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講：建經濟特區是最大的 摸着石頭過河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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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國家計委、外貿部派遣的經濟貿易考察組赴香港、澳門實地考察後，向中央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保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1979年1月，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名向國務院遞交報告，提出在蛇口一帶設立工業區的設想，得到中央的批准。不久之後，蛇口工業區在轟鳴的開山炮中誕生了。

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市舉辦出口加工區。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設想。中央對此表示支持。關於如何命名這幾處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鄧小平説，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報告，確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先走一步，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決定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看，從一開始就是摸着石頭過河。最初辦特區的目的只是建出口工業區，因此名稱為“出口加工區”，鄧小平定名為“特區”後，也是叫“出口特區”，最終才定名為“經濟特區”。

最初的四大特區中，深圳只是一個漁村，基礎最差，基礎最好的似乎是僑鄉汕頭，為什麼反而是深圳發展最快，汕頭髮展最慢呢？

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主要是公有制退私有制進、計劃經濟退市場經濟進。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博弈中，直到1992年黨的十二大決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初步塵埃落定。在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博弈中，直到90年代中後期，黨中央決定抓大放小，才初步塵埃落定。這意味着在改革開放的前期，哪個地方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進得最快，阻力最小，哪個地方就會發展最快。

正是由於深圳只是一個漁村，如同一張白紙，可以任由外來者畫自己最想畫的圖畫，也就是即使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落户深圳也不會有阻力，所以無論是港澳台商和外商，還是中國各地的投資經銷商及各類精英，闖特區必然首選深圳。因此，深圳不但搶了四大特區的發展先機，而且搶了整個中國的發展先機。深圳本來主要是依賴香港發展起來的，但僅僅40多年之後，深圳就由一個漁村發展到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口和城市規模，都遠超香港。例如，到去年止，香港的經濟總量只有深圳的2/3左右，香港的人口只有749萬多一點，而深圳為1766萬多一點。

至於汕頭市，説一件事，就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2005年，五大特區在珠海舉辦圍棋賽。賽後，汕頭圍棋協會會長開車順帶我們海南圍棋隊回廣州，在一個路口違章，被珠海交警攔下了。本來要罰款，但珠海交警見我們是外地人外地車，説了一聲下次注意，放行了。車重新開動後，汕頭圍棋協會會長感嘆地説：“這要是在汕頭，外地人可就慘了！汕頭人排外，越是外地人罰得越重！”

特區本來是率先對外開放，對外開放首先就不能排外，而辦了20多年特區，汕頭卻連排外的陋習都還沒有改，怎麼可能不發展得最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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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整個中國南來北往的故事了。

先説南來的故事。

南來者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當然是一批一批絡繹不絕南下闖特區的人。

第二種是一批一批絡繹不絕南下考察特區的官方隊伍。他們是自發的，不像當年考察大寨和大慶，是全國統一組織的。並且他們考察的重點並不只是特區，還有學習特區最好的廣東相關市縣。

例如，廣東佛山、番禺、中山、東莞學習特區後變化最大，考察的人也最多。我在前文説過，1986年，湖北孝感地委書記鄧道坤親自帶隊南下廣東，就是考察的上述四地。回去後在地委禮堂作的《孔雀東南飛》報告，贏得了最多的掌聲和喝彩。

對南下考察報告的宣傳，又刺激了更多闖特區的人。例如，1988年建立海南特區，孝感報記者張能敏已獨自先行闖海南。同年，孝感報一位副總編帶隊考察海南和深圳，其中就有我。我和另一位記者借這次考察在海口晚報找到了工作，次年海口晚報面向全國招聘總編，經張能敏和我推薦，孝感報總編得以應聘到海口晚報任總編。包括那位帶隊考察的副總編在內，孝感報另有4人後來則去了深圳。

第三種是一批一批絡繹不絕南下另謀出路的失業大軍。

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小公有制企業幾乎全軍覆沒的破產倒閉，導致全國至少7000萬人下崗失業。

好在，繼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大特區後，中國又開放了大連、青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又設立海南特區，1990年又開發上海浦東······中國逐步形成從沿海到沿江、從沿邊到內陸，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這無疑給下崗失業大軍南下重新就業創造了最好的機會和條件。

東北是老工業基地，下崗失業者最多，南下另謀出路的人自然也最多。1988年我去山東，在青島，在濟南，在煙台，在威海，到處碰到的都是東北人。在海南，我以為海口的東北人最多，沒想到不是海口而是三亞。三亞因為黑龍江的人太多，乃至一度有這樣一種調侃：不應該叫“海南省三亞市”，而應該叫“黑龍江省三亞市”。

