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目驚心！美國涉猶法案，勾起了中國人那段不堪回首的回憶_風聞

當美國大學生的抗議活動正在星火燎原的時候，美帝再次展現了其統治力的強大，眾議院於5月1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如破竹，通過了一項猶太人保護法案。

這件事再次刷新了我們對美帝的認知。縱然主席説過美帝是紙老虎，但必須得承認紙跟紙是不一樣的，有的紙是牛皮紙，有的還加了厚，有的覆了雙層膜，有的可能還擦過屁股。

美帝這個紙老虎一定是特殊材料經過特殊工藝加工而成，看上去鬆鬆垮垮，其實結實得很，關鍵是什麼屁股都能兜得住（包括拜登的屁股），無懼幹稀，都不側漏。

就拿這項猶太人保護法案來説吧，對拜登政府來説簡直是一場及時雨。那感覺就像正想竄稀，突然發現沒帶紙附近也沒廁所。絕望之中，有人卻給自己裹上了紙尿褲。

美國的眾議院目前由共和黨控制（共和黨222：213領先），按説拜登是個蹩腳總統，一般情況下，共和黨控制下的眾議院，一定會想方設法給拜登政府設置重重障礙。

但是在平息大學生的抗議活動上，眾議院竟然高度配合拜登政府，以320:91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讓拜登政府鎮壓學運更加有法可依。

這個效率在美國是難以想象的，2021年在南海撞山的康涅狄格號核潛艇還沒開始維修；3月26日被撞的巴爾的摩大橋，一個多月了才剛剛清理出航道，事故船還沒拉走，完全修好可能要十年。

這個法案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其內容，竟然從法律上規定了猶太人和以色列在美國享有至高無上和不容置疑的地位。

比如該法案規定，不允許對猶太人進行“妖魔化”的指控，不得宣傳“猶太人掌控了美國媒體、經濟和政府”。然而這一條款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變相承認了這些事實。

該法案規定，不得指責猶太人和以色列在中東針對其他民族搞“恐怖襲擊”、“種族滅絕”和“大屠殺”，不得指控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是一種“種族主義”行為。

該法案規定，不得指責猶太人“更忠於自己的種族和以色列”，不得指責猶太人抱團取暖，而不是融入所在國的民族和社會，不得指責猶太人熱衷於捍衞“猶太人的利益”，而不是捍衞所在國的利益。

更離了個特朗普的是，不得用《聖經》新約的神話故事來“醜化猶太人”，比如説猶太人殺死了耶穌。這下就搞笑了，耶穌成了哈馬斯，聖經搞不好在美國會成為反動書籍。

有一説一有一萬説一萬卡爾馬克思自己是猶太人，但他對猶太人評價挺客觀的，也十分到位。

他説：“猶太人的世俗道德觀就是自私自利，他們的世俗信仰就是討價還價，他們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錢。猶太人的真正上帝是匯票。”

也因為這句話，卡爾馬克思跟耶穌一樣，搞不好也成了哈馬斯了。怪不得美國反對共產主義呢，原來是因為馬克思得罪了猶太資本。

還有，批評以色列政府現行政策、將以色列暴行與納粹相提並論，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使用反猶主義相關的符號和圖像來描述以色列或猶太人，都會被扣上反猶主義的罪名。

事實上這個離譜的法案，這麼高的眾議院支持率，説明了猶太人已經控制了美國的精英階層，已經實現了對美國全方位滲透和控制，成了美國隱形的太上皇。

從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説，美國已經接近亡國了，至少是已淪為半資本半殖民地社會，白宮和國會，已淪為了猶太人統治美國的工具（晚清民初的即視感）。

美國缺的不僅僅是五四運動，還缺義和團，缺太平天國，缺虎門銷煙，缺中務運動，缺辛亥革命，缺《吶喊》《狂人日記》，缺《猛回頭》《警世鐘》——

“這美國，哪一點，我還有份？這國會，原是個，名存實亡。替猶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白人，拱手投降……”

雖然這則法案，只是在眾議院通過了，參議院和總統簽字的流程還沒走，但也只是走個流程。因為美國社會已經被猶太資本滲透得萬劫不復了。

大家可以看一則拍攝於2023年底的視頻，感受一下美國在涉猶太人、涉以色列、涉巴以問題上的輿論氛圍，已經極度不正常。

超級學爸蛋總，贊109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校長，被學生問及巴勒斯坦人是不是人這個簡單問題時，他竟然開始閃爍其詞。不想回答或者不敢回答也就算了，他居然認為學生是在威脅他。

