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是主要目的為了重新打通與西方貿易的商路？_風聞

【本文由“直心少年”推薦，來自《葛兆光：設想一種全球史的敍述方式》評論區，標題為直心少年添加】

繪製於1402年的朝鮮《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其實與稍早前的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繪製的《大明混一圖》，都源自晚元江南士人李澤民之手、今已佚失的舊大陸世界地圖《聲教廣被圖》。只是《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在臨摹時不知出於何故，漏畫了地圖左下側的印度半島。

因此，1405年鄭和初下西洋時的航海路線，手中就已有可依循的古海圖。而當時歐洲人還沒有繞過好望角的記錄，所以相關地理知識只可能是通過元明以前歷代下洋的華商，及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華的阿拉伯、印度、東南亞等海商的地理知識累積所得。而成圖於元朝，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元朝不僅是個草原帝國，更是一個主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化進程”的商業帝國。

而導致在中國繁盛上百年的元末泉州蒲氏家族覆滅的穆斯林武裝“亦思巴奚兵亂”（1357年-1366年）起因，或就不無可能與稍早前已席捲歐洲、西亞奪走當地1/3以上人口的“黑死病”導致“海上絲綢之路”的出口市場極度萎縮，以致蒲氏家族為首的泉州波斯商團無法完成盛行於元代的“包税”定額或額外攤派負擔而興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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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主因還是元末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削弱，這可能也與“黑死病”導致的陸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斷絕，致使商業税急劇萎縮中央財政崩潰不無關係。而元末35年內暴發的12次瘟疫，也是幾乎因此滿門死絕的朱元璋那代人大規模反元起義的重要源頭，這與“漢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一樣敲響了幾個大一統帝國的喪鐘。

若確有其事，也是前幾年就提及的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可能對今後的世界圖景帶來一點啓示。

而元朝的覆滅可視作一次“貿易全球化”的倒退。

由於北元與帖木兒帝國的存在，曾經昌盛的東西方“陸上絲綢之路”在明初基本斷絕。而“海上絲綢之路”則因恰逢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引發亞歐動盪以及後來的壟斷商路，原先長期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波斯及阿拉伯商團也在“亦思巴奚兵亂”被鎮壓後大幅萎縮，貿易路線也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為再次鑿通東西方商路、恢復元代以來既有政府財源的中國版“地理大發現”努力之旅。

個人甚至猜測鄭和帆船隊很可能曾嘗試依照掌握的海圖逆風揚帆繞過“好望角”（又名“風暴角”）開拓新商路，最有可能的就是記錄了船隊到達過非洲東南部馬達加斯加和桑給巴爾島的第六次“下西洋”，卻因南緯“咆哮西風帶”的影響而無疾而終（有待未來相關海域鄭和寶船遺蹟證實）。但可惜受限於當時的地理與技術侷限，也缺了一點點運氣，鄭和船隊最終沒有實現找到直通西方市場的捷徑，反而由於靡費巨資卻幾無所得而揹負了“勞民傷財”的黑鍋。

這種情況一直要到明中後期西方同樣為打通與東方的商路，在“地理大發現”成功之後大規模佔領殖民地恢復中西貿易通道才告一段落。然而此時由於西方已經佔據商路主動權，中國則由於東西方供求差異形成的比較優勢以及行為慣性由“坐、行商並立”逐漸保守化轉為了“坐商”制度，除了少量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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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明初也沿襲了元朝“十五抽一”的商業税，後來又因商路斷絕、貿易停滯而降到了“三十抽一”以鼓勵商貿。這個税率比當時官定田税更低，因此明朝中央財政不得不更加依賴另一個主要税種——農業税。

即使經過張居正改革擴大税基以及“隆慶開關”後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實施白銀貨幣化，卻在朝廷“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因循守舊與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之下而墨守成規。

相比明朝生產力弱得多的漢唐宋元，都可以從商税中獲得鉅額財政收入。明朝卻因為自身制度缺失，雖然中後期商業畸形發展，財政收入卻一直捉襟見肘。這也使明廷成為史上最窮的朝代之一，而被後世謔稱為“窮明”。

既然中央無法從商業上收税，必然會把大量賦税轉嫁給底層農民，進而導致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商人階層奢靡之風與日俱增，社會風氣開始追求享樂。張居正的弟子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筆麈》中曾感慨：經過“一條鞭法”改革後，江南“農困而商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然而一旦國家出大變亂，後果不堪設想！最終在明朝中後期朝廷税源逐漸枯竭，中央財政也徹底走向了崩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