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為瀚 | “生人之上，朋友未滿”：這屆年輕人為何偏愛“搭子”？_風聞

編者按

近段時間以來，“搭子”社交在青年羣體中極為流行，吃飯有“飯搭子”，上班有“上班搭子”“摸魚搭子”，旅遊也有“旅遊搭子”，還有更為小眾的“攝影搭子”“摜蛋搭子”等。“搭子”作為一種新型社交關係，淺於朋友，重於陌生人和同事，主打垂直細分領域的精準陪伴，被譽為“親密關係的平替”。“搭子”社交的優勢在於，在這段關係中，大家都不用感到壓力，也沒必要考慮如何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很多年輕人表示：這種“搭子”關係很簡單，也不用對彼此負責，相處起來也很輕鬆。幹什麼都要有“搭子”，似乎成為這屆年輕人的標配，“搭子”社交也成為現代社會人與人交往的獨特景觀。

那麼，這屆年輕人為何偏愛“搭子”，背後的社會心態如何？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話題。本文指出，在社會生活全面加速，複雜深刻的現實交往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強連接勢必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於是基於特定的目的或活動，以臨時性、便捷性為特點的“搭子”社交以弱連接的方式恰當地迎合了加速社會中人們的社交心理，反映了現代人在緊張的生活節奏和碎片化的時間管理中尋求社交互動的方式。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搭子”社交：社會加速批判理論視野下的交往異化

　解為瀚 |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4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和科技的持續創新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觸發了加速效應，將“加速度”植入城市發展與人們生活中。從迅速擴展的都市羣落、飛速運行的高速鐵路，到迅捷配送的快遞服務、即時傳播的新聞和快速交易的支付方式，速度的邏輯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更塑造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在工作中，快速的溝通方式（如電子郵件與即時消息應用）成為主流，遠程工作和虛擬會議成為常態；在生活中，人們越來越傾向於通過在社交軟件發佈狀態更新、照片和視頻分享個人生活，或獲取他人生活狀態；在交往中，社交網站與約會軟件使人們在尋找伴侶和建立新的人際關係時依賴於快速、基於算法的選擇。**為了提高社交的效率，適應社會生活的全面加速，複雜深刻的現實交往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人們通過數字平台快速組織和參與各種活動，如共同用餐、短途旅行或參加某個活動，這些活動通常沒有長期的承諾，結束後參與者也可能迅速散去。這種不求深度連接，只要短暫陪伴的交往模式在互聯網世界中流行開來，並演變為現代社會獨特的“搭子”社交景觀。**在數字媒體上，到處可以看見有人發帖找“搭子”，在娛樂休閒領域，不僅有基於線上互動的“網遊搭子”“動漫搭子”，也有主打線下配合的“劇本殺搭子”“密室搭子”；在知識獲取領域有“學習搭子”“學術搭子”“讀書搭子”。以弱關係、輕社交為特徵的社交模式不僅成為現實加速交往的典型現象，也吸引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社會加速批判理論：詮釋現代性交往的新視角

哈特穆特·羅薩延續了批判理論一直以來的對人的解放的關切，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異化生活與虛假意識形態批判的基礎上，探討了由過程的去同步化所導致的功能病狀分析，講述不可見的時間規範批判，從時間方面重構異化概念，以“速度”為核心考察現代社會，從而原創性地提出了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在《新異化的誕生》一書中，羅薩在馬克思“異化勞動”的基礎上，援引拉埃爾·耶基“異化是一種缺乏關係的關係”的觀點， 將這種“有缺陷的關係”作為“新異化”的核心內涵，關注加速社會下人與世界的關係。由此，以人與人的關係為核心的交往活動進入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研究者的視野。

羅薩認為社會加速有三重面向，即科技進步的加速、社會變遷的加速、生活步調的加速。科學技術不斷發展，更迭週期不斷縮短，為人類提供更多方便，節省更多時間，造成社會變遷的加速。社會中各類事務、信息的時效性越來越短，截止日期不斷提前，新事務不斷追趕，生活步調持續加速。而加速的生活步調必須藉助科技來加速處理事務。由此，三個面向不斷循環，現代社會無法避免地進入加速社會，加速無處不在，影響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所有的主體都受到加速的影響。主體與主體間的互動，即社會交往也浸透着“加速”的精神特質，處處顯露出對速度的追求。在加速的時間框架下，正是這種對速度的追求塑造了交往關係的本質。