無獨有偶，眾議院於4月16日，以377票贊成44票反對，通過了一項法案，公共場合説“從河流到海洋，解放巴勒斯坦”這句話可能會被逮捕。

因為國會山的老爺們認為，這句話是大逆不道的反猶口號。為啥説大清正宗在美帝？畢竟文字獄玩這麼溜的，除了大清就屬美帝了。

一個國家通過法律和政治文件，不允許國民批評另一個國家和民族這種荒唐事，中國歷史上也曾經發生過。回顧我們國家這段最黑暗、最無望的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世界。

近代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就是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暴露出侵略擴張的野心，甲午戰爭只是第一步而已。從此以後鯨吞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後不久，就主持召開了研究積極侵華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後向日本天皇遞交了書面報告——《田中奏摺》。

其中提到：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該奏摺一經披露，立刻引起了世界譁然。雖然日本從一開始就否認《田中奏摺》的真實性，但此後日本的侵略行動，與該奏摺的戰略規劃幾乎分毫不差。

從1927年日本加快了蠶食中國的步伐——1928年4月17日，日軍強行登陸青島，5月3日又在濟南屠殺了上萬中國人（濟南慘案或五三慘案）。

慘案發生時，常凱申裝備精良的十萬大軍就駐紮在濟南城外。蔣介石不但見死不救，反而下令北伐軍繞道北上，同時還答應日本，禁止一切反日宣傳。

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炮製了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燬，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羣龍無首的局面，藉機佔領東北。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燬了南滿鐵路，然後嫁禍給中國軍隊，並以此為藉口炮轟東北軍北大營，這就是九一八事變。幾個月後，東北全境淪陷。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突然夜襲上海閘北，製造了“一·二八事變”。蔡廷鍇、蔣光鼐率領的第十九路軍進行了英勇抵抗，打退了日軍多次進攻，斃傷敵軍萬餘人。

然而常凱申卻無抗戰決心，希望能及早結束淞滬戰爭，因此一邊寄希望於歐美列強調停，一邊另闢蹊徑派何應欽悄悄直接與日媾合。

最終常凱申答應了日本多項無理要求，換取了日本的《淞滬停戰協定》。其中包括，中國放棄了上海至蘇州、崑山一帶的駐兵權，上海非軍事化，而日本則可在上述地區駐留若干部隊。

此外國民政府還承諾，取締反日宣傳和反日言論。浙江省主席張難先，就是因為“侈言抗日”於1932年5月被貶的。被貶後，他回到老家沔（miǎn）陽當起了縣長秘書。

1933年元旦，日軍向山海關發起進攻，中國守軍奮起還擊，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在喜峯口和古北口給了日軍沉重打擊。

然而由於常凱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長城守軍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奮戰兩個多月後傷亡慘重，至5月被迫撤離長城各口，熱河省淪陷，造成日軍包圍平津的態勢。

1933年5月，常凱申派代表熊斌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進行談判，簽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這份協定是日方提供的，不允許修改一字，並且要求中方在一個半小時內答覆。

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的天羽英二發表了一則聲明（天羽聲明），聲稱中國必須和日本一同努力完成所謂東亞和平與秩序的使命，不得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云云，反映了日本企圖獨佔合眾國的野心。

1935年1月4日，日本關東軍在大連舉行會議，討論擬定侵華計劃。隨後不久，日本策動了察東事件，企圖進一步蠶食華北。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你猜怎麼着？1935年6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佈了《敦睦邦交令》，強調對日本“務敦邦誼”，禁止發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愛國言論，禁止組織抗日團體，“如有違者，定予嚴懲”。

這個有多荒唐？當時台灣早已割讓，東北和熱河已經淪陷，河北省東部也已經非軍事化了，華北五省危在旦夕，常凱申竟然發佈這樣的命令，嚴禁反日言論和反日活動。

除了取締抗日團體，《敦睦邦交令》還成了日本侵略的重要工具，也成了套在國民政府各級官員頭上的“緊箍咒”。日本以此為工具，威逼國民政府撤換有抗日傾向或者對抗日活動取締不利的官員。

1935年9月，武漢舉行了防空展覽，場地之一位於武漢警備旅司令部鐵紀兵營。結果9月17日，日本駐漢口的總領事通知武漢警備旅旅長葉蓬，要求立即會面。

結果他們是來告狀了，理由是警備旅的某處懸掛有排日圖畫，射擊場有“復仇”二字，且人形標的上有日帝國××字樣，而葉蓬則表示保證沒有。

然後日本總領事三浦義秋堅持認為有兵營裏反日言論，並且指出，只需承認有此事實便無問題，否則事態嚴重。隨後他們還惡人先告狀，在漢口的日文報紙上報道了這個子虛烏有的事。

