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學者的糾結:“只有神話級災難, 才能打破各方‘復國主義’幻想”?_風聞

Tom Segev

以色列歷史學家、作家和記者

慧諾(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談行藏 (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近日，在埃及方面的斡旋下，以色列提出了兩階段的新停火方案。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也表示正在“以積極態度”進行研究。然而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高票通過“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給衝突解決的長遠預期增加了不確定性。有評論指出，由於若干關鍵問題難達成協議，持續的停火似乎難以實現。那麼，過去一百年來，為何所謂“兩國方案”始終難以落地？若巴以雙方能夠達成停火協議，究竟能維持多久？關於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問題的根源究竟在哪裏？

作為一名出生於1945年的猶太人，歷史學家Tom Segev經歷了以色列的建國初期以及此後的數次巴以（阿以）衝突，長期觀察和研究猶太人對於巴勒斯坦的問題的真實態度。他在本文中指出，從始至終，巴以雙方最深刻的訴求不是具體的利益和精心策劃的策略，而是充滿神話色彩的宗教信仰，包括暴力原教旨主義、“彌賽亞式”的偏見、幻想、抽象符號以及根深蒂固的焦慮。正是衝突的這種非理性特徵，讓雙方的矛盾始終無法得到徹底解決。近百年以來各個版本的所謂“兩國方案”也並沒有回應這個根本衝突。

作者認為，自開國總理本-古裏安以來，以色列精英一直都清楚問題的癥結。因此，以色列人的主流實操就是：用各種手段，儘可能多地獲取土地，並在其中安置儘可能多的猶太人；對於該地區的阿拉伯人，必須嚴格控制其數量，可以將其“轉移”到其他地區，最終實現一個無阿拉伯人居住的領土。此後，以色列在數次戰爭中的軍事優勢，也與其宗教和民族情緒相互激盪，最終導致了其佔領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致命決定——這是巴以雙方几乎無法妥協的底線。

然而，本文也指出，是阿拉伯人的軟弱，而非以色列的“強大力量”，導致以色列能進一步佔領土地。隨着埃及和約旦兩個阿拉伯國家實質上放棄了對東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地區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使其成為了中東地區“永恆的孤兒”。與此同時，缺乏絕對的力量壓制，這也意味着地區衝突無法被完全解決，唯一能做的就是“衝突管理”，現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表現相比所有前任都尤為遜色。出於傲慢和自大，內塔尼亞胡試圖用金錢收買哈馬斯領導人，但這些資金中的大部分卻被用於購買火箭彈，成為危害以色列安全的不穩定因素。

如今，“復國主義”承載着巴以人民各自的信仰，這些絕對的立場正是集體身份的核心，任何形式的妥協都可能被視為對民族和宗教的背叛，會遭到重要選民的譴責（乃至刺殺）。若要試圖調停當前加沙戰爭，各國不應再追求一種所謂“持續的和平”，而要引導巴以雙方重新找到一種相對安全的共存方式。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重點區域國家的內情與遠略”之十二，編譯自《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4月23日最新文章《以色列永恆的戰爭：“管理”而非“解決”衝突的悠久歷史》（Israel’s Forever War: The Long History of Managing—Rather Than Solving—the Conflict）。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15期  總第187期

以色列永恆的戰爭

“管理”而非“解決”衝突的悠久歷史

“六日戰爭”後留在戈蘭高地的敍利亞坦克殘骸。來源：路透社

如今的以色列人認為，2023年10月7日是該國75年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數千名全副武裝的哈馬斯武裝分子成功突破加沙地帶戒備森嚴的邊境，進入以色列境內。以色列人認為此次襲擊可比作二戰時期的“大屠殺”，該國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更是將哈馬斯比作“新納粹”。

