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意女方懷孕就是沒擔當”? 中國青年的“婚前性”究竟什麼樣｜文化縱橫_風聞

於志強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導讀】近日，在某地“王婆説媒”的活動上，主持人質問相親小夥“介意女方懷孕就是沒擔當”的言論引發熱議。**有評論指出，當下愈發普遍的未婚先孕、婚前性行為等婚戀現象既與社會制度與文化觀念的更新保持了同步，也使得結婚率、生育率連年走低的狀況更加嚴峻。**那麼，當下中國青年的婚前性行為呈現出何種特徵？這一選擇背後又受到哪些社會因素驅動呢？

本文指出，中國青年的婚前性行為展現了性主體彰顯、性與生育分離、性標準個性化、性可選擇性等個體主義特徵**。儘管部分青年排斥婚姻制度，但依然將專一承諾視為性行為的前提，即追求一種以承諾穩定為特徵的“自私佔有”。**現代女性儘管認識到對性行為的污名化，但現實生活中，女性非婚懷孕仍然會降低自身的道德資本：當女方父母得知女兒婚前懷孕時，往往會更加積極推動女兒的婚姻進程，男方父母在彩禮談判中也獲得主動地位。城市青年傾向於將性行為視為浪漫情感的見證，奉行“快樂至上”，與此同時，也會在婚前考察雙方性觀念的匹配度，為邁向婚姻生活做準備。鑑於中國政策總體上對婚姻家庭結構的傾向，男女雙方都會有意識地規避非婚生育的風險，在自我負責的基礎上表達愛慾，彰顯了個體，尤其是女性的主體性。

本文指出，中國青年性生活的多元實踐意味着，家庭從道德倫理實體轉變為個體自主設計的私人空間，人們將基於個人訴求選擇家庭的結構、關係，在家庭中積極追求情感交流和平等溝通的親密關係。另一方面，傳統道德文化對個體，尤其對女性的性觀念仍有影響，許多青年發生性行為仍會考量結婚意願。事實上，中國青年的婚前性行為既有浪漫之愛的現代變革，也有追求承諾的責任倫理。作者指出，面對衝動性婚前性行為的負面後果，以及親密關係中的猜疑與算計理性，應配合國家的制度設計，培育具有公共性的個體化人格，把“自我負責精神”打造為婚姻家庭的道德基礎。

本文原載《青年探索》2024年第2期，****原題為《社會轉型中的私人生活變遷——基於當代青年婚前性行為的生活實踐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社會轉型中的私人生活變遷

——基於當代青年婚前性行為的生活實踐分析

**▍**現代化進程中的私人生活變革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當前青年發展和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高度重視。在以家庭主義文化著稱的東亞社會，家庭的高質量發展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基點，而積極的婚戀觀是構建和諧幸福家庭的基礎。改革開放之後，伴隨中國社會制度、文化觀念的現代化轉型，新一代中國人的婚戀觀念和行為正經歷着多方面的轉變，比如社會變遷中青年在婚戀關係中的自主意識增強，人們對婚戀的態度逐漸多元化。在這個過程中，曾經在老一輩看來是離經叛道的婚前性行為，在當代中國社會日益呈現出自由化、公開化、普遍化的傾向，甚至可以視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私人生活變革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因此，引領當代中國青年形成積極的婚戀觀念並且積極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不僅是新時代中國社會需要回應的重大課題，同時對落實中央關於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有着非常重要的社會意義。

