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二）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性（2）_風聞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五  中國革命打造了極為特殊的軍政關係

這一特殊軍政關係的主要特點有三條：第一，半軍事化的政府和政權基層；第二，高度政治化的軍隊；第三，政權與軍隊角色之間的強大融合和轉化能力。

先有共產黨，後有共產黨創立的軍隊，在軍事勝利的基礎上再逐步建立政權。這一歷程決定了共產黨政權具有很高的軍事化特徵。

歷史上通過軍事勝利建立軍事化政權的情況其實是有很多的，所以軍事化政權本身並不稀奇。但歷史上的軍事化政權很容易陷入以軍控政的地步，或者為了有力控軍而大搞特務組織。而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半軍事化的政權被建立的同時，中國實現了軍隊被政治組織（而不是軍隊本身）絕對控制，這是軍隊的高度政治化的根本表現。同樣地，這也是由軍隊的誕生髮展歷程決定的。黨首先是一個政治組織，而紅軍在建立之初，就從根子上確立了黨絕對指揮槍的原則。在經歷了三灣改編，古田會議以及長征的反覆鍛造之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已經成為了神聖的原則。

軍隊被黨控制，不僅僅包括讓打哪就打哪，讓撤退就撤退，讓犧牲就犧牲等等這些已經很難得的軍事素質，還包括“讓脱軍裝就脱軍裝，讓拿勞動工具就拿勞動工具，讓忍耐就忍耐，讓刮骨療毒式自淨就自淨”等等政治素質。 這些特點不僅僅存在於革命時期，也一直存在至今。

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就是軍隊和政府誰能控制誰？中國革命給出的回答是兩個選擇都不要，誰也不能控制誰。在他們之上還有一個領導一切的黨組織，軍隊和政府都是黨組織執行歷史任務的手段。尤為重要的是，黨組織搞好軍政關係的核心不在於劃出軍政兩條軌道然後居中平衡或者制衡（這可能是很多聰明人的第一想法），核心要點在於軍和政的功能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二者有很強的融合和轉化能力。大量的政權基層組織即使在常態下都保持着隨時轉入半軍事化動員的潛能，比如大量的人員只要需要就可以立刻轉化為民兵，甚至有大量的婦女團兒童團等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執行軍事輔助任務。軍隊則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化身生產隊，教育宣傳隊和政治工作隊。從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到解放戰爭期間快速轉化戰俘，再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等都有突出體現。

具體到軍隊內部，則有軍事長官和政委之間以融合協調而非對立制衡為主的基本特徵（雖然制衡性也是有的）。這是中國相對於蘇聯政委制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關鍵。要在軍隊建立雙首長而又避免顯然很容易產生的內耗，除了黨委領導的軍事化民主集中，恐怕沒有其他的途徑。這一套東西説起來容易但執行起來難，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制度設計能夠保證它一定能運行好。只能在長期的鬥爭中鍛造出一批能夠玩轉這套體制的人，然後由這批人以傳幫帶的方式培養下一批人。在軍事民主集中制保證了軍隊內軍政兩條線融合協調的前提下，軍隊不僅具有了很高的政治屬性而且培養出了一大批軍政複合型人才。很多人既能做軍事主官，又是優秀的政工人員，以至於在軍隊打下了地盤建立了新政權之後很多軍隊的人可以立刻化身為地方行政首長並在崗位上作出突出工作業績。這又從高層方面大大鞏固和提高了上文提及的軍政融合與轉化能力。

再有，軍事民主很有利於有效地從基層收集信息與經驗，並且必然要求將上級的意圖充分地傳達給基層，使得基層戰士哪怕文化水平不高也往往能夠充分了解自己的戰鬥任務，戰鬥目的和隊伍性質。這就保證了軍隊經常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進行從純軍事角度看高難度的靈活變化。比如分成若干個小分隊行動還能實現總任務的協調，比如在大撤退或者大勝利的階段可以輕易打散編制重新混編等等。

德國、蘇聯和美國在20世紀也展現出了強大的軍事動員能力，並且在大戰中實現軍隊和政權比較強的協調能力。 但他們的動員和軍政協調與中國革命的情況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德蘇美的軍事動員與戰時軍政協調是一種政治上的非常態，也是對經濟有嚴重透支作用的。而中國革命中的動員與軍政協調本身就是黨長期生存和鬥爭的常態， 不僅是可以長期維持的，而且本身就是解決嚴重經濟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一點下文還會討論）。

第二，德蘇美的動員與協調是建立在強大的工業化基礎上的，是有非常強的中央計劃的背景的。

而中國革命者是在沒有工業化的情況下實現了深度軍事動員和強大軍政協調的，而且雖然大的指導原則是源自黨中央但具體的事務安排很多是在分權條件下由各地自己探索出來的，具有強烈的分散自組織特徵。但這種自組織又不是去中心化的。中央始終是一個強勢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以及中央內部也形成了半軍事化的民主集中關係。中央本身也具有強大的學習和反饋能力，一旦有優秀的地方自主組織經驗，很容易通過進入中央的總結推廣而擴散到全體系。

