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難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二）_風聞

三 他心目中的噩夢：既變修又走資還向帝國主義者屈服

上面的大背景討論分析了他最希望避免的六件事。這裏小標題説的就是其中的三件。另外三件是爆發（針對中國的）世界大戰，兩大帝國主義聯手壓制中國和政權垮台。

在他看來，爆發世界大戰，由於外部安全壓力而屈服於帝國主義以及兩大帝國主義聯手壓制中國這三個風險可以通過他的外交路線有效控制：同美蘇激烈對抗並逼得某一方大轉向從而最終降低大戰風險（雖然短期內會升高風險），解除被聯手壓制的風險，同時在政治上不屈服於人。事後看，他的這個高風險高上限的外交政策也的確最終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對他的對外路線有信心（他自己應該是有的），那麼他真正恐懼的噩夢前景就是中國既變修又走資和由此導致的屈服於帝國主義。

在他看來，出現這種前景無非兩個結局：一是政權垮台，二是政權存續但已經是江山變色。總之，革命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損失掉。

四 一條難以走通的道路

變修，走資，又向帝國主義屈服，這條道路真的是不可能走通的嗎？世故之人會指出曲線成功的智慧。

比如上面分析過走資很大程度是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和國際形勢下的順勢之舉。你可以走一定程度的資，但總體上還保持社會主義的優勢地位嘛。這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模式的優點都能利用到嘛。

而所謂的變修，其中有些成分很大程度上也是難以抗拒的人性。再説了，要組織好現代生產力條件下的大生產，官僚層級機構是不可避免的。技術官僚的地位高了，那難免會被人覺得有點變修了。但這未必意味着政治的僵化乃至腐朽，好嗎？哪個工業化國家不是這個樣子呢？如果這是工業化現代化以及坐穩政權的代價，那該付還得付嘛。

再有，向強者屈服可以是策略性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屈服換來大戰風險和被聯手壓制風險的降低，或許是完全值得的。用政治讓步換取外部經濟資源也完全可能得大於失。哪怕是他，在革命鬥爭的道路上也有像抗戰時國共合作之類的妥協或者建國後向蘇聯一邊倒的階段性安排嘛。最終證明他沒有被國民黨降服也沒有被蘇聯降服。後人難道不能學習這種曲線成功經驗嗎？

對於這種“一定程度上變修，一定程度上走資，一定程度上屈服，但最終可以勝利”的想法，我認為他的判斷是：很難行得通。“紅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評論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判斷有沒有道理？以當時的情勢看確有其道理。

第一，這條路本身就是非常難的。

帝國主義又不傻，你向他們屈服了他們就不會給你套上各種枷鎖？不會設置天花板？他們就不會滲透你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持有者也不傻。你走資了，他們就不會腐蝕你？或者裹脅羣眾對抗你？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能夠在一國之內並存嗎？如果你只搞一點點資本主義，那從資本主義得到的好處也就很小了。而如果你把走資的渠道搞大了，那到底是資本主義佔優還是社會主義佔優？哪一方會甘心自己居於二等地位呢？鬥爭是不是可能變得很激烈呢？就算和諧相處了，難道不會是官僚和資本家勾連在一起嗎？你走了資，你是不是要倒向美國？如果你又同時向美國屈服，那有了美帝國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支持的資產階級及代言人會不會試圖奪權呢？

還有那個變修的問題。你以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上級對下級具有極高權威的強勢官僚系統之後人民羣眾就甘心接受嗎？就算接受了，那這個官僚系統內部就不會因此自高自大嗎？就不會私心過重搞權力代代傳嗎？

所以你看，繞來繞去怎麼好像三座大山又要回來了呢？

還有，如果你倒向了某一個帝國主義而那個帝國主義自己混不下去甚至內爆了，你會不會被他拖下水？如果其中一個帝國主義和另外一個開戰了，你有沒有可能被綁上戰車？

第二，雖然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走通了一條几乎走不通的道路（我之前有長文“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詳細分析），但走通一次不代表能走通第二次。

前一次能走通，和他的帶隊作用有巨大的關係，而他對他的同事的能力是有認識的。比方説他的若干同事或者前同事在革命期間若干次把事情辦砸甚至瀕臨大失敗。又比如説建國以後，主管經濟的同事們搞經濟工作出現了大災難（當然他作為最高領導也不得不負很大的領導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他如何信任自己的同事在他身後去走那條難以走通的曲線成功道路？

第三，這條道路所需要的時間之長遠超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終究是一代人時間內完成了。而由於生產力發展的規律，要走通上述的曲線成功之路至少要好幾代人。這就存在着一個事業傳承的問題。你能幾代人都出現英明領導嗎？假如你搞權力代代傳又會怎樣？只要有一段出問題，整個路線就可能崩塌。西方早就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早早就提出和平演變的戰略了。

五  後來人的確選擇了他判定走不通並想要避免的道路，但後來人硬是把那條路走通了

他的後來人選擇的道路，按照六十年代中期他的認知，可以説是大大地走資了，明顯地變修了。他的防修防走資的十年努力在政治上被徹底否定了。各種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和走資的案子被翻案了，他認為羣眾該有的造反式的“大民主”權力被取締，上級對下級建立了很高權威，階級鬥爭的提法靠邊站了，私有制經濟成分巨幅增長，資本主義地區的很多經濟模式成為了學習模仿對象。

至於説向帝國主義屈服這個方面，其實一開始並非如此或者就算有一點也不厲害。 但由於蘇聯衰落乃至意外崩潰，最後以韜光養晦為標誌也不得不對美帝國主義屈服了。屈服的程度恐怕超出了預期。

但是這條“乍看起來變修，一定範圍內走資，一定程度上對帝國主義屈服”的道路，最後竟然真的曲線成功了。在2024年的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光輝的勝利。我們終究是社會主義，所以本質上沒有走資（可以説新時代對這個問題具有一錘定音的定性效果）。我們終究沒有變成中國古代封建式的修正主義者或者蘇聯式的修正主義者。關於前者你只要想想中國當今幹部團的成分就知道；後者過於明顯已經無需論述。而我們在長期屈服於帝國主義之後終於崛起為超越或者快要超越帝國主義的世界最強國家。

很多人都會問，我也想過這麼一個問題：假如他不是去世而是休眠四十餘年，那在他醒過來並瞭解情況之後，會如何評價這四十多年的道路呢？我想，只要他作為一個偉大唯物主義者的底色沒有改變，他終究會承認後人選擇的道路是成就輝煌的，只不過這條路是當初他不相信能夠走通的。

他的確是誤判了，但這並非一個低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