作為反擊，以色列國防軍在憤怒和報復心理的推動下，對加沙地帶發起了持續的軍事攻勢。內塔尼亞胡誓言，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與哈馬斯作戰，直至取得所謂“全面勝利”。然而，即便是以色列軍方內部，也難以明確界定“勝利”的具體含義。內塔尼亞胡並未具體説明戰鬥結束後的局勢，只是強調以色列必須保持對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全面安全控制。

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加沙地帶的衝突是他們自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以來所遭遇的最嚴重的一次事件。在那次戰爭中，大量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家園，淪為難民。他們指出，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已導致數萬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數千名兒童，並使超過百萬人失去家園。

巴勒斯坦人認為，**以色列的攻勢可能是一個更大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吞併所有巴勒斯坦領土，並將他們完全驅逐出加沙地帶。這一目標在內塔尼亞胡政府部分成員身上有所表現。**同時，巴勒斯坦人也懷有一個夢想，即有朝一日能夠根據歷史原則，從以色列手中收回他們失去的家園。然而，這種巴勒斯坦式的“復國”願景，與以色列的最高理想（猶太復國主義信仰）一樣，永遠無法實現。

自19世紀末期首批猶太復國主義者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民族家園的設想以來，猶太和阿拉伯領導層均意識到，雙方之間難以達成一個全面的和解方案。早在1919年，以色列的開國總理戴維·本-古裏安（David Ben-Gurion）就意識到巴勒斯坦地區的和平之路充滿挑戰。他注意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均宣稱對這片土地擁有主權，且均以民族國家的身份提出這一主張。本-古裏安反覆強調，“這個問題無解，我們之間存在一道鴻溝，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填補這一鴻溝。”他認為，這種不可避免的衝突至多隻能被控制，無法徹底解決。

自10月7日的襲擊事件以來，內塔尼亞胡的反對者們批評他“縱容”哈馬斯，推動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時，排除了巴勒斯坦問題；指責他試圖控制而非結束衝突。然而，這種批評忽略了歷史背景。內塔尼亞胡的主要錯誤並不在於他迴避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分歧，而在於他在一個世紀以來，比任何人都更無效地處理這一問題，並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實際上，衝突管理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阿拉伯人及國際對話者自始至終唯一的真正選擇。從一開始，這場衝突就是由宗教信仰和神話——包括暴力原教旨主義、“彌賽亞式”的偏見、幻想、抽象符號以及根深蒂固的焦慮——而非具體的利益和精心策劃的戰略——所驅動。衝突的這種非理性特徵是其始終無法得到徹底解決的根本原因。

只有正視這一持久的現實，世界領導人才能開始有效應對這場危機。當前，我們不需要更多關於未來解決方案的空談，而是迫切需要採取行動，更好地應對當前局勢。

**▍**這裏是我的“應許之地”

在耶路撒冷，靠近政治猶太復國主義（political Zionism）之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埋葬之地，有一座山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上矗立着一座國家紀念碑，紀念多代恐怖主義的猶太受害者。

通過這座紀念碑，以色列旨在展現一種歷史敍事：在猶太復國主義者抵達巴勒斯坦之前，猶太人就遭受阿拉伯人迫害。紀念碑上記載的最早的受害者是一位立陶宛猶太人，他在1851年因與耶路撒冷老城猶太教堂重建相關的財務糾紛以及一些阿拉伯人的驅逐，而被一名阿拉伯人殺害。此外，紀念碑還記載了在阿拉伯搶劫中遇害的幾名猶太人，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對巴勒斯坦地區轟炸中喪生的13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歷史學和紀念文化中，同樣呈現出對這種歷史的傾向性解讀。

19世紀初，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口不足7000人，大約佔當時奧斯曼帝國省份總人口的2.5%。一些猶太社區已經在當地存在了數個世紀。隨着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持續遷入，該地區的人口逐漸增長，猶太人的相對比例也逐步上升。

