案例凸顯了企業在追求短期財務指標時可能忽視的長期風險，以及這種短視行為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潛在威脅。**波音已經被搞得“遍體鱗傷”，但不論是波音本身，還是美國政府，都不會讓波音死亡。然而，波音若想恢復往日的“輝煌”也並非易事。波音需要採取切實措施來改變其財務驅動文化，重建以工程師精神和安全質量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在內部，這不僅需要公司領導層的決心和行動，也需要全體員工的參與和支持，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在外部，波音需要來自政府的有效監管，也要提高對社會的透明度，積極參與社會責任活動。只有這樣，波音才有可能保持其在全球航空業的領先地位。

新自由主義與波音企業文化轉變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思想體系和政策，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擴散。其核心理念在於減少政府幹預、促進市場自由化、倡導私有化以及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這一政策的實施對企業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大型企業如波音公司中，其影響尤為顯著。

**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企業的目標逐漸從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轉向了對短期財務指標的重視。**這種轉變導致了企業文化的根本改變，其中最顯著的是對股東利益的極端追求。在個人利益驅使下，企業領導者通過各種手段提高股價和股東回報，而這種激勵往往與短期利潤直接掛鈎。

這種文化轉變在波音的運營和管理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在1997年波音與麥道公司合併之後，來自麥道的斯通西弗出任了合併後的波音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在波音公司的例子中，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導致了波音原本崇尚的工程師文化向財務驅動文化的轉變。傳統的工程師文化強調的是產品質量、安全和技術創新，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公司決策更多地被財務指標所左右。斯通西弗的領導和麥道“刺客”文化的影響，使得波音開始更加註重財務指標，而非技術創新和產品質量。

麥道公司的 MD-80 飛機，麥道公司於1997年被波音公司收購（圖源：Getty Images）

斯通西弗將麥道時期的財務驅動文化帶入波音，**而這種文化強調的是成本控制、效率提升和股價上漲。**這種短視的經營哲學逐漸滲透到公司的各個層面，進而影響了波音的長期發展和市場地位。曾經就職於通用電氣的斯通西弗深受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影響，並在波音模仿和推行通用電氣的做法，採取了一系列以財務為導向的策略，包括反工會、輕規則和重外包。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財務表現，但長期來看導致了產品質量的下降和生產效率的降低。此外，波音還大力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雖然短期內增加了股東價值，但也減少了公司可用於長期投資的資源，因此，長期來看削弱了公司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

此外，就美國國內大環境而言，**新自由主義還倡導減少政府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企業行為的約束。**在這樣的環境下，波音公司更有可能傾向於採取一些短期內能夠提升財務表現的措施，例如削減研發投入、外包生產環節、反對工會活動等，而這些行為最終損害公司的長期利益和聲譽。

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及其影響

概括地説，新自由主義為波音在短期內帶來了顯著的財務收益，但對波音的產品質量、安全記錄、員工士氣、公眾形象和市場信譽等方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在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財務文化影響下，**波音開始更加關注股價表現和股東價值，而這種關注往往以犧牲長期投資和研發為代價。**波音在這一時期內加大了對股票回購和股息支付的力度，以提高股東回報並推高股價。這一做法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股東價值，但一旦過度實施，必然會削弱公司的長期競爭力和創新能力。

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還體現在其對成本控制的極端重視。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潤，波音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裁員、外包生產環節、壓縮研發預算等。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財務表現，**但在節省這些開銷的同時，產品質量的下降和生產效率的降低難以避免。**波音737 MAX系列飛機的設計和生產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就是這種文化轉變的直接後果。

此外，**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還影響了其與監管機構的關係。**在新自由主義所倡導“減少政府幹預”的背景下，波音等美國各個行業的巨頭都有試圖通過遊説和政治手段來影響監管政策的動機，以減少合規成本和提高市場份額。這與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美國已經被削弱的監管強度形成正反饋——波音等大公司會主動促使監管的進一步弱化。

波音的財務驅動文化不僅影響了其產品質量，也對其員工的士氣和公眾形象造成了負面影響。在這樣的企業文化下，負責技術創新和確保產品質量的員工感到自己的努力和專業精神被忽視，而公眾則對波音產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產生了質疑。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波音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力，也對其長期發展和聲譽構成了威脅。

**財務驅動文化導致的波音公司安全文化危機不僅體現在其產品和生產流程中，更是在公司對待那些敢於發聲的員工的態度上得到了顯現。**約翰·巴內特（John Barnetat）的悲劇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巴內特於1985年加入波音，為波音工作了32年。作為質量管控經理，巴內特揭露了波音787夢想客機工廠的製造過程中的⼀系列安全隱患問題，例如“僱傭以前在快餐店打工的人作為機械師”，成為了著名的“吹哨人”。遺憾的是，巴內特在不久前被發現已經身亡，據當地警方稱，死因疑似為自殘槍傷。

波音公司前質量經理約翰·巴內特（John Barnett），於不久前被發現疑似自殺身亡（圖源：網絡）

巴內特的死亡，發生在他指控波音公司對他提出的質量和安全投訴進行報復的訴訟取證期間。他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波音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工廠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包括設計和製造的質量問題。巴內特曾在2017年根據“AIR21吹哨人保護計劃”向美國勞工部提出投訴，並在同年離開了波音公司。