總之，自建立經濟特區後，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形成了人口持續南移大潮。

至於北往的故事，其實是特區之風向北吹的故事，吹向了全國。吹得中央不得不進行宏觀調控，剎住過熱投資。因為一度幾乎個個縣市設了開發區，而開發區內就是本縣市的小特區。特區全國化雖然是大方向，但操之過急就違背了經濟規律，所以中央必須及時出手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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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區建設有那麼一點生不逢時，頭一年建特區，第二年就發生了1989政治風波，接着“姓社姓資”的爭論甚至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報紙上還連篇累牘地“反和平演變”、進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出現了對私有化、引進外資和特區建設等等的懷疑聲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海南洋浦30平方公里工業區由日本熊谷組財團承包開發的項目，經全國政協一些委員考察後，被叫停了。

此後就是三年經濟疲軟期，連海南也在遣返“盲流”。除了慕名來海南旅遊的人多了，帶活了海南的旅遊業外，其他方面海南的發展也很“疲軟”。

海南房地產開發熱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開始的。先是全國各地，後是港澳台，來海南開發房地產的人突然紛至沓來，人滿為患，乃至海口大小茶館和飯館裏，全是洽談房地產項目的。因為那時沒有私家車，海口公交也才幾條線路，打的的人太多，打的等半個小時是常態，等一兩個小時也常有。

因為我在湖北孝感和家鄉廣水市有點名氣，兩地慕名來找我介紹房地產項目的人也是一個接一個。

這迫使我結識了海南晉億房地產公司。

這名義上是一家台資公司，實際上是一家北京人打着台灣親屬名義辦的假台資公司，公司裏除了那一家人外，只請了一名瓊山人做正式員工，似乎把我也算作了兼職員工，總之公司裏沒有一個台灣人。

那時海口和瓊山府城鎮之間還隔着一大片農地，兩市還沒有合併，但是海口城區及周邊，以及瓊山府城鎮範圍內的所有土地，都被買賣一空。那位瓊山人員工幫晉億公司在相鄰府城鎮的龍橋鎮開發區，弄到了大片土地，總數是多少我雖然不得而知，但經我之手賣出去的就有550畝。

龍橋開發區雖然至今還沒有開發，仍然是一片農地，但當時卻是炙手可熱的香餑餑。這片地位於海渝東線公路旁，我帶領客户看得最多的就是這片地。我總是向客户描繪：海渝東線將建高速公路，並且一定會在龍橋開發區開出口。等高速公路一通，龍橋、府城、海口就連為一體，這裏的土地就不知要增值多少倍啦！

我經手賣出去的550畝地，共有4個買家：孝感兩家，安陸一家，十堰一家，其中十堰一家就買了300多畝。十堰那家是十堰工商銀行，實力最雄厚，帶來海南7000多萬元資金，買300多畝土地的預付金只需不足2000萬元，另外5000多萬元，我幫助他們在海口政府一家房地產公司找到了合作開發項目。總計經我之手，為海南引進了一個多億的資金。

我的家鄉廣水市人民銀行行長帶着人來海南炒房地產反而最晚，這時已不是炒地皮，而是炒圖紙上的樓花了。例如，海口晚報一位記者，湖北雲夢人，其父是雲夢縣人民銀行行長，他因此有2000萬元參入炒房地產。他請我幫忙，我説這時項目很難找了，風險也很大，不能急，得求穩，慢慢來。他等不及，自己花2000萬買了一個樓花，高興地帶我去看。設計圖上的樓花38層，才佔地3畝多，位於海口與府城鎮之間的鳳翔路。要知道，當時連鳳翔路都尚在規劃中，那裏事實上還是農地，3畝多土地上只不過多了一棟38層高的樓花設計圖，就賣2000萬元，在我看來無論如何物有不值。但他信心滿滿，説很多人都告訴他，他這項目要不了多久就會漲到3000萬元以上。

我既然再聯繫不到好項目，就只能讓廣水市人民銀行的人自己找項目，但鑑於本報那位記者買項目前沒有告知我的遺憾，我囑咐他們找到項目正式成交前務必告知我，以便我參謀參謀，避免上當。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裏，他們找到了好幾個項目，但都被我否掉了，因為全部是炒樓花的項目，物有不值，風險太大。他們幾乎快要失去耐心了，甚至對我有所懷疑，要撇開我自行其是。但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中央宏觀調控的消息，地價腰斬了再腰斬，樓花價格更是跌得只剩下一個零頭。他們這才慶幸沒有盲目買項目，對我千恩萬謝，兩手空空但是得勝回朝。