事情越鬧越大，釀成了所謂的外交事件。日本總領事拿出了《敦睦邦交令》，要求葉蓬下台。十幾天後（10月2日），常凱申發電湖北省主席，表示葉蓬被停職或免職均可，最後葉蓬真就被免職了。

總之，在葉蓬事件中，《敦睦邦交令》大顯神威，國民政府上下官員都明白了一件事，就算你再聽黨國的話，再努力工作，只要沒把日本老爺伺候好了，也白搭。

只要日本老爺不高興，隨時可以用《敦睦邦交令》讓你就能讓你下崗。《何梅協定》談判過程中，日本要求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天津市長張廷諤、天津市公安局長李俊袞，依據的也是《敦睦邦交令》。

張學良也因此感慨：我方官吏之任免竟受外人之支配，而官吏中之奉公守法者縱能忠直供職，亦竟無以自全，誠恐一般官吏將趨入媚日之途，影響所及，至為重大，國家前途，勿堪設想。

《敦睦邦交令》發佈後，處在半自治狀態的兩廣，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文件的“重要歷史意義”，所以沒有立刻跟上常凱申取締抗日言論的步調，結果遭到了日方的責問。

日本駐廣州領事直接照會兩廣當局：曾否接到中央《敦睦邦交令》，何以仍有排日言論。兩廣當局感到十分錯愕。

《敦睦邦交令》之後，大量親日、媚日分子甚至漢奸走上國家重要崗位，這使得全面抗戰開始後大量漢奸能夠“無縫銜接”粉墨登場。華北戰場竟至一潰千里，速度超過以“不抵抗”聞名的九一八。

《敦睦邦交令》頒佈之後，國民政府幹部的任免受到極大影響，而媒體宣傳也受到很大幹擾。由於不允許出現抗日反日排日的字眼，所以日本只能用××或者〇〇，亦或是囗囗代替。

大家看1936年11月25日上海發行的《良友》報，正文中“西安抗日情緒”只能變成“西安抗×情緒”，“立即發動抗日戰爭”只能變成“立即發動抗×戰爭”（左上角是照片）。

七七事變發生後，全面抗戰開始，但是國民政府並未對日宣戰，《敦睦邦交令》也並未失效，所以當時的報紙上全是××〇〇，本來是讓人熱血賁張的抗日戰報，弄出了《廢都》的感覺。

比如關於七七事變的報道，趙登禹身中三創猶復大呼殺囗囗。這裏的大呼殺囗囗，實際上指的是殺××，也就是殺〇〇。

1937年淞滬會戰時，謝晉元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可以説是驚天地泣鬼神，但出現在報紙上，只能説他們是抗×英雄。1938年淞滬一週年紀念時報紙上常公還在××〇〇。

由於英國也對日綏靖，所以也對香港反日言論進行了管制，但由於香港文化官員漢語水平太低，無法對中文媒體進行有效管理，於是致函國民政府要求予以協助。

國民政府就選派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前往，結果香港的中文報紙成了下面的風格。比如這篇社論，能從頭一直××〇〇到天亮。

1939年08月01日香港工商日報有這樣一篇報道，××殘殺下，南鵬厲症流行，×拒給醫藥死者日多。陽江南鵬島，×兵減至僅得數十，唯唆使漢奸驅策我民眾日夜採鎢，無時刻停息……

就這樣，日機變成了×機，日艦成了×艦，我日雙方變成了我×雙方，敵我情勢成了×我情勢，中日關係變成了中×關係。

不遵守這個敦睦邦交令行不？在邊區可以，在國統區風險很大。1935年7月9日，《新生》週刊主編因登載涉嫌辱日文字而被判入獄1年零2個月。

1936年《社會生活》，第一卷第一期38頁刊載：國民黨控制下的上海市公安局請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配合，查抄救亡刊物若干……

《現實》，第一卷第三期第二頁記載：“……派市黨部查抄救亡刊物三十餘種”。當然，查抄已經算是常公如天之仁了，如果執迷不悟，牢獄之災是免不了的。

總之，常凱申治下的國民政府，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滲透得體無完膚。全面抗戰都打響了4年了，報紙上還是一片××〇〇，荒唐至極。

所以越來越認識到，多虧中國出了個偉大教員，多虧了中國共產黨，僅僅用了28年就把中國從亡國亡種的邊緣給搶救回來了。

再看美帝，竟然也開始了常公一樣的微操，通過立法禁止批評猶太人，禁止批評以色列，反映出美帝精英階層早已經被猶太資本所控制，淪為了以色列的殖民地。

從此起彼伏的大學生抗議活動來看，美國的普羅大眾正在覺醒，他們與美國精英階層的矛盾將會日漸加深。當矛盾不可調和時，只有通過革命來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