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林 | 後發追趕規律與有質有量的經濟增長_風聞

劉培林｜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共享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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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劉培林

緩解目前經濟面臨的壓力，既要採取財政金融等方面的技術性措施，以及短期宏觀政策化解風險，更要通過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將潛在增長率保持在應有水平上。

追趕週期：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規律

（一）後發經濟體的追趕週期：從“創造性創造”到“創造性破壞”

 眾所周知，多種類型的週期是經濟生活的常態。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實際經濟運行狀況，是多種類型週期的疊加。二戰以後的後發經濟體，有的幾乎一直沒有啓動追趕進程；有的雖然啓動了追趕進程，但是跌宕起伏，未能成功實現追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而另一些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等，成功實現了經濟追趕，大幅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這些成功的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經歷了追趕週期，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規律。

與基於發達國家歷史經驗得出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通用技術革命週期）、庫茲涅茨週期（基礎設施建設週期）、朱格拉週期（設備更新週期）、基欽週期（業週期或庫存週期）等相比，成功的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追趕週期一般呈現如下三個典型特徵。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呈倒 U 形軌跡，即人均收入增速依次經歷低水平均衡狀態下的低速度→起飛→高速追趕→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穩增長的完整過程。**從人均收入增速的分佈形態看，這一追趕過程與通常的商業週期類似。（圖1）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在過去兩個世紀內，除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之外，其他大部分時間本上圍繞着年均 2% 的速度增長。排除其他因素，可以將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增長形態看作是一個平穩的增長，而追趕週期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第二，在持續 20—30 年的高速追趕平台期，生產率水平和人均物質資本擁有量快速提升，資本產出效率保持在較高水平，並沒有呈現明顯的遞減趨勢。

**第三，發生快速的產業升級和劇烈的經濟結構變化。**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起飛和高速追趕平台期內，都經歷了快速的產業升級，大量新興產業快速生髮和壯大，出口結構、居民消費結構等也經歷了快速變化。在追趕週期的第三階段中，不少產業漸次退出。

當技術前沿國家（發達國家）人均收入以年均 2% 左右的速度增長時，後發追趕型經濟體連 2% 的增速也達不到，所以才處於相對落後狀態。這正是圖 1 中第一階段之前的情形。在一定條件下後發追趕型經濟體通過調整戰略、制度和政策，進入第二階段快速實現起飛，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可以迅速提高到 6% 左右甚至更高水平並保持 30 年左右。只有經過這樣一個階段，才能成功實現追趕，顯著縮小和技術前沿國家的收入差距。在第三階段，成功後發追趕型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速將逐漸回落到和發達國家相仿的水平。

上面這個算術過程僅僅“倒推”出追趕週期的存在，並未對追趕週期的機制給出解釋。追趕週期最需要解釋的就是第二階段高速追趕平台期，這個平台期的特徵是連續幾十年高投資但投資回報率卻大體穩定，並未出現經濟學意義上的投資回報率遞減。這該如何解釋？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在高速追趕平台期的技術進步速度比技術前沿國家快。快速技術進步抵消了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

進一步的問題是，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為何能在一定時期內實現比技術前沿國家更快的技術進步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具有技術上的後發優勢，可以通過模仿技術前沿國家而在一定時期內實現快速技術追趕。**從理論上講，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越大，後發國家模仿前沿國家技術的潛力就越大。

具體而言，憑藉後發優勢模仿前沿國家實現快速技術追趕的機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技術模仿成本比研發成本低；二是後發國家可以越過技術前沿國家的前幾代技術，直接採用較先進的技術；三是後發國家有可能在一些領域直接利用全球最新技術；四是後發國家對管理經驗、商業模式等軟技術的模仿速度，比前沿國家的探索速度快。快速技術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進而開闢了持續投資的空間。所以，後發經濟體在追趕週期的高速增長平台期，投資率與投資回報水平均遠高於同期技術前沿國家。

**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在通過上述機制實現快速技術追趕和收入水平追趕的同時，在經濟結構上也表現出典型特徵，即產業結構上的“創造性創造”和空間結構上的城市化。**這裏主要分析產業結構上的“創造性創造”。熊彼特將資本主義創新過程歸納為“創造性破壞”，意思是資本主義的創新過程是一個不斷新陳代謝的過程，在資源要素有限且充分就業的環境中，舊產業不斷退出，新產業不斷孕育併成長壯大，最終被更新的產業所淘汰。