本報那位記者可就慘了，他當人民銀行行長的父親上吊自殺，報社分給他的房子也被雲夢人民銀行查封，剩下的鉅額債務仍然壓在他頭上。好在他此前幫美國一個華裔洋蔘丸大王寫過傳記，這位洋蔘丸大王幫他全家移民去了美國。

估計是龍橋開發區最初賣的地價太低，瓊山市和龍橋鎮相關幹部心裏不平衡，想拖延着漲一點地價，才一直沒有辦土地證，導致整個開發區的項目無一正式成交。直到宏觀調控的消息傳來，龍橋鎮才急急忙忙辦下土地證，通知晉億公司去籤正式合同，交餘款。晉億公司的老闆也高興地通知我帶領4個買家去籤正式合同，交餘款。

晉億公司此前已與我約定：550畝土地，每畝給我提成1萬元，總計550萬元。晉億的老闆本來要預支幾十萬至100萬給我，但我生性謹慎，認為沒有正式成交，還是先不拿為好。我慶幸自己沒有先拿錢，所以在這最後的關鍵時刻，能為4個買家説話。我的理由倒也充分：晉億公司按協議延誤交土地證，違約在先，4個買家都拒絕土地進一步交易，要求晉億公司必須退款。

晉億公司説是龍橋鎮延誤了辦土地證，責任在龍橋鎮而不在晉億公司。我説，那麼晉億公司正好可以追究龍橋鎮的違約責任，要求龍橋鎮退款。

總之，經過一番艱難的折騰，有兩個買家甚至從湖北調來了公檢法人員，威脅要將晉億公司的老闆帶回湖北處理，最終晉億公司全額退了款。

至於十堰工商銀行與海口政府所屬房地產公司合作的5000多萬元，不但全額退了款，還按規定付了利息。

十堰工行銀行另外還避免了2000萬元的損失。

一家海南軍隊所屬的房地產公司，要找十堰工商銀行貸款2000萬元，許諾給行長80萬回扣，給我40萬回扣。我從張能敏處得知，這是一家冒牌軍隊所屬企業，十堰工商銀行行長是我的親戚，因此在與親戚商量時，我的意見是：“如果我倆得了120萬，2000萬就很可能泡湯。”我這親戚也是性格謹慎，廉潔奉公，所以拒絕了這筆貸款。

最終，十堰工商銀行所有來海南的錢毫髮無損地回去了，甚至還賺了一些利息。據説，全國工商銀行系統這種情況的，只有10家。因此，我那親戚回湖北後不久，就升任湖北省工商銀行副行長。

在很多年時間裏，我一直不理解和惋惜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原因，並非惋惜自己的550萬提成眼看要到手卻泡湯了，而是惋惜據説如果宏觀調控晚一點，美資就要大舉進入海南。美資進海南一定能帶動整個世界的資金進海南，等美資引領整個世界的資金進了海南，把海南建設得比台灣還發達，再進行宏觀調控該多好呀!

直到我全面研究人類進化歷史和世界走勢，才得知美資當時正在日本樓市呼風喚雨，把日本的樓市泡泡吹大到了“把日本東京的房地產都賣了，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地步。然後美資悄然撤離，日本樓市泡泡破了，日本從那時至今陷入經濟停滯期。如果中國的宏觀調控晚一點，美資從日本撤離後直接來到海南火上澆油，把海南的地價房價也炒高到“賣了海南的房地產，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地步，然後美資悄然撤離，給海南留下的全是爛尾樓。不但海南經濟從此會萬劫不復，一蹶不振，而且整個中國經濟也從此會萬劫不復，一蹶不振。因為中國各省市的錢都被吸引來了海南，或者變成了爛尾樓，或者被美國人賺走了，中國的銀行以及房地產等企業有多少會倒閉，炒房者有多少人會跳樓，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轉而慶幸當時中央及時推出了宏觀調控政策，也頓悟中央決策層確實比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英明睿智、高瞻遠矚、遠見卓識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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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中國人口北歸的小回潮。這種小回潮，主要是在特區和東南沿海開放地區掙到了第一桶金的人，或者錢雖然沒掙到多少，但學到了本事、成了市場經濟弄潮兒的人，紛紛回故鄉創業，既推動了故鄉經濟發展、又推動了故鄉特區化的故事。

