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投發展型”政府與合肥新能源汽車的崛起 | 文化縱橫_風聞

朱蘭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高柏

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黃邁

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

【導讀】押寶京東方、下注半導體、投資新能源，合肥政府因其一系列精準操作被稱為“風投之城”，其產業政策廣受稱讚。“合肥模式”成功的奧秘何在？本文基於對合肥政府產業政策的研究，提出“風投發展型”概念，它與曾經的日式“發展型政府”和美式“企業家型政府”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既積極投資顛覆性技術創新，又採取與風投行業相似的風險管控措施，通過風險投資引入頭部企業，進而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的發展，最終形成推動城市升級的產業集羣。

合肥所創造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模式，在當下具有深刻意義。當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已經邁向“創新驅動”時代。這使我們面臨兩個關鍵性難題：如何鼓勵和支持技術創新，以及如何分擔技術變革所必然伴隨的代價。這些問題曾經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所面臨的。如今，中國已經開始與西方國家進入同步探索、同步思考的階段。而在合肥模式中，正包含着中國面對這一時代問題的回答。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4年第2期，原標題為《“風投發展型”政府與合肥新能源汽車的崛起**》。******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風投發展型”政府與

合肥新能源汽車的崛起

在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歷程中，合肥無疑是近五年裏最出名的“黑馬”。從產業政策的視角看，合肥政府的與眾不同集中體現在它對蔚來的大膽投資，而這次投資被公認為是合肥新能源汽車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因此，關於新能源汽車“合肥模式”的討論也一直聚焦於如何定位這次政府投資行為。目前的兩種主要觀點是“賭城説”和“地方發展主義説”。[1]雖然它們都指出，合肥投資蔚來的行為與它過去對京東方和半導體的投資一脈相承，但是二者對此的解讀卻完全不同。“賭城説”認為合肥市政府此次投資是延續了過去投資京東方和半導體的敢“賭”敢“投”的作風。[2]地方發展主義説則認為它是“投資龍頭企業為當地產業鏈配套”模式的又一次如法炮製，這一模式在當年引進京東方時就已形成，並在引進半導體產業時再次應用過。[3]

如何定位合肥政府在發展新能源汽車過程中的作用？它的實踐與學術文獻中各類政府的產業政策有何異同？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對認識中國經濟進入自主創新階段後政府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以投資蔚來為切入點，剖析合肥新能源汽車發展史上政府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在剖析上述兩種觀點的基礎上，本文提出“風投發展型政府”的概念，來解讀合肥模式中政府產業政策的鮮明特徵。

從比較的視野看，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有三大要素。首先，與美式“企業家型政府”相似，它積極投資顛覆性技術創新。[4]其次，與美式企業家型政府不同，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風投行業管控和迴避風險的措施。最後，與日式“發展型政府”相似，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專注發展高附加價值的戰略性產業。[5]然而與日式發展型政府重視相對成熟的製造業不同，合肥追求的高附加價值產業基於最前沿的顛覆性技術。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是中國經濟結構從傳統制造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全新模式。這一模式在政府能力建設上獨樹一幟，不僅注重保持產業發展戰略的穩定，還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協調機制，並發展出配套的政策手段。

**▍**合肥投資蔚來

2019年，造車新勢力的代表蔚來出現現金流危機。在接觸了近20個城市的地方政府未果後，蔚來收到合肥伸出的“橄欖枝”。2020年4月29日，合肥建設投資集團代表合肥市，聯合國投招商、省投集團等戰略投資者，與蔚來簽署投資協議，向蔚來投資70億元人民幣；蔚來則將整車研發、供應鏈與製造、銷售與服務等核心業務落地合肥。[6]

自合肥投資蔚來的消息官宣後，市場對蔚來的信心迅速提振。蔚來通過增發美股存託憑證募集資金超百億元，現金流充裕，企業經營持續向好。自從2020年與合肥簽約後，蔚來的股價從5月1日的開盤價3美元，漲到2021年1月11日最高價66.99美元。2021年，蔚來交付新車9.14萬輛，同比增長109.1%，實現營收361.36億元，同比增長122.3%，居當時造車新勢力銷售量之首。

