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聖經》違法，可能只是美國政客在喜迎末日_風聞

文 | 方頁

在挺以色列這件事上，美國的魔幻程度已經到了讓世人無法理解的地步。蔓延全美高校的反以挺巴運動愈演愈烈之際，5月1日美國眾議院又以320票贊成、91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進一步打擊大學校園的反猶太主義行為。

該法案在擴大了一堆“反猶言論”標準外，最為魔幻的一條是“禁止提到猶太人殺死了耶穌”。幾位反對該法案的眾議院議員發推稱，根據這項法案，《新約》也成了“反猶主義”。

這項法案在美國社交網絡上引發了強烈抨擊。猶太人控制政府之類的陰謀論在美國本來就有廣泛市場，反猶意識法案一出，平常再不相信陰謀論的人也難免去想，這個國家的精英政客們是不是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以色列左右了？

西方媒體政治精英和民眾之間對以色列態度迥異，目前有很多維度的解釋。比如，猶太人在二戰期間慘遭大屠殺使得在西方反猶主義是高度政治不正確，歐美精英非常擔心反猶主義捲土重來。比如猶太資本對媒體對政治的控制等等。具體到美國，則要加上美國與以色列間的歷史和地緣政治關係，以及美國當下兩黨複雜的政治鬥爭等等。

不過，之前的輿論討論中往往忽略了一個很基礎的問題，**那就是整個西方社會，尤其美國，仍然是宗教氛圍很濃厚的世界。**畢竟從近代史以來，西方世界被賦予了科學理性自由民主等等光環，西方的知識分子，精英政客們一直是廣大後發國家們頂禮膜拜的對象。提起西方的先進性，總是言必稱古希臘文藝復興理性啓蒙。

然而現實是，即使已經是21世紀，一神教信仰在這些國家也還沒退化成單純的口頭信仰與文化習俗，仍然是社會的底層邏輯之一。與大眾相比，宗教信仰對很多政客與精英的影響更加根深蒂固，這種影響又經常會通過他們的種種觀念和決策施加於世俗世界。

其中，《聖經》中的舊約部分，也就是希伯來信仰，**對歐美世界的現代政治歷史有着深遠影響。**本次“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影響的延續。

生活於社會主義無神論環境中的普通中國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影響。正好最近聽了當代中國哲學五人談的一場討論歷史哲學的講座，啓發筆者從宗教神學角度重新思考目前以色列和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亞伯拉罕殺子：倫理斷裂與信仰超越

在當代中國哲學五人談的這場講座裏，學者丁耘引用了丹麥著名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解釋舊約中神考驗亞伯拉罕，讓他獻祭兒子以撒的故事。克爾凱郭爾認為這是人類精神超越原有以父子關係為根基的人倫秩序邁向信仰的一次飛躍：

殺親生兒子在原有的人倫秩序中是無法理解的。神固然最後沒有讓亞伯拉罕殺子，然而神的意志不可測度，不能用理性理解的神之全能，就是後來現實世界秩序的基礎。神對亞伯拉罕的這次測試象徵着人類精神的一次飛躍，是因為人類無法順着倫理生活進入信仰生活，就如人無法通過山峯進入天空，唯有生死未知的縱身一跳來實現人類精神的飛躍。

丁老師以克爾凱郭爾的“縱身一躍”來解釋存在秩序與精神飛躍之間極其緊張的關係。人通過理性推理無法進入信仰，**而接受神的意志，親手殺子，則標誌着倫理生活和信仰生活的斷裂，人類由此擺脱自然人倫走入了真正的歷史。**這就是所謂人類精神的飛躍發生在歷史斷裂的時刻。

亞伯拉罕和以撒

講座中另外一位學者吳增定也認為文明之所以成為文明，關鍵就是要突破混沌一體的非反思性的自然形態。非洲黑人沒有在思想上經歷這種歷史斷裂，所以按西方標準就沒有真正的歷史。這讓我想起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2007年達卡峯會上也有過類似的表述——“非洲人當下的悲劇在於尚未真正進入歷史……因為他們總是懷念着。歐洲人來臨前那個已經永遠失去的黃金時代“。

中西文明的分野

丁耘認為中國歷史也有類似的歷史斷裂時刻，比如説舜的父親多次聯合繼妻和繼妻之子企圖殺舜，這樣的傷害對舜一生影響重大。再比如説周公鎮壓武庚叛亂；這都是儒家的“禮”對原始人倫秩序的超越。

以前讀史記時，看到舜登基後不僅原諒了後母和庶弟，還給了庶弟一塊封地，只覺得舜的大度匪夷所思。所以一開始聽到丁耘這番觀點，把舜的故事與舊約故事相對應，以某種站在被獻祭的兒子的視角來考量人倫超越，筆者還覺得蠻有趣的。但後來經過一些思考推敲，就覺得這組對比並不能站住腳。

