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國麟 易若彤 | 從網絡社會到平台社會——傳播結構的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_風聞

沈國麟｜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新聞學院教授

易若彤｜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3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千禧年來臨之際，卡斯特創造性地預言了網絡社會的出現和崛起。以信息技術為物質基礎的網絡重塑着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多個層面，構成了迥然不同的社會組織形態。數字平台的出現是新型傳播生態中的革命性再造，正逐漸成為當代社會的基礎設施，深度滲透進社會運作與制度安排，平台社會已經來臨。在網絡社會向平台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全球傳播的結構、技術發展模式、經濟組織形態、權力分配方式等向度都發生了嬗變，深刻影響着人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

信息社會理論的出發點是探尋技術和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將信息傳播技術看作劃分不同社會形態的重要因素之一，使信息概念的意義和範疇得到了拓展。信息社會理論從通信技術、經濟學和社會學視角賦予了信息新的含義。由於信息和社會發展是相輔相成、相互建構的，在技術、資本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之下，社會形態也不斷髮生變化。本文將從技術和資本層面梳理網絡社會向平台社會發展的歷程和動因，探討網絡社會和平台社會作為不同的媒介化社會形態而顯現出的一系列問題：兩者之間的發展狀態究竟是斷裂還是延續的？數字平台對於構建全球傳播秩序有着怎樣的意義？信息社會形態的演變規律又是如何？

結構：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更迭

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的結構、秩序和格局一直深受技術發展的影響。在大眾傳播時代，傳播活動呈現出中心化、單向流動、傳受雙方地位不對等、無差異的信息流轉向無差異的大眾等特點。

隨着信息和網絡等技術的發展，全球社會的網絡化形態成為可能，“網絡”這種具有高度活力和開放性的社會結構開始建構各種社會過程和社會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網絡社會中的“網絡”並非是指互聯網或電腦網絡，而是由一些相互連接的節點（nodes）組成的網狀結構。**網絡的結構是開放的，能夠無限延展，只要能夠在網絡中分享相同的溝通符碼，就能不斷整合新的節點，節點之間存在活躍的互動。網絡不僅建構了新的社會形態，還使得網絡化的邏輯滲透到人類的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等過程和環節中。

網絡社會的崛起改變了原有的信息生產方式和傳播結構，推動了傳播結構的去中心化。技術加持下信息傳播的光速狀態和網絡間關係的架構，使得任何一個節點都可能成為網絡中區域性的中心。**這種具有開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特徵的系統結構被稱為網絡社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網絡社會中，依託於信息技術發展的新媒體集聚了社會中最豐富的傳播資源，相比傳統媒體有着更少的把關人和中心節點，推動了全新的傳播結構和模式出現。技術賦予個體權力，使得每個傳播節點都能夠高度自治，對中心的依賴程度降低甚至自成中心。任何一個節點既是信息源，又是接收點，並與其他節點通過網絡連通，節點與節點之間相互影響而形成非線性因果關係，從而呈現出開放的、去中心化的傳播結構狀態。

這一過程就是傳播結構的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傳播結構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一對多”的限制，使得“多對多”的傳播模式成為可能；同時，傳播速度的提高為信息的同步接收、交流與再分配的實時性提供了技術基礎；縱向與橫向傳播並存，推動各傳播節點之間的權力地位趨於平等；基於網絡由無數節點組成的開放式特性，傳播的邊界逐漸消失。

相比於傳統大眾傳播時代，網絡社會的傳播結構具備了全新的特徵。節點在全球傳播網絡和結構中至關重要，是基礎性和原子化的存在。建立“連接”（connectivity）一直是互聯網發展的核心思維和技術訴求，“連接一切”是對互聯網邏輯最好的詮釋**。**網絡社會的傳播結構突破了原有的大眾傳播邊界，摒棄了分佈式和中心化的節點組合形式，建立起節點和節點之間或節點和信息之間多維度的連接，為傳播結構的去中心化打下基礎。節點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將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過程從機構或圈層的內部延伸至外部，塑造了內外協同互動的信息生產和傳播組織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全球信息傳播結構的邊界逐漸消弭，呈現出無限延展的組織形態，傳播行為的活性被激發，信息生產也進入蓬勃發展的新階段。在信息傳播系統和社會系統的互動之下，傳統的封閉式傳播結構被打破，逐步向開放式傳播結構進行演化。