合肥依靠對蔚來的投資吸引來更多的整車廠，迅速變成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的前五城市。《安徽省“十四五”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規劃》提出要將合肥打造成為全國新能源汽車之都和智能新能源汽車創新高地，力爭把安徽省打造成為全球智能新能源汽車創新集聚區。**目前，合肥的新能源汽車已經實現全產業鏈的發展，建立起包含整車、關鍵零部件、應用和配套的完整新能源汽車產業生態，並使新能源汽車成為安徽省的“首位產業”。**據統計，2023年1月至11月，合肥市新能源汽車產量68萬輛，同比增長超160%，預計全年營收3500億元。[7]

**▍**產業鏈配套還是顛覆性創新？

合肥的風投發展型政府在投資蔚來的過程中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地方發展主義理論認為合肥投資蔚來只是一次補齊產業鏈的行為，但是合肥對蔚來的投資是一次真正的風險投資，因為這次投資的對象不是成熟的先進技術，而是一個高風險的顛覆性技術。風險在於，當時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前景充滿不確定性。2018~2019年國家陸續出台政策，宣佈將逐漸取消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許多造車新勢力遭遇困境，蔚來也面臨資金鍊斷裂的危機。而顛覆性在於，從技術的層面看，新能源汽車既不是燃油車產業的自然延伸，合肥投資蔚來也不是要補齊燃油車的產業鏈。合肥對蔚來的風險投資是在傳統汽車產業發生革命性變革的轉折點上，選擇站隊顛覆性技術創新，意在通過徹底改變當地汽車產業的技術路線、打造全新的產業集羣，來推動當地產業結構的革命性變革。雖然此前合肥投資的京東方和芯片龍頭企業均代表國內先進水平，但是這些投資對當地產業結構而言是升級換代，而不是脱胎換骨，因此與對蔚來的投資不可同日而語。

合肥投資蔚來的決策體現了美式企業家型政府的特徵，即大力支持最前沿的顛覆性技術創新。風投型政府雖然進行風險投資，但是其投資目的與民間的風投行業完全不同。民間的風險投資明確地以盈利為目的，它們對最具顛覆性特徵的技術項目未必都敢投，決策時不僅要看被投項目是否有潛在盈利能力，還要看它是否在風口上，以及其商業模式是否靠譜。而美式企業家型政府的風險投資則以掌握顛覆性技術為目的。由於它的投資資金來源是財政開支，美式企業家型政府既不用過多地擔心成本，也不要求短期回報，它主要關注顛覆性技術的研發，一般不考慮企業的商業模式能否盈利。[8]

合肥投資蔚來時對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的認識有國家產業政策的加持。與蔚來談判時，合肥政府分別與安徽省和工信部進行溝通，反覆確認新能源汽車作為中國汽車產業戰略發展方向這一方針不會改變。**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新能源汽車作為國家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之一，有很大的產業增長空間、很長的產業鏈條和很強的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動能。**正是在充分認清新能源汽車的戰略意義後，合肥才大膽投資蔚來代表的顛覆性技術。英國的《經濟學人》指出，“合肥的成功表明，光有教育、工業和地理條件並不夠，政治上的主動性也將發揮作用。‘合肥模式’需要有進取心與膽識，國有投資集團必須承擔並不總能收穫回報的風險。如果地方幹部沒有失敗的自由，這種模式將很難在其他城市取得成功”。[9]

合肥的風投發展型政府，從廣義上講是中國眾多地方政府中的一個代表。自從中央政府2008年發佈《關於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範設立與運作指導意見》以來，政府通過政策引導基金進行風險投資，成為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在《中國製造2025》公佈後，地方政府引導基金的數目暴漲，在2016年的高峯期，一年內新增基金數就高達556個，認購金額達17886億元。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到強大的風險投資的支持，其中地方政府引導基金髮揮了重要作用。[10]

▍“賭城”不賭

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在中國地方政府中鶴立雞羣的重要原因，是它與“賭城説”強調的敢“賭”不同，在對顛覆性技術進行風險投資時，採取了一系列與風投行業相似卻又具有政府特徵的迴避管控風險的措施。

