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幽靈”的“中國產能”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未來｜獨思錄 x 鄭永年_風聞

第11錄 編者按

產能改變世界。沒有足夠的產能，何以改變世界？

本文通過分析中西方在處理各國經濟關係上的差異化處理，有力地反駁了西方對中國產能過剩和政府幹預的指責，揭示了西方虛偽和短視的一面。從全球經濟治理的最基本問題出發，鄭永年教授回顧了“大不列顛治世”和“美利堅治世”引領下的全球化浪潮。他強調，儘管全球化需要資本作為動力，但不能指望資本自發形成治理體系。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是國家間的經濟關係，正是由於政府的捲入，地緣政治不可避免。因此，貿易全球化從一開始就具備地緣政治性質。

隨着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變得不可或缺，作者提出，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有能力實現凱恩斯平衡模式的國家，當代中國儼然一個“新版本的漢朝”，“中國治世”未來可期。

01****經濟失衡問題

中西方治理理念大不同

在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批判和攻擊中國“產能過剩”的時候，**德國《新蘇黎世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認為西方抱怨中國產能過剩既虛偽又短視。****該文章仿照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説，“一個新的幽靈正在徘徊。它的名字叫‘中國產能過剩’”。**文章是西方一些國家對華複雜心態的表露，折射出人們對今天全球經濟治理感受到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對未來的嚮往。

的確，今天由二戰之後確立起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和考驗。地緣政治、經濟民族主義和大國內部政治等要素交叉影響，似乎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在上一波被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稱之為“超級全球化”的影響下，今天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是相互依賴的，甚至是相互嵌入的，所有國家的經濟都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儘管比較而言，一些國家較之另一些國家更深度地嵌入世界經濟，但很少有國家可以不與其他國家交往而展開貿易活動。

經濟學家彼得·特朗和戴維·瓦因斯指出，“外部交往的需要使每個國家都有義務參與到世界經濟的一般模式中。當某一國家的國內或國外出現問題時，它就需要作出內部調整以適應新形勢。這些調整就會改變該國的對外關係，從而迫使其他國家也作出相應的調整”（Peter Temin and David Vines, The Leaderless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中譯本：李丹莉、韓微、馬春媛譯，《無霸主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體系的崩潰和重建》，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3頁）。也就是説，牽一髮動全身，這也就是為什麼任何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全球經濟的治理，況且現在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的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

(英) 彼得·特明, (澳) 戴維·瓦因斯：《無霸主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體系的崩潰和重建》，中信出版集團（圖源：Amazon）

**沒有人會懷疑，國內經濟形勢和國際經濟形勢是交織在一起的。問題在於當國內和國際經濟失衡的時候，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中國和西方的理解是不一樣的。**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認為，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是由各國經濟組成的總和，世界經濟的失衡也是各個國家內部經濟失衡的結果。**因此，要解決世界經濟失衡的問題，首先就要解決各個國際內部的失衡問題，但我們的觀點並不能讓西方所接受。西方怎樣看這個問題？這裏再引用上述兩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認為，“**一系列國家內部問題只有在理順世界經濟問題後才能得到解決。國際（外部）問題不解決，國內（內部）經濟問題就不可能解決。**除非主要國家之間的貿易失衡有所改善，那些不幸的國家的債務額度能夠為投資者所接受，否則各國自身的經濟將難以恢復”（同上書，第2頁）。

西方這裏所説的“主要國家”指的是大國或者大型經濟體。他們下面一段話説得更是直接：“現代世界經濟不時出現的崩潰現象是由於缺乏國際領導者導致的。**一個霸主國家的存在有助於促進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維護甚至是恢復經濟繁榮。當沒有國家作為霸主存在時，全球就會爆發經濟危機。**大英帝國霸權的瓦解以及美國未能及時接手導致了大蕭條；美國世界影響力的流失及其在世界舞台上接班人的缺失導致世界經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復甦乏力，未來威脅因素總多”（同上書，第2頁）。

的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都非常熟悉西方的**“霸權穩定論”，該理論認為，無論是全球化的推進還是維持，大國都負有主要責任，沒有大國的推動就不會有全球化；沒有大國的積極參與，就很難維持全球化；一旦主要大國缺位，全球化就會衰落。**在這裏，“全球化”本身被視為一個國際公共品。與較小的國家相比，大國必須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而較小國家通常會選擇“搭便車”。更應當強調指出的是，一旦世界經濟失衡，較小國家是沒有任何能力來解決外部問題的。經驗地看，較小國家要不成為犧牲品，要不成為較大國家的依附者、隨波逐流。

