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業國家兵員極限動員的臨界點_風聞

安史之亂：一個農業大國的兵員動員極限點

藉助唐代詩聖的作品洞察唐朝的徵兵力度

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三個年頭，由於政治路線選擇失利，詩人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此時，他已經年滿48歲，兩鬢斑白。在由陝州前往洛陽的途中，見證了唐朝因圍攻鄴城敵軍而實施的極端反動兵役制度。這段經歷引發杜甫創作了永恆流傳的名篇——《三吏》與《三別》。這些詩歌深入展現了為了鎮壓叛亂，唐朝不惜耗盡資源的悲慘現實。

在詩詞《新安吏》和《石壕吏》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朝廷要求未達法定年齡的男子應徵入伍，甚至包括家屬中的長輩。杜甫深切同情百姓的痛苦，同時仍然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保家衞國的行動。當包括未成年男孩、新婚丈夫以及失去所有子女的老人等羣體也要被強制應徵時，唐王朝的兵員動員幾乎達到最高峯。

安史之亂對唐朝造成深遠影響

在此背景下，唐朝還能拿出多少兵員？

據歷史記載，唐玄宗時期全國共有近千萬納税家庭，約五億至五億五千萬納税人口。儘管士兵、皇族成員及其莊園的佃户無需繳納賦税，但許多研究人員推斷，唐朝的實際人口數量在七至八億左右。

如果將徵兵年齡定在23歲至60歲之間，男性人口大約佔比20%。照此推算，我國可投入使用的部隊規模約為一千萬，然而還需要確保社會秩序穩定、糧食生產及勞動服務需求得到滿足，因此實際招募人數必然受限。

再加上當時主要戰場位於北方，而南方則負責提供財政援助，這樣僅能從可以控制的關內、河東、部分河南、山南、隴右等地徵集兵源。即使如此，仍然存在諸多困難。其中，河北道和半個河南道的徵兵情況最為嚴峻。

雖然戰爭對這些地方的破壞程度相對較小，但徵兵範圍還是要大打折扣，大概只有原定的一半左右。計算得出，唐朝可供徵用的家庭數為300萬户*0.5=150萬户。每户按平均5口來計算，總人數達750萬。如果按照先前所述的人口結構比例（20%成年人應徵），最大可能的徵兵人數只有750萬人。而即使這150萬人全部參加戰鬥，還必須保障基礎農業生產和基礎勞動服務的勞動力。

戰爭態勢亦顯示出，河北鄴城之戰慘敗之後，官軍的兵力極度匱乏，只能憑藉李光弼的領導和史思明叛軍強大的實力，進行陣地防禦戰。最後，直到唐代宗再次邀請回鶻軍隊才得以擊敗叛軍，將其逐出洛陽並退守河北。

在比較蘇聯與唐代的戰爭動員潛力時，我們看到，雖然蘇聯在二戰期間動員了1.9億人中的1400萬士兵，幾乎將當時所有適齡男子都投入戰場，但大規模工業化賦予國家更強的戰爭實力。作為農耕社會，唐代很難實現類似的7%的發達動員率。如果保守地假設為3%的動員率，那麼在其北疆控制區內的750萬男性中，最多可徵召22.5萬人作為軍人。然而，安史之亂歷經8年，唐朝的力量幾乎耗盡，因此唐代宗選擇寬大處理大多數反叛將領。

我們不禁追問，“全民皆兵，極限動員”的限度究竟在何處？以今天的以色列為例，他們為應對加沙局勢，動員了36萬人。而目前以色列國內仍生活着13%的哈瑞迪人和20%的阿拉伯人，實際上能夠用於動員的人數高達約570萬人，達到了6.3%的極端高比率，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媲美二戰時期的蘇聯。然而，據歷史數據顯示，現代國家所謂的“全民皆兵”通常在7%左右，即每15人才能養活1名士兵。儘管蘇聯開創過如此壯觀的記錄，但這種做法也讓蘇聯在戰爭結束後急劇復員軍隊。

那麼，古代農耕國家的軍事動員潛能究竟如何呢？根據杜甫的詩篇推測，唐代可能只能達到3%的動員率，而其他朝代是否有人挑戰該極限則需要進一步探究。例如，長平之戰便是中國古代一場重要的“舉國之戰”，秦國和趙國在這場戰役中都進行了全國規模的動員。具體數據顯示，趙國動員了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約45萬），秦國則動員了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約60萬）。秦昭襄王親自做出總動員，將15歲以上河東男子全部徵召加入軍隊，並給出貴族地位的獎賞。最終，秦國憑藉農業社會的權力獨大，戰勝了趙國。

值得注意的是，長平之戰的動員主要是一種體力消耗，不僅包括作戰的士兵，還包括後勤支援以及武器裝備的維護。實際上，這45萬和60萬的數字並非全為戰鬥性士兵，其中還包含了大量後勤民工和武器設備的維護人員。現代軍隊中，戰鬥序列也僅佔整體的一半左右。

而在秦國，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在一萬個家庭的地區，每家提供5人次幫助，總計可組成大約5萬人的隊伍。由於戰國時期頻發的滅國戰爭，秦國通常採用每家五口人的方式進行動員，即使在軍事動員能力極高的戰國時期，一個國家所能達到的最高兵民比例也是經過多次戰爭經驗總結得出的。換言之，這個約為1:25的比例在戰國時期也算是相當可觀的程度了。