**首先是科技加速對交往的影響。**羅薩將關於運輸、傳播溝通與生產的目標導向過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定義為“科技加速”，這是最明顯也最能夠測量的加速形式。這種科技加速引發了交通工具的快速更新和傳播媒介的革命性變革，為現代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化的推進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時間被極大地壓縮，空間因為交通速度的提升而顯著“縮短”，空間距離不再成為阻礙人際交往的主要障礙。隨着科技的全面加速，社會交往的“時空體制”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人們的交往空間不再侷限於物理的真實空間，而是擴展到了由各種社交平台搭建的虛擬社區中。這種空間的拓展使得人們能夠接觸到更廣泛的社交圈，處理更多的社會關係，但同時也帶來了人際交往的質的改變。

“搭子”社交的產生和流行也與數字技術的發展有着密切關係。隨着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人們開始將時間全面託付給“更快更高效”的數字技術，在休閒娛樂中，“倍速播放”“三分鐘解説一部電影”“一分鐘遊歷歐洲”成為消遣的日常。**通過社交媒體或者特定的應用程序，人們可以快速組織一次聚會、拼車、拼團或者參加某個活動，藉助於技術平台快速建立起臨時的、目的性的聯繫。數字化生存之所以能讓我們的未來不同於現在，完全是因為它容易進入，具備流動性和引發變遷的能力。**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打破了地理對社會關係的束縛，促成了超越時間與空間界限的社交網絡擴張，使“天涯若比鄰”的願景得以實現。交際領域擴展至現實生活空間之外，向由社交媒介構築的虛構社羣延伸，個體所涉及的社會聯繫數量增加，需管理的人際網絡亦相應擴大，交往逐漸擺脱物理實在性，轉而依賴移動通信技術和數字平台，使後者成為聯結的新媒介與焦點。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演進順應了個體對加速人際交往節奏的心理預期，使得個體在廣袤的數字領域中更易於互聯互通，包括邊緣化和孤立的羣體也得以尋找到自我表達的渠道。互聯網的匿名性與去中心化屬性賦予個體脱離現實社會既定身份、角色以及性別標籤的可能，進而跨越既有的社會階層與團體界限，促成了基於共同興趣和愛好的新型身份認同，從而構建了一個自我隔離、個人定製的社交空間，為個體提供了一處抵禦現實社會壓力的精神避難所。

**其次是社會變遷對交往的影響。**社會加速批判理論認為態度價值、時尚和生活風格、社會關係與社會語彙、實踐與慣習的形式等不僅是社會加速的具象化體現，同時也以持續增加的速率不斷推進社會加速化進程。隨着社會的快速變化，“當下”的時間感變得越來越短暫，相較於過去，頻繁更換職業成為新常態，很少有人會貫穿一生從事同一職業。職業生涯的縮短也帶動了家庭結構週期的加速轉變，離婚率和再婚率上升。這種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導致人們建立和維持關係的時間越來越短，在加速的交往模式下，人際互動不再侷限於具體的地理位置或符號化的固定點上，社會關係網絡不斷流動和更迭。

約翰·湯林森提出，在“即時性”主導的當下社會，觸手可及的商品、快速傳播的信息以及慾望的即時滿足已然形塑了一種全新的“速度文化” 。這種以流動性、瞬時性為特徵的速度文化全面影響了社會交往實踐。一方面，消費主義對生活的全面入侵傾向於將價值和身份與消費行為掛鈎，推崇即時滿足和物質享受，主張輕便與速度能助長並增進生活的新鮮感和多樣性，“消費人生活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是汰換率，而非採購額”，在這種消費模式的影響下，個體的互動也趨向快速的滿足和即時的回報，而非深層次或長期的關係投資。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發展加速信息傳播速度，快速發展的數字技術搭建了新的交往平台，重構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方式。加速的社會交往依託於隨身攜帶、手動操作的移動數字設備，與傳統的電話通信相比，基於文本的移動數字通信實現了從口語交流向“電子書寫”的部分轉變，通信參與者的存在僅限於屏幕上的文本符號。原本線下交流中複雜的語境、神態、情緒都被不同程度地隱去了，交往變得更加直接與高效。數字媒體以其即時性和便捷性滿足了消費文化中對快速反饋的需求，並催生出以物質消費為中心的社交方式**，出於對效率和成本的考量，很多人放棄了耗時費力的長期關係的建立，轉向尋求快速建立的精準陪伴。**