02**“全球化”一開始就**

帶有地緣政治性質

 “霸權穩定論”告訴人們什麼？**無論是要解釋全球經濟的現狀還是要預測其未來，人們必須回到通常所説的“全球經濟”的起點，回答一些最基本的原始問題。**當人們説“全球經濟治理”時，這一概念包括三個部分：經濟、全球、治理。就是説，經濟具有了全球性，而具有全球性特點的經濟需要全球性治理。

因此，人們至少需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誰的經濟？全球化是誰的需要？如何實現全球性？誰來維持全球化？全球化是如何失衡的？誰來修補全球化？誰來重塑或者重建全球化？

人們要討論的是促成具有全球性質的經濟活動的主體。一般地説，經濟的主體是商人或者企業家，或者簡單地説——資本。但是，政府從一開始就是經濟活動的內在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傳統社會所進行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活動不以交易為目的；同樣，傳統“地方化”或者“區域化”的市場交易也很難導致全球化。**全球化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關。實際上，最早形式的“全球化”發生在帝國之內，例如羅馬帝國和中國的漢帝國，再次是發生在帝國之間，例如漢帝國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後，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才有了今天人們稱之為“絲綢之路”的跨帝國貿易。**蒙古帝國的建立有效促進了當時的“全球化”，儘管帝國的目的並非是貿易。

歷史上的河西走廊（圖源：紀錄片《河西走廊》）

如果説，帝國的主要目的並非貿易，但近代民族國家產生之後，各國政府的經濟責任越來越明顯。近代主權國家的標誌是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從封建到統一。儘管今天人們還在討論歷史上出現的各種貿易方式，但也要意識到，**近代之前並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傳統貿易和近代以來的全球化並非同日而語。最為核心的區別在於經濟學家們所説的“比較優勢”。**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比較優勢是一種自然的比較優勢，完全由地理環境決定的比較優勢。**但在工業化之後，比較優勢就不再那麼自然了。比較優勢成為了一個複雜的系統，包括傳統生產要素、技術進步、企業經營方式、國家的產業政策等等。****也就是説，一國所能具有的比較優勢中，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正是因為政府的捲入，地緣政治不僅不可避免，而且使得貿易具有了地緣政治性質。

今天，當我們説“全球經濟治理”的時候，沒有人會指望資本本身能夠建立起一個治理體系來，**儘管資本是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就我們這裏所説的國家間的關係，或者代表主權國家的政府之間的關係而言，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就是國家間的經濟關係。**而如上所説，這種經濟關係是地緣政治的直接反映。問題是：誰來治理？

03**“不列顛治世”vs****“美利堅治世”**

近代以來，**就全球化來説，我們已經經歷了兩個時代，即不列顛治世和美利堅治世。**我們可以看看兩者的情況。

**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是指歐洲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1815年至1914年）整整一個世紀，在大英帝國全球性霸權控制下維持的和平時期。**因為這段時期歐洲比較少出現大規模動員的戰事，因此被稱為不列顛治世。

人們通常認為，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標誌着不列顛治世的開始。自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英國開始成為歐洲海軍強國的一員，並着手開闢通往美洲的貿易航線，開始在海外建立其殖民地。在七年戰爭中（1754-1763），英國打敗法蘭西王國，取得了大片美洲殖民地，確立了其在該地區的霸權。但於美國獨立戰爭中被法美同盟擊敗，損失了其在美洲的十三州殖民地，後來英國在拿破崙戰爭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歐洲的勢力。工業革命後，英國成為了經濟強國，並開始參與遠東貿易事務。

**維多利亞時代中後期至愛德華時代是大英帝國的全盛時期。**帝國的勢力從英倫三島一直延伸到各大洲，遠東的英屬香港、英屬緬甸、英屬馬來亞及英屬新加坡；非洲的岡比亞、烏干達、肯尼亞、南非及尼日利亞；北美的紐芬蘭及加拿大，還有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馬耳他以及無數島嶼，都曾經是帝國的領土。由於其領土覆蓋了地球上全部24個時區，故有“日不落帝國”的稱號。這段在英國霸權控制下維持國際秩序的時期，被稱為“不列顛治世”。

1883年（維多利亞時代）繪製的大英帝國全球版圖地圖，大英帝國佔有的領土以紅色標記（圖源：Getty Images）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普魯士王國在擊敗法國並統一德意志後成為歐陸第一強國，隨後德意志帝國和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快速崛起，英國的絕對優勢地位被削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列顛治世宣告結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世界秩序無限混亂。