古代農業社會的兵民比例大概在1:25到1:30左右，一旦到達此界限則講進入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事實上，極限動員比例只是表象之一，更值得關注的是持續時間。以著名的長平之戰為例，這場持續兩年的大戰讓秦國舉國上下幾乎全部投入其中。結束之後，秦國足足調整了十幾年才得以重新開展大規模的侵略行動。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下三次征討高句麗之事。隋煬帝征討高句麗時，徵集了約100萬大軍，此外還有約150萬的民夫負責運輸供應物資。據史書記載，隋朝曾在某個時期內調動超過200萬人前往東北地區執行軍事任務，此時整個國家大概有5000萬人口，相當於全國總人口的4%或總勞動力的10%參與其中，類似這樣過度消耗的舉動，隋煬帝竟然連續實施了三次。

在此期間，朝廷不僅沒有停止大興土木工作，反而還繼續擴建黃河與南北大運河體系。這樣的頻率和規模，無疑給人民帶來了沉重負擔。當時，即使是朝廷高層的關隴勳貴也感到了國家的失控，紛紛開始籌謀對策。

那麼為何1:30是極限呢？這主要源於戰爭的極度消耗性。兵法的開篇即強調領導者應慎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在合乎情理的條件下，一個國家能徵召的公民總數量並不多。剔除佔全國人數一半的女性以及年紀較大或較小的公民，可作為戰士的人力資源構成顯然是有限的。此外，軍隊的食物、飲水與衞生保健都離不開有效的後勤保障，所需的民夫數目更多無法忽視。

根據宋朝《夢溪筆談》的記載，想要養活一名士兵，需得由3名民夫負責武器與糧草等物品的搬運。再者，因為古代生產力水平較低，社會必須依賴大量勞動力來生產生活必需品。一旦戰爭規模過大且持續時間過長，將會導致國家走向崩潰。實際上，古代戰場的所謂“數十萬大軍”中的參戰人員，在全體人口中所佔比例相當微小。

糧食短缺無疑是影響兵民比例的最大掣肘。相比現代每英畝地產量600或700公斤的生長期或豐收期，古代農村的平均畝產只有100公斤左右，直到明代和清代才提升至150公斤。在宋代之前，全國大約有6.7億英畝的耕地面積，萬事如意的季節產出的糧食總量約為6000億磅，那時封建王朝的最高人口記錄保持在6億到8億之間，因此平均每人大約擁有1000磅糧食。此外，考慮到皇室、官員及藝人等社會上層人羣的日常開銷，實際糧食供應將更加緊張。一旦戰爭規模擴大並持續數月甚至更久，國家面臨的將不僅僅是崩潰。儘管農民們盡全力提高產量，但在資源匱乏的現實狀況下，為數眾多的脱離農業生產崗位的士兵提供足夠的糧食實在是過於艱鉅。

從一個角度來説，安史之亂持續長達8年時間，期間發生了諸多大型戰役，涉及唐軍與叛軍在中國北方的高強度戰鬥。然而，儘管情況嚴峻，李唐王朝仍能順利度過難關。這無疑彰顯了唐代繁榮時期所留下來的豐厚財富和底藴深厚。若非如此，常理看來，如此規模龐大的叛亂定會導致政權更迭甚至徹底破碎（雖然唐朝北方在此過程中確實受到了很大影響）。

究其原因，在於農業時代社會剩餘並不充足。每一段繁華盛世皆源於數代前人的積累。因此，中國古代經常採用“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二”的徵兵策略。即，每户家庭的三名男性應召入伍；倘若家中有五名男性，便需派遣兩名參軍。此舉旨在保證農業生產所需人力，避免因糧食短缺引發社會崩壞。

其次，軍隊的龐大物資本身也導致大量物資轉運問題。為應對這些挑戰，加之糧食的有效運達率極低，政府常需派遣民夫揹負糧食，沿着黃河、珠澤和琅邪等沿海地區運輸到北方。據漢武帝時期統計，為了將糧食從山東運至河套地區，每運輸三十鍾糧食僅能抵達一石。

此外，為解決大量軍用物資的製造及運輸問題，亦需配套工人及民夫的參與。例如，《夢溪筆談》記載，每位民夫可揹負六鬥米，士兵自身攜帶五日份口糧。按此計算，每三位民夫供應一名士兵，可支持一次十八天的軍事活動。倘若改由三位民夫供養兩位士兵，則可支持一次三十一天的行動。由此推算，元帥帶領十萬大軍出戰，輜重便佔據了三分之一兵力，實際可投入戰場的僅餘七萬士兵，所需運糧民夫高達三十萬人次，進一步擴充已屬難題。

然而，戰爭對於農業經濟帶來的損失巨大且深遠，幸虧如此，封建王朝才得以藉由大規模戰爭後的修生養息，避免陷入秦二世和隋煬帝那樣的困境。

回顧安史之亂初期，叛軍勢頭強勁，而唐軍實力也不容小覷。雙方之間的硬碰硬戰鬥驚心動魄。其中有嘉山之戰、靈寶戰役、香積寺戰役以及新店戰役等多場嚴重戰鬥，均涉及約十萬人次的兵力部署。

在安史之亂後期，長安與鄴城的挫折導致了李光弼將軍接替郭子儀的地位。鑑於前段時間戰爭消耗過大，李光弼在此背景下的進攻策略調整為較小規模，這是因為當時的唐朝已無力支撐大規模的打仗行動。

進入763年後，大戰對社會和國家帶來的嚴重影響逐漸顯現出來。這場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動盪終於在這一年畫上句號。

這時的杜甫身處成都，得知唐軍成功收復河北後，興奮地詩興大發。

忽聞收薊北，泣涕滿衣裳。

看妻兒不再憂慮，喜氣洋洋讀詩書。

歡歌起舞飲酒，無悔青年時光。

巴峽穿過巫峽，向洛陽進發。

詩人深刻體會到領土喪失與百姓流離失所的痛苦，同時也為祖國脱離戰火而感到欣慰。他的作品如同一面明鏡，如實反映了八世紀中期那個由盛至衰的社會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