**最後是生活步調對交往的影響。**生活步調的加速體現在個體普遍感受到的 “時間匱乏”，社會時間催促下的成長壓力、功績主義主導的社會競爭，讓人們的生活規劃趨於飽和，“時間荒”的感受普遍蔓延。當有限的時間塞進更多任務，競爭成為界定現代性的核心原則，生活中的一切都捲入了競爭，“競爭邏輯和成就邏輯根本上就是社會加速的核心驅動力”，人們很難反抗加速帶來的壓力，在競爭邏輯和成就邏輯的作用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速度不斷提高，同輩之間的比較，同事之間的競爭，科層制度下各種各樣的考評機制讓個體普遍處於對“落後於人”的恐懼之中。

以競爭為主導的加速特徵也深刻地重塑了人際關係的基本格局，一方面，在充滿競爭的社會背景下，人際交往被置於持續競爭的境地，個體不得不在社交互動中展示友好、幽默與慷慨等特質，在各類社交平台上不斷塑造自己的“人設”，以保持在社交網絡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時間匱乏”催促個體以更高效的方式展開社會交往，當時間被賦予經濟與道德色彩之後，如何安排時間，與誰、以何種方式共享時間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考量。馬克·格蘭諾維特以互動頻率、感情力量、親密程度、互惠交換和重疊程度為劃分依據，將現實中個體之間的社交關係分為強連接和弱連接，弱連接即不經常聯繫、不那麼親密的人際交往紐帶。強連接勢必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於是基於特定的目的或活動，以臨時性、便捷性為特點的“搭子”社交以弱連接的方式恰當地迎合了加速社會中人們的社交心理，反映了現代人在緊張的生活節奏和碎片化的時間管理中尋求社交互動的方式。

交往異化：加速交往的社會後果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出發，剖析異化的概念，提出異化是由主體生成的客體反過來壓制和奴役主體的過程。其中以生產勞動為中心的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主要表現為交往關係的異化，這種異化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形式將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為勞動產品的物的性質，勞動關係被反映成了物與物的關係。在馬克思關於異化觀點的基礎上，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從“速度”出發，認為生活節奏的全面加快影響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體驗和追求，個體的生活與實踐在空間、時間、物、行動、自我五個方面都產生了大規模的異化。在社會交往領域，速度作用下的社會交往也呈現出異化的趨勢與表徵。

（一）交往時空異化

社會加速理論主張時間規範的隱性規範力，認為在晚期現代的數字媒介世界，“體驗短/記憶也短”的時間體驗模式，取代了“體驗短/記憶久”或是“體驗久/記憶短”的時間體驗和時間記憶模式，從而形成了體驗到的時間和記得起來的時間之間是成反比的“主體時間矛盾”。 在加速社會中，由網絡傳媒技術搭建的虛擬空間擴大了人們的交往空間，幾乎每個人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很多的社會接觸，在社會交往中處於完全“過度飽和”的狀態。一方面，在數字技術的包圍下，人們感受到了空間和時間優先性的顛倒，地理上的接近不再是建立社交關係的必要條件，虛擬的鄰近使得交往變得更為頻繁卻更加膚淺，更為迅速卻更加簡短。人與人之間直接的、面對面的、連續的“鄰近”正在逐漸衰退，社會親近性與物理鄰近性之間越來越脱節，在此基礎之上，其他社會相關性也與空間鄰近性脱節。空間上的鄰近，對須保持親密的社會關係來説，不再是必要的，社會關係的遠近與情感上的親密與否和空間距離已經毫無關聯，當下時態的萎縮和社會聯繫的激增，讓人們格外仰賴溝通傳播媒介，人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虛擬空間的交往中，而不是與周圍的個人建立生命聯繫，獲取真實的情感體驗。