大多數阿拉伯移民來自鄰近國家，主要是為了尋找工作機會。而大多數猶太人則是出於宗教動機以及逃避東歐大屠殺的難民，他們更傾向於在耶路撒冷老城定居。這些移民當時並未追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實際上，那時大多數猶太人並不信奉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甚至有不少人基於宗教理由反對世俗的猶太復國主義。

至19世紀末期，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口已達到約五十萬，而猶太人口雖然在逐漸增加，但總數僅有約五萬，佔總人口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即便猶太人口比例不高，赫茨爾的國際行動——包括他在1898年訪問耶路撒冷並與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會面——已經開始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領袖的憂慮。

緊接着的一年，在給法國首席拉比的一封信中，耶路撒冷市長優素福·迪亞-哈利迪（Yusuf Diya al-Khalidi）表達了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擔憂。哈利迪以禮貌且充滿同情心的法語開場：“誰能質疑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權利？天哪，歷史上那是你們（猶太人）的國家！”然而，他隨即也指出，那是早已遠去的歷史。“巴勒斯坦如今是奧斯曼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更重要的是，這裏還居住着其他種族的居民”。他最後總結説，世界廣闊，有許多未開墾的土地可供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國家。“看在上帝的份上——別來巴勒斯坦**！**”

從法國首席拉比那裏看到哈利迪市長的信件後，赫茨爾在回信中向哈利迪保證，猶太復國主義者將致力於開發這片土地，造福包括阿拉伯人在內的所有居民。然而，他在此前的著作中曾提出，猶太復國主義項目可能涉及將貧困的巴勒斯坦人遷移到鄰國。

在1904年赫茨爾去世前後，一羣年輕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主要是東歐的社會主義者）開始抵達巴勒斯坦。其中就包括大衞·格魯恩（David Gruen），他後來改名為大衞·本-古裏安。

本-古裏安出生于波蘭，1906年，20歲的他來到巴勒斯坦，並加入了加利利地區的猶太工人團體。他的早期政治活動之一是推動“希伯來勞工”運動——即要求猶太僱主優先僱用猶太人而非阿拉伯人。

當時，猶太復國主義者購買土地的行為也導致了一些阿拉伯農業工人失去土地，引發了一些人的強烈反應。1909年春，本-古裏安所在的定居點遭到攻擊，他的兩名同伴遇害，其中一人就在本-古裏安面前被殺。這位未來的以色列總理由此得出結論，猶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似乎不可避免。

此外，**本-古裏安對阿拉伯人的立場還受到了他個人兩次重要經歷的深刻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奧斯曼帝國當局從巴勒斯坦驅逐出境。在耶路撒冷的最後時刻，他重逢了一位曾與他在伊斯坦布爾共事的年輕阿拉伯人。當本-古裏安告知自己即將被驅逐的消息時，這位熟人表達了雙重情感：作為朋友，他對此表示遺憾；但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他卻感到高興。本-古裏安回憶稱：“這是我首次聽到一個阿拉伯知識分子的真誠回答，他的話語深深地觸動了我。”

多年後，本-古裏安與著名的阿拉伯巴勒斯坦政治家穆薩·阿拉米（Musa Alami）進行了一次對話。在這次交流中，本-古裏安再次承諾，猶太復國主義者將致力於巴勒斯坦地區所有居民的共同發展。然而，根據本-古裏安的説法，阿拉米表示，如果必要，他寧願讓這片土地荒蕪一個世紀，直到阿拉伯人有能力自行開發。

本-古裏安經常批評他所認為的同事們提出的“簡單化解決方案”，包括鼓勵猶太人學習阿拉伯語，以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夠在同一個國家和平共處的想法。他認為這些想法忽視了現實。**本-古裏安自己對巴勒斯坦猶太人未來的看法始終基於一個核心目標：**儘可能多地獲取土地（即便不是全部領土）並在其中安置儘可能多的猶太人，同時儘量減少阿拉伯人的數量。他對於這場衝突的視角始終如一，直至生命終結，這也一直影響着他處理這一衝突的方式。