不列顛治世之後是美利堅治世。**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是指在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延續至今的因為美國享有主導全球的勢力優勢而產生的世界相對和平的時期。**二戰期間戰爭對生命、基礎設施和資本的毀壞，舊世界幾乎被毀滅。美國自己則擺脱了戰爭，其國內基礎設施幾乎毫無損失，其軍事力量空前強大。1945年，美國經濟繼續擴張，佔全球工業總產值的一半，擁有世界80％的黃金儲備。

在國際層面，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有效重建了西歐經濟。美國更以佔領的方式，重建了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同時，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和蘇聯競爭，向更多的國家開放市場，使得更多的國家受益。二戰後，西方主要國家之間沒有發生武裝衝突，即使在公開衝突、代理人戰爭中也沒有使用核武器。美國等大國也建立了聯合國系統，通過聯合國系統幫助維持國家間的和平。

**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在軍事和政治影響力上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對手，**加上保持開放的國內和全球化市場，極力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優勢，而且盡力從地緣政治層面保持強勢美元作為世界級的儲備貨幣，這使其在幾乎所有領域擁有壓倒性的優勢。

紐約證交所門前的華爾街指示牌（圖源：路透社）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則表明美利堅治世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如果不是説這一治世秩序開始被終結。美國既沒有能力阻止內部金融危機的發生，更沒有能夠防止金融危機的國際化。**全球金融危機被廣泛地視為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產物。如同其他西方國家，美國一直把這種失衡視為是外部因素所產生的。因此，**美國統治階層從來就沒有反思自己內部政策是如何導致這種失衡的，而把主要責任歸於中國。這也就是自特朗普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戰的理論根源。**因為中國經濟的韌性，美國沒有能夠如期所設想那樣，讓中國屈服。因此，**美國把貿易戰和地緣政治關聯起來，企圖把中美經濟之爭轉型成為中美地緣政治之爭。

儘管大國的興衰是常理，但大國治世的方式不同，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也不同。這裏可以比較一下不列顛治世與美利堅治世之間的差別。

放任自由思想產生於英國，英國也把此思想應用於處理其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在大英帝國內部，“自由貿易”已經不成問題。所謂的“自由貿易”只是就英國而言的，即所有英國的殖民地必須“自由”地與英國貿易。英國實行的是今天我們所説的“單邊開放”。**因為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有優越的條件實行“單邊開放”。經驗地看，廣大的殖民地在淪落為英國商品輸出國的同時，向英國提供英國工業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勞工。

不過，英國統治殖民地也的確體現了其“放任自由”的思想。一般情況下，英國不會破壞殖民地本來所自然生存的秩序，或者一個自下而上而生存的秩序。英國只把其所謂的“法治”（rule of law）這一層加於當地社會之上。**來自英國的殖民者是少數，倫敦起用大量的地方精英幫助英國實現殖民地治理。**例如在印度，英國把印度原來並不那麼嚴格的種姓制度“法律化”，有效強化了這一制度；對不同的社會羣體（宗教、宗族、膚色等），英國則實行“分而治之”的手段。

大英帝國能夠維持100年之久，並且有效推進了全球化，和大英帝國的這種統治方式有關。

那麼，美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説，美國的情況要優於大英帝國。**大英帝國的天下是英國自己打出來的，但美國是在二戰之後被邀請成為西方領袖的。**美國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其不存在來自周邊的任何威脅，可以把其地緣政治勢力擴大到整個世界。同時，美國廣袤的國土、豐富的自然資源等因素使其成為了我稱之為的“地域嵌入性世界級經濟平台（或樞紐）”，成為世界優質資本、高端技術和高端人才的聚居地。

美國高端技術和高端人才的聚居地：硅谷（圖源：Getty Images）

那麼，為什麼今天的美國既沒有能力實現內部經濟平衡，也沒有能力實現外部經濟平衡呢？這也和美國的國際治理方式有關。

簡單地説，這和美國式的民主有關。**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民主是政治精英競爭選票的一種制度安排。**正是因為這樣，政治精英在國內的任何舉動都受嚴重的制約。在精英民主階段，這種制約來自其他精英，因此，政治主要表現為精英共和；在大眾民主時代，這種制約來自中產階層，因此，政治主要表現為中產民意；而在今天的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制約來自每一個個體化的民眾，因此，政治主要表現為民粹。就內部來説，美國民主已經成為一種“誰都可以説話但誰也做不了事”的遊戲。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沒有任何能力來干預經濟，尤其是既得利益。實際上，正如我在另一處所討論過的，美國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2.0版（《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對我們意味着什麼？》），資本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而政府無力干預。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捷克出生的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圖源：Getty Images）