**另一方面，社會加速批判理論認為在社會加速的作用下，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會產生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的扭曲。**原本主體交往需要在一定的物界中展開，與特定物體產生足夠的聯繫是標誌個人特質、獲取交往體驗與身份認同的重要途徑。修理了多次的汽車、縫補了多次的衣物，承攜着明顯的個人意義，伴隨交往融於我們自身，自我向物界擴展的過程同時也是物界在自我棲居的過程。然而，加速社會中，拋棄取代了修理，自我與物界的互動過程中斷了。隨着大眾傳播媒介種類的不斷增加，每個人所能收到的信息數量急劇增加，社會交往過程被無數信息切割成一系列越來越短的一次性計劃，最終使社會交往成為一種沒有深度和持久性的社交狀態。

（二）交往行動異化

體驗是片段的，經驗是與自我認同及生命歷程相聯繫的，體驗依賴於類似旅遊紀念品的外在記憶，經驗則倚重主體自身的“內在記憶”。在加速社會下，隨着交往範圍的擴大、交往行動的增加以及交往節奏的加快，作為個體的單個的人會與太多的他者相遇、分離，建立起龐大的溝通網絡，然而能夠建立起親密關係網絡的渠道卻萎縮了。**在加速的交往行動中，個體更加偏重體驗的堆積而不是經驗的培養，“打卡”“探店”“特種兵式旅遊”成為人們聚會、出行的普遍方式，於是外在記憶不斷冷卻，意義逐漸喪失，體驗越來越豐富的同時，作為“內在記憶”的經驗卻愈加貧乏。**交往活動被簡化為不斷移動着的一個又一個“劇場”，其中所有關於自我理解與自我認同的參數都短暫易變。不斷變動的交往背景使得以引導生命歷程的“強評價”為基礎的身份認同，被越來越有彈性的“情境式的認同”替代。人們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可能更傾向於高效、靈活的社交模式，以適應緊張的時間安排和多樣化的需求，“搭子”式的臨時性、目的性的社交方式變得更加普遍。交往不再需要那麼多時間與精力，要結束它也不再需要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然而，基於特定情境或需要而建立的非正式的、臨時性的社交方式很難建立起長期或深入的關係。

（三）交往主體異化

在交往空間與物界極劇膨脹的背景下，人們越來越多地參與一些斷裂孤立的活動，交往活動無法整合地或有意義地將彼此聯結在一起，無法將行動脈絡和體驗時刻整合成完整的生活，主體與空間、時間、行動、體驗、產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而時間、行動、體驗、互動夥伴關係的異化結果很難避免自我的異化。

**首先，在快節奏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個體面臨不斷增加的任務和壓力，時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這種“時間貧困”導致人們在社交互動中趨向於效率和實用性，忽視了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和真誠的人際連接。結果不僅導向羣體性的孤獨與疏離，還促成了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個體在追求個人成功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可能會忽略對他人的關懷和對社會責任的承擔，這種自我中心主義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導致社會關係的表面化和工具化。同時，加速社會還製造了罪責主體，在帶來社會整體進步的同時，隨時將個人拉低，如果不努力更新和增加自身的硬件軟件，個體的知識和關係網絡就會過時和貶值，在承認系統失效的作用下，以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將逐漸失去價值。由速度、競爭、截止期限所造成的強制規範，導致了一些行為模式和經驗模式並不是來自價值或慾望，而是來自主體的持續異化。正如齊美爾所言，個體通過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獲得一個特定的位置，並在他人對自我行為的期許中完成互動。 