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濟起飛和高速追趕平台期內產業結構變化的特徵，更接近於“創造性創造”，即一大批產業同時生髮併成長壯大。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後發追趕型經濟體有區別於技術前沿經濟體的三方面特徵：一是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資源要素就業不充分；二是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可以同時快速地模仿眾多產業技術，而這些技術在技術前沿國家則是在較長時間內相繼出現的；三是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同步發展的大量產業相互之間有投資互補性，不同產業之間互相提供市場需求，也就意味着互相提供投資空間。從這個角度而言，關於經濟發展的大推進理論如果有意義的話，更典型的應該體現在高速追趕平台期而非起飛階段。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追趕平台期之後，後發追趕國家與技術前沿國家技術水平差距大大縮小，後發優勢基本釋放出來，之後後發追趕國家技術進步速度將逐漸趨緩，以至於難以抵消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經濟增長速度隨之相應放慢。這個階段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將由原來的“創造性創造”，轉為熊彼特意義上的“創造性破壞”。

追趕週期與前文所提到的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庫茲涅茨週期、朱格拉週期、基欽週期等並非絕對排斥。如果技術前沿國家的實際經濟運行主要是這四種週期疊加的話，那麼，成功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實際經濟運行則是上述這五種類型週期的疊加。而且，技術前沿國家在康德拉季耶夫週期作用下的新技術突破，會經由技術外溢效應疊加於後發國家的追趕週期之上。很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孜孜以求地試圖熨平經濟週期特別是商業週期，但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後發經濟體的追趕週期不僅不應該被熨平，相反還應該力爭平穩順利地走完。

（二）從追趕週期看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

從追趕週期框架出發分析中國目前所處階段，有助於我們準確認識未來的增長潛力。其中，尤其需要關注兩方面情況。

首先，按賓州大學世界表的數據，1978 年到 2019年，中國生產率提升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其中，人均 GDP 年均增速達到 5.43%，勞均 GDP 年均增速達到 4.97%，兩者均位列 183 個經濟體的第一位。單位工時 GDP 年均增速 4.74%，位列第三，低於韓國5.08% 和愛爾蘭 4.97% 的水平。而同期包括髮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其他經濟體，這三個指標的年均增速都低於 3%。依據追趕週期的框架，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起飛並保持了 30 多年快速追趕，在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後期出現了明顯的資本回報率降低態勢。如果參照其他成功走完追趕週期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經濟體的經驗，中國大陸也將進入追趕週期的第三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步降低並向技術前沿國家靠攏。

其次，與發達國家橫向比較，中國收入水平差距還比較大。從表 1 可見，2019 年中國人均 GDP、勞均 GDP 和單位工時 GDP 僅分別相當於美國的 22.6%、19.5% 和 15.9%；約相當於日本、韓國的 1/4~1/3 左右。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22 年中國人均 GDP 為12720 美元，分別相當於美國、日本和韓國的 16.7%、37.6% 和 39.2%。這表明，中國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而日本、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增速明顯回落時人均收入水平相對於美國的差距，要小於今天中國大陸的情形。從這一點上看，中國大陸的高速追趕平台期尚未完全結束。

綜合上述兩方面分析，符合邏輯的推論是，中國目前處於高速追趕平台期後半段靠近第三階段的位置。

大體量發展中國家高質量發展的“質”“量”之辯證

**高質量發展並不意味着低速增長，而是意味着實際經濟增速與潛在水平相契合，以此為基礎不斷推動“量變”，進而為“質變”意義上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創造條件。**中國作為超大經濟體，當前階段需要重點解決好其他小體量發展中國家不需要面對的問題。

（一）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相契合

**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把所處發展階段上的增長潛力充分釋放出來，使得經濟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當然，低增速很可能是既有增長潛力沒有發揮出來，這並不必然意味着發展質量提高了，甚至可能意味着發展質量降低了。這裏着重澄清兩點理論誤區。

**一是發展質量和經濟增速不是此消彼長的矛盾關係。**從追趕週期的框架中可以看出，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題中之義是，在每個發展階段上，實際增速能夠達到潛在增速。無論是在起飛階段還是高速追趕平台期，抑或是向技術前沿國家收斂的第三階段，如果實際增速低於潛在水平，那麼，要麼無法順利實現起飛 ；要麼即使起飛了，後續追趕進程也不順利，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麼即使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也長期徘徊在較低收入水平。所以，我們一定不能把發展質量和經濟增速截然對立起來。