近年來，數字平台已逐漸成為組織和建構社會的新方式，影響着全球信息流動和社會關係在虛擬空間中的跨疆域重組。平台社會的核心建構性力量是平台企業，以具有壟斷性和跨國性的互聯網公司為代表。雖然互聯網技術本質上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傳播技術，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但受眾在面對容納海量碎片化信息的互聯網的同時，需要尋找可以信賴的委託人或機構，即意見領袖來幫助他們篩選信息和研判事實，這就產生了新一輪的中心化建構，構成了平台社會的初步再中心化；大型數字平台的出現更是將不同類型的意見領袖進行傳播資源的整合和再分配，進一步推動了再中心化的發展；由於超級平台對社會進行滲透而產生的集聚效應，大量用户彙集在平台生產和傳播的海量數據和信息中，每一個微小節點的行為都會被納入平台這一大型節點中，致使在平台聚集的節點越來越多。

平台作為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廣泛觸及社會生產和國際傳播的各個方面，空前多元的傳播主體相伴而生，節點的數量和範圍也得到極大擴張。不斷更新迭代的技術累積成“技術簇”，形塑了當下信息傳播實踐的全新形態。**在“技術簇”的作用下，傳播網絡中的節點從分散走向聚合，散點式的主體和行為得以匯聚，為平台進行組織化的節點資源整合打下基礎。**在相關技術的加持下，平台在全球範圍內得以建立更多的連接和關係，能夠重組現有的信息資源和傳播結構。通過平台的中介作用，企業、媒體機構、內容創作者、政府機構等不同類型的傳播主體被聚合起來，通過平台的連接進行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由此，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拓展，逐漸從“信息生產的媒介”轉變為“傳播中介的媒介”。

在平台社會的背景之下，信息生產和分發的過程由算法主導，推薦算法成為平台呈現和分發信息的方式。藉助算法技術對數據的計算運行處理，數字平台可以對信息進行過濾、篩選和分發，向聚合起來的海量節點推送有針對性的信息。這些信息承載在平台內部的數據庫中，由平台制定的算法來決定分配的規則和邏輯。由此可見，**互聯網的發展是一部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不斷鬥爭的歷史，網絡社會到平台社會的轉變也折射出社會傳播結構從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演變過程。**在兩者的鬥爭中，傳播結構呈現出不同的張力和演化形式。

**首先，傳播結構的穩定性由弱變強。**網絡社會的出現意味着web1.0時代的開始，開啓了傳播結構的去中心化進程。在全球信息傳播網絡中，任何主體都可以作為節點存在，也都有在相互聯繫和互動過程中成為中心的可能。但是，這種新的中心是暫時性和階段性的，其對各個節點的控制也不具備強制性，因而網絡社會去中心化式的傳播結構不可避免地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和流動性。而在平台社會的背景下，全球網絡化效應持續增強，數字平台在組織用户互動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趨向再中心化的全球傳播結構日益穩固。

**其次，傳播結構中節點的角色發生轉化。**網絡社會中，傳播節點以傳者和受眾的角色存在，依然帶有大眾傳播時代傳統傳播模式的單向性色彩。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數字平台興起以來，互聯網傳播活動更加註重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性，用户開始從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向主動的內容生產者轉化，網絡社會的去中心化進一步發展。然而，這種去中心化的趨勢受數字傳播技術的影響，逐漸又向中心化演變。由於平台通過算法有針對性地將信息推送給用户，而用户對信息的內容缺少有意識的判斷和認知，故用户相比受眾的被動程度和依賴度都更高了。數字平台本身的架構和運行邏輯決定了信息流動的方向和趨勢，全球傳播網絡的中心效應日益凸顯。傳播節點角色在從受眾轉向用户的過程中，體現了從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傳播結構特性。