然而，主體在加速流動的交往活動中脱離了與周邊世界的關係，喪失了主體性，同時加劇了與環境的矛盾，必然造成難以克服的自我認同危機。此外，加速邏輯在疊加消費意識形態的作用下，與速度的提升相匹配的是對“多”的追求，從GDP的增長率，盛大儀式的參加人數，到存款額度、房屋居住面積，再到朋友、粉絲、流量、朋友圈的點贊人數，似乎一切都是“多多宜善”。資本在不知疲倦的自我增殖過程中，用它創造的巨大的物質資料將人類社會帶入“超產社會”的歷史時刻，每個人都不得不“超載”運行。個體在追求個性化表達的同時，往往不自覺地遵循市場和媒體所推崇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這種由外在消費邏輯驅動的個性表達，不僅削弱了個體間真實的差異性，也淡化了人際交往中的情感深度和真誠性。個性化的邏輯被自然化、功用化、文化化等同時代的消費邏輯塑造，人與人之間真實的差別被取消了。便捷的交往方式滿足了現代人在高壓工作和生活環境中對社交活動的需求，同時也減少了深入交流和聯結情感的機會，出於對可替代性與替代流程的熟悉，個體傾向於在交往中更加註重自己的當下感受與臨場體驗，當“利己”的原則被觸犯，就會迅速完成此段關係的切割與抽離，並轉向另一段關係，陷入週而復始的社交困境中。

共鳴：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的方案

社會加速運轉的車輪滾滾向前，身處其中的人們只能被動地受速度裹挾，“牆壁在行走，而人們卻沒覺察”，整個社會都處於流動的液態建構中，加速機器的個體能量和競爭能量，最終都被獻祭給宛如倉鼠滾輪的社會經濟競爭，生命時間已經很難再追上社會加速的步伐。社會交往領域，加速造成的交往異化導致自我與他人、與世界之間充滿了緘默、冷淡與憎惡，如何對加速社會中“有缺陷的關係”進行修補，以何種狀態與社會生活的全面異化共存，真正組織現代社會加速運動的步伐，對此，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給出的出路是形成共鳴並且將穩定共鳴的確認作為衡量美好生活的標準。

“共鳴”的本質是一種與“異化”互補的世界關係，與“異化”的“無關係的關係”相對應，“共鳴”要建立的是“有關係的關係”，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的共鳴方案實際上是試圖通過主體與他者建立相關的關係來改善社會加速帶來的異化，同時，社會加速批判理論提出共鳴的實現倚賴共鳴軸的搭建。第一種是“水平的共鳴軸”，是存在於人與周遭人際世界的共鳴形式，如家人、朋友以及民主政治體制。第二種是“垂直的共鳴軸”，其共鳴形式存在於人與自然，乃至於超越自然的世界之間，如神、宇宙、永恆時間。第三種是人與物質世界之間的共鳴形式，是連接水平和垂直的“對角共鳴軸”。三種共鳴軸共同搭建出共鳴實現的理想形式，使主體與交往對象之間有相互應和的空間，例如在宗教儀式中，信徒與“上帝”之間構成垂直共鳴軸，信徒之間構成水平共鳴軸，信徒與教堂、十字架等物品構成對角共鳴軸。在交往活動中，個體與交往對象、交往的環境也有機會構成共鳴軸，通過調動回憶，塑造經驗，並用連續的經驗塑造自身，從而尋求免於內在張力、衝突、分裂的理想的主體性，其實質是通過尋找人與他人、世界及自我之間的平衡點並以此來構建通向美好生活的路徑。

**一方面，在行動方略上，共鳴方案既關注主體內在的狀態，也注重主體、交往對象及交往物界之間的關係。**共鳴不等於迴音，迴音是同一種聲音的反覆迴盪，共鳴則是兩種不同聲音在相互呼應。加速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出門會戴上耳機試圖讓自己有“自我共鳴”的感受。羅薩認為這也是晚期現代社會共鳴失敗的症狀，是一種去感官、去背景化的交往，跟我們的內在狀態或體驗沒有有意義的共鳴，是自我意識的迴音。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共鳴是主體與世界彼此回應，同時也需要在呼應過程中始終保持主體獨立的聲音，不被對方佔據或支配。在社會交往領域，加速交往看似在追求單純的愉悦和享樂，建立純粹的關係，但是由於承諾、信任的崩壞以及成本核算的普遍化，交往時空中充斥着難以填補的腐壞的空洞，“搭子”社交與“搭子”經濟表面繁榮的背後是人際關係的深層次空虛，在快速建立又被快速廢棄的“麥當勞式”關係中，那些即時回應與滿足的部分，實際上依然是個體自我意識的複述與重申，扭轉加速交往中的關係的脆弱性與易逝性需要深入交往情境之中，與他者和世界建立深層次的、真正的連接。

