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二）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性（3）_風聞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七  在解決中國的民族和邊疆問題方面中國的革命者憑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出色的實操能力以極低代價極迅速地取得了極好成果

我之前曾經分析過，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着極為嚴峻的民族和邊疆問題。 既有嚴重領土撕裂的風險，又有為了阻止嚴重領土撕裂而爆發對外戰爭的風險，還有在此過程中結下長久民族仇恨的危險。

現在我們看看革命者的工作成果如何。

除了責任完全在於民國的外蒙古損失之外，絕大多數邊疆領土都守住了。雖然也有一些反叛的行為，但總的説來沒有爆發民族戰爭，也沒有造成深的民族仇恨。不僅如此，出色的民族邊疆工作還使少數民族在中國對外的武裝鬥爭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比如東北的朝鮮族顯然對中國抗美援朝有很大助力；又如雲南的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工作是如此之出色，不僅將長期對漢人戒心極重的很多少數民族吸收進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獲得跨越式發展，而且沒多久就成為中國往東南亞強力輸出革命並在越南和美國蘇聯接連下大棋的堅實羣眾基礎；又如西藏地區的成功接收和成功改造使得60年代初中國對印作戰時得到了很多西藏邊民的有力支援。在對外戰爭方面，新疆內蒙雲南東北西藏都在沒有打外戰的情況下拿下了，雖然後來有對美對印作戰，但彼時已經不是解放和統一戰爭了，而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作為棋手的大博弈了。

和中國曆代控制新疆西藏付出的代價比，共和國在這方面付出的代價是奇低無比的。再比一比有資格和中國比的幾個大規模多民族國家：蘇聯、印度、美國。顯然中國國內的族羣關係要遠好於這幾個國家。

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中國接受了共產主義當中淡化民族矛盾而將階級矛盾作為主要矛盾的判斷。大的方向掌握對了，才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以很低的代價把這麼廣闊的邊疆都控制好。另一方面，光有正確的以階級敍事替代民族敍事的大方向還不夠，還需要強大的操盤能力。尤其是因為中國面臨着時間極為緊迫的問題（這在之前已經仔細分析過），操盤者不僅要追求低代價還有追求快速。

回想一下的話，中國的革命者在操作時是針對不同地區各自採用了符合當地區情的特色手段。比如朝鮮族和蒙古族是中共在建立全國政權之前就與之有深度同盟關係的，自然這些地區的控制就比較順利。滿族是前清的遺族從而長期承受漢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並且由於偽滿洲國的存在而面臨着一定程度的被清算風險（不妨想想斯大林風格的對滿洲國清算會是什麼樣的），但我黨無論是在東北還是在北京都沒有做為難滿族的事情，沒有打斷勢頭已經很好的滿族與主體民族深度融合的進程。在新疆方面，中國首先是搞定了和蘇聯的外部關係從而確保自己能夠獲得解決此問題的良好和平環境；又通過統戰工作和生產建設兵團等綜合手段有效接收和改造了這一地區。 西藏的例子尤為精彩：打，談，和，拖，改，鬥，多種手段齊下。

這種操盤能力固然令人眼花繚亂，但本質上也是黨在之前極為複雜的鬥爭環境下磨練出來的。就以統戰工作為例，共產黨也不是一開始就知道如何做得很好的，有時候連自己人都團結不好，在和少數民族打交道的過程中甚至有西路軍失敗那樣的案例。但在抗日和解放戰爭的鬥爭中，黨的統戰水平不斷提高。當你已經有了統戰抗戰期間地主鄉賢，有馬列之心的日本兵，有抗日之心的土匪，有中立自保之意的偽軍，不喜歡共產黨但又更擔心國民黨的中間派民主人士，有投共之意的前反動派等等各種人物的經驗後，再去做民族宗教統戰工作也就沒那麼難了。

總之，我認為建國初的統一萬里邊疆固然波瀾壯闊，但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深度自我改造後水到渠成之作。正如我前面所説，革命者選擇了一條極為艱難風險極高的路線， 但一旦走通了那麼很多以前覺得難以處理的問題或許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八  中國革命者創造性地解決了革命工作軍事鬥爭和政權鞏固中的經濟問題

在之前的困難性分析中，我指出中國近代面臨着極為嚴重的生存資源稀缺問題，從而導致革命者陷入多難境地。 靠武裝先打出去解決經濟問題不行，埋頭搞好經濟再打出去也不行，依賴於外部列強資源則後患無窮。 那中國革命者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的呢？

一開始共產黨也比較多地依賴於外部資源，甚至到了1938年陝甘寧邊區經濟收入的一半仍來自外援。但在1927年之後中國共產黨逐漸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據地經濟學。首先當然是在南方的蘇維埃國使用，然後帶到了北方並且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揚光大， 一舉解決了革命工作和軍事鬥爭中的經濟問題。

這個解決之道有下面幾個主要特徵。

第一是通過非常特殊的軍政軍民關係來極大降低軍事化動員的成本。 這一點在上面關於軍政關係的條文中已經解釋了。僅僅是這一條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世界上能夠玩轉這一套的沒有幾家。即使是蘇聯，它在動員成本方面也是難以與中國革命者相提並論的，這和他沒有搞好農村工作有很大的關係。當然了他靠着戰時共產主義以及各種強制性很高的手段依然可以完成動員以及完成工業化和衞國戰爭這樣的偉大任務，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非常大的副作用。而相比之下，中國革命階段的這種持續二十多年的高強度長期動員並沒有留下什麼大的副作用，其經驗反倒成為了未來中國發展的寶貴財富。

第二是開闢了通過調整生產關係來深度挖掘經濟潛力的通路。 這本身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各國都可以幹，真正了不得的是中國革命者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