面對當前中國青年發生婚前性行為的人羣數量日益增多的現象，學術界展開了系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徵：一是從研究方法看，大量研究主要採用以問卷法為主的定量社會調查研究，對不同類型的青年婚前性行為態度的現狀與特徵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描述分析，分析當代中國青年婚前性行為態度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二是從研究內容看，一些研究者將婚前性行為放置於青年生命歷程變遷的特定階段，認為處於成年早期的青少年為了滿足生理需求等而自主地選擇發生婚前性行為，這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婚前性行為與民間道德禁忌之間的密切關聯，對婚前性行為“去污名化”。另外，許多研究也格外關注婚前性行為與生殖健康之間的關係；三是從研究視角看，多數研究試圖從社會變遷視角理解其對青年婚前性行為的影響。如一些研究認為全球化和市場化轉型背景下中國人道德觀念滑坡、責任和法制意識缺失、社會秩序混亂，是形成當代青年婚前性行為發生與蔓延的根本原因。上述研究展現了中國青年婚前性行為態度的特徵、變化、成因及發展趨勢，但是卻忽視了當代青年婚前性行為的生活實踐意義，及其背後更加深刻且複雜的私人生活變革邏輯。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里，家庭、家族和國家在組織結構上具有共同性，它們都遵循血親和宗法關係來統一領導。在這種體系中，家庭可以看作是一個較小的國家，而國家則是一個較大的家庭。在這個框架下，中國人的性觀念常常和生育制度關聯一起。在傳統倫理制度的約束下，人們在婚姻生活內發生性行為，不僅可以維護婚姻制度的穩定和確認撫育的責任，同時也能夠實現傳統家族的子嗣延續與種族傳承的神聖使命。近幾十年來，快速的社會變遷引發中國家庭生活的深刻變化。經濟現代化轉型讓倫理本位的傳統家族主義日益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僅讓傳統家庭的穩固性被削弱，也給家庭生活方式帶來全面變革。同時伴隨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從“家國同構”走向“家國分離”，家庭私人化轉型正在發生根本性逆轉，並且在個人生活、社會生活與國家話語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我們將轉型期青年的婚前性行為放置於中國家庭私人生活變遷之中，一副更加複雜且生動的生活實踐圖景便躍然紙上。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社會主義集體化改造與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共同塑造下，個體化在中國社會快速崛起。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婚姻家庭的神聖性走向世俗化，走進婚姻不再被視為標準且唯一的生活選擇。相反，人們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方面的選擇展現多樣化和複雜化的實踐特徵，非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日益成為中國人家庭生活方式的自我選項。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社會文化的包容性與開放性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在法律制度層面放鬆了對個體私人生活的監管，中國青年代羣更加強調私人生活中個體慾望與自我價值的滿足與彰顯。隨着中國家庭私人生活“去制度化”的現代性變革，新一代中國人在性愛與婚姻方面的多種選擇打破了傳統單一的“標準模式”，許多中國人發生性行為也不再需要藉助婚姻的形式，私人生活呈現了“性—愛—婚”相分離的社會變遷特徵。可見，社會轉型期中國青年的婚戀觀念超越了傳統婚姻倫理的道德約束，並且作為一個能動主體積極在私人生活中追求愛慾表達，從而形成了婚前性行為態度的情境實踐化特徵。

另一方面，儘管許多青年都用“順其自然”來形容個體對婚前性行為的自我理解，但是**婚前性行為發生比例的增長卻未必意味着從根本上挑戰中國婚姻家庭的道德邊界。**一些研究指出，由於東亞民族國家崛起及中國長久以來盛行的家庭主義文化，中國家庭並未實現西方第二現代性下的純粹情感空間，這也致使中國的婚姻家庭作為一種制度性設置依然具有普遍性意義。在家國話語和家本質的建構下，家庭關係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甚至還超過個體主義浪漫的主觀體驗。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的性行為並不是一種純粹的享樂主義。直至今日，中國人的愛情、婚姻和性依然附加着生命傳承、道德責任和生育義務的神聖意義。婚姻要素仍是影響中國青年代羣性觀念的重要因素。可見，在全球化和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現代與傳統並不是一對二元對立的概念，傳統觀念與現代生活的邊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人的“當前”中包含着以“過去”拔萃出來的投影，時間的選擇累積。**所以，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都是一個相對存在並相互影響的整體。傳統要素不僅成為個體乃至家庭適應現代化發展的生活策略，同時傳統要素在後工業文明時期也可能成為建構新的文化的基礎和資源。一些經驗研究相繼指出，儘管當前中國家庭現代化變遷展現傳統家庭主義文化的東方底藴，但是其背後卻暗含着全球化時代個體化崛起的普遍性特徵。那麼，在傳統與現代交織的背景下，當代青年如何在私人生活中建構婚前性行為的生活意義，傳統要素又將如何在中國家庭私人化轉型中被挑戰、保留和重塑，構成了本文的主要議題。