巴內特的律師特克維茨表示，他們在取證過程中計劃完成的工作未能實現，因為巴內特未能在預定的時間出現，最終在他的酒店停車場的車內被發現死亡。這一事件不僅對巴內特的家庭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也對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和內部管理提出了嚴峻的質疑。

巴內特的死亡引起了公眾和媒體的廣泛關注，他的經歷和遭遇成為了波音公司安全文化問題的縮影。在他生前的採訪中，巴內特曾表示，他目睹了飛機飛行控制線上懸掛着的鈦片屑片，以及存在缺陷的零件消失不見的情況。他曾多次敦促上司解決問題，但卻遭到了拒絕和轉崗。巴內特的堅持和勇氣，以及他最終的悲劇，凸顯了波音公司在處理質量和安全問題上存在的嚴重缺陷。他的死亡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波音公司乃至整個航空工業的損失。

波音當前的信譽危機與財務困境

波音客機近年來的一系列事故，不僅在航空業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也成為了公眾討論的焦點。網飛2022年推出的紀錄片《一落千丈：波音大調查（Downfall: The Case Against Boeing）》深入探討了波音的衰落過程，揭示了公司在追求短期增長和利潤的過程中所忽視的安全和質量問題。這部紀錄片通過訪談和實地調查，展現了波音公司從一家以工程師文化為榮的企業，轉變為一家被財務目標驅動的公司的全過程。

紀錄片中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波音737 MAX 9型客機的艙門脱落、波音737-800型客機駕駛艙玻璃裂痕、波音747-8型貨機發動機故障等，都反映了波音在產品質量控制方面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失誤，更是企業文化和管理決策的直接反映。波音的管理層為了滿足財務報表上的增長數字，不斷壓縮成本，甚至犧牲了飛行員培訓等關鍵的安全環節。

紀錄片還指出，波音的外包策略和管理下滑，以及在面對空客等競爭對手時的力不從心，都是導致公司危機的重要因素。波音的新飛機研發無法跟上市場的需求和資本的胃口，導致公司在產品更新上採取了權宜之計。這種短視的行為最終導致了737 MAX系列飛機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半年內發生兩起致命空難，震驚了全球航空業，並對波音的信譽造成了重大打擊。

紀錄片的上映，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兩年過去後，波音的問題依然存在。這表明，改變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持續的努力和全社會的關注。儘管如此，那些勇敢站出來揭露問題的人，無論是波音內部人員、調查記者還是紀錄片製作者，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他們的行動不僅揭示了問題，也為波音和整個行業提供了有效的改進意見。

網飛紀錄片《一落千丈：波音大調查（Downfall: The Case Against Boeing）》海報（圖源：IMDb）

近期，波音公司再次陷入由“吹哨人”引爆的安全文化和公關危機。據《紐約時報》2024年4月9日的報道，波音工程師薩姆·薩利赫普爾（Sam Salehpour）公開指控波音在製造波音777和787夢想飛機時存在嚴重的操作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導致飛機的使用壽命縮短，增加飛行途中發生斷裂的風險。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已開始對這些指控進行調查，而美國國會參議院調查小組也計劃舉行聽證會，這表明波音的安全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層面的高度關注。

這些指控不僅對波音的聲譽造成了進一步的打擊，也暴露了公司內部安全文化的深層次問題。如果只有巴內特這一位“吹哨人”，可能是孤證不立，但是波音的又一位“吹哨人”再一次揭露了公司為了節省成本而忽視安全生產的做法。根據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官網2024年4月19日的獨家報道，從2020年12月到2024年3月，僅美國職業安全衞生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一家監管機構就收到了32份針對波音的“吹哨人”投訴案件，其中包括13份投訴涉及航空安全問題，15份涉及工作場所安全問題，2份涉及欺詐問題，1份涉及有毒化學物品管理問題。鑑於包括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在內的其他相關監管機構的有關數據還未披露，上述32份投訴案件應該還不能代表波音“吹哨人”投訴的全貌。

這些問題的曝光，不僅對波音的長期的市場地位和品牌信譽構成了威脅，也對其財務狀況造成了影響。根據2023年的財報，波音公司淨虧損約22.42億美元，這是公司連續第五年出現虧損。此外，波音股價的下跌和市值的蒸發也反映出市場對公司前景的擔憂。這些財務問題不僅影響了公司的運營和投資，也加劇了公眾對波音未來的疑慮。

波音的財務困境與其信譽危機相互交織。一方面，財務壓力迫使波音採取成本削減措施，這可能進一步影響產品質量和安全。另一方面，安全問題和質量問題的曝光損害了公眾對波音的信任，進而影響了公司的銷售和市場份額。

波音的未來挑戰與轉型策略

在信譽危機和財務困境的雙重壓力下，波音未來的挑戰顯得尤為艱鉅。要重建公眾信任並恢復財務健康，波音必須採取一系列轉型策略，這些策略需要從根本上重新審視公司的經營哲學和業務模式。這些危機和困境的根源在於新自由主義驅動下波音所擁抱的財務驅動文化，這種文化導致了對短期利潤的追求，而忽視了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