這裏的調整生產關係，最集中體現於土改，它極大地推進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也為建國後的經濟鞏固提供了巨量的物資保障。不僅如此，即使在出於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需要而不能像後來那樣鋪開來搞土改的抗日戰爭階段，中國革命者通過調整生產關係而挖掘潛力的能力也是很驚人的。抗日戰爭階段的經濟更為困難，而為了統戰不搞土改導致調整生產關係的餘地相對更小。但即便如此，共產黨依然通過種種手段（從自力更生的大生產運動到減租減息既調動積極性又避免破壞統一戰線等等）實現了基本上靠自己解決經濟問題。

從蘇維埃國到抗日根據地的實踐證明，中國雖然貧窮破敗但仍有巨量潛力藴藏於巨量人口之中可供開發，最主要是要做到兩條：調動積極性和增強組織性。注意，要做到這兩件事都是要大大增加治理成本的，如果做到之後不能收穫足夠大的經濟紅利則之前的付出就付諸東流甚至會反噬自身。這裏的最大難點（假設組織力動員力已經足夠的前提下），我感覺是預判到底能挖出多大潛力而不崩盤。有了預判力，才不至於開發強度太低（這是很多亞非拉國家的情況）或者措施太過火造成極嚴重後果（蘇聯農村工作就有過這種問題）。

那麼這種預判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覺得是蘇維埃國和長征幫助革命者探查了自身的極限。後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雖然也辛苦但我想經濟條件比起長征時應該還是更好的，可能經濟情況也不會比蘇維埃國糟糕很多（即使比蘇維埃國糟糕）。既然以前都挺得住，那麼經過長征鍛鍊後成為革命骨幹的數萬老紅軍心裏就有了底。很多觀察者都注意到，延安時期不管再困難氣氛都是頗為樂觀的，這和蘇聯動輒慷慨悲壯不是一個風格。我想可能關鍵就在於“再難也遠沒有長征難”。我尊重蘇聯的精神，但我以為中國的境界更高。

再有，蘇維埃國的經濟工作經驗也很重要。這是共產黨第一次實踐根據地經濟，成就不小，失誤也很多（尤其是一些過激政策）。蘇維埃國雖然失敗，但帶着經濟工作正反經驗的很多骨幹活了下來，第二次於陝北華北實踐時他們就成熟得多了。可以説，中國的廣闊空間使革命者獲得了較多的試錯機會，所謂大國戰略縱深這時候就體現出來了。再多説一句，我覺得中國的此種大國“試錯縱深”比蘇聯還深厚，雖然蘇聯地域更廣。比如説我很難想象蘇聯革命者把莫斯科-聖彼得堡政權搞失敗後還有跑到偏遠地方再起的機會。

中國革命遭受過反覆慘敗，後來勝利的共產黨則兩次嚴重挫敗。這固然是損失，但所謂“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兩次命懸一線後又能整裝再出發的共產黨革命隊伍不僅有人民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還有重生的力量。這最後一種力量是其他很多國家包括蘇聯的革命者都不具有的。

第三是高度重視並逐步玩轉了匱乏條件下的實物經濟，從生產到流通環節都有豐富經驗。當然這是客觀環境造成不得不如此，但在高度重視實物經濟中嚐到巨大甜頭之後，中國就形成了利用超強的動員力以及實物經濟實操能力去和更加現代的經濟體系融合或者對抗的自信。這一點大家比較熟悉，我就不多講了以免這一節篇幅過大。

到了革命快要勝利的階段，中國革命者在強大的根據地經濟的基礎上又快速而卓有成效地搞好了一個二元經濟體系，即城鄉二元經濟。

考慮到在接收大城市之前中共沒有在大城市搞經濟工作的經驗，他們能夠在解放戰爭後期到建國初期把大城市的經濟工作搞得如此之好其實是令人震驚的。從東北開始獲得部分工業城市後就能很快恢復交通以及相當多重工業和兵工廠的生產從而有力支援後來的解放戰爭乃至朝鮮戰爭。這個已經是不錯的初級工業組織能力了。而在接收了上海為代表的廣大南方地區之後，則面對積重難返的蔣介石集團留下的經濟爛攤子在短期之內就擺脱困境。到了53年左右，全國經濟工作格局大振，各方面預言或者擔心的把城市經濟搞砸的情況沒有出現。而這一切是在中國還在朝鮮進行激烈作戰以及在國內四處剿匪鎮反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個過程中，既有大家津津樂道的手段老辣的上海經濟戰，又有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貨幣統一和新舊貨幣平穩過渡轉換。我黨在長期農村工作和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竟然也培養了一批一上手就能搞好城市經濟工作的人才，這種人才儲備和培養能力也是叫人匪夷所思的。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做到的，也就不進一步分析了。

只有把建國初那幾年的經濟工作做得那麼好，中國後來才有可能比較順利地接下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和工業輸出並開始五年計劃，也才有足夠的信心和能力快速完成後來的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從而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這是不亞於抗美援朝的大事，但時常為網絡議政者所忽視。

當然大家都知道以後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經濟是遇到過很多困難走過很多彎路的，但是這不能用來貶低中國近代史階段革命者的經濟工作成就。而恰恰是中國近代史階段經濟工作的巨大成功，為中國未來的困難和彎路階段積聚了很強的抵禦能力。比如農村被打造成了很強的經濟蓄水池和緩衝網，又比如城市工作方面基本上能避免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再比如，在以較弱的國力進行一度與美蘇同時對峙的冷戰大棋局的過程中，在進行工業化原始積累的過程中，中國雖然財政嚴重緊張了幾十年但沒有被財政問題壓垮也沒有陷入還不清債的局面，這和建國前在極端條件下長期運行的積澱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