在中國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和最有活力的城市，地方政府經常採用“產業政策－競爭優勢六力模型”，通過加強要素供給、建設基礎設施、降低交易成本、打造產業集羣、增加市場規模和鼓勵行業競爭，來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11] 合肥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在採用六力模型時深耕增強高級要素稟賦——風險投資的供給，並發展與之相關的風險管控措施，以保證政府風險投資的可持續性。這些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投資決定基於對企業、產業以及它們對當地經濟的意義的充分了解。2016年江淮就與蔚來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明確雙方共同改造江淮現有生產線，計劃年產能5萬輛。[12]蔚來遭遇現金流危機時，合肥在2020年初果斷出手是一次化危為機的大膽決定。此前江淮已經獲得蔚來幾十億元的訂單。如果蔚來破產，不僅對江淮是一次嚴重打擊，而且將威脅以江淮為龍頭的整個地區汽車產業的安危。而幫助蔚來起死回生，合肥不僅會有蔚來和江淮兩家企業的落地發展，更重要的是通過蔚來這一純電動車的品牌價值，引入其他新能源整車和零部件廠商入駐合肥，幫助合肥完善新能源汽車佈局，提升合肥在汽車領域的地位。[13]

第二，投資簽約前進行充分的調查。合肥建投通過分析蔚來的研發和供應鏈、採訪行業專家以及蔚來客户等，認為蔚來具有研發優勢，是當時國內少數同時掌握電機、電控、電池包、智能網關、智能座艙、自動輔助駕駛系統等核心技術的新能源汽車公司；其商業模式側重差異化競爭，聚焦中大型高端SUV車型，在中高端消費市場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力；蔚來注重服務，採取換電模式，同時注重用户體驗，顧客的口碑很好；作為造車新勢力的代表之一，蔚來有較高的市場關注度。

第三，投資過程中做好風險管控措施，提前設計退出機制。為對沖風險，合肥建投聯合外部投資方與蔚來就投資細節、商務條款、落地條件等方面進行詳細談判，通過網傳的“對賭協議”設置各種保障措施來控制投資風險。[14]並且在企業股票價格快速上漲時及時變現，在仍然保持部分初始股權的同時就已經收回遠遠超過初始投資全部成本的盈利，並把盈利注入專門的發展基金以備可持續的投資。合肥建投遵循 “國資入股—市場退出—循環投入”投資路徑，在保證產業項目落地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15]

第四，投資後清楚地保持政企邊界，避免政府被單一項目綁定。合肥政府的投資原則是“不謀求控股權，產業向好後及時退出，再投入到下一個項目”[16]。雖然在項目落地後，合肥國資繼續從項目培育、產業配套、集羣孵化等方面提供支持，確保項目落地生根，但是政府只進行股權投資，而不過度干涉企業的生產運營。合肥建投委派董事監事等高管適度參與公司運營管理，只是參與重大事項的決策和重大資金的使用，在促進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保證投資的安全。

第五，引進不同產品，對沖投資風險。合肥的7家新能源汽車整車企業有不同的技術路線、車型和價位。蔚來和計劃中的大眾生產的是純電動乘用車。長安生產的是緊湊型SUV的CS75Plus。比亞迪生產的秦Plus DMI和驅逐艦05則是插電混動。江淮是三種技術路線並舉，既生產純電動和插電混動乘用車，也生產增程式商用車。安凱生產純電動的商用車。奇瑞生產微型純電動汽車。江淮與華為計劃生產的傲界則是100萬元級別的高級商用車。這種“飽和式引進”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同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之間形成風險對沖。

**第六，動態調整合作夥伴，保持本地國企與最新技術合作的空間。**江淮汽車2016年開始為蔚來代工，2022年與蔚來合資成立江來，2022年12月收購蔚來持有的在建工程－設備安裝工程相關項目。然而，2023年，江淮把兩個代工廠出售給蔚來，結束了代工關係，2024年與蔚來在換電方面開始合作。2017年6月，江淮與大眾正式簽訂協議，成立合資企業。2020年5月底，大眾增資擴股，增持合資企業股份至75%。2023年，江淮開始與華為合作生產百萬元級別的高端豪華商務車傲界，預計2024年上市。[17]

**▍**產業集羣：風投發展型政府的重要抓手

“賭城説”只看到合肥投資顛覆性技術的膽量，地方發展主義只看到投資蔚來補齊了產業鏈，然而合肥投資蔚來的真正意義，卻是通過風險投資，實現顛覆性技術在本地的產業化, 為本地的經濟結構帶來革命性的變革。與日式發展型政府依靠企業集團的寡頭競爭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不同，[18]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特別重視培育產業集羣。