**▍**建立“猶太版的瑞士”

1917年標誌着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個關鍵勝利，當時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宣佈了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的支持，這一聲明後來被稱為《貝爾福宣言》。

**許多人認為，這一宣言是英國戰略性地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聖地計劃的一部分。**然而，與這片土地相關的幾乎所有決策一樣，貝爾福的決策更多是基於情感上的宗教信仰而非純粹的政治考量。

貝爾福本人是一位堅定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他深信猶太人——上帝的選民，在歷經兩千年的流放之後，應當返回他們的故土，以實現其聖經中的預言。他渴望作為促成這一歷史性救贖的關鍵人物而被銘記。

與當時許多西方官員一樣，**貝爾福對猶太人的尊重背後，也潛藏着根深蒂固的反猶情緒。**他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錯誤地認為“猶太人”享有極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包括左右歷史進程的能力，説服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能力。人們期待《貝爾福宣言》能夠促使美國猶太人推動該國加入協約國一方的戰爭。

到了1917年底，英國成功征服了巴勒斯坦，開啓了對該地區近三十年的統治。在這一時期，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為未來以色列國家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上的基礎。隨着大量主要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不斷湧入，猶太社羣與阿拉伯社羣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

進入1920年代，猶太移民的動機並非出於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而是由於美國實施的新的嚴格移民限制。在整個1930年代，超過五萬名猶太難民逃離納粹德國，抵達巴勒斯坦。若不是情況太過絕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更願意留在自己的家園。

猶太移民的大規模湧入，激起了阿拉伯國家對猶太人，以及被視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目標的英國當局的更多暴力行動。這種情況在1936至1939年的阿拉伯起義中達到高潮，巴勒斯坦人通過全面罷工、武裝起義以及對鐵路和猶太定居點的攻擊來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在這場動亂中，英國開始將巴勒斯坦視為一個棘手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英國委任了所謂的皮爾委員會（Peel Commission）進行調查，該委員會提出了將土地分割為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的方案——這是第一個“兩國方案”。

圖1. 1933年，巴勒斯坦地區處於英國的委任統治之下；圖2. 1947年，聯合國提出了將巴勒斯坦分割為兩個獨立國家的方案，耶路撒冷及其周邊地區將由國際社會託管；圖3. 1967年戰爭後，以色列控制了包括西奈半島在內的領土，這些地區最終在1982年返還給了埃及。來源：英國政府檔案、聯合國文件以及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圖書館的資料。

**儘管根據該計劃設想的猶太國家面積較小，僅佔巴勒斯坦英國託管地總面積的17%，但本-古裏安仍然表示支持。**引人注意的是，在他自己的日記中，將計劃中將阿拉伯居民從猶太國地區轉移到阿拉伯國地區的規定稱為“強制轉移”，並在這個詞下面劃了粗線。然而，他的許多同僚則希望猶太國擁有更多的土地，這在中左翼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和右翼的“修正主義者”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後者在約旦河兩岸推動着一個更廣泛的以色列國家的夢想。

儘管阿拉伯人理論上將控制大約75%的土地，但他們從根本上反對建立猶太國家的概念，英國最終也撤回了該計劃。這再次證明了本-古裏安多年前所指出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存在的深刻分歧，而這一分歧在大屠殺和1948年的戰爭之後變得更加顯著。

1942年1月，就在納粹領導人召開討論“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的幾周前，《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一篇文章。魏茨曼呼籲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當時，除了德國之外，無人知曉納粹關於建立滅絕營的計劃，但在他們佔領的西歐以及殘酷侵略蘇聯期間，已經清楚表明了納粹對猶太人生存的威脅。只有徹底擊敗第三帝國，才能結束對猶太人的滅絕。

儘管魏茨曼表達了對戰後建立一個更好世界的希望，但他的文章實際上是對建立猶太人家園的緊急呼籲。他寫道，對於猶太人，尤其是猶太難民而言，巴勒斯坦是唯一能夠生存的地方。