美國式民主也深刻影響着美國與其他國家尤其是非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如前所述，大英帝國基本上“無為而治”，不會改變當地國家自然生存的秩序，僅僅將“法治”這一膚淺的層面加於當地社會。**但美國則不同。美國猶如一個“使命性”國家，要把美國式的民主強加給其它非民主國家之上。人們可以把美國視為“國際法家”。**法家仇視自下而上自我生存的秩序，而要在毀滅這個自我生存秩序的基礎之上完全把一個人為設計的秩序自上而下地強加給現存社會之上。在法家那裏，社會並非自然秩序，而是人為秩序。美國在國際社會的行徑就是如此。它用所謂民主的方式摧毀當地社會的秩序，而把美式民主強加個當地社會。在很大程度上説，美國對世界的治理的邏輯是“先毀滅、再重建”。

因此，人們不難看到，**英國人“退出”世界體系以後，至少還留下了一個“法治”構架，這是當地精英所需要的。（英國人的另一個遺產是“植物園”，因為英國人喜歡“花園”，這是一般老百姓所需要的。）但美國人“退出”一個地方之後，留下的便是一片混亂和無窮的政治鬥爭，**這既不是當地社會所需要，也不是當時老百姓所需要。

當人們今天展望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未來的時候，人們必須面臨美國“退出”之後的混亂。儘管世界已經進入亂局，但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裏，除非美國有能力再次復興而恢復世界秩序，否則秩序會越來越亂，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並且，從現在看，**儘管美國想至少從一些地方“退出”來專注於對付中國，但美國的“退出”並沒有那麼容易。英國人“退出”之後，至少還有一個地方秩序，而美國人退出之後，其退出的地方只有無政府秩序下的暴力。**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中東，這種情況已經顯現，並且還會惡化。

04**“中國治世”與“凱恩斯平衡”**

儘管中國依然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因為我們的人均GDP還很低，但是海外政策研究界甚至嚴肅的學術界早已經在開始討論“中國治世”（Pax Sinica）了。這至少表明，在今天人們的頭腦中，“中國治世”是和“美利堅治世”相對的一個概念。歷史上，中國在漢朝已經經歷了西方人所説的400年和平。**從理論上看，“中國治世”的實現更像是建立在凱恩斯所説的兩個平衡，即國內經濟增長和公平之間的平衡，和國內國際之間的平衡。**在國內，漢朝通過“平準”“均輸”“輕重”等政策，建立了大量的糧倉，在食品富裕期間收購儲存，而在食品匱乏期間出售，以此來穩定價格和保證老百姓的生活。在國際層面，朝廷實行朝貢體系，單方面地向周邊小國開放市場，促進貿易體系。

在2000多年後的今天，如果中國再次實現“中國治世”，那麼情景又會怎樣呢？我自己覺得，儘管今天中國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從大歷史看，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有能力實現凱恩斯平衡模式的國家。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關係而言，當代中國幾乎是一個新版本的漢朝。

**就內部而言，****中國通過混合所有制來實現經濟平準。**這在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背景下已經看得很清楚。儘管全球化也對中國的收入分配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主要是扶貧），保證了基本的社會公平。在很大程度上説，中國是用西方產能改變自己的。在1980年代早期，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很窮，我們就實行“請進來”的政策，即主動打開國門，請外國資本進來。1990年代，中國通過“接軌”政策，主動修改甚至廢除了上萬條法律、法規，與西方規則對接，之後，西方資本大量湧入中國。對西方來説，這是他們的產能輸出。**只不過中國和其它很多國家不同，一方面融入世界市場，但並沒有成為西方資本的附庸。**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這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色。

**就外部而言，中國也正在通過巨量的產能改變世界，重塑世界貿易體系。**中國產能過剩是近來西方甚至我們自己討論最多的問題。我的看法是：**產能改變世界。****沒有足夠的產能，何以改變世界？**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從前大英帝國和美國是如何改變世界的？無論是“不列顛治世”還是“美利堅治世”都是地緣政治的產物。暴力和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伴隨着他們推動和維持的全球化。

中國則完全不同。**儘管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國威脅”，但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主動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出口環保產品（“新三樣”）都是產能改變世界的樣本。**儘管這一過程伴隨着西方的“債務帝國主義”“新殖民地主義”“產能過剩”等認知戰爭，但中國並沒有像西方那樣征服過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全球化並沒有出現西方那樣的地緣政治考量。實際上，中國一直在踐行“不干預政策”。這一點，中國是最理想的“自由貿易”踐行者。中國只有和各國進行貿易的興趣，而沒有干預對象國的興趣。

