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貓外賣空包”事件背後，應警惕社會“同情和共情”空包_風聞

編者按

近日，據澎湃新聞報道，遊戲ID名為“胖貓”的網絡遊戲代練，因與女友的感情糾葛，在重慶跳江身亡。“胖貓”與27歲女網友網戀一年半，之後前往女方所在的重慶，這期間“胖貓”依靠遊戲代練掙錢，經常通宵，為了省錢連續幾天下單10元左右的素菜外賣，而其微信簽名為“我不要吃菜，我要吃麥當勞”。“胖貓”去世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網民通過外賣平台購買奶茶、漢堡等物品送往涉事大橋。不料，多位網民發現，送到現場的有不少是空包外賣。對此，茶百道、牛約堡、華萊士等多家品牌已就“空包外賣”致歉。

本次事件中，有兩點需要進行追問和反思：一是“胖貓”去世後，相關媒體的評論中不乏惡意評論，戾氣嚴重，如將“胖貓”調侃成為“純愛戰士”“戀愛腦”；二是外賣空包事件已經不單單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引發了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誠信的追問。而這兩點問題背後的共通之處在於，對“胖貓”進行網暴和送外賣空包的人缺乏“同情與共情”。對此，本文指出，同情之心，不僅是人之本性，也是構成現代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基石。在我們這個似乎無情更趨膨脹的世界裏，顯然需要更多的機制和機會，在保障權利和相互善待的同時，讓我們自然地釋放和表達自己的情感。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同情與共情：邁向更為友善的社會

成伯清 |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1期

為方便閲讀，有刪減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當今社會之複雜多元，很難用一種籠統的説法來予以概括，目前社會，“底層互害”的説法不脛而走。這種論調，尤其容易得到既得利益者的由衷認可，這樣他們可以將底層人的不幸視為咎由自取。

相信不少人想要痛懲讓自己深受其害的人，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最終只能通過精神勝利法獲得滿足，或者將怒火發泄到更為弱小者頭上。這種層層傳遞的報復式傷害，到了最底層也只有在同類身上逞能了，這大概就是底層互害的依據罷。所以，以互害來解釋當前社會的問題，確有遮蔽問題之根本癥結的可能。不過，也存在着一種極端的情形，即所有人的活動均唯利是圖，而非以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責為目標，此時倘若通過提供假冒偽劣的產品或服務即可實現利益最大化，不用多久真有可能落入所有人相互戕害的境地。

一

但無論怎樣，既然產生了互害型社會這種説法， 至少表明公眾缺乏安全感，感受到了不友善，必得時刻提防着，不能隨意地釋放和展示善意，否則可能遭到利用而落入別人的圈套。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不鼓勵友善，乃至利用他人的友善而害人的局勢?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而任何走出這種困境的嘗試，需以我們準確辨識出肇因為前提。

**第一種眾口喧騰的解釋是道德滑坡和誠信缺失。**各種指控和羅列，就不必贅述了。國人善於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診斷問題和尋找出路。但在日益去道德化的現代境況中，泛道德化的指責，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注意的，恰恰是道德的轉型。傳統的美德固然需要繼承，但複雜的現代社會不能單靠傳統的美德來治理。社會形態不同，構成原則和運作邏輯也截然不同，所需的道德及道德的內涵自然也不一樣。

**第二種常見的解釋是原先的社會連結紐帶鬆懈瓦解了，整合機制失靈。**社會彷彿陷入了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圍繞名利展開了“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為了不受限制的慾望的滿足而不擇手段。若説這種因素確實存在的話，倒也有點從特定文明(強調等級和特權)走向野蠻的意味，但這也可能是走向新文明 (強調平等和個體)的前奏。此外，正如涂爾幹所言，“社會的發展絕對不是一種持續的解體過程，恰恰相反，人類越是進步，社會對自身與自身的統一性就越有深切的感受”。

**第三種解釋是逐利衝動。**英國經濟學家登寧關於資本説過一段話，因馬克思的引用而廣為人知：“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倘要追逐較高的利潤，必須使用非常手段，加之缺乏有效監管，結果可想而知。至於一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的金融詐騙和電子詐騙，更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防不勝防。

**第四種解釋是結構緊張。**在中國社會階層分佈上，階層界限明顯，非此即彼，從而導致社會羣體之間甚至整個社會處於一種 “結構緊張”狀態。“社會羣體之間需求差異太大， 社會交換難以進行，中產階級體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設施，在丁字型結構的下層羣體看來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來謀生的途徑。”這種社會結構的不協調，使得社會羣體之間的關係處在一種對立、矛盾或衝突的狀態，社會價值觀念分裂，生命攸關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成為李強教授所説結構緊張的典型效應。

