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講:建經濟特區是最大的 摸着石頭過河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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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國家計委、外貿部派遣的經濟貿易考察組赴香港、澳門實地考察後,向中央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保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1979年1月,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名向國務院遞交報告,提出在蛇口一帶設立工業區的設想,得到中央的批准。不久之後,蛇口工業區在轟鳴的開山炮中誕生了。
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市舉辦出口加工區。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設想。中央對此表示支持。關於如何命名這幾處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鄧小平説,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報告,確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先走一步,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決定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看,從一開始就是摸着石頭過河。最初辦特區的目的只是建出口工業區,因此名稱為“出口加工區”,鄧小平定名為“特區”後,也是叫“出口特區”,最終才定名為“經濟特區”。
最初的四大特區中,深圳只是一個漁村,基礎最差,基礎最好的似乎是僑鄉汕頭,為什麼反而是深圳發展最快,汕頭髮展最慢呢?
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主要是公有制退私有制進、計劃經濟退市場經濟進。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博弈中,直到1992年黨的十二大決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初步塵埃落定。在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博弈中,直到90年代中後期,黨中央決定抓大放小,才初步塵埃落定。這意味着在改革開放的前期,哪個地方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進得最快,阻力最小,哪個地方就會發展最快。
正是由於深圳只是一個漁村,如同一張白紙,可以任由外來者畫自己最想畫的圖畫,也就是即使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落户深圳也不會有阻力,所以無論是港澳台商和外商,還是中國各地的投資經銷商及各類精英,闖特區必然首選深圳。因此,深圳不但搶了四大特區的發展先機,而且搶了整個中國的發展先機。深圳本來主要是依賴香港發展起來的,但僅僅40多年之後,深圳就由一個漁村發展到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口和城市規模,都遠超香港。例如,到去年止,香港的經濟總量只有深圳的2/3左右,香港的人口只有749萬多一點,而深圳為1766萬多一點。
至於汕頭市,説一件事,就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2005年,五大特區在珠海舉辦圍棋賽。賽後,汕頭圍棋協會會長開車順帶我們海南圍棋隊回廣州,在一個路口違章,被珠海交警攔下了。本來要罰款,但珠海交警見我們是外地人外地車,説了一聲下次注意,放行了。車重新開動後,汕頭圍棋協會會長感嘆地説:“這要是在汕頭,外地人可就慘了!汕頭人排外,越是外地人罰得越重!”
特區本來是率先對外開放,對外開放首先就不能排外,而辦了20多年特區,汕頭卻連排外的陋習都還沒有改,怎麼可能不發展得最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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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整個中國南來北往的故事了。
先説南來的故事。
南來者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當然是一批一批絡繹不絕南下闖特區的人。
第二種是一批一批絡繹不絕南下考察特區的官方隊伍。他們是自發的,不像當年考察大寨和大慶,是全國統一組織的。並且他們考察的重點並不只是特區,還有學習特區最好的廣東相關市縣。
例如,廣東佛山、番禺、中山、東莞學習特區後變化最大,考察的人也最多。我在前文説過,1986年,湖北孝感地委書記鄧道坤親自帶隊南下廣東,就是考察的上述四地。回去後在地委禮堂作的《孔雀東南飛》報告,贏得了最多的掌聲和喝彩。