為什麼同為發展型政府，日本重視企業集團的寡頭競爭，而合肥重視產業集羣？這與它們誕生在全球化週期的不同階段直接有關。日式發展型政府誕生於全球化高峯期之前，那時的國際貿易以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為主。只要日本政府鼓勵歷史上形成的跨金融、生產、物流和外貿各行業的企業集團之間進行競爭，它們自己就會進行內部協調，組織最終制成品的生產。中國的發展型政府誕生在全球化的高峯期，這時的國際貿易以跨國公司主導的企業內貿易為特徵。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追求資源配置效率，通過“外包”在世界範圍內組織生產。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企業是以參加產品生產的一個或數個環節的形式參與國際分工。作為一種提高組織生產效率的替代方式，中國企業發展出包括各個生產環節的產業鏈在空間上高度聚集的產業集羣。[19]由於從打造產業集羣入手發展新產業有利於企業間進行生產協調、蒐集相關信息、網羅有相關技能的人力資本，並減少物流成本，建設容納產業集羣的園區已經成為中國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重要抓手。

**通過過去引進頭部企業補齊產業鏈的實踐，合肥深知打造產業鏈對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性。**至少從8年前，合肥就已經開始佈局新能源汽車的產業集羣。2016年，在政府建議下，江淮開始為造車新勢力蔚來代工。2017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幫助下，合肥又吸引大眾來合肥投資。[20]同年，奇瑞也在合肥建設工廠，生產新能源汽車。不過真正帶來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羣在合肥落地的，還是對蔚來的投資。

投資蔚來帶動的上下游企業的落地，使合肥2020年首次躋身《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新一線城市。[21]這進一步吸引了其他整車和零部件企業向合肥積聚。2020 年，與大眾的合資公司在合肥揭牌。至2022年底，合肥已與16家當地供應商開展合作，並吸引38家供應商來安徽投資，包括電池系統、銷售和售後服務的提供商。2021年，比亞迪投資150億元在合肥建設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還在無為、蚌埠、滁州、阜陽等地建設了新型動力電池、電池材料等關鍵零部件生產製造基地。2022年以來，合肥市還攜手兄弟城市，推動總投資超百億元的美的威靈汽車零部件項目落户安慶，總投資超百億元的比亞迪汽車零部件產業園落户阜陽，蔚來整車二期等有關項目也將落户合肥新橋科技創新示範區。大眾安徽的近地配套率已達70%，蔚來約70%的供應鏈合作伙伴位於距合肥600公里範圍內。

目前合肥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相關的2個國家級開發區分別是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這兩個園區除了高度聚集新能源汽車的產業鏈，也高度聚集了相關產業的產業鏈。前者主打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量子信息、網絡安全、生物醫藥、光伏新能源、空天信息等高端產業集羣；後者則主打高端裝備、汽車/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數據、集成電路/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和智能家電。這樣的產業集羣對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截至2023年，合肥吸引了7家整車製造企業，聚集了500多家零部件供應商，[22] 建立起包含整車、關鍵零部件、應用和配套的完整新能源汽車產業生態。

**▍**風投發展型政府的能力建設

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的另一大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大力推動自身能力建設。它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保持產業發展戰略的連續性，不因領導更換而改變；其次是建立政府內部的統一領導體制，形成產業發展戰略的共識，建立各部門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有效協調機制；最後是發展配套的政策工具，依靠產業政策—競爭優勢六力模型，為實現產業政策的目標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長期持續投入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關鍵，如果產業政策隨着地方領導頻繁地更換，不僅會增加企業的交易成本，而且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極大浪費。合肥作為一個風投發展型政府，非常注重確保產業發展長期規劃不因地方領導更換出現斷裂。[23]之所以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它發展出了與日本發展型政府十分相似的機制。在安倍第二次上台進行行政改革之前，日本政府各部門的業務長期依靠公務員的專業管理。各省只有大臣是政治任命，而公務員體系最高職位的次官則一直由各省通過獨立的公務員體制提升，不受政權更迭的影響。與美國一旦政黨輪替執政，政策就經常發生很大變化不同，由公務員管理的日本產業政策有很強的持續性，這是它有效性的重要保證。[24]合肥把發展新能源汽車視為建設現代化工業體系的重要步驟，是從“工業立市”向“工業強市”跨越的必由之路。投資蔚來時合肥恰逢領導換屆，但是新領導上任後繼續執行前任制定的發展規劃。正是由於合肥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十分穩定，本地企業才對發展方向充滿信心，外地企業才願意來這裏發展。

