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秩序本來就一直不是基於規則的，而一直是基於根本利益的_風聞

【本文來自《國際政治倫理辨析》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 雲湄
• 我説的差別不大是在應用層面，也就是實踐經驗上我們都認為是利益主導的。我從沒含糊過這點，在國際博弈上，只要翻一下我過去的策論，沒有比我更直白腹黑的利益結果導向了，別人都很含蓄，我是直接粗暴利益推演，甚至都很少修辭論述。

但在概念系統上，那確實我們的是兩套。我們的分歧是在怎麼解釋概念體系，也就決定了為什麼儘管我們都認為主要是利益導向，但你會認為一切道德都是欺騙。

本質上説，人類的社會性區別於動物世界的關鍵，就在於利益共生機制更為複雜。這個利益共生機制説到底就是道德邏輯推理出來的人類倫理。不同的社會，道德尺度不同，但利己利他規律是一樣的。比如殺人搶劫偷竊，在任何社會都是利己損他的，可以對外這麼幹，但在族羣內部這麼幹是不道德的，而抽象法被賦予規則性後就成為有真實約束力的法律，通常法律不允許道德底線以下的行為（法律可以遷就黑人的底線，但都知道不道德），也就是道德尺度可以不同，但人類是有倫理的，當然，罕見的吃人原始部落可以基本歸入動物。這是基本規律。如果人類社會沒有倫理性，那就是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和法律什麼都可以做，那是絕對的趨利。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封建時代的國際關係是接近叢林規則的。而現代國際關係，是把國內法延伸到國際關係中，但只具有規則性不具有頂層暴力強制力。也就是説，是把羣族內部的倫理延展了部分到國際關係中，以共生機制避免國家之間過於叢林化導致世界大戰。現代國際關係主要還是二戰以後的格局。

前面我們説了，抽象法規定性的來源是依託人類倫理的，也就是建立在道德邏輯之上。各種國際關係法制定的恰當與否，體現的是道德尺度的取捨。可以制定更改進的規定性，但不能把基礎桌子掀了。

因為桌子一掀，就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幹。

説國際關係法是橡皮圖章是因為基本沒法依靠頂層暴力懲戒不法（大國打架，聯合國沒了，大國和小國打架小國沒了），但它是共生倫理的底線，利用國際關係法可以體現正義性，聲討破壞共生倫理的行為，可以有感召性。而感召性直説，也就是國家多勢力大也是搞力量。這是戰爭跌破國際關係法底線時，要論述是非對錯的原因，（並且，尤其是作為大國博弈來説，這形同於站隊陣營利益，所以大國更需要積極利用國際關係法，更要去積極制定規則。括號裏不能念出聲。）

戰爭需要利用國際關係法爭奪道德正義性，是因為會產生陣營利益。我前面論述，

目前的各種國際關係法，其實有一部分已經考慮過現實博弈的不對等，賦予了被侵略方的仗劍行走權。

但國際關係法並不唯一，會有互相打架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因是：國際博弈無頂層暴力制約。所以，國際關係法就不能跟國內法具有一樣的效力，國內法規定了不準同態復仇，同態復仇就不行，因為有國家公器暴力機構會執行公判。但國際並沒有。現代國際關係法這種基於道德的底線規定，當然是需要的，在對方不守法的時候，同態抵抗報復是國際博弈的正義。在戰爭和種族主義問題上，是需要有一個道德先決條件的。侵略戰爭受害方的同態復仇道德容量更大。

那麼，可以利用國家關係法賦予被侵略方同態復仇的正義性，這對爭取共生倫理陣營站隊有利，為什麼不要呢。這一點道德陣地，説強制力不大説影響力也不小，不管是大國小國，都不想白白丟掉。

在當今的地球軍事科技進展來看，政治倫理是國際博弈的必然一部分，因為沒有一種絕對的統治力量可以執行絕對單方意志推進絕對的單方利益，換句話説，力量絕對就單方意志，力量不絕對就有博弈。存在核恐怖平衡的現狀和長遠狀態都預計是存在博弈的，（除非某天出現了絕對防禦 或者絕對殺傷力量），地球力量分佈最少是三極甚至是多極的，所以不得去建立也利用這個國際關係規則體系。