從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視角來看，魏茨曼的提議體現了一種妥協精神：20多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他曾展示過一幅以色列領土的地圖，其邊界依照聖經定義，延伸至約旦河東岸——這比當時猶太復國主義者所能期望的領土要廣闊得多。相較之下，文章中並未具體劃定邊界，而是提出了一個民主國家的構想，這個國家將為所有居民，包括阿拉伯人，提供平等權利，並允許猶太人無限制移民。

儘管魏茨曼在文中提到，必須向阿拉伯人明確表示，將鼓勵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並將控制他們自己的移民，但他同時強調，阿拉伯人不會受到歧視，並將享有完全的自治權來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他還提出了新猶太國家與鄰近阿拉伯國家建立聯邦的可能性。與本-古裏安相似，魏茨曼也預見到了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進行某種形式控制的必要性，提出如果阿拉伯人願意，可以為他們提供方便，轉移到其他阿拉伯國家。

為了讓讀者相信猶太人應得到幫助，魏茨曼承諾説，猶太人將不再是西方社會中反猶主義刻板印象中的形象。他寫道：“當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土地重聚時，將會釋放出能量”，如果有一個出口，就可以創造價值，甚至服務於更富裕、更幸運的國家。他將設想中的猶太復國主義國家比作瑞士——一個自然資源同樣稀缺的小國，卻成為了“歐洲最有序、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七年後，他成為了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然而，與此同時，納粹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未能落到實處的收益

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提出了巴勒斯坦分割方案，該方案旨在為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提供大致相等的土地面積，並將耶路撒冷老城置於國際管理之下。阿拉伯人拒絕了這一計劃，因為他們歷來反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而猶太復國主義者則接受了這一分割提案，盡管本-古裏安預見到了衝突的可能性，並希望最終能實現一個無阿拉伯人居住的領土。

隨後，阿拉伯民兵對猶太人發起了一系列攻擊，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則對阿拉伯社區進行了報復行動。到了1948年5月，本-古裏安宣佈以色列獨立，這是一次充滿風險的決策。面對來自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敍利亞和外約旦的阿拉伯正規軍和志願軍的即將到來的入侵，猶太武裝力量的高級指揮官對戰勝他們的可能性持謹慎態度。

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要求雙方立即實現停火。本-古裏安也擔心猶太復國主義者尚未完全準備好迎接戰爭。在聯合國分割計劃公佈前，他曾嘗試説服英國在巴勒斯坦繼續留駐五到十年，以便為猶太人爭取更多時間增加移民並鞏固力量，但未能成功。

然而，面對宣佈建立猶太國家的歷史機遇，本-古裏安決定遵從猶太復國主義的訴求，他表明這種訴求自他三歲起就開始引導他。他後來闡述道，以色列之所以能夠勝利，並非因為他們在戰鬥上更為優秀，而是由於阿拉伯人更弱。

本-古裏安堅信，建立一個猶太人佔多數的國家比單純擴張領土更為關鍵，因此他指揮軍隊驅逐了大多數阿拉伯人（約75萬），這些人逃往了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區，以及鄰國的阿拉伯地區，而本-古裏安並沒有選擇佔領這些地區。

從20世紀20年代猶太復國主義者用猶太人替代阿拉伯工人的運動，到1948年將阿拉伯人從新興猶太國家領土上驅逐出境的行動，可以看到一種直接的連續性。在這場戰爭中，以色列損失了近6000名士兵，佔當時新國家猶太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1948年，以色列軍隊向加利利地區的一個阿拉伯村莊開火。來源：路透社

1949年初，隨着戰爭的結束，以色列與其阿拉伯鄰國之間的停戰邊界被劃定，這條邊界被稱為“綠線”（其劃定過程中使用了綠色鉛筆）。加沙地帶成為了埃及的保護地，而約旦河西岸則被約旦王國所吞併。此時，以色列所控制的領土面積超過了聯合國原先分治計劃中所分配的區域，並且這些新領土上的阿拉伯人數量極少。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遭遇了軍事統治，這種統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專制的，有時還伴隨着腐敗。