對南下考察報告的宣傳,又刺激了更多闖特區的人。例如,1988年建立海南特區,孝感報記者張能敏已獨自先行闖海南。同年,孝感報一位副總編帶隊考察海南和深圳,其中就有我。我和另一位記者借這次考察在海口晚報找到了工作,次年海口晚報面向全國招聘總編,經張能敏和我推薦,孝感報總編得以應聘到海口晚報任總編。包括那位帶隊考察的副總編在內,孝感報另有4人後來則去了深圳。
第三種是一批一批絡繹不絕南下另謀出路的失業大軍。
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小公有制企業幾乎全軍覆沒的破產倒閉,導致全國至少7000萬人下崗失業。
好在,繼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大特區後,中國又開放了大連、青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又設立海南特區,1990年又開發上海浦東······中國逐步形成從沿海到沿江、從沿邊到內陸,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這無疑給下崗失業大軍南下重新就業創造了最好的機會和條件。
東北是老工業基地,下崗失業者最多,南下另謀出路的人自然也最多。1988年我去山東,在青島,在濟南,在煙台,在威海,到處碰到的都是東北人。在海南,我以為海口的東北人最多,沒想到不是海口而是三亞。三亞因為黑龍江的人太多,乃至一度有這樣一種調侃:不應該叫“海南省三亞市”,而應該叫“黑龍江省三亞市”。
總之,自建立經濟特區後,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形成了人口持續南移大潮。
至於北往的故事,其實是特區之風向北吹的故事,吹向了全國。吹得中央不得不進行宏觀調控,剎住過熱投資。因為一度幾乎個個縣市設了開發區,而開發區內就是本縣市的小特區。特區全國化雖然是大方向,但操之過急就違背了經濟規律,所以中央必須及時出手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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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區建設有那麼一點生不逢時,頭一年建特區,第二年就發生了1989政治風波,接着“姓社姓資”的爭論甚至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報紙上還連篇累牘地“反和平演變”、進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出現了對私有化、引進外資和特區建設等等的懷疑聲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海南洋浦30平方公里工業區由日本熊谷組財團承包開發的項目,經全國政協一些委員考察後,被叫停了。
此後就是三年經濟疲軟期,連海南也在遣返“盲流”。除了慕名來海南旅遊的人多了,帶活了海南的旅遊業外,其他方面海南的發展也很“疲軟”。
海南房地產開發熱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開始的。先是全國各地,後是港澳台,來海南開發房地產的人突然紛至沓來,人滿為患,乃至海口大小茶館和飯館裏,全是洽談房地產項目的。因為那時沒有私家車,海口公交也才幾條線路,打的的人太多,打的等半個小時是常態,等一兩個小時也常有。
因為我在湖北孝感和家鄉廣水市有點名氣,兩地慕名來找我介紹房地產項目的人也是一個接一個。
這迫使我結識了海南晉億房地產公司。
這名義上是一家台資公司,實際上是一家北京人打着台灣親屬名義辦的假台資公司,公司裏除了那一家人外,只請了一名瓊山人做正式員工,似乎把我也算作了兼職員工,總之公司裏沒有一個台灣人。
那時海口和瓊山府城鎮之間還隔着一大片農地,兩市還沒有合併,但是海口城區及周邊,以及瓊山府城鎮範圍內的所有土地,都被買賣一空。那位瓊山人員工幫晉億公司在相鄰府城鎮的龍橋鎮開發區,弄到了大片土地,總數是多少我雖然不得而知,但經我之手賣出去的就有550畝。
龍橋開發區雖然至今還沒有開發,仍然是一片農地,但當時卻是炙手可熱的香餑餑。這片地位於海渝東線公路旁,我帶領客户看得最多的就是這片地。我總是向客户描繪:海渝東線將建高速公路,並且一定會在龍橋開發區開出口。等高速公路一通,龍橋、府城、海口就連為一體,這裏的土地就不知要增值多少倍啦!
我經手賣出去的550畝地,共有4個買家:孝感兩家,安陸一家,十堰一家,其中十堰一家就買了300多畝。十堰那家是十堰工商銀行,實力最雄厚,帶來海南7000多萬元資金,買300多畝土地的預付金只需不足2000萬元,另外5000多萬元,我幫助他們在海口政府一家房地產公司找到了合作開發項目。總計經我之手,為海南引進了一個多億的資金。
我的家鄉廣水市人民銀行行長帶着人來海南炒房地產反而最晚,這時已不是炒地皮,而是炒圖紙上的樓花了。例如,海口晚報一位記者,湖北雲夢人,其父是雲夢縣人民銀行行長,他因此有2000萬元參入炒房地產。他請我幫忙,我説這時項目很難找了,風險也很大,不能急,得求穩,慢慢來。他等不及,自己花2000萬買了一個樓花,高興地帶我去看。設計圖上的樓花38層,才佔地3畝多,位於海口與府城鎮之間的鳳翔路。要知道,當時連鳳翔路都尚在規劃中,那裏事實上還是農地,3畝多土地上只不過多了一棟38層高的樓花設計圖,就賣2000萬元,在我看來無論如何物有不值。但他信心滿滿,説很多人都告訴他,他這項目要不了多久就會漲到3000萬元以上。