鑑於此，本文采用主體性建構的方法論，通過長期田野調查，尋找不同類型的典型個案，着重突出中國青年代羣的主體敍述，講述青年婚前性行為的生活意義與實踐特徵，並且將當代青年婚前性行為觀念放置在中國家庭私人生活變遷乃至更為宏大的結構與文化情境中加以理解，以小見大地窺探中國家庭私人生活在現代化變遷中的複雜路徑。具體有三個研究目標：****一是揭示青年婚前性行為在傳統要素與現代生活互動與協商中的生活實踐，展現青年對私人生活創造性建構的能動性。二是探究婚前性行為生活實踐的社會邏輯，説明中國私人生活變遷既源於青年個體為了實現自我訴求滿足的目標，同時也是宏觀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塑造下個體的自我設計。三是考察國家引領下中國家庭的私人化轉型及其公共性建立，積極培育新時代中國青年的“自我負責精神”。本文一方面增加了轉型期中國青年婚戀實踐的理解，更好地提升新時代婚姻家庭的社會經濟發展適應性，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中私人生活變遷的認知，拓寬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活敍事。

為實現既定目標，本文采取深度訪談的方法進行材料蒐集，並且與10餘位青年建立長期穩定的研究關係。受訪青年均在城市文化圈居住生活，擁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年齡分佈在20～30歲之間，職業身份包括酒店服務員、房地產銷售人員、白領、國企職工、教師、大學生等。圍繞婚前性行為與婚姻、浪漫、生育、健康、親密關係等主題詞展開半結構化訪談，每位研究對象的訪談時間為120分鐘左右，並且以網絡為媒介進行回訪性追蹤。考慮研究議題的敏感性，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訪談形式。在訪談過程中，訪談員秉持不指責、不批評、不嘲笑、不歧視的訪談原則，盡力營造真誠、開放、平等的半結構化訪談氛圍，客觀認真聆聽研究對象的生活故事，敏鋭地觀察、瞭解研究對象對事件的看法、感受及反思，努力在深度訪談中形成主體敍事的良性互動。

**▍**當代青年婚前性行為的實踐類型與生活建構

1. 責任承諾：青年性行為的情感忠誠與道德資本

伴隨個體化思潮的崛起，當代中國青年獲得了私人生活空間的自主規劃權，新一代青年開始踐行“我的生活我做主”的生活理念。一方面，青年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方面的選擇日益多元化，且社會文化也對青年多樣且個性化的生活選擇給予更多包容。另一方面，隨着高等教育擴招及未婚同居關係的蔓延，中國青年代羣初婚年齡日益推遲。在這個背景下，一些處於成年早期的青年會選擇在非婚的生活情景下發生性行為。儘管部分青年排斥持久穩定的婚姻制度，但是許多青年代羣依然將專一承諾視為性行為的前提，即追求一種以承諾穩定為特徵的“自私佔有”。這不同於傳統社會將性行為的忠誠性歸結為女性貞操觀與既定的道德義務，當代青年性的專一承諾特質不僅展現了個體化時代青年自我意識崛起的理性選擇，也是為實現理想生活方式而進行的自主規劃。尤其是，當家庭成為應對社會風險的重要手段和支持系統，性行為的承諾長久性則是維繫婚姻家庭穩定性的關鍵因素，並且直接影響到婚姻家庭保障功能的發揮及個體的生活質量。同時，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係日益冷漠化，個體日益原子化，致使許多青年十分渴望親密無間、彼此真誠、承諾穩定的親密關係。因此，儘管當前青年的性行為不再侷限於婚姻制度之中，但是深處社會轉型背景下的青年依然積極追求承諾長久的性觀念，及建基其上的親密關係實踐，從而滿足了青年對私人生活交往的現實期待與個體訴求，一位“90後”白領女性受訪者談到：

“我覺得人生最理想的狀態就是一生只談一次戀愛，只結一次婚，相處到永久。兩個人彼此負責、忠誠，相處喜歡，只屬於對方。有一種歸屬感，那種很穩定、很踏實的感覺。這樣結了婚才會穩定，日子才能過下去，要不然現在的誘惑太大了。”

事實上，性行為的專一承諾特徵與個體的責任承擔相聯繫在一起，同時這種責任更多指向了婚姻締結。一方面，由於傳統的性別規範在當代中國社會依然發揮着作用，許多女性會要求男性承擔性行為背後的婚姻家庭責任。在一定意義上，“要對女生負責”的性行為觀念推動着男女雙方走入婚姻締結。另一方面，性行為的專一承諾特徵不僅能夠增加青年親密關係互動的質量，同時也會提升青年雙方的結婚意願，成為推動雙方進入婚姻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次等經濟條件的男性會積極推動性行為的發生，從而提升女性的結婚意願，減少男性及男方家庭在婚姻締結中所需支付的經濟成本，緩解了底層男性“娶妻難”的結構性尷尬。