當時，大多數以色列人認為這種狀況可以接受，它被視為一種理性的衝突管理方式。而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則將以色列的存在視為一種必須被糾正的羞辱。在約旦、黎巴嫩和敍利亞，政府不允許巴勒斯坦難民融入當地社會，而是迫使他們居住在臨時營地，並鼓勵他們保持返回自己家園的願望。

在獨立後的前二十年裏，以色列取得了顯著的成就，贏得了全球的關注和認可。但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為全世界的猶太人民提供一個安全的民族家園——尚未完全實現。世界上的大多數猶太人，包括許多大屠殺的倖存者，更願意留在他們當時所在的國家；而在蘇聯等一些共產主義國家，猶太人被當地政府禁止移民。

1948年戰爭結束後，大多數居住在中東的猶太人，其中許多人的家族已在該地區生活了數千年，感到在穆斯林國家不再安全，因此選擇或被迫離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最終定居在以色列，最初往往是作為貧困的難民。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自以色列獨立以來抵達的移民約佔到了以色列總人口的60%。這些移民大多還沒有熟練掌握希伯來語，他們在基本價值觀上，甚至在如何定義猶太人這一問題上，常常存在分歧。

在本-古裏安不懈努力維持國家穩定的同時，包括許多新移民在內的眾多以色列民眾仍舊對國家的未來感到不安。極少數本-古裏安的密友知情，他秘密推進了一個核項目。在邊境衝突頻發的背景下，以色列國防軍甚至擬定了應急計劃，以備不時之需佔領西岸和加沙地帶。

1956年蘇伊士危機期間，以色列軍隊對埃及發起了進攻，並一度佔領了加沙地帶與西奈半島，但數月後便撤離了。在一次內閣會議中，本-古裏安戲謔地表達了一個願望，他説如果他真的相信奇蹟，他會希望加沙地帶被大海所吞沒。

1963年，本-古裏安辭去了職務。隨後，以色列面臨着領導力薄弱和決策遲疑的問題，同時伴隨着嚴峻的經濟危機。公眾對國家未來的信心開始動搖。**到1966年，選擇離開以色列的猶太人數量首次超過了移入人數。**當時流傳着一個笑話，説在國際機場的出口處掛着一個標誌，上面寫着：“請最後一個離開的人記得關燈。”

**▍**四戰之地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新的一代巴勒斯坦難民在“納克巴”（大災難）的陰影和迴歸故土的願景中長大成人。他們組建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組織”），該組織誓言對以色列發動戰爭，並建立一個覆蓋其全部歷史領土的阿拉伯國家。隨後，巴解組織開始對以色列的軍事和民用目標發起攻擊，一些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從敍利亞和約旦滲透進入以色列境內。

以色列採取了軍事報復行動。1967年5月，埃及官員公開發出了“消滅以色列”的威脅。隨着局勢的緊張，許多以色列人對國家的存續感到懷疑，一些人甚至重新回想起了大屠殺的恐怖。全國的遊樂場被迅速改造，準備作為預計中數萬死者的集體墓地。

1967年6月，以色列決定對埃及發起攻擊，這一行動既是先發制人的打擊，也是在極度恐慌中做出的決定。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攻擊觸發了後來被稱為“六日戰爭”的衝突，以色列國防軍取得了戲劇性的勝利。**在短短几小時內，埃及空軍在地面上被摧毀，**以色列的生存恐懼迅速轉變為幾乎不受控制的勝利主義。

在戰爭前夕加入以色列緊急內閣，並最終成為總理的修正主義反對派領袖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和其他幾位內閣成員，這些著名以色列政治家開始要求“解放”他們所稱的“大以色列”——一個聖經上的土地，包括整個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