波音重建信譽和信任是一個長期而艱鉅的任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其經營哲學和企業文化。通過改變財務驅動的經營模式，盪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不良影響，重建以安全和質量為核心的企業文化，以及積極應對市場和行業的變化，波音才有望逐步恢復其在全球航空業的領導地位。

**首先，波音需要重新確立以安全和質量為核心的企業文化。**這意味着公司必須將產品質量和客户安全置於首位，確保每一項決策和操作都符合最高的安全標準。波音需要加強內部監管，提高透明度，並對任何潛在的安全風險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其次，波音需要調整其財務策略，減少對短期利潤的依賴，轉而關注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這包括減少股票回購和股息支付，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研發和創新中。波音需要尋求平衡股東利益與公司長期發展之間的關係，確保公司的財務健康不會以犧牲產品質量和安全為代價。

**此外，波音還需要加強與監管機構的合作，積極參與行業標準的制定和更新。**通過與監管機構建立更加緊密和透明的合作關係，波音可以更好地理解監管要求，提高合規效率，同時也可以提升公眾對波音產品的信心。

**波音的轉型策略還應當包括對供應鏈的管理優化。**公司需要加強對供應商的監督和支持，確保整個供應鏈都能夠達到波音的安全和質量標準。這可能需要波音投資於供應商的能力建設，或者重新考慮外包策略，以確保關鍵組件和服務的質量。

**最後，波音需要加強與客户的溝通和關係管理。**通過傾聽客户的反饋和需求，波音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場趨勢，提供更符合客户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同時，波音還需要加強品牌營銷和公關活動，重建公眾信任，提升公司形象。

在全球航空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波音還面臨着來自空客、中國商飛等競爭對手的挑戰。**波音必須通過創新和卓越的產品和服務來保持其市場領導地位。**同時，波音也需要關注新興市場的發展趨勢，以及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新要求，以適應未來航空業的變化。

波音在未來所面臨的挑戰要求其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變革。通過改變財務驅動的經營模式，重建以安全和質量為核心的企業文化，以及積極應對市場和行業的變化，波音有望逐步恢復其在全球航空業的領導地位。但這並非易事。新自由主義思維已經深度嵌入波音文化，並且符合依然在美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營商環境。

波音危機帶來的啓示與借鑑

波音當前的困境不僅是對公司自身的挑戰，也是整個航空工業的危機。這些問題的暴露，對於航空安全來説是一個重要的警示。這些問題強調了企業在追求財務目標時，不能忽視產品質量和安全的重要性。

波音當前面臨的危機不僅是公司內部管理和企業文化問題的直接結果，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影響下的一個警示。這一危機表明，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必須堅守對產品質量和安全的承諾，維護公眾信任和企業聲譽。波音的經驗教訓為其他企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即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企業應如何平衡財務目標與社會責任。

波音公司的危機為全球航空業提供了重要的啓示，同時也為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機遇。在波音面臨737 MAX系列飛機安全問題和信譽危機的背景下，中國航空市場的反應和應對策略，不僅關乎國內航空安全和經濟發展，也會對全球航空業的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波音危機啓示我們，安全是航空工業的生命線。**波音737 MAX系列飛機的兩起致命事故，凸顯了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必須堅守安全底線的重要性。對中國而言，這意味着在引進外國飛機和技術的同時，必須加強自身的安全監管體系，確保所有運營的飛機都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其次，波音危機也表明，技術創新和質量管理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航空工業在追求快速發展的同時，應注重技術創新和質量控制，避免出現類似波音的危機。C919大型客機的研發和生產，是中國航空工業自主創新的體現，但在追求進度的同時，更應保證飛機的性能和安全性。

C919大型客機是中國首次按照國際通行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氣式幹線客機（圖源：新華社）

**此外，波音危機還反映出供應鏈管理的重要性。**據彭博社報導，波音在737 MAX系列飛機的生產中，外包了關鍵的軟件系統開發，竟把軟件開發外包給時薪9美元的兼職程序員，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安全問題的發生。中國航空工業在發展過程中，應加強對供應鏈的管理，確保關鍵技術和組件的自主研發和質量控制。

**同時，中國也應該抓住機遇，推動國內航空工業的發展。**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國內航空製造的水平。中國還應加強與國際航空組織的合作，參與國際航空標準的制定，提升中國在全球航空業中的影響力。

在全球經濟面臨衰退風險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合作尤為重要。**波音面臨危機，我們應開誠佈公地創造一切機會通過促成與美方的合作來實現互利共贏。**中國通過與波音的合作，不僅可以穩定全球航空市場的信心，還可以為全球經濟的復甦做出貢獻。同時，這種合作更有助於緩解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推動兩國關係向更加積極的方向發展。

**概括地説，波音危機為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啓示和機遇。**中國應以此為契機，加強安全管理，提升技術創新和質量控制，優化供應鏈管理，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以實現中國航空工業的長遠發展和全球航空業的共同進步。

本文作者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袁冉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助理院長，兼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