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方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正在踐行具有單邊開放特徵的制度性開放。**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單邊開放就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最好的國際公共品。上海進博會便是典型的例子。**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正在從近來的簽證政策擴展到更多的領域。

2023年11月5日至10日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舉行（圖源：新華社）

05****產能改變世界

**面對中國的“產能崛起”，美國不會手軟。**正如人們所看到的，美國一直對中國採取了強力的制裁措施。但是，這卻反過來激發中國的創新意志，並爭取在高科技領域更加獨立自主。在電動車領域以及生產“綠色”產品如光伏板和風輪方面已取得相當的成就。

儘管西方稱產能過剩主要是因為政府的干預，即補貼。但事實上，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比較優勢本來就具有政府幹預的因素。**不用否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成功要歸功於中國實施了積極的產業政策，生產廠商得到國家補貼，建起超過本土需求之外的工業產能。但問題是，幾乎所有國家都在踐行政府的補貼。**前面所提到的《新蘇黎世報》的文章引用“新工業政策觀察”（New Industrial Policy Observatory）2024年3月份的數據指出，過去數年裏，美國的補貼數目遠遠超過歐洲，但歐洲目前正在趕超，並且數據顯示，中國的補貼數目大約只有美歐的一成。

產能正在改變世界。歐洲國家如意大利和法國的車商一直對轉型電動車未予重視。現在，這些國家以中國傾銷為由，要求歐委會限制進口中國的電動車。不過，歐洲是“自食其果”。在產業政策上，歐洲越來越具有保守主義傾向性。儘管德國最早提出了“工業4.0”，但迄今並沒有落地。**歐洲人抱着“人權”“民主”等口號，過度意識形態化，把自己關進了這個狹小的籠子裏面。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洲如何創新，如何具有競爭能力？**很多歐洲人希望中國的產能能夠重新激發歐洲的創新精神，而非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發生的情景也很相似。馬斯克的特斯拉一直在新能源車領域遙遙領先。但現在，特斯拉感受到中國本土的競爭壓力，中國車商提供更多車型、更理解汽車是一部移動電腦的道理，其產品質量更是迎頭趕上。特斯拉別無選擇，只能降價，宣佈裁員計劃。

競爭導致保護主義，如果世界經濟無以為繼，更會導致深刻的秩序危機。但如果競爭是變化的動力，那麼就是進步的源頭，就會導向新的世界經濟秩序。

這種情景並非空想。2023年底，意大利新當選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宣佈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倡議”。但這更多是出於政治或者意識形態，而非意大利的經濟需要。正如意大利媒體《商報》所注意到的，意大利同中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670億歐元。意大利從中國的進口額僅次於德國；向中國的出口額達到創紀錄的192億歐元，排在第9位，而排在前10位的只有中國不是歐美國家。時尚品、葡萄酒、豪華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願意購買意大利製造的產品。在過去的一年裏，意大利對華投資高達130億歐元，其中最大的是投資商是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以及汽車製造商斯特蘭蒂斯（Stellantis）。但同時，中國在意大利的投資去年則降至49億歐元。2024年是馬可•波羅逝世700週年，意大利政府為此計劃了一系列紀念活動。正如意大利外長塔亞尼（Antonio Tajani）所説，“告別‘一帶一路’後，意大利現在開始嘗試‘馬可•波羅之路’。意大利政府希望中國仍然是其在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提升對中國的出口量。正如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宣稱的，開放有利於貿易雙方，因為只有開放，各方才可以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意大利新當選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圖源：路透社）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回答本文開頭提出來的有關全球經濟治理所面臨的危機問題，人們其實並不需要那麼悲觀。****如果西方因為在一些領域的比較優勢被中國超越了而踐行貿易保護主義，那麼最終落後的便是西方。**對中國來説，在意識到“產能改變世界”的道理之後，就要在更多的領域急起直追，在更多的領域產生比較優勢。正如在新能源領域，比較優勢是在開放條件下產生的，中國需要在各方面全方位開放的條件下實現全方位的比較優勢。

還是需要再次強調一下，儘管世界進入亂局，**但中國和美國（或者西方）之間的競爭不是誰比誰更封閉，而是誰比誰更開放，最終的勝利者必然屬於更加開放的一方。**再者，只要各國在競爭開放而非封閉，那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塑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會是一個更好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