**最後，傳播節點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流變。**在傳統單向輸送信息的模式下，媒體機構和部分中心節點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而隨着平台巨頭影響和主導着全球傳播生態系統的發展，數字平台對人們的傳播實踐形成支配性力量，傳播節點和平台之間出現了權力反轉的現象。一方面，平台開始成為凌駕於媒體機構之上的傳播主體，出現權力過度集中化的現象；另一方面，信息需求向度的變化同樣會推動相關話語權力的反轉。傳播渠道的重建促使平台重視用户需求，用户的傳播行為也能反過來促使平台改變傳播規則和結構，傳播中心因而此消彼長。此外，節點和平台之間權力重心的搖擺也會導致區域範圍內以“中心—邊緣”為基本框架的傳播結構的穩定性降低。

技術：互聯網建立全球連接

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與技術的革新密不可分，互聯網技術的出現與發展推動了網絡社會的形成以及向平台社會的轉型，在社會傳播結構圍繞着中心化演變的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對於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卡斯特認為技術並沒有決定社會，而是將社會具體化。社會也並未決定具體的技術發明，而是對技術加以利用。計算機、移動通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的發展使得傳播網絡中節點的連接範圍和組織形態有了顛覆式的變化，並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圍繞節點中心化狀態的博弈。**技術發展為節點提供了全球連接的能力，也與傳播結構的穩定性、節點的角色轉化和權力關係流變相輔相成。**就這樣，社會結構和形態的不斷演化和變遷有了持續動力和支撐。

（一）連接更多節點帶來去中心化態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備，為互聯網相關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全球通信、電子計算機和移動通信等技術的出現和普及，共同推動了互聯網的勃興和繁榮，使其在全球範圍不斷擴大。互聯網革命帶來了空前繁榮的信息傳播活動。在1980年代以前，全世界的通信水平還很落後，通信的容量小、速度也很慢。1980年代後，程控交換機逐漸在全世界得到較快普及。互聯網得以廣泛連接起全球範圍內的節點，實現全球資源共享和信息傳遞的計算機網絡得以建立。

1982年我國引入的程控交換機

與此同時，電子計算機的發展也突飛猛進。原來由中央處理器集中控制的計算機開始使用晶體管作為邏輯元件，利用通道管理輸入、輸出設備。與此同時，高級程序設計語言迅速發展，操作系統進一步完善。隨着寬帶技術的發展，移動電話也開始接入互聯網。智能手機出現之後，手機和互聯網開始了普遍“聯姻”。這樣高度自主的傳播特性改變了以往信息傳播由傳播中心主導的局面，助力去中心化傳播結構的形成。隨着互聯網技術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又一批技術的革新帶動了數字平台的興盛。大數據技術萌芽於1990年代，隨着數據挖掘和數據庫理論逐漸成熟，大數據的規模也快速擴張。此外，人工智能技術也是數字平台發展必不可少的助推器。與數字平台相關的技術促進了節點凝聚，大型節點和數字平台作為傳播中心來分發和傳輸信息，傳播結構再度呈現出中心化趨勢。

網絡、通信和終端技術的不斷變革和進化，其背後的動力在於連接越來越多的節點。而傳播結構也隨着主導技術的變遷而不斷變化，圍繞中心化展開博弈。通過梳理互聯網技術發展的歷史和特徵，得以看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能夠為社會組織形態的變遷提供動力。在技術革新的過程中，基於互聯網傳播活動的特性，節點不斷被連接進入網絡。為了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更多節點需要被連接，反過來對技術的持續進步提出更高要求。藉助互聯網技術的力量，節點在開放包容的環境下相較於大眾傳播時代獲得更多的傳播自主權，傳播網絡整體呈現出去中心化的態勢。