**第五種解釋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如費孝通所謂的差序格局，我們跟他人的交往原則， 依隨着關係的親疏而不同。跟家人形成的是情感性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我們遵循需求法則，即我們會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跟熟人形成的是混合型關係，即其中既有情感性因素也有工具性考量，在這種關係中我們遵循人情法則，即禮尚往來，相互報答；而跟生人則形成工具性關係，至於在這種關係 中遵循何種法則，存在着不同看法。最先提出這個分析框架的黃光國認為遵循的是童叟無欺的公平法則，而楊國樞則認為是利害法則。對照現實，顯然 楊國樞的觀點更為符合當今的中國，即在面對陌生人講利害的時候經常忘記了講良心。急劇的社會流動和空間遷移以及城市的人口聚集，使大多數中國人彷彿一下子就從熟人圈子墜入到陌生人社會之中。而如何跟陌生人相處，對於國人來説似乎還是一個陌生的課題。我們經常教育孩子的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説話”,而在這樣言傳身教的時候，我們忘記了我們其實都是其他人的陌生人。

二

對於心態秩序危機與結構正義的問題，筆者已有專文討論，此處不復贅述。關於中國傳統的特殊主義文化，其實比較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中國固然具有凡事講究差序格局的傾向，但在我們的文化庫存中還有天下為公、眾生平等之類的理念。即便是“愛有差 等”而不能“一視同仁”,也有“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的制衡。簡言之，中國文化是一個帶有異質性且不斷變動的複合體。我們應該探究的是，何種結構條 件可能選擇性強調何種文化特質?特別是不同的結構性條件可能誘發出怎樣的人心反應?

美好生活，惟有在美好社會中方能實現。而美好社會，必是一種休慼相關的共同體。愛茨尼在美國社會學會主席就職演講中，比較了諸種關於共同體的界定之後，認為“共同體可以根據兩個特徵來界定：其一，一個共同體必須要有一羣個體之間充滿感情的關係網絡，而且是彼此交織、相互強化的關係(而非僅僅是一對一的關係或者鏈條式的個體關係);其二，共同體需要有對一套共享的價值、 規範和意義，以及對一種共享的歷史和認同——簡言之， 一種共享的文化——的承諾”。可見，共同的情感和共享的文化，是共同體的核心基礎。當然，倡導共同體並非重回烏托邦，而是明確好社會的發展方向。

何種文化適應於當代文明社會?這是一個棘手得讓人無從下手的問題。但在目前，我們亟待解決的一個文化問題，就是在陌生人社會中根據什麼原則來共處?如何將公平法則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 其中既涉及現代社會中公民權利與義務觀念的確立， 也涉及如何將這種抽象理念跟深層的情感結構融貫起來。跟人相處的道德或倫理判斷，是一種自發的直覺結果。看到意外倒地的老人，我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前去扶助，而利害的考慮則可能阻止我們採取行動。現在需要改變的，就是我們在利害權衡上的結果，也就是整個社會認為應當根據什麼原則來處理此類救助行為可能誘發的糾紛。最終的趨向，應該是鼓勵公眾毫無顧慮地順從自己良心的召喚。

關於共享的情感或“充滿情感的關係網絡”, 在我們傳統社會中就極為重視。《禮記》有云：“何 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 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禮記·禮運》)“人義”就是帶有情感的關係原則。當然，除了各種單一的角色關係之外， 還必須要有整體的情感，而這由樂來完成，禮以節 情，樂以發和。“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 異則相敬。……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

**當然，今天不會再有人相信禮樂可以治理複雜社會了。但即便是現代社會，不只是有理性或利益，情感依然是不容忽視的維度。**揭示了“看不見的手”在現代社會中的關鍵作用的斯密，專門論述了同情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着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 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 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和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同情之心，不僅是人之本性，也是構成現代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基石。**這種同情的理想狀態，當然不僅僅是涉及個人的小圈子，而必須是基於“想象的公正旁觀者”斯密的觀點，得到了當代生物學家德瓦爾有關共情 (empathy) 研究的支持與佐證。“純粹依賴自私動機和市場導向的社會，也可能創造出很多物質財富。可如果沒有了團結和彼此的信任，就會是一個非常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因此調查顯示最快樂的國家並不是最有錢的國家，而是國民彼此信任度最高的國家。”同情和共情是與生俱來的能力，但在特定情境下也會受到抑制。在我們這個似乎無情更趨膨脹的世界裏，顯然需要更多的機制和機會，在保障權利和相互善待的同時，讓我們自然地釋放和表達自己的情感。而由同情共感的公眾所組成的社會，相信一定更為友善。這種友善，即刻就能讓我們體會到人生和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