無疑，應該從深圳特區，從廣東、上海等省市回故鄉創業的人最多，從海南迴故鄉創業的人也不在少數，因為單是我身邊的人就有好幾個。

在孝感地市合併以前，即當初孝感地區所屬的縣級孝感市，由常務副市長親自帶隊到海南炒房地產。雖然沒虧也沒掙到錢，但這位常務副市長明白了開發房地產可以白手起家的原理和步驟，他回孝感後大膽辭職下海，註冊了孝感第一家房地產公司。他將公司掛靠在軍隊名下，因為當時軍隊還可以經商辦企業。他雖然得向軍隊上繳利潤和管理費，但軍隊企業可以享受納税優惠，貸款也便利。

當時孝感中心城區的兩家大型企業柴油機廠和棉紡廠，面臨破產倒閉，不破產倒閉也得遷往城外。他從銀行貸款，以最低價格買下了這兩個廠。因為這兩個廠有了對下崗職工的安置費，幹部職工都對他感恩戴德。他以這兩個廠做抵押，又到銀行貸到大筆款子，在孝感首開房地產先河。因為地段好，又是最早問世的商品房，加之價格也不貴，所以一銷而光。他白手起家掙到了第一桶金以後，接連在孝感開發了幾個房地產小區，成了孝感遠近聞名的最大房地產老闆。事實上，他這時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私有企業老闆，因為軍隊不準經商辦企業以後，他的房地產公司名正言順地私有化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開始走下坡路以後，他又搶了另一個先機——建了孝感第一個五星級酒店，也是名利雙收。

我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夫婦倆闖海南賺到了第一桶金，雖然不多，才幾十萬，但回到故鄉安徽，利用這筆錢在合肥辦了一家廣告公司。因為當時廣告公司在內地還是新生事物，所以收入頗豐。兩口子一度想勸我別幹海口晚報副總編了，去合肥和他們一道經營廣告公司，怕被我拒絕當時才沒開口。後來，他們利用廣告收益加上銀行貸款，註冊房地產公司，直接在合肥、銅陵等地開發房地產，也成了身價一個多億的房地產老闆。他們在合肥擁有幾處豪華別墅，還在上海買了豪宅。如今，他們落户上海，成了上海人。

孝感報第一個闖海南的記者張能敏，在海南掙到了第一桶金以後，回到湖北武漢、宜昌開發房地產，沒有成功，轉而在武漢光谷高科技工業園辦了一個生物農藥廠，後來又在雲夢縣工業園開了分廠。海南要建自貿港，因為他在洋浦有地皮，又回到海南開發洋浦的土地。他每年湖北海南兩處跑，忙得不亦樂乎。闖特區，讓他從一個記者，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實業家，令人尊敬和羨慕。

我一個廣水老鄉，是位於海口保税區的海馬集團副總經理，以前常聚，後來老也不見面。一問才得知，他每年大多數時間在河南鄭州。因為海馬集團董事長是鄭州人，董事長要為家鄉做貢獻，便以鄭州勞動力成本低等為理由，在鄭州建了海馬分廠。名為分廠，實際上規模比總廠還大，因此我這老鄉必須每年更多的時間呆在鄭州。

項羽説，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中國人富貴了，無論大富貴還是小富貴，都要還鄉，其中很多人還要力所能及地惠及鄉里，為的是在家鄉留下好名聲。

我的家鄉張家畈有兩個小青年，分別在深圳、廣州打工，有了一些積蓄後，都辦了生產包裝盒之類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廠，當起了小老闆。但他們都不在當地招工人，而要回到家鄉招工人，這也算是惠及鄉里。其中張家畈一個30多歲的啞巴，本來根本不可能去城裏打工，但有幸被招到廣州當了家庭作坊工廠的工人。如今30年過去了，這個啞巴雖然因為終生未娶成了孤寡老人，但他有30年的打工積蓄，加之屬於五保户，國家每月有1000多元的補助金，補助金每年按13個月發放，他的養老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這也算是特區和南方的經濟高速發展，惠及了中國中部一個偏僻鄉村，其中包括這個偏僻鄉村的一個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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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不特了”，我早有這個印象，很多人和我一樣也早有這個印象。

並不是特區退步了，而是整個中國進步了，整個中國都特區化了。

是的，由特區到自貿試驗區，自2013年9月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隨後，廣東、天津、福建、遼寧、海南、山東等自貿試驗區相繼設立。中國先後共設立21個自貿試驗區，全部實行了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政策。這樣的政策實際上比當年的經濟特區政策更開放。

建經濟特區是摸着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的產物，從經濟特區到整個中國特區化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化，是更深入、更全面的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的產物。因此可以説：建經濟特區及經濟特區的發展與在全國的普及，越到後來，越主要靠經濟規律的一種內在動力在推動，故而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摸着石頭過河。（未完待續）

（本講主要信息來源：1、《中國共產黨簡史》，本書編寫組，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共中央宣傳部，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講作者 張國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