伴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傳統社會中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已經有了本質的改變，男女平等也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國策。隨着女性教育程度、就業率普遍提高以及性解放觀念普及，女性在塑造自己的生活和未來等方面獲得較大自主權，女性不僅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表達自己的利益和情感訴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進行生活方式的現實選擇與關係發展。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着個體化崛起之後的女性會陷入極端自由主義中，事實上，保守主義傾向的道德文化依然將女性的愛慾表達與個人品德相聯繫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道德資本成為女性私人生活中愛慾表達的影響力量。調查發現，許多女性認為，極度自由且缺乏節制的性行為會導致女性遭遇道德污名化，並主張性行為應該以穩定的婚姻意願為前提。由此可見，一方面，個體化崛起之後，女性憑藉個人自主意願賦予性行為多樣化的生活意義與現實選擇，性行為不再完全侷限在婚姻制度之內。另一方面，許多女性通過青年雙方親密關係的日常相處與生活互動，理性判斷雙方進入婚姻的可能性及是否發生性行為。這種婚姻本位的性觀念既是女性保持個人潔身自好的表現，也規避了女性因為失去貞操而在未來的親密關係中處於被動狀態的潛在可能，展現了女性對社會性別文化規範的能動回應。事實上，女性對雙方婚姻意願的判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呈現實踐性流變。因此，女性對性的理解與實踐也隨着女性對結婚可能性結果的考察而逐漸遞進。

事實上，無論女性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考察雙方的結婚意願，都會存在親密關係解體的可能性。如果未能如願進入婚姻關係，其中一些女性將會因為失去貞操而感到苦惱。但是不同於傳統社會女性被動且無奈地接受與認可，伴隨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傳統性別貞操觀念已經不再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確，現代社會的女性會通過“有選擇地關注”和“系統地忽視”的權力術來塑造出有利於個人的關係定勢，從而解構女性因為失去貞操而帶來的消極情緒，維護女性個人權利。但是現實中女性非婚懷孕仍然會降低女性的道德資本，使女性在親密關係和家族關係互動中處於弱勢地位。在現實生活中，當女方父母得知女兒婚前懷孕時，往往會更加積極推動女兒的婚姻進程，男方父母在彩禮談判中也獲得主動地位。因此，許多次等經濟條件的男方父母會鼓勵婚前性行為，從而增加女方父母在婚姻締結綵禮的讓步可能。這也説明，性不僅僅是個體的私人觀念，性既是親密關係持久化、婚姻家庭制度化的有力證明，同時也是家庭道德資本、經濟資源和權力博弈的重要砝碼。一位本科畢業的女性會計受訪者談及：

“分手以後，我特別後悔，覺得不好嫁人了，哭了好幾天，感覺結婚了可能會被看低。後來我就安慰自己，只要我未來老公不介意，就什麼事都沒有，和別人更沒關係。就算他在意，痛苦的是他，不是我。”

2. 浪漫之愛：青年性行為的浪漫融合與個性實踐

伴隨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情感訴求與價值滿足不僅成為中國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也是當代家庭私人生活建構的重要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伴隨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功能的社會化承擔，許多中產階層的青年通過勞動力就業市場獲得了個體的經濟收入，他們不再需要依靠婚姻制度來實現對個體的經濟保障功能。與此同時，伴隨網絡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與網絡社會人際關係的變革，部分青年的性觀念越發多元化。另一方面，避孕技術的快速發展及避孕產品的普及已高效、合理、安全地將性與生育區隔開來，兩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也隨之發生現代性變革。中國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也使青年的性行為不再完全和生育相關聯，在這個過程中，新一代的中國青年積極選擇在純粹的浪漫關係中實現個體情感訴求滿足。現實生活中，身處於熱戀中的城市青年將性行為的發生視為浪漫情感的見證，賦予性行為快樂或浪漫的生活意義。一些研究也指出，“快樂至上”是當代城市青年選擇婚前同居的主要原因。當代中國社會婚前性行為的普遍化也表明青年對私人生活自主權和浪漫情感的積極追求。本調查也發現，一些成年早期且未到適婚年齡的青年，他們既不需要考慮婚姻責任，也不希望近期生育，會更加追求性的浪漫體驗。儘管許多青年依然將性的浪漫體驗視為生育的附加品，但是伴隨個體化的崛起，**尤其是女性不再被單純地限定為傳統傳宗接代的生育角色，部分中產階層女性會更加積極追求女性自主的愛慾表達，逐漸從被動接受角色向主動角色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青年私人生活中的性實踐體現了吉登斯筆下追求浪漫之愛的純粹關係。一位男性大學老師受訪者談到：