總之，中國革命打造的特殊軍政關係使得中國獲得了超乎尋常的動員力，很大程度上能夠在缺乏先進生產力和充分經濟資源的基礎上廣泛深度動員全社會的潛力去執行中心任務。而中國共產黨的競爭對手由於不理解這一套厲害體系很容易產生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嚴重低估。日本，國民黨，美國，印度都因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六  中國革命極端曲折的歷程導致政治權力的地域性基本被消除

之前我在分析困難性的篇章裏面已經指出，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着嚴重的政治地域化的問題，表現為各地區的軍閥割據以及連名義上的中央蔣介石集團的權力基礎也有很強地域性。這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整合國家之困難可能不亞於帝國主義的外在壓力。即使僥倖獲得了明面上統一的國家，如果不以強力抹平政治權力的地域性，未來的發展也會受到極深的拖累。

我們看一看國際上的情況。能有資格和中國比的主要國家也就是蘇聯、印度、美國這幾家了，其他的規模都太小。蘇聯和印度的政治權力地域性問題顯然是遠比中國嚴重得多。即使是美國，雖有最長時間的建國史來逐漸抹平地域差別，但直到今天它依然有極為深刻的紅州與藍州之間的地域性政治張力，嚴重製約了衰落期美國的國內改革和國外政策。和上面這幾個國家比，中國政治權力的地域性問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了。關於這一點，只要想想中國大陸內部不同地域間所謂政治矛盾在中國政治討論中的排位然後再和美國政治中的紅藍州和搖擺州議題熱度比一比就知道了。或許還會有人説存在“山頭”的問題，但現實早已證明“山頭”遠比地域性權力來源問題容易處理（還是與蘇，印，美，民國比比吧）。此外還要注意，中國這個局面的維持並不是基於高層的來源在地域上均勻分佈（這本來也是一種苛求了），這説明有更深層原因。

這種在廣土巨族中很大程度上抹去政治權力地域性的奇特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來自於中國革命的特殊歷程。

首先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就有五湖四海不重地域性的特徵，但真正把這種願景落實的還不是意識形態（否則蘇聯會做得更好），而是具體實踐。由於北伐基於南方以及蘇維埃國基於南方，在長征之時共產黨的政軍上層有大量的南方人，他們中很多成為了未來的黨和軍的上層。延安時代他們又必須在北方全力擴充自己的基層。經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大發展，到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已經形成了上層很多南方領導而下層大量北方軍民的這種南北合力的超強跨地域組合。抗戰後大量幹部進入東北協助工作，解放戰爭期間大量南下幹部跟着部隊進入南方和西部與原先的本土幹部結合。經過了來自東南西北貫通上中下層的幾輪大混合，到了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意識形態上而且在現實狀況上具備了可以強力抹平政治權力地域性的基礎。

很多人會認為中國能夠比蘇聯、印度、美國更能做到政治權力的地域性一統是中國大一統傳統決定的。我承認中國的歷史傳統有深刻影響，但歷史傳統絕不能決定上述格局的出現。這是因為中國強有力的大一統王朝往往都依賴於一個建國的軍事貴族集團。從大秦的關中集團到滿清的八旗集團都是這樣子的，而這個集團有很強的地域性。與此同時，可能還會有另外的基於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其他地域性集團與這個集團相輔相成或者相互制衡，比如明清時代的江浙集團。這種依賴於一兩個地域性很強的集團來長期統治維持大一統的手段在古典時代是可行的，但是如何轉型到現代社會是絕沒有現成答案可供遵循的。而且即使在古典時代行得通，內部的代價也是非常之大的，比如極易形成嚴重黨爭。總之，很多人明白中國要重建大一統，但這還是淺層問題。深層問題是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大一統，這是中華傳統文明裏找不到答案的。

中國革命以一種前人很難想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蕩平了中國政治權力的地域性。之後各種有意無意的安排又使得這一局面可以長期維持。到了今天，與外國比，中國大陸內部沒有出現“保守派地區”和“自由派地區”的激烈鬥爭（這個説法本身都有點違和感，對不對？），哪怕內部經濟發展是長期嚴重不平衡的。這令很多外國觀察家困惑而又失望。或許還有人想説自治地區如何如何，但仔細想想其權力架構其實是頂層設計的，權力源於全國人民而不是國家一隅，實踐早已多次證明如欲實施各種重大政治舉措在法理或者實操層面並無大的障礙（也遠比其他國家容易）。時至今日，與傳統朝代比，中國沒有出現湖南集團或者四川集團或者江西湖北“軍功集團”，困擾中國至少五六百年的江浙政經學集團搞結黨惡鬥並常把江南本位看得比全國利益重要的問題在共和國也得到了解決。

中華大地上的“大一統”進程在信史中有三個關鍵發育期。第一個是西周，形成了“天下，華夏，王土，王臣”等觀念；第二個是秦，出現了郡縣制的實踐；第三個是共和國，造就了大體上抹去政治權力地域性的格局。而且如同秦漢的變革領先世界一樣，這次共和國同樣領先世界。西方有句政治名言“all politics are local”，被很多西方人視為基本政治常識，但中國是例外，已經超出他們的政治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