**二是隨着人均收入基數提高，人均收入增速也未必必然降低。**從追趕週期的框架可以看出，在追趕週期的起飛階段和高速追趕平台期上，人均收入基數是逐步增高的，而經濟增速則是提高或保持相對穩定的；只是到了高速追趕平台期結束、增速向技術前沿國家收斂的第三階段，經濟增速才會隨着技術水平提高而降低。如果在高速追趕平台期尚未結束時，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滑，就要高度警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在目前發展階段上保持實際經濟增速與潛在水平相契合，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因為對高質量發展的片面理解而對傳統產業採取排斥態度和政策，正如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所強調的，要“堅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能當成‘低端產業’簡單退出”。

（二）全球技術往來的團結均衡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之一是持續的技術升級。**中國在目前階段上，一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存在通過模仿實現技術進步的空間；另一方面，在一些領域處在全球第一梯隊，在有些領域甚至處在領先地位，未來需要依靠自主研發實現技術進步。相對於前一種方式而言，後一種方式的技術進步將佔據越來越突出的地位。

日本、韓國等國家在整個追趕週期中，與技術前沿國家的技術往來一直比較順暢。即便 1980 年代美國針對日本發起包括紡織品、汽車、電子產品等在內的貿易談判，並簽訂了《廣場協議》，美國對日本最極端的要求也就是，讓日本保證美國產品在日本市場佔有率達到一定比例，並要求日本國內進行結構性改革，開放市場準入，並未與日本脱鈎斷鏈。在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下，中國近幾年外部發展環境急轉直下，如果在短時間內難以改善，中國順利走完高速追趕平台期並向追趕週期第三階段平穩過渡的過程將會更加艱難。

國際經驗表明，**與國際社會保持順暢的技術往來是一國實現快速技術進步的根本前提，要“堅持開放合作，不能閉門造車”。**從這個意義上講，能否改善外部環境，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必要條件，是中國作為大體量發展中國家的獨特挑戰。能否應對好這個挑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對這個挑戰的認識和應對策略。如果認識透徹、應對得當，把尚存的技術模仿潛力充分釋放出來，而不是被動地完全依靠自主研發，中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空間將是巨大的，既有通過模仿實現技術進步的空間，也能夠在開放競爭中為全球技術進步作出自身應有的貢獻，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體都將因此受益。

那麼，什麼樣的認識和應對策略才能營造開放競爭的環境，並使中國在這樣的環境中更深入地參與全球技術創新體系，共同推動技術進步呢？筆者曾提出，**基於均勢的技術和產業安全格局是關於全球技術合作和治理的框架，其既關乎中國今天的外部發展環境，也將在未來關乎其他發展中大國的發展環境。**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任何國家，不管多麼發達，都不可能沒有技術上的短板，即便今天全球技術譜系最完善的美國，也做不到這一點。同樣道理，不論是今天的中國，還是未來全部實現了現代化目標的中國也是如此。每個國家各有其技術上的長板和短板。各國的技術長板結合起來，就形成全球技術分工合作體系。徐奇淵等基於大量數據的實證研究揭示了國家產業鏈的二元悖論，即一國在某個產業鏈領域的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與該國對這個產業鏈完全自主可控且完全不依賴進口，這兩方面難以同時兼得。

當下，對於各國來説，“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既然如此，對中國而言，倘若眼下堅持必須要突破所有“卡脖子”環節，其他國家則進一步強化戒備心理，可能被迫孤懸於由其他國家組成的技術分工體系之外；與這種被動局面相比，如果秉持不強求在全部技術領域都不被“卡脖子”的理念而開展國際交往，或將有助於形成一個開放競爭的國際環境，從而更有利於中國乃至全球的技術進步。從博弈論角度看，博弈一方切切實實地捨棄一些選項，反而容易促成其他博弈方合作的可信承諾。這裏構造的是一種關於全球技術往來的團結均衡，與博弈論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一個緊接着需要追問的問題是，如果中國不追求在全部技術領域都不被“卡脖子”，會不會陷入任人擺佈的局面？**在產業譜系上，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側重於特定而不是全譜系的產業，才能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比如，處於低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側重發展高勞動密集度產業，發達國家側重發展高資本密集度產業，發展階段介於兩者之間的發展中國家則側重於中等勞動密集度和中等資本密集度的產業。而且，即使是發達國家的資本密集產業，也是在市場力量作用下形成相互分工的格局，不可能由一個國家在所有資本密集產業中佔據優勢。筆者認為，**未來中國應隨着發展階段提升，進一步聚焦於更低勞動密集度、更高資本密集度、更高技術含量的產業。**由於中國體量巨大，內部不同地區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大且難以短期內迅速彌合，因此所擁有的產業譜系比同等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會更寬一些，但並不是完全沒有短板，僅靠自己很難形成一個全譜系的產業體系。

