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雕都督之故紙堆: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_風聞
落雕都督-众爱卿,下班了!1小时前
落雕都督之故紙堆: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
李斯對自己的老師荀子説:“秦是能夠統一天下的,所以我要去給秦王搬磚。”
於是,荀子在給李斯做畢業答辯時,兩人在重仁義還是重權謀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李斯説:“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荀子評論道:“你懂個屁!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李斯所説的“以便從事”,是説怎麼有利就怎麼去幹,進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荀子認為這是不便利的便利;施行仁義,才是“大便”,是真正的便利。荀子對李斯重權謀而輕仁義的思想,認為是本末倒置,是致亂的根源。
【李斯的做法不僅遭到了身為儒家的老師荀子的批評,也違背了法家的原則,惑於術而失於道,專注權謀而忽視了民心所向。法家也是有道的,法家的道也是以民心為本的,《管子》第一篇第三小節《四順》就專門講的民心問題——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與儒家強調“君子喻於義”不同,法家重視的是“小人喻於利”,即通過順應人民呼聲、實現人民基本利益(例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等)來獲取人民支持,進而實現國家治理目的。】
荀子對於秦國軍事力量的強盛,是肯定的,但他認為仁義的力量比軍事的力量更強大。
荀子在為楚蘭陵令(春申君的馬骨)之前到過秦國,會見了秦昭王和範睢,陳述自己的政見。荀子稱讚秦國:“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
範睢問荀子在秦國看到了什麼?荀子回答説:“秦國邊塞險固,地理形勢有利,山川秀美,資源豐富。民俗樸素,百吏嚴肅認真,大官奉公守法,朝廷清明,處理政事的效率高。”他認為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之勝,不是僥倖,而有必然的道理,但如用王者之功名來衡量,卻又相差很遠。所謂王者之功名,即同勝人者之道。
荀子更早見齊湣王時也重點推薦“勝人之道”,希望齊湣王通過施行“勝人之道”來統一天下,結果是不被待見。歷史證明,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勝人之道”要想得以施行,必須先統一天下,實現順序與荀子的設想正相反。
聽荀子講了勝人之道後,秦昭王説:“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則回答説:“儒者法先王,隆禮義”。
儒家的“法先王”與法家的“法后王”理念正相反。《管子·正世》講“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西魏時與宇文泰徹夜暢談講述“申韓之要”的蘇綽説:“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估計秦昭王聽到荀子講“法先王”的時候,心裏就開始皺眉頭了。
荀子接着又説道:“儒者當官,就會使朝政完美;儒者當百姓,就在鄉間形成美好風俗。儒家的政治能使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人跡所到),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荀子的發言,最終得到了秦昭王禮節性的稱讚,卻不採納他的主張。正如劉向《敍錄》所説:“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漢朝時為了避宣帝劉詢的諱,改荀卿為孫卿)以三王之法説之,及秦相應侯(范雎),皆不能用也。”
【荀子講的很好,但是不合時宜。戰國之際,鐵血實踐檢驗的結果就是:法家管用,兵家管用,農家管用,縱橫家管用……儒家不管用。所以儘管儒家提出了很好的觀點,卻與戰國現實不合,解決不了小國救亡圖存的問題(韓國用申不害變法,效果雖然有限,卻也吞併了停止變法改革的鄭國),也解決不了大國攻伐統一天下的問題(分裂是戰爭之源,只有消滅了分裂,實現了統一,才有長治久安,才有儒家學説得以應用的環境),所以戰國君主們對儒家也就只是點頭稱讚,而不予採納了。】
戰國時期並非只有秦國“好戰”,燕齊,燕趙,韓魏,趙魏,魏齊,魏楚,齊楚之間都有深刻的矛盾,互相打來打去才是六國間的常態。秦國甚至不用連橫,只要閉關兩年,合縱內部自己就鬧翻了,蘇秦對此心知肚明,愁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