這些野心反映了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感，但在戰略上卻頗具爭議。在戰爭爆發的前幾個月，以色列國防軍、總理辦公室和情報機構摩薩德的高級官員曾舉行會議，討論了約旦國王侯賽因可能被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推翻的情況。當時以色列領導層的結論是，國王正在努力根除約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以色列最好，甚至是必須，不進行干預。

然而，在六月戰爭勝利之後，內閣中沒有一位部長質疑佔領數百萬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經歷了國家的一次復興之後，他們決心要奪取儘可能多的土地。這種衝動更多是出於情感，而非理性。

本-古裏安對攻擊埃及持反對態度，主要出於對可能失敗的擔憂，包括擔心以色列迪莫納的核設施遭到摧毀。在六日戰爭後，他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感受，稱如果在一個“小而和平的以色列”和一個“沒有和平卻邊界擴大的以色列”之間做出選擇，他會傾向於前者。儘管如此，當以色列軍隊在戰爭初期進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控制區時，他的情感也變得激動起來。戰爭結束後不久，他強烈要求立即拆除耶路撒冷老城的城牆，以此來確保耶路撒冷永遠“統一”。

以色列佔領阿拉伯耶路撒冷的決定是致命的，**因為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都不太可能在這座城市的問題上做出妥協。**儘管過去曾有努力試圖控制這一敏感地區，但這些嘗試往往會失敗。耶路撒冷這座永恆之城，自此成為持續衝突的情感中心。

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佔領激發了類似的宗教熱情，幾個月後，以色列人開始在那裏建立定居點。只有少數人預見到，長期佔領巴勒斯坦領土，將對以色列的猶太人多數地位及其脆弱的民主構成威脅。六日戰爭前的緊張局勢，以及戰爭後的無節制擴張，都缺乏合理的根據。

儘管以色列在1967年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這場戰爭只是加劇了阿以衝突中長期存在的潛在緊張關係。阿拉伯國家再次確認了他們拒絕承認以色列的立場；巴勒斯坦人對失去家園的渴望變得更加迫切。每隔幾年，該地區就會爆發新的戰爭。雙方都在盡其所能應對這一沒有簡單解決方案的局面。

埃及能在1979年與以色列達成和平，主要是因為以色列不需要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做出讓步；基於相似的邏輯，約旦在1994年也與以色列簽訂了和平協議。**在這些和平協議的簽訂過程中，埃及和約旦兩個阿拉伯國家實質上放棄了對東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地區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使得巴勒斯坦人成為了中東地區永恆的孤兒。

**▍**遏制衝突，還是等待“滅世災難”？

與本-古裏安等以色列前領導人一樣，內塔尼亞胡並不相信巴以衝突能夠得到根本解決。但**與他的前任們相比，內塔尼亞胡在衝突管理上的表現顯得尤為遜色。**為了削弱巴勒斯坦人的團結並阻止他們追求獨立，內塔尼亞胡採取了一種策略，即接受並鼓勵哈馬斯控制加沙地帶。他後來錯誤地認為，2020年通過《亞伯拉罕協議》與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建立的和平關係能夠削弱巴勒斯坦的立場。

以色列的政策中包含了一種幻想，即認為可以通過金錢收買哈馬斯領導人的方式來控制該組織：以色列因此允許卡塔爾向哈馬斯提供數百萬美元的現金，這些現金被裝在手提箱中送入加沙。以色列政府還發放了工作許可證給加沙居民，希望這種經濟激勵能夠抑制哈馬斯的活動。**這種賄賂行為反映了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長期居高臨下態度——**一種對其他民族及其情感的根深蒂固的蔑視。

**實際上，**哈馬斯使用這些資金中的大部分購買了數千枚火箭彈，定期向以色列城市發射。作為回應，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實施了封鎖，進一步加劇了加沙人民的貧困狀況。哈馬斯建立了一支戰鬥部隊，並建造了被一些專家稱為“現代戰爭史上最龐大”的地下隧道網絡。