現代國際政治倫理是建立在道德邏輯上的，但也要倚重力量抗衡。也就是國際博弈是文武並舉的，嘴仗要打，真理射程也要在握。

那麼具體的包括力量對抗的利益博弈就不闡述了，因為是體現在具體策略裏的。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是説基於美國規則的強權國際秩序，那隻要等中國陣營博弈贏了制定規則，也一樣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可能會更道德尺度仁慈點。因為不靠人類倫理談判下的國際關係法規則，靠什麼讓大小國家有日常行為底線呢？這個小破球，就是沒有單方技術統治力。單方意志推行利益叢林法則，也不是不行，兵家拿統治力出來説話。

※※

　　就算只談應用層面，我們也一樣有差別。規則（道德法規）的約束與根本利益的主張之間不可能一致，這造成了前者在一些方面約束不足，同時卻在另一方面約束過分，從而導致一些國家非突破這些規則去做事不可，而另一些國家則可以在規則之內侵害別國正當利益。這樣的事實，你一直迴避用根本利益來解釋，而採用模糊化的“道德的容量”，這種含糊其辭，實際上衝突雙方都可以為自己的不當行為做辯護藉口。

　　比如，歷史上烏克蘭、波蘭、立陶宛等國曾被沙俄／蘇聯侵害是事實，它們就可以用你伸縮自如的“道德容量”來説明反俄行為的正當性。但在我看來，這不是什麼道德問題，而就是根本利益的問題。它們（蘇聯／俄羅斯與反俄東歐國家）之間，有共同前途和出路的話，就應該首先着眼於向着共同前途和出路去走，而不是先將對方定為死敵；若沒有共同前途和出路，那麼就沒什麼道德好講，應該讓它們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自行解決問題。巴以雙方也是如此。錯判根本利益（什麼才對前途和出路真正有利和有害），一直是這些國際問題上有人犯錯誤的根源所在。涉及外部根本利益的時候，也應該按這個邏輯去判斷，只不過根本利益的關係更復雜。

　　從不同的底層邏輯出發，不可能在應用層面做出完全相同的決策。只拿應用層面來説事而無視底層邏輯的對與錯，遲早會出大問題。

　　我已經説過，必須説“根本利益”，這不可以泛化和歪曲為“利益”，你這樣用詞顯然是有意為之——一旦用詞準確，你的道理將很不好講。根本利益是對前途和出路有重大影響的利益，是不可交換或妥協的利益。大多數情形下根本利益符合當時的道德，但的確有的根本利益是完全違背的，比如原始社會生存資源嚴重不足時需要屠殺掉別的族羣。你這裏説吃人可以歸類為動物，就是錯誤的，反例不僅是原始社會，還有《三體》裏的逃亡艦隊，現實中尚未發生不等於不會發生類似情形。

　　你把文明和道德水平聯繫在一起的理解肯定是錯誤的。文明是有序性進化的載體，這是我的理解，它根本就沒有對道德做出直接限定，在文明外更是如此——文明間逐步構建和增長的共同利益之下，道德才可能有逐漸成長的空間，但一旦涉及根本利益，一切文明間道德都是可以踐踏的。現在的國際間規則很脆弱，原因就是共同利益的不足。而依靠暴力強制遵守規則，則需要在共同利益構建和發展的終點才有——那時不同文明已經融合為更大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前，我們的思維和行動都不可以超前。

　　你的“同態復仇”和“道德容量”一樣，都是不觸及問題關鍵的感性化和表面化概念。搞國際關係的目的就是為了根本利益，有更低成本的方式實現根本利益，就不會選擇更高成本的，無論如何實現不了，才會選擇追究敵人的損失最大化，這才是國際關係的實質。感性化和表面化的理解，是不懂國際關係實質的普通民眾的思維，這種思維不僅不該公開宣揚，反而要盡力抑制。

　　國際秩序本來就一直不是基於規則的，而一直是基於根本利益的。之所以有些時代下看起來像基於規則，原因是有能力的國家根本利益沒有受到侵害，而受到侵害的國家沒能力，基本上什麼也做不了。真正解決問題的一直都不是規則，這才是關鍵，採用誰的規則都一樣，哪怕是真心想做好事的規則。這與強權存在與否無關。各國根本利益得以維護的前提下，才有規則可以起作用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