**另一方面，在行動邏輯上，共鳴方案認為競爭導致加速，進而導致交往異化，解決加速交往的社會後果需要處理好競爭與共鳴的關係。**社會加速批判理論並沒有將共鳴和競爭置於兩種不相容的對立的世界態度之中，反而強調美好生活的理想狀態是共鳴與競爭的辯證依存。這意味着共鳴不是對交往異化的擺脱，恰恰相反，實現共鳴必須要融入交往加速的邏輯，如果共鳴建立在對競爭的恐懼上，則很難穩定地為個人發展提供力量，因此，共鳴必須積極地深入競爭之中。這意味着與主體發生聯繫的一切物品、人、活動都可以與人共鳴，人的交往空間不斷擴大，產生“新異化”的同時也帶來更多豐富共鳴的可能。如科技的加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人與人之間連接的淺薄化、脆弱化，卻也創造了新的連接機會；如在數字技術的助推下，更廣闊的交往空間帶來更豐富的社交選擇，原本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的相遇在數字世界中得以實現。同時數字平台通過標籤、分組等形式對地緣、親緣、趣緣等關係進行新的整合，既疏解了個體對人際關係的“混亂恐懼症”，又開闢了新的交往方式，使多樣的交往需求得到滿足，如若合理利用數字技術，抓住建立深度連接的可能，加速的社會交往中也藴藏着共鳴建立的新契機。

共鳴表達了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對於美好世界的理想，也傳遞了加速社會中理想的社會交往狀態，確實不失為一種針對交往異化的應對方案，對於思考以及改良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的“冷卻”關係，從而通向美好生活提供了頗具價值的啓示。然而，社會加速批判理論以“速度”為核心分析判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將競爭從資本邏輯中獨立出去，將其作為社會加速的核心動力，但是卻沒有給競爭提供新的棲息地，在交往領域，共鳴與競爭辯證共存的前提是主體的自省意識和自我行動，試圖依靠個體力量在廣袤無垠的異化荒漠中建立一個個微小的“綠洲”。但在強大的異化現狀與趨勢面前，共鳴缺少對資本邏輯、消費邏輯與主觀意識的穿透力，更多的是一種積極的妥協策略，有效應對加速效應下普遍產生的交往異化，需要從主客觀多方面入手對社會交往進行有效干預，實現異化加速交往的正向“減速”。

其一是觀念減速。在消費主義和效率至上的速度文化中，人際關係逐漸被視為一種可以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交易。這種將人際交往簡化為一種經濟行為的視角，剝奪了關係的情感深度和真誠性，增加了人際交往中的“腐壞空洞”。解決“社會加速”帶來的交往異化問題，不能只將矛頭指向加速邏輯本身，而是要指向其背後的力量——資本邏輯，競爭的出現與加深乃至整個社會的加速現狀仍然需要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視角下去理解，只有克服資本邏輯，才能真正超越加速，從而解決加速社會中的交往異化問題，進而獲得真正的美好生活。同時還需要反思和評估持續的加速對人類生活質量的影響，提倡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重視精神滿足和心理健康而非僅僅追求物質增長和效率提升。鼓勵人們減慢生活和工作的節奏，享受當下。在人際關係中，重視深度而非廣度、強調質量而非數量。

其二是制度減速。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和企業文化的重塑，倡導更自由的工作時間，提倡靈活的工作制度，使人們有更多時間投入家庭、朋友和社區活動，從而加強社會紐帶。另一方面，重視線下公共空間和社區建設，通過設計和規劃公園、社區中心和休閒場所等更多促進人們相聚、交流的公共空間，鼓勵個體發現“新附近”，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減少社交時空的異化感。

其三是技術減速。鼓勵有意識和有目的的技術使用，減少技術對人際交往的干擾，例如發展和推廣有利於深度交往的技術平台，引導社交媒體的合理使用，利用技術進行時間管理和優化，增加技術中的人性化設計。同時，在教育體系中加強批判性思維的培養，使人們能夠識別和抵抗消費主義和加速文化的壓力，培養更加獨立和自主的個體，發展有效的數字技能和信息素養，以識別和處理網絡上的虛假信息、維護網絡安全和保護個人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