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雕都督之故紙堆：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_風聞

落雕都督之故紙堆：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

李斯對自己的老師荀子説：“秦是能夠統一天下的，所以我要去給秦王搬磚。”

於是，荀子在給李斯做畢業答辯時，兩人在重仁義還是重權謀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李斯説：“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荀子評論道：“你懂個屁！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李斯所説的“以便從事”，是説怎麼有利就怎麼去幹，進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荀子認為這是不便利的便利；施行仁義，才是“大便”，是真正的便利。荀子對李斯重權謀而輕仁義的思想，認為是本末倒置，是致亂的根源。

【李斯的做法不僅遭到了身為儒家的老師荀子的批評，也違背了法家的原則，惑於術而失於道，專注權謀而忽視了民心所向。法家也是有道的，法家的道也是以民心為本的，《管子》第一篇第三小節《四順》就專門講的民心問題——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與儒家強調“君子喻於義”不同，法家重視的是“小人喻於利”，即通過順應人民呼聲、實現人民基本利益（例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等）來獲取人民支持，進而實現國家治理目的。】

荀子對於秦國軍事力量的強盛，是肯定的，但他認為仁義的力量比軍事的力量更強大。

荀子在為楚蘭陵令（春申君的馬骨）之前到過秦國，會見了秦昭王和範睢，陳述自己的政見。荀子稱讚秦國：“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

範睢問荀子在秦國看到了什麼？荀子回答説：“秦國邊塞險固，地理形勢有利，山川秀美，資源豐富。民俗樸素，百吏嚴肅認真，大官奉公守法，朝廷清明，處理政事的效率高。”他認為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之勝，不是僥倖，而有必然的道理，但如用王者之功名來衡量，卻又相差很遠。所謂王者之功名，即同勝人者之道。

荀子更早見齊湣王時也重點推薦“勝人之道”，希望齊湣王通過施行“勝人之道”來統一天下，結果是不被待見。歷史證明，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勝人之道”要想得以施行，必須先統一天下，實現順序與荀子的設想正相反。

聽荀子講了勝人之道後，秦昭王説：“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則回答説：“儒者法先王，隆禮義”。

儒家的“法先王”與法家的“法后王”理念正相反。《管子·正世》講“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西魏時與宇文泰徹夜暢談講述“申韓之要”的蘇綽説：“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估計秦昭王聽到荀子講“法先王”的時候，心裏就開始皺眉頭了。

荀子接着又説道：“儒者當官，就會使朝政完美；儒者當百姓，就在鄉間形成美好風俗。儒家的政治能使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人跡所到），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荀子的發言，最終得到了秦昭王禮節性的稱讚，卻不採納他的主張。正如劉向《敍錄》所説：“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漢朝時為了避宣帝劉詢的諱，改荀卿為孫卿）以三王之法説之，及秦相應侯（范雎），皆不能用也。”

【荀子講的很好，但是不合時宜。戰國之際，鐵血實踐檢驗的結果就是：法家管用，兵家管用，農家管用，縱橫家管用……儒家不管用。所以儘管儒家提出了很好的觀點，卻與戰國現實不合，解決不了小國救亡圖存的問題（韓國用申不害變法，效果雖然有限，卻也吞併了停止變法改革的鄭國），也解決不了大國攻伐統一天下的問題（分裂是戰爭之源，只有消滅了分裂，實現了統一，才有長治久安，才有儒家學説得以應用的環境），所以戰國君主們對儒家也就只是點頭稱讚，而不予採納了。】

戰國時期並非只有秦國“好戰”，燕齊，燕趙，韓魏，趙魏，魏齊，魏楚，齊楚之間都有深刻的矛盾，互相打來打去才是六國間的常態。秦國甚至不用連橫，只要閉關兩年，合縱內部自己就鬧翻了，蘇秦對此心知肚明，愁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