“現在的社會很開放了。大家都希望可以融洽，有時候也不會想那麼多，想得那麼遠，就是一定要結婚什麼的。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能對自己行為負責。”

如前文所説，個體化崛起以後的城市青年在私人生活中追求性的浪漫體驗。但是婚姻依然是中國人普遍追求的一種生活方式，許多青年出於對婚姻制度的認可而自主選擇進入婚姻生活。在這個過程中，許多青年不僅意識到婚姻制度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張力，同時也希望通過個體的私人生活實踐來實現婚姻穩定與浪漫之愛的兼容與並存，既滿足了雙方對情感融合的嚮往，也增加了雙方婚姻締結的意願。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部分青年會選擇在婚前考察雙方性觀念的匹配程度，而性觀念的匹配也直接影響着雙方婚姻締結的意願。一方面，性觀念的匹配有利於實現婚後親密關係的持久化發展，從而實現青年對理想婚姻生活的期待與認可。換言之，性匹配成為青年在未來實現和諧長久婚姻生活的現實策略與合理準備。另一方面，婚前性行為的匹配本身也暗含着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以及女性對個體私人生活自主規劃權的增加。總之，中國青年性觀念的私人匹配展現了中國家庭主義文化下浪漫愛慾的表達，彰顯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私人生活實踐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一位碩士畢業且從事文藝創造的男性受訪者談及：

“如果沒有限制，反而會陷入一種空虛中，我覺得還是要結婚的，這樣既有歸屬感，又能有浪漫。大家要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不能搞大男子主義，那樣人家女生也肯定不接受。”

3. 浪漫與承諾之間：青年婚前性行為的生活風險與理性應對

四川於2023年對生育登記取消了對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制條件，將“夫妻應當在生育前進行生育登記”更改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應辦理生育登記”。但是中國政策總體上仍然傾向於法律意義上的婚姻家庭結構。換言之，中國的婚姻制度仍然是合法生育的唯一途徑。在當代中國社會，非婚生子在社會上不僅會遭到社會性歧視，也會給未婚父母今後生活帶來相應的風險責任。因此，許多青年在私人生活的性行為中，會有意識地規避非婚生育所帶來的風險。在這個過程中，對於男性來説，避孕可以減少或者規避男性因為女友意外懷孕而帶來的家庭責任；對於女性來説，避孕可以減少因為男性拒絕履行相應責任而帶來的獨自承擔的風險，以及流產對女性身體帶來的消極影響。調查發現，如果青年在發生性行為時沒有強烈的結婚意願，或者因為經濟拮据等客觀原因而無法進入婚姻關係，許多青年都會積極主動地採取避孕措施。特別是，當青年發現親密關係非常不穩定的時候，女性對婚前避孕會更加謹慎小心。在一定意義上，採取避孕措施既是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理性保護，也是女性為了規避社會性別文化對未婚先孕的道德譴責而選擇的行動策略。因此，許多女性會格外留意自己的生理週期，以此來判斷自己是否懷孕。如果女性一旦發現自己避孕失敗，會立即採取避孕補救措施。而女性想在事後讓避孕補救措施成功地發揮功效，就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採取科學的避孕補救方法。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在探討第二現代性下女性的個體化崛起時曾指出，當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開始有意識地採取避孕措施，並且根據現實情況理性且靈活地選擇不同性質的避孕措施，這些都是女性個體化崛起的重要特徵。這個過程也會促進和提升女性個體化崛起的水平，進一步激發女性的自主規劃能力以及彰顯女性的主體性。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女性會時刻根據自己生理期的變化，科學有效地採取不同形式的避孕措施。一位中專畢業的女性花店服務員受訪者談及：

“我們還沒有結婚呢，就肯定達不到要小孩的條件。沒結婚就懷孕，穿婚紗不好看，別人也會説三道四。再説我們也總吵架，分開還捨不得，但結婚也覺得沒太大希望，所以更不會要孩子。