尤其聯想到近代以來宗教神學對歐美現實政治的影響以及當下以色列和美國的所作所為，就覺得中華文明與舊約一神教文明在內核上是有根本分野的，而且分野可能就在這兩個不同路徑的“超越”之上。

首先，克爾凱郭爾將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稱為“信仰之躍”是基於某種歷史背景設定，即殺死兒子的做法按照當時的世俗倫理完全不道德，無法用理性證明，唯有對上帝無條件的信仰才能接受殺子。

但在舊約的時代，殺親子是否像近現代西方人感受的那般那樣驚世駭俗，可能值得質疑。因為舊約裏就有燒死親子祭祀的描述：

“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十七年，猶大王約坦的兒子亞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歲，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衞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卻效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華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兒子經火，並在丘壇上、山岡上、各青翠樹下獻祭燒香。（列王記下16:3）。”

**十九世紀哲學家所理解的精神超越在舊約成書的時代很可能並不是一個在倫理上極其撕裂的事件。**我們在中國先秦諸子的著作中，也能夠找到今人看起來匪夷所思的殺子事例，比如説《列子湯問》中的記述“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吃掉長子如此可怖的事，寫作的語氣卻極其平淡，且給出了一定程度的合理化解釋：吃掉一個，後面的弟弟妹妹們就好養活。

這段關於喪葬民俗的討論，結束於“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多元的人倫習俗對應着多樣的理政模式，無需驚詫。其實舊約裏耶和華對亞伯拉罕的試探，也藴含着類似犧牲長子可保多子多福的”理性”反饋，耶和華曾應許亞伯拉罕，會使亞伯拉罕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21:12；26:4）。

“奉獻以撒”

再則，拋開史實或者説舊約寫作年代的人倫日常不談，克爾凱郭爾的“信仰之躍”和丁耘提出的中國歷史中超越原始倫理的重大事件也很難相提並論。中國思想的一切考量都圍繞着人本身，關注人倫概念的內在演變和擴展，而克爾凱郭爾超越論的基礎是事先設定了有超過人的絕對意義上的意志存在。

在中國思想中，人之惡只能通過人之善來消除。而在克爾凱郭爾的世界裏，意志的絕對性事實上消除了善惡的絕對性。在克爾凱郭爾看來信仰與理性無法調和，“正因為荒謬，我才相信”。作為神學家，他説過“我所寫的全部著作都應從作者篤信宗教這一觀點來理解”。

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裏，上帝和理性可以協調意志。而克爾凱郭爾在根本上拋棄了理性，他的哲學也由此影響了諸多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家。日常的直觀存在，生命的情感本能都可以通過“信仰之躍”來加以徹底否定，而這種否定，在全面拒絕理性的同時，卻又借用邏輯的工具來合理化一切可能的“荒謬”。

美國反對美國，或者希臘反對希伯來

上面提到的這場講座中，與會各位老師都提到他們近些年以來對歷史哲學的關注，我想這是因為全人類又一次進入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時期，而二十世紀以來哲學思想發展的停滯，讓宏大敍事在當下所面臨的巨大變革前顯得越發無力。

中國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於西方思想的借鑑和學習多基於希臘文化之上，即以堅定的理性信念去設計，改造現有的社會結構，在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保障人的自由和權利，強調法治為根本理政原則。這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對現世的關注在精神上高度契合。

然而我們對於西方的理解，很少放在希伯來信仰文化背景下加以思考。對於西方文明裏，來自希臘理性精神和希伯來信仰文化兩個傳統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沒有足夠的理解。

眼下在美國校園裏風氣雲湧的學生反對加沙大屠殺運動，在表面上看是包括左翼猶太人在內代表正義的學生和教職工，反對與以色列狼狽為奸的美國政府，是美國社會內部的撕裂，是美國反對美國。但從理念深層去分析，我們看到的有沒有可能是希臘在反對希伯來？

我們眼下所見證的發生在加沙的這場人道主義危機其實也是一個信仰和倫理斷裂的例子。它發生在一個面積三百六十公里的圍城之中，和二戰以來任何一場衝突都不同：

加沙人無處可逃，以色列人控制了進出加沙的所有口岸，控制了所有糧食和藥品供給。在七個月的時間裏，以色列軍隊一共投下七萬多噸炸藥，摧毀了接近百分之七十的民房，所有的大學以及大部分醫院。至今有三萬四千名平民死亡，其中有一萬五千個兒童。去年十月衝突爆發前，加沙一共有五萬名孕婦，七個月之後，只有兩萬名嬰兒出生。平民傷亡比例不但驚人，而且手機的普及使得社交媒體可以日復一日地以圖像視頻的方式記錄傳播以軍的暴行。