我既然再聯繫不到好項目,就只能讓廣水市人民銀行的人自己找項目,但鑑於本報那位記者買項目前沒有告知我的遺憾,我囑咐他們找到項目正式成交前務必告知我,以便我參謀參謀,避免上當。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裏,他們找到了好幾個項目,但都被我否掉了,因為全部是炒樓花的項目,物有不值,風險太大。他們幾乎快要失去耐心了,甚至對我有所懷疑,要撇開我自行其是。但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中央宏觀調控的消息,地價腰斬了再腰斬,樓花價格更是跌得只剩下一個零頭。他們這才慶幸沒有盲目買項目,對我千恩萬謝,兩手空空但是得勝回朝。
本報那位記者可就慘了,他當人民銀行行長的父親上吊自殺,報社分給他的房子也被雲夢人民銀行查封,剩下的鉅額債務仍然壓在他頭上。好在他此前幫美國一個華裔洋蔘丸大王寫過傳記,這位洋蔘丸大王幫他全家移民去了美國。
估計是龍橋開發區最初賣的地價太低,瓊山市和龍橋鎮相關幹部心裏不平衡,想拖延着漲一點地價,才一直沒有辦土地證,導致整個開發區的項目無一正式成交。直到宏觀調控的消息傳來,龍橋鎮才急急忙忙辦下土地證,通知晉億公司去籤正式合同,交餘款。晉億公司的老闆也高興地通知我帶領4個買家去籤正式合同,交餘款。
晉億公司此前已與我約定:550畝土地,每畝給我提成1萬元,總計550萬元。晉億的老闆本來要預支幾十萬至100萬給我,但我生性謹慎,認為沒有正式成交,還是先不拿為好。我慶幸自己沒有先拿錢,所以在這最後的關鍵時刻,能為4個買家説話。我的理由倒也充分:晉億公司按協議延誤交土地證,違約在先,4個買家都拒絕土地進一步交易,要求晉億公司必須退款。
晉億公司説是龍橋鎮延誤了辦土地證,責任在龍橋鎮而不在晉億公司。我説,那麼晉億公司正好可以追究龍橋鎮的違約責任,要求龍橋鎮退款。
總之,經過一番艱難的折騰,有兩個買家甚至從湖北調來了公檢法人員,威脅要將晉億公司的老闆帶回湖北處理,最終晉億公司全額退了款。
至於十堰工商銀行與海口政府所屬房地產公司合作的5000多萬元,不但全額退了款,還按規定付了利息。
十堰工行銀行另外還避免了2000萬元的損失。
一家海南軍隊所屬的房地產公司,要找十堰工商銀行貸款2000萬元,許諾給行長80萬回扣,給我40萬回扣。我從張能敏處得知,這是一家冒牌軍隊所屬企業,十堰工商銀行行長是我的親戚,因此在與親戚商量時,我的意見是:“如果我倆得了120萬,2000萬就很可能泡湯。”我這親戚也是性格謹慎,廉潔奉公,所以拒絕了這筆貸款。
最終,十堰工商銀行所有來海南的錢毫髮無損地回去了,甚至還賺了一些利息。據説,全國工商銀行系統這種情況的,只有10家。因此,我那親戚回湖北後不久,就升任湖北省工商銀行副行長。
在很多年時間裏,我一直不理解和惋惜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原因,並非惋惜自己的550萬提成眼看要到手卻泡湯了,而是惋惜據説如果宏觀調控晚一點,美資就要大舉進入海南。美資進海南一定能帶動整個世界的資金進海南,等美資引領整個世界的資金進了海南,把海南建設得比台灣還發達,再進行宏觀調控該多好呀!
直到我全面研究人類進化歷史和世界走勢,才得知美資當時正在日本樓市呼風喚雨,把日本的樓市泡泡吹大到了“把日本東京的房地產都賣了,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地步。然後美資悄然撤離,日本樓市泡泡破了,日本從那時至今陷入經濟停滯期。如果中國的宏觀調控晚一點,美資從日本撤離後直接來到海南火上澆油,把海南的地價房價也炒高到“賣了海南的房地產,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地步,然後美資悄然撤離,給海南留下的全是爛尾樓。不但海南經濟從此會萬劫不復,一蹶不振,而且整個中國經濟也從此會萬劫不復,一蹶不振。因為中國各省市的錢都被吸引來了海南,或者變成了爛尾樓,或者被美國人賺走了,中國的銀行以及房地產等企業有多少會倒閉,炒房者有多少人會跳樓,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轉而慶幸當時中央及時推出了宏觀調控政策,也頓悟中央決策層確實比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英明睿智、高瞻遠矚、遠見卓識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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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中國人口北歸的小回潮。這種小回潮,主要是在特區和東南沿海開放地區掙到了第一桶金的人,或者錢雖然沒掙到多少,但學到了本事、成了市場經濟弄潮兒的人,紛紛回故鄉創業,既推動了故鄉經濟發展、又推動了故鄉特區化的故事。
無疑,應該從深圳特區,從廣東、上海等省市回故鄉創業的人最多,從海南迴故鄉創業的人也不在少數,因為單是我身邊的人就有好幾個。
在孝感地市合併以前,即當初孝感地區所屬的縣級孝感市,由常務副市長親自帶隊到海南炒房地產。雖然沒虧也沒掙到錢,但這位常務副市長明白了開發房地產可以白手起家的原理和步驟,他回孝感後大膽辭職下海,註冊了孝感第一家房地產公司。他將公司掛靠在軍隊名下,因為當時軍隊還可以經商辦企業。他雖然得向軍隊上繳利潤和管理費,但軍隊企業可以享受納税優惠,貸款也便利。