在傳統社會，以性為載體的生育行為被視為實現代際傳承、種族延綿、社會穩定的制度性安排。女性不僅需要恪守着固有的傳統倫理秩序，同時還需要通過生育來確定女性在夫家的角色定位，從而維護女性的自身權力。伴隨女性權利意識崛起，現代女性大多不會盲目服從於男性，女性在性中的主體性得到了彰顯。一方面，從傳統家庭倫理道德解放出來的青年，在個體化崛起之後獲得了生活自主權，女性開始自主選擇個體的生活方式，積極追求“我的生活我做主”。另一方面，儘管藉助互聯網交友軟件，許多青年性行為的方式日益多元，但是也面臨着諸多不確定的生活風險。而這種不確定性的風險也是後現代社會個體化崛起的重要特徵。換言之，個體化崛起的青年需要對個體的自主決策負責並且承擔決策背後的後果。事實上，作為現代社會的個體，青年可以通過一定的生活策略來實現個體的慾望追求。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青年的愛慾表達建立在對自我負責的基礎上，特別是在臨時性及風險不確定的情景中，青年不僅十分關注個體的身體安全，同時也會採取各類策略規避現實風險。正如一位本科畢業且從事護士職業的女性受訪者談到：

“雖然現在社會都開放了，但是我們自己也還得對自己負責任。意外懷孕還可以做手術。你要感染了艾滋，你哭都找不到調。”

**▍**私人生活變遷：青年婚前性行為生活實踐的社會邏輯

1. 家庭現代化轉型與婚前性行為的能動實踐

在市場經濟改革背景下，個體化思潮在中國快速崛起，中國家庭展現了現代性轉型面向，中國家庭從一個道德倫理實體轉變為個體自主設計的私人空間，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青年代羣性行為的主體實踐。一方面，經典的核心家庭不再是社會的標準化生活方式，傳統生活腳本的瓦解激發着多元且自由的生活方式逐步擺脱道德的不正當性。年輕人積極追求個人權利和自我意識的表達，不斷強調個體設計生活的自主規劃權。每一箇中國人都可以站在個人訴求的基礎上選擇和決定家庭的結構和關係。另一方面，年輕人積極追求情感交流和平等溝通的親密關係實踐形態。在這個過程中，以親密情感為特徵的現代家庭觀念逐漸在當代中國社會興起。

在中國家庭現代轉型的背景下，中國人的性觀念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倫理約束，轉變為現代工業社會的自由主義，形成了青年代羣性觀念的主體化實踐特徵：一方面，伴隨個體化崛起與家庭私人生活的現代轉型，面臨不同生活情景和情感訴求的青年會賦予性不同的生活意義，形成了現代社會個體對性的主體建構與自我表達，從而展現轉型期中國青年性生活的多元實踐特徵，性也不再完全侷限於婚姻制度中。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代羣不僅對性展現極為個性化的評價標準，同時也會根據日常訴求來不斷調整性觀念的實踐方式，也形成了中國人性與生育相分離的實踐特徵，同時也有意識規避非制度化親密關係的風險，形成對自我負責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伴隨女性社會經濟地位提升，女性不會再盲目遵守以男性氣質為中心的親密秩序，新一代中國青年的親密關係發生了現代性變革。青年代羣的性表達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男女雙方協商與互動的特徵。在這個過程中，接受高等教育的職業青年更加強調男女雙方的平等交流，在個體浪漫訴求與親密關係持久之間尋找平衡點，既展現了現代社會個體對自我負責的理性特徵，同時也展現了現代社會個體對自我訴求滿足所展現的積極探索與努力，彰顯了中國青年對性的主體性實踐與探索。

2. 家庭道德觀傳承與婚前性行為的婚姻邊界

以往無論是潘光旦的“折中式家庭”還是費孝通的“生育制度”，都將中國家庭視為“生計之單位”，把上有祖宗、下有子孫的贍養和撫育的“反饋”模式定義為中國家庭的標準模式。潘光旦還曾直言如果婚姻和家庭的重心從養育子女和種族綿延，轉變為個人浪漫生活，則是一種“大不幸”。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面對中國家庭私人生活變革帶來的各類新特徵，許多學者提出重新注入中國家庭的神聖性，重塑傳統婚姻價值觀，主張國家權力對家庭私人生活的介入和管控，或是通過重建中國家庭道德共同體，來應對正處於轉型加速期的中國社會秩序重構，以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一體。