與過往的衝突相比，加沙發生的血腥屠殺對公眾感官的刺激程度，持續時間和強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讓公眾在每日面對無休止的，任何國家國際組織都無法阻止的屠戮前所產生的無力感也是前所未有的。

與地球上其他地區近期發生的武裝衝突相比，俄烏戰爭的雙方傷亡數字更大，但是絕大多數發生在戰場上，事關雙方的軍事人員，所以在公眾視野中更多屬於一場地緣政治危機，而非人道危機。反映在社交媒體的討論空間裏，當以色列對加沙的地面進攻開始之後，公眾主流意見就從十月七號後對哈馬斯恐襲的震驚和譴責逐漸過渡到對傷亡平民的同情，並隨着一次次停火談判的失敗和以軍殘暴報復行動的曝光，發展到了對以色列越來越強烈的譴責。

大多數同情加沙人的普通民眾對加沙屠殺的評判標準簡單且直接：**幼童無辜，以消滅恐怖分子為名義對平民進行無差別的屠殺，則喪盡道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美傳統媒體的報道，報道平民傷亡的新聞並不少見，但是主流觀點是以色列有權對加沙發動進攻，保護自身安全，戰爭中平民傷亡並不罕見等諸如此類。

而且對於以色列變本加厲加重加沙地區人道危機的種種暴行，主流媒體彷彿無動於衷，始終強調以色列剿滅哈馬斯的正義性，以色列的錯誤僅在於對於平民的保護做得不夠。七個月以來，在歐美髮生的反對以色列暴行的抗議活動，主流媒體在報道中，習慣性突出個別極端的標語，強調反猶主義的性質，以此來取消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正義性。

除了愛爾蘭西班牙和北歐以外的西方國家，在對以色列的立場上高度一致，一面支持以色列繼續打擊哈馬斯，並出售武器，一面對加沙平民傷亡表示關注。但是，至今未對以色列採取任何制裁。

近日，當國際刑事法院即將對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之際，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我們曾經與國際刑事法院在烏克蘭，達爾富爾，蘇丹等國合作過，但是在以色列問題上，國際法院沒有管轄權。“美國國會更是進一步表示，一旦國際刑事法院對內塔尼亞號發出逮捕令，就將對作出決定的法官發起制裁措施。

猶太人建國，末日信仰的必要環節

就像文章開頭提到的，公眾輿論很容易忽視希伯來信仰對於歐美政治的影響，更忽視了以色列建國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關係。以色列的建國曆程，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有非常鮮明的神學色彩。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並不是由猶太教內部發展而成的，它是十七世紀新教舊約福音派影響下的產物。

一五四三年的主教會議後，天主教放棄了末世論。主教們認為末世審判固然是聖經的重要部分，末世可能會到來，但是宣告末世到來，為末世到來創造條件已經不再是教會的工作重點。在此同時，與天主教爭鋒相對的新教徒則將末世學説發展為新教教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十七世紀後，新教內部產生一個重要舊約福音教派“完成聖經預言派”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Scripture Prophecies)。該教派認為末日的來臨是佳事，因為末日來臨伴隨着耶穌的迴歸，信徒們將跟隨主安享千年安康。

“人類補完計劃”聽起來可比這靠譜多了

**在末日來臨之前的一系列準備中，所有猶太人都將回到他們的聖地耶路撒冷，這是迎接末世不可或缺的一步。**包括完成聖經預言派在內的舊約福音教派在新教內部影響極大，一直持續至今。（關於舊約福音派方面這裏只能簡略介紹，以後有機會再開篇文章聊聊）

到了十九世紀，希望獨立建國的猶太民族主義者接納了這套猶太人全體迴歸耶路撒冷以準備迎接末世的理論，並以此動員組織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這便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開始。

在當時，猶太復國主義與正統猶太教之間在迴歸巴勒斯坦問題上有着尖鋭的矛盾。根據猶太教義，在先知摩西迴歸之前，猶太人不能成立自己的祖國。但是隨着十九世紀末沙俄帝國內大規模排猶運動和歐洲各國的反猶事件頻發爆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猶太族羣內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一九一七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在給羅斯柴爾德男爵的一封信中宣佈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成立“猶太人之家”，這在歷史上被視為以色列建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英國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國，一方面出於地緣政治考慮，一戰進行到了後期，奧斯曼帝國土崩瓦解，英國需要在近東通過扶持猶太復國主義者來攫取利益。另一方面，貝爾福本人是一個非常狂熱的福音教信徒，堅定地相信讓猶太人迴歸聖地是末日計劃的一部分。

貝爾福宣言

英法兩國的外交檔案裏都有這樣一段記載，法國駐英大使保羅.甘本Paul Cambon與貝爾福，一九二零年在倫敦會面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甘本問貝爾福：“您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這不是在宣示末日降臨嗎？”貝爾福回答：“是啊，可那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啊。”