當然，出於安全考慮，中國必須在自身優勢產業之外的其他產業上積累前沿技術，並保持實驗室或小規模生產能力；一旦遇到被動局面，也能夠保證有潛力迅速補上短板，並不會完全陷於被動。

“質”：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的着力點

目前階段的高質量發展，較之“量”的要求而言，“質”的要求更加根本，更有長遠意義，實現難度也更大。**“質”的要求需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技術創新。**而推動創新必須充分調動包括廣大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在內的全體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這就要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一）避免“結構代償”以有效積累物質資本

中國之所以在經歷了 40 年左右高速追趕之後，沒有像日本、韓國那樣走完高速追趕平台期，進而大幅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儘管儲蓄率和投資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但並未完全轉化為有效的資本積累。按照賓州大學世界表的數據，2019 年中國人均物質資本存量為 69370 美元（以 2017 年價格計），分別相當於美國、日本、韓國的33.1%、36.8%、33.4% ；同年中國勞均物質資本存量為 124513 美元（以 2017 年價格計），分別相當於美國、日本、韓國的28.5%、36.5%、31.4%。

**高儲蓄和高投資卻未能有效積累資本，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結構代償”。**代償是一個醫學名詞，指的是某些組織因疾病受損後，人體調動未受損部分加以替代或補償，維持身體運轉。如前所述，後發追趕型經濟體在起飛階段和高速追趕平台期，產業結構變化的典型特徵是“創造性創造”。不過，隨着追趕進程的推進和發展階段的提升，所對應的最佳產業和空間結構也應該相應升級。如果實際經濟結構與所處發展階段下的最優結構相吻合，則不存在結構代償。如果不吻合，比如一些該退出的產業沒有退出，而新產業沒有成長起來，經濟結構就將處於非最優狀態。這種情況下靠擴張性刺激政策雖然可以提高經濟總量和增速，但實際卻屬於一種“結構代償”，導致了過剩產能和大量庫存，從而造成無謂的浪費。

此外，由於制度因素等方面的制約，一些要素和人口的空間分佈結構不能順應高速追趕平台期快速城市化推進的規律，便產生了空間意義上的“結構代償”。比如，導致本該發生在都市圈、城市羣、大江大河三角洲等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住房投資，卻分散地配置在其他空間上。又比如，一些人口大量流出地仍然建設了大量基礎設施，一些農村地區住房反覆建了拆、拆了建。

未來，只有通過消除產業層面和空間層面的“結構代償”，將儲蓄和投資轉化為有效的資本積累，才能為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質”的提升提供前提和築牢基礎。

（二）更好地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

人力資本積累對於促進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提高發展質量的意義已經成為共識，而增加人力資本積累需要發展教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不斷增加，高校大規模擴招，按受教育程度衡量的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升。21 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快速提升，目前已經超過 50%，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然而，僅僅通過提高受教育水平積累人力資本，並不能自動轉化為技術進步和新質生產力。中國的經驗尤其是近期年輕人失業率抬升的趨勢表明，與通過發展教育積累人力資本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形成人盡其才、人力資本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局面。如果能通過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有效地促進就業創業，充分激發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各類人才的潛能，無疑將帶來強勁的創新動力、經濟追趕動力，促進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

（三）在生產率追趕進程中實現本幣升值

**後發國家實現人均收入追趕發達國家，最主要的途徑是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生產率增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生產率差距。**生產率追趕也將帶動後發國家真實匯率升值，從而起到縮小與發達國家收入水平差距的效果。舉例來説，假設一個後發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是 60%，那麼其中40% 的差距可能需要通過生產率追趕來彌補，而另外20% 的差距則需要通過貨幣真實匯率隨生產率追趕而升值加以彌補。當然，生產率追趕和真實匯率升值各自的相對大小，在不同國家可能會有不同，但基本規律如此。

對於中國而言，未來如果能夠持續地實現生產率追趕，那麼也將實現人民幣真實匯率的升值，從而一道推動人均收入水平的追趕。目前在關於實現現代化所需的增長率預測中，不少研究只考慮生產率追趕效應，而忽視了生產率順利追趕所帶動的人民幣升值效應，由此可能導致對未來實現現代化所需的經濟增長率水平的高估。這也將對國家的長期發展規劃和短期宏觀調控產生一定的誤導。

歸結起來，一切的基礎是生產率追趕。更快的生產率增長以及真實匯率的升值，意味着後發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真正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