在中國家庭道德共同體的型塑下，許多中國人的性行為依然以婚姻為邊界，並且將婚姻意願視為性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一方面，儘管性不再侷限於婚姻制度中，但是它也並不是一種純粹的享樂行為，青年代羣的性行為背後附加着關係維繫與責任履行，這種附加了以責任為基礎的性行為既是中國家庭文化的優勢所在，也是中西方私人生活的最大不同。另一方面，由於傳統道德文化對個體，尤其是對女性性觀念的影響，許多青年在非婚姻生活中的性行為依然有着婚姻意願的考量。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許多青年將性行為和婚姻的順序進行了現代性倒置，許多青年以進入婚姻的可能性為標準來決定是否發生婚前性行為，從而規避傳統道德文化對個體的污名化影響。儘管青年代羣的婚前性行為沒有完全突破婚姻家庭的邊界，但是在一定意義上也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人對婚姻生活的自主設計與個性期待。

3. 傳統與現代之間：青年婚前性行為的自我實踐

事實上，當代中國青年性行為超越了傳統道德主義與現代個體主義的爭論。在一個被高度“壓縮”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中國私人生活變遷體現了傳統與現代相互融合的特徵。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家庭觀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消除，現代乃至後現代的家庭觀念和生活方式卻已經生長出來。在上述背景下，當代青年的性行為既展現個體化時代青年的自主訴求與生活設計，同時也看到傳統婚姻觀念與道德文化對個體的影響。進一步地説，當代中國青年的性行為本質上是婚姻制度、道德文化與個體訴求、生命變遷相互交織與建構下個體理性且自主的選擇。從時間維度來看，身處不同生命週期的青年根據個體訴求、代際互動和職業規劃來賦予婚前性行為的生活實踐意義。伴隨個體生命週期轉變，許多青年會在個體慾望—關係體驗—婚姻締結之間進行動態排序與日常考量，充分體現個體化崛起之後青年代羣的自我訴求，使性行為發生的文化情景呈現多元化。從空間維度來看，地區現代化經濟發展水平、人口道德密度與個體化崛起的程度不同，直接影響着傳統要素與現代生活的博弈結果，並且在婚前性行為生活實踐中呈現出差異化的特點。從個人層面來看，性別、年齡、教育等個人因素都深刻影響青年對婚戀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面臨不同生活處境與現實訴求的青年也會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來迎合主流文化和家庭或社會期待，從而展現出豐富多彩的個體化差異。總之，在家庭主義盛行的中國社會，多數青年代羣的性觀念不僅展現了個體對婚姻家庭生活的現代性設計與期待，也彰顯了個體化崛起之後青年通過私人生活的實踐對宏觀制度情景規範進行的能動回應。**這既不同於西方第二現代性下純粹的自我選擇關係，也不同於中國傳統社會道德倫理約束下個體的無意識追求與認同。**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家庭私人化轉型，是一個兼具傳統要素和現代生活的獨特存在，在傳統與現代碰撞、交融中，青年婚前性行為的生活實踐既有浪漫之愛的現代變革，也有追求承諾的責任倫理。

▍****“****自我負責精神”：國家引領與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塑造

從全球範圍看，20世紀中葉以來，家庭私人生活變革是全球家庭現代化變遷的重要特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國家普遍建立了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在滿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後，尤其是伴隨女性社會地位崛起與性別意識提升，人們開始不斷追求自我價值實現和情感訴求表達。伴隨西方社會以個體主義價值觀為標榜的現代化推進，西方家庭變遷呈現小型化、民主化、情感化、私人化等去制度化特徵。此時個體的本體性慾望成為西方家庭私人生活建構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在上述背景下，家庭私人生活中個體主義的愛慾表達不僅被視為親密關係現代性變革的重要特徵，同時也被賦予人類社會文明發展與人性解放的重要意義。