這樣癲狂的對話在史料中不是孤例。

一九四五年，杜魯門接替羅斯福成為美國總統。杜魯門是來自美國南方所謂聖經地帶（Bible Belt）的虔誠新教徒，常常在發言中引用舊約段落。

鮮為人知的是，在猶太人問題上，杜魯門相信自己是新的居魯士大帝。公元前六世紀，波斯帝國的創立者居魯士大帝攻佔巴比倫，釋放了猶太人，使他們在公元前537年重返耶路撒冷，重建聖殿。1948年，以色列正式建國，杜魯門總統在以色列二戰後建國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以色列成立後，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以色列大拉比在1948年拜訪杜魯門以表示謝意。大拉比對杜魯門説“您還在母親肚子裏的時候，主就已經決定了您的使命，您將成為新居魯士大帝”。杜魯門聽到此話，感動地嚎啕大哭，他回答：“我對自己命運的猜想竟然是真的。”

杜魯門卸任總統後，有一次拜訪紐約猶太會堂時，猶太信徒對他幫助以色列建國表示衷心的感謝，然而杜魯門的反應出人意料，他極為憤怒：“幫助什麼？我就是居魯士，我就是居魯士。”

幫助這個動詞潛在的涵義是杜魯門推動以色列復國進程是一種理性考慮後的選擇，而杜魯門認為自己所作所為不能只用理性來衡量，這是遠超理性的更高精神層面上的意志顯現。猶太人如果只是感謝他的“幫助”，那麼就是在玷污神聖的信仰。上帝通過選擇杜魯門成就了以色列，而杜魯門的意志不屬於他自己，杜魯門是居魯士，是神顯。

美國對以色列政策裏的底色是末世召喚

以色列政府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言，或接受媒體受訪時每每引用舊約來證明生活在聖經的土地上是他們的神聖權利，這往往會讓世界各國的民眾感到十分癲狂。然而這些發言的目標觀眾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禮拜日在教堂裏聆聽聖經故事的西方政治精英。

以色列人希望不斷地通過引用舊約來提醒有基督教背景的精英羣體——和他們的信仰相比，巴勒斯坦這片土地的歷史以及土地上活着的人，無論是猶太人或是巴勒斯坦人，他們的日常生活，喜怒哀樂，只是一種較低層面的“現實”，是哲學或是神學意義上需要超越的倫常。

當下，美國大學生支持巴勒斯坦的運動導致美國國會通過的“反猶太主義意識法”，引起輿論嘲諷和抨擊。根據這項法律，宣揚猶太人殺死了耶穌也可被認作是反猶而獲刑。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認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嚴重侵犯，何況猶太人殺死耶穌在新約中有多處表述，美國又是一個以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然而，美國對以色列政策裏的底色是舊約，是末世降臨，是末世召喚，言論自由在信仰面前是可以甚至必須拋棄的倫常。

很多人覺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處理加沙問題上毫無下限，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行之，恨不得國際刑事法院早日下逮捕令，早日繩之以法。然而，內塔尼亞胡很可能是以色列政府中最不魔怔的少數幾個人。以色列媒體最近多次報道，政府和議會有一羣人不斷要求戰時內閣儘快入侵拉法地區，並將戰爭擴散到黎巴嫩，伊朗。因為唯有戰爭不斷升級，才能讓世界末日儘快來臨，從而讓救世主早日回到耶路撒冷。

在我們經歷的這場百年唯有的大變局之中，巴以問題很可能是這場大變局的棋眼，因為沒有其他任何一場衝突能夠像巴以問題這樣全方位地展現着文明之間和文明內部在價值觀上的撕裂和衝突。

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用比較長的篇幅討論歷史哲學中的倫理與信仰斷裂，信仰飛躍等概念，是想説明歷史哲學只有在歷史的考量才能彰顯它的意義。拋開史實不談，在概念層面建構信仰飛躍，超越日常人倫可以做到精巧奇妙，引人遐思。然而回到史料之中，當我們看到信仰怎樣滲透到了那些決定千萬人命運的領導人決定時，人道準則，外交談判，國際組織這些承載着人類理性努力的建構何其脆弱？

信仰的飛躍是哲學史上一個重大命題，本文僅限於表達一些非常粗淺的想法。然而面對事實，面對歷史中“神性”荒謬對日常現實的粗暴踐踏，我還是不禁要問一句，所謂的歷史超越，到底是不是一種話術？

也希望以加沙悲劇為契機，國內人文研究者不必總是焦慮無法以平等的姿態融入世界歷史，強行在本土文明中“挖掘”能和西方“匹配“的元素，而是真正站在中西曆史與思想資源的地基之上真正做出超越性的批判與思考，為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危機找到新的思考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