建立政府內部的有效協調機制，是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成功領導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組織保證。合肥通過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領導小組、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發展領導小組、新能源汽車產業“雙招雙引”工作專班、新能源汽車專家諮詢委員會[25]等，強化部門與區域之間的聯動。來自各部門的專班幹部，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會考慮到各部門可能遇到的問題。合肥市投資促進局編寫的《合肥2023重點產業招商指南》涵蓋了合肥市重點發展的16條戰略性高新技術產業鏈， 每個產業鏈都指定了鏈長，專門負責與各部門的協調。[26]合肥市招商引資幹部對產業規劃、產業佈局、產業鏈和企業投資等了如指掌。來自不同部門的官員在專班形成對產業政策的共識，在制定政策過程中體現各部門專業知識的同時，大幅度降低了溝通、談判和協調成本。

**出台配套政策是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的一大特徵。**在合肥與蔚來2020年4月底簽約後，政府圍繞“產業政策－競爭優勢六力模型”的各個方面集中出台各種政策，其中以擴大市場規模為目的的政策最為突出。 2020年5月9日《合肥市推動新能源汽車高質量發展助力打贏藍天保衞戰若干政策》規定，從2020年5月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合肥新購買並註冊登記的新能源純電動乘用車個人用户，可享受各種電費補貼和充電充值券，以及購買補貼；購買純電動出租車和以油氣出租車換純電出租車也可以獲得一次性補貼。合肥在與蔚來簽約後不僅馬上決定推進與蔚來對接的換電模式，在2020年就在合肥規劃建設20座換電站，而且還允許新能源汽車在政府投資建設的公共停車場每天免費停車兩次、每次不超過五個小時。同年9月合肥出台的《關於進一步吸引優秀人才支持重點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試行）》在租房、購房、崗位津貼和引進獎金等方面提供優惠。合肥市政府還設立了16只與汽車相關的基金，總規模超過600億元，已經投資重點項目20多個。

**▍**討論

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意義是什麼？從一個側面講，它的出現顯示，在中國經濟結構於過去20年由傳統制造業向高新技術產業急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可以通過國際橫向比較和國內縱向比較來揭示這其中的內涵。

從國際橫向比較來看，在產業政策的歷史上，政府的類型與一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全球化週期以及國際經濟秩序的狀態有緊密關係。日式發展型政府注重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是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當時日本在科技發展上尚處於“跟跑”階段；冷戰期間美國為拉攏盟友，向日本充分開放了美國市場，只要能出口更多的高附加價值產品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國際貿易利益；上一輪全球化的逆轉剛剛結束，戰後多邊貿易體制剛剛建立，國際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在這樣的背景中，日式發展型政府專注發展能出口的高附加價值的最終制成品。而美式企業家型政府專注發展前沿的顛覆性技術的時代背景，則是美國戰後在科技發展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美國製造業在戰後的頭30年裏有足夠的競爭力，根本用不着政府操心；冷戰中與蘇聯的激烈競爭迫使美國積極發展顛覆性技術，以確保它在國防工業中的競爭優勢。

相比之下，**合肥出現一個包含美式企業家型政府和日式發展型政府兩種成分的風投發展型政府，是因為中國經濟在短短的20年裏就從發展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的階段，進入發展顛覆性技術的階段。**2004年中國政府明確提出自主創新。從那時起，中國政府才開始有與日式發展型政府相似的產業政策。然而，僅僅過了10年，中國經濟就全面進入高新技術產業的各個領域，開始與美國進行並駕齊驅的競爭。在這個階段，政府很自然地開始風險投資。

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的風險投資，也明顯地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中合肥對京東方和半導體的投資基本上算是“產投”，因為當時中國在這些行業裏仍然處於“跟跑”的狀態，政府產業政策關注的重點仍然是“從1到100”。然而第二階段對蔚來的投資則已經屬於“創投”。到了這個階段，新一代信息技術已經開始與製造業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作用日益重要，新能源汽車開始向“智能化、網聯化、共享化”發展。[27]這些都對政府引導基金提出全新的要求。隨着中國在高新技術產業開始扮演“領跑”的角色，政府產業政策的焦點也轉向“從0到1”的環節，將投資的重點從培育產業鏈的龍頭向支持前沿顛覆性技術創新傾斜。[28]