回到中國社會，近四十年來，集體化時期權威性質的社會文化日漸退出歷史舞台，在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深刻變革的背景下，當前中國社會展現了個體化從萌芽到崛起的快速演變過程。個體主義或自由流動等新的價值理念和倫理準則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流行文化，為中國青年追求多元且自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社會條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青年在婚前性行為的生活實踐中展現了性主體彰顯、性與生育分離、性標準個性化、性可選擇性等個體主義特徵。然而，個體化作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一個結果，在為中國青年自身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的同時，也形成了中國青年個體化崛起的現實困境。改革開放之前，無論是在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還是城市的單位制度，都是通過國家行政性塑造中國人在公共空間的觀念和行為，中國人社會關係交往的生活空間相對較小。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青年的社會生活擁有了較強的自主實踐性，然而走出傳統祖蔭庇護的中國人卻展現了缺乏公共性的特徵。這種缺乏公共性的個體化不僅會形成個體與社會關係的斷裂，也導致出現一種精緻的利己主義價值觀，從而陷入現代社會虛無主義的精神孤獨之中。正因如此，中國人在親密關係中展現了猜疑與算計的理性特徵，並出於一種自我保護意識而形成了婚前性行為的謹慎和理性權衡。

事實上，不同於西方社會自下而上個體主義興起的個體化崛起路徑，中國社會個體化崛起展現了自上而下國家管理的權利讓渡特徵。從國家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家庭私人化轉型及其婚姻性行為的生活實踐，可以發現，國家塑造推動着傳統要素在中國家庭私人化轉型中被挑戰、保留和重塑。一方面，國家通過政策制定和出台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家庭發展或青年婚戀觀念。1950年頒佈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首次在法律制度層面廢除了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等舊時代婚姻陋習，為中國人實現婚姻自由奠定了法律條件。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規模地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及此後的生育政策嬗變，讓中國人在性、生育、婚戀等方面的觀念發生巨大變化。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城鄉户籍制度鬆動和人口的自由遷移，勞動力市場興起與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着青年婚戀方式的自由選擇。這也是理解當代中國青年婚前性行為生活實踐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儘管國家為家庭私人化轉型提供了條件，但是單位制解體之後，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福利保障制度也被大大削弱，家庭肩負起傳統單位制度所承擔的照料責任，勞動力市場競爭失敗的風險也主要由個人和家庭承擔。因此，個體化崛起之後的青年在主觀意識層面可以脱離家庭，追求基於個體訴求的生活實踐，但是脱離了學校集體制度扶持和缺乏福利制度兜底保障的青年卻無法在物質層面擁有個體對生活的完全自主規劃權。從這個意義上説，以婚姻為基礎的家庭生活依然具有着不可或缺的社會保障功能，婚姻要素也成為個體決定私人生活走向的關鍵所在，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相互交織和協商的實踐過程。

近年來，帶有衝動性的婚前性行為日益泛化，不僅挑戰了婚姻家庭的穩定性，同時也對中國社會的生育制度、社會關係與社會治理帶來潛在衝擊。國內學術界越發意識到，隨着單位制度解體，傳統的職業共同體無法承擔轉型期中國道德秩序重建的神聖任務。作為在中國文化體系擁有特殊地位的家庭，理應承擔起重建家庭共同體的責任。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之後，家庭主義作為一種優秀傳統文化日益在中國社會復興，並且國家試圖通過傳統文化的道德洗禮來應對市場經濟對家庭私人生活的入侵，從而實現社會秩序的道德重建。然而，面對個體化崛起與家庭私人化轉型，建立一個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型婚育模式不能僅僅依靠生活實踐層面的主體能動性，而是需要國家在制度政策層面的頂層設計，將傳統文化復興與青年生活實踐的有機契合，把“自我負責精神”作為新時代婚姻家庭的道德基礎。一方面，面對個體化時代青年的訴求表達與生活變遷，國家要正視和尊重當前青年私人生活變革所展現的新特徵與新趨勢，並且以開放性和包容性的視角來理解和接納青年對自我生活的合理設計與理性選擇。國家也要積極從文化塑造與政策調適的雙重視角來回應個體化時代青年代羣對私人生活方式自主設計的合理訴求，尊重青年主體地位，傾聽青年意見，回應青年感受，給予青年更多實現自我、表達自我的機會。另一方面，國家要倡導構建更加健康平等的婚育文化，積極培養青年對自身選擇結果負責任的能力，鼓勵青年要自覺承擔相應的婚姻家庭責任，同時也要讓“自我負責精神”成為道德文明塑造下個體的理性選擇與自我認同，形成中國語境下個體、家庭與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不僅有利於實現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也展現了全球一體化背景下中國家庭私人生活現代性變革中的東方底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