最重要的是，內塔尼亞胡的策略忽視了哈馬斯的意識形態和情感承諾，其中一些承諾對哈馬斯成員來説甚至比生命還重要，這從該組織在去年十月及其後幾個月的暴力行動中可見一斑。以色列通過對加沙及其人民進行報復性的破壞，試圖應對這場深重的災難，但五個多月後，這場軍事行動顯然未能實現其宣稱的“全面戰勝”哈馬斯的主要目標。

阿以衝突的歷史見證了無數未能實現的和平倡議。從最初在1920年代由猶太知識分子提出的簡單“兩國方案”（該概念在1940年代再次被提出），到將約旦的哈希姆王國轉變為巴勒斯坦國的設想（這一想法自1967年戰爭以來一直被反覆提出），提議的內容廣泛多樣。多年來，人們構想了多種看似可行的兩國解決方案，理論上都試圖允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運，包括在某些情況下，對耶路撒冷的爭議聖地實行某種形式的國際監管。

數十年間，多屆美國政府都支持了這類提議，但它們往往未能超越理論階段，無論這些提議對沖突的任何一方看起來多麼有吸引力。以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提出的“世紀協議”為例，這是一項短暫的兩國解決方案，它基本保留了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定居點，並賦予以色列對這兩個地區的完全安全控制權。

然而，即便是猶太定居者也沒有支持該協議，因為它將西岸的部分地區和東耶路撒冷的一些郊區劃給了巴勒斯坦人。那個“交易”只不過是長久以來幻想的一個變種。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制定的“後加沙和平計劃”會有更大的成功機會。

2024年2月，加沙城中聯合國救濟和工程處總部旁的以色列士兵；來源：路透社

歷史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偶爾展現出至少部分妥協的意願。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平的希望似乎終於迎來了勝利的曙光：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不僅讓雙方領導人在白宮草坪上握手，還為他們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成就也未能持久。僅僅一年後，一名以色列極端分子在希伯倫的一座清真寺內殺害了29名巴勒斯坦人，引發了巴勒斯坦人新一輪的恐怖襲擊。緊接着，另一位以色列極端分子暗殺了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這與1979年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在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後被本國狂熱分子暗殺的情形驚人地相似。雙方的恐怖主義行為和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導致了奧斯陸和平進程的終結，而從後見之明來看，這一和平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有太多成功的可能性。

**這些國際和平努力的共同缺陷在於未能解決一個核心問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不接受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力量從未採取足夠有力的措施，用來阻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造成的系統性人權侵犯。

然而，衝突持續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也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義，而**是兩個民族對於一片不可分割土地的不可動搖的承諾。**這些絕對的立場已經日益成為雙方集體身份的核心，任何形式的妥協都可能被視為對民族和宗教的背叛，從而遭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要選民的譴責。

顯然，基於相互對立的國家構想所形成的存亡衝突，不可能通過雙方都不支持的宏大解決方案來終結——特別是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經歷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的背景下。然而，這樣的衝突仍有可能通過或多或少合理的手段得到處理。如果一個世紀的失敗嘗試已經表明雙方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實現最終和解，那麼加沙衝突則揭示了衝突管理不當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隨着戰鬥的結束，**進行富有創意、機智和同情心的衝突管理，**對於雙方而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關鍵。**對於美國和其他主要強國而言，不應該繼續將資源和政治資本投入到那些極不受歡迎且不可持續的和平方案上，而應該採取更多行動，以確保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能在一個缺乏和平的環境中，找到更為安全和容忍的共存方式。

在解決衝突的漫長過程中反覆失敗，已經催生了一種假設：似乎只有聖經級別的災難，才能促使雙方中任何一方重新審視他們關於國家的幻想性信念。以色列和加沙當前的事件可能暗示，雙方目前所承受的苦難還不足以引發這種反思。不過，或許也因為這種宗教性的假設本身，也並不完全基於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