從國內縱向比較的視角看，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的出現，是對“因勢利導型政府”的揚棄。2004年之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積極吸引外資，讓國際資本與國內廉價勞動力結合，通過參與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方式積極鼓勵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發展。這一階段的政府只需因勢利導地建設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跨國公司和市場就可以解決其他問題。然而當中國經濟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時，因勢利導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轉型呼喚更為積極的政府作用。從2005年做出“工業立市”的發展戰略時起，合肥就一直在積極主動地進行產業選擇（industrial targeting），開始向日式發展型政府的模式靠攏。日式發展型政府產業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拋棄以資源配置效率為原則的比較優勢思維，而追求高附加價值產業的競爭優勢。[29]在比較優勢理論看來，對長三角地區人均GDP最低的安徽省而言，最合理的選擇是承接上海、江蘇的產業轉移。然而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在投資顯示屏、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時在做的，卻是直奔這些產業的最前沿。

合肥的風投發展型政府創造出一個國資引領、社會資本加持，通過股權投資將新能源汽車整車和零部件企業導入本地，從而打造全新產業生態、釋放產業集羣效應，創造更大的市場增量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模式。與此同時，它還發展出一套系統的決策流程及各種迴避管控風險的措施。合肥的官員們認為“只想保險、怕擔風險”幹不了事，而“鋌而走險、不防風險”也只能把好事幹砸。[30]由於風投發展型政府的投資資金是國有資產，要想保證政府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進行風險投資的可持續性，它必須保證國有資產的投資安全。合肥風投發展型政府採取的許多風投行業通用的迴避管控風險的措施，雖然無法保證每次投資都能成功，但是在總體層面還是有效地降低了投資失敗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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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多媒體和學術界的討論關注政府與企業關係。本文並不否定企業在合肥模式中的作用，但是着重分析合肥模式中的政府作用的獨特之處，以及其理論和實踐意義。

[2] 參見顧鴻儒：《曾被稱為中國最大縣城，如今為何成為最敢“賭”的城市？》，“中國新聞週刊”搜狐號，2021年2月7日。

[3] 郭年順：《“合肥模式”：地方發展主義新類型》，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6期。

[4] [8]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BBS Publications, 2015.

[5] [24]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6]《蔚來中國總部項目4月29日正式簽約入駐合肥經開區》，合肥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官網，2020年4月30日。

[7] [22]《安徽合肥：聚焦“首位產業”打造“新能源汽車之都”》，半月談網，2024年1月5日。

[9] “An Unlikely Tech Cluster Exemplifies China’s Economic Vision,”The Economist, Aug 5, 2023.

[10] 高柏：《中國電動汽車崛起的秘密》，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6期。

[11] 高柏、朱蘭：《 從“世界工廠”到工業互聯網強國：打造智能製造時代的競爭優勢》，載《改革》 2020年第6期。高柏、茹怡：《產業政策如何打造競爭優勢——杭州與深圳雲計算產業的比較研究》，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

[12] 《江淮汽車與蔚來汽車正式簽署約100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江汽集團官網，2016年4月11日。

[13] 《蔚來中國總部項目4月29日正式簽約 入駐合肥經開區》，合肥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官網，2020年4月30日。

[14] 《過度解讀！李斌：蔚來和合肥不存在1200 億元的“對賭協議”》，搜狐網，2023年12月11日。

[15] 周琦：《合肥建投：產業投資的“合肥模式”》，載《中國經濟週刊》2022年4月28日。

[16] 《合肥——全國招商引資“領頭羊”》，“方升研究”搜狐號，2023年8月16日。

[17] 以上信息根據企業互聯網信息彙總整理得來。

[18] Bai Gao,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 Bai Gao,“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hanzhai Cell Phone Industry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1, No. 2, pp. 1～41.

[20] 《江淮與大眾聯姻坐實 中國市場將迎第三個“大眾”》，載《中國工業報》2016年9月23日第A1版。

[21] 《〈2020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發榜 合肥躋身“新一線”》，人民網，2020年5月29日。

[23] 寶珠：《合肥開掛，超了杭州和深圳》，“鹽財經”微信公眾號，2023年12月。

[25] 《合肥佈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大棋局》，載《中國經營報》2021年4月3日。

[26] 《合肥招商模式：基層當起“產業鏈參謀”》，“方升研究”搜狐號，2023年10月24日。

[27] 朱蘭：《人工智能與製造業深度融合：內涵、機理與路徑》，載《農村金融研究》2023年第8期。

[28] 《從產投到創投，細數合肥成功的密碼》，載《合肥日報》2023年12月26日。

[29] Bai Gao, Economic Ideology and Industrial Policy: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0] 央視《對話》欄目:《萬億城市新徵程·合肥》，202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