當時孝感中心城區的兩家大型企業柴油機廠和棉紡廠,面臨破產倒閉,不破產倒閉也得遷往城外。他從銀行貸款,以最低價格買下了這兩個廠。因為這兩個廠有了對下崗職工的安置費,幹部職工都對他感恩戴德。他以這兩個廠做抵押,又到銀行貸到大筆款子,在孝感首開房地產先河。因為地段好,又是最早問世的商品房,加之價格也不貴,所以一銷而光。他白手起家掙到了第一桶金以後,接連在孝感開發了幾個房地產小區,成了孝感遠近聞名的最大房地產老闆。事實上,他這時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私有企業老闆,因為軍隊不準經商辦企業以後,他的房地產公司名正言順地私有化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開始走下坡路以後,他又搶了另一個先機——建了孝感第一個五星級酒店,也是名利雙收。
我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夫婦倆闖海南賺到了第一桶金,雖然不多,才幾十萬,但回到故鄉安徽,利用這筆錢在合肥辦了一家廣告公司。因為當時廣告公司在內地還是新生事物,所以收入頗豐。兩口子一度想勸我別幹海口晚報副總編了,去合肥和他們一道經營廣告公司,怕被我拒絕當時才沒開口。後來,他們利用廣告收益加上銀行貸款,註冊房地產公司,直接在合肥、銅陵等地開發房地產,也成了身價一個多億的房地產老闆。他們在合肥擁有幾處豪華別墅,還在上海買了豪宅。如今,他們落户上海,成了上海人。
孝感報第一個闖海南的記者張能敏,在海南掙到了第一桶金以後,回到湖北武漢、宜昌開發房地產,沒有成功,轉而在武漢光谷高科技工業園辦了一個生物農藥廠,後來又在雲夢縣工業園開了分廠。海南要建自貿港,因為他在洋浦有地皮,又回到海南開發洋浦的土地。他每年湖北海南兩處跑,忙得不亦樂乎。闖特區,讓他從一個記者,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實業家,令人尊敬和羨慕。
我一個廣水老鄉,是位於海口保税區的海馬集團副總經理,以前常聚,後來老也不見面。一問才得知,他每年大多數時間在河南鄭州。因為海馬集團董事長是鄭州人,董事長要為家鄉做貢獻,便以鄭州勞動力成本低等為理由,在鄭州建了海馬分廠。名為分廠,實際上規模比總廠還大,因此我這老鄉必須每年更多的時間呆在鄭州。
項羽説,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中國人富貴了,無論大富貴還是小富貴,都要還鄉,其中很多人還要力所能及地惠及鄉里,為的是在家鄉留下好名聲。
我的家鄉張家畈有兩個小青年,分別在深圳、廣州打工,有了一些積蓄後,都辦了生產包裝盒之類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廠,當起了小老闆。但他們都不在當地招工人,而要回到家鄉招工人,這也算是惠及鄉里。其中張家畈一個30多歲的啞巴,本來根本不可能去城裏打工,但有幸被招到廣州當了家庭作坊工廠的工人。如今30年過去了,這個啞巴雖然因為終生未娶成了孤寡老人,但他有30年的打工積蓄,加之屬於五保户,國家每月有1000多元的補助金,補助金每年按13個月發放,他的養老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這也算是特區和南方的經濟高速發展,惠及了中國中部一個偏僻鄉村,其中包括這個偏僻鄉村的一個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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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不特了”,我早有這個印象,很多人和我一樣也早有這個印象。
並不是特區退步了,而是整個中國進步了,整個中國都特區化了。
是的,由特區到自貿試驗區,自2013年9月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隨後,廣東、天津、福建、遼寧、海南、山東等自貿試驗區相繼設立。中國先後共設立21個自貿試驗區,全部實行了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政策。這樣的政策實際上比當年的經濟特區政策更開放。
建經濟特區是摸着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的產物,從經濟特區到整個中國特區化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化,是更深入、更全面的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的產物。因此可以説:建經濟特區及經濟特區的發展與在全國的普及,越到後來,越主要靠經濟規律的一種內在動力在推動,故而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摸着石頭過河。(未完待續)
(本講主要信息來源:1、《中國共產黨簡史》,本書編寫組,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共中央宣傳部,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講作者 張國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