**進入Web2.0時代，網絡技術比Web1.0時代更加重視去中心化、開放性和交互性。**與此同時，用户自己也開始在互聯網上生產行為數據。自1950年代人工智能雛形初現以來，其在接下來近七十年的時間裏獲得了飛速發展，成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以元宇宙、6G、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影響着人類社會的諸多領域，對傳播活動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得傳播結構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之間產生搖擺和變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極具特殊性的技術應用代表，預示着人工智能已經進入一個創造內容而不是純粹理解內容的時代。**而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數字平台賴以存在和運作的關鍵技術，也呈現出平台社會未來的發展走向，在傳播結構的形塑中將佔據重要地位。新出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中，2022年11月發佈的ChatGPT引起了空前關注，月活躍用户數在短短兩個月就突破了1億，打破了其他社交產品的用户增長紀錄。ChatGPT對內容生產的創新是根據自身的知識和意圖等信息生成內容而實現的。近年來，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更好的意圖提取，從而改進了生成結果，極大地改變了內容的創造方式。人工智能技術對於信息和數據資源的整合和配置能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僅能夠使海量的數據快速流轉，還能在動態的數據體系和多樣的數據類型中迅速連接各種節點。

（二）技術的發展呈現出去中心化和中心化之間的張力

互聯網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節點得到了連接，互聯網也不斷向多中心開放結構發展和轉變。但互聯網的去中心化並不意味着所有節點都是平均態分佈的，總是有某些節點成為連接其他節點的“樞紐”。網絡中大多數節點只有很少幾個鏈接，它們通過少數幾個高度連接的樞紐節點連接在一起。去中心化也並不是沒有中心，而是通過技術賦權，對傳統的中心進行了新的定義。這種定義的關鍵在於通過技術對普通用户進行賦權，以體現出每一個作為參與者的節點的價值。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架構中呈現去中心化的趨勢，但在組織上卻體現了中心化的力量。TCP/IP協議的統一和對於域名系統與根服務器等基礎資源的爭奪都催生了中心化管理體制的誕生。雖然電子郵件、聊天工具的發展趨勢是去中心化的，但提供這些技術服務的公司卻越來越呈現出中心化的特徵，推出了門户網站和搜索引擎等產品。進入平台社會後，雖然數字平台採用去中心化的分佈式架構來部署服務器，但數據中心的運營權和所有權仍然掌握在谷歌、亞馬遜、阿里、騰訊等少數大公司手中，並已經形成競爭性的多中心態勢。

隨着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節點被連接起來。在互聯網的形態中，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態勢始終存在一種張力，並呈現出螺旋狀的動態發展特徵。那麼，當互聯網技術推進到人工智能時代之後，這種全新的信息組織和分發形式為社會形態和傳播結構帶來的究竟是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的趨勢？**一方面，網絡社會發展以來，去中心化的態勢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人類的傳播能力由於先天稟賦和後天努力的差別而呈現出巨大的差異，由精英和大型傳播節點掌握的話語權和發聲渠道將被人工智能技術重新分配，舊有邏輯將持續被改寫。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基於人機互動，可以通過對人類信息生產和傳播能力差距的彌合，對人類進行整體的賦能和資源整合，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社會內容生產的邊界，起到去中心化的效果。

**另一方面，平台社會發展以來，再中心化的趨勢在特定領域也會重現。Web3.0時代，以區塊鏈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在使得社會系統的運行和決策得以推進、實現價值的同時，也導致社會權力的集中化。**集中運用這些人工智能技術的平台，在聚集散落於各節點之間的信息資源之後，逐漸生成強大的平台權力，信息內容的權威性來源也將得到改變。ChatGPT問世後立即進行平台化運營，對互聯網的信息生成和傳播行為進行了又一次整合。此外，雖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減少傳播節點之間信息資源和傳播能力分配不均的狀況，但專業人士和普通受眾之間的距離並沒有完全被消除，在一些專業領域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資本：再結構之下的信息生產力

繼農業和工業革命之後，伴隨着信息化轉向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出現並發展。在信息社會時代，互聯網成為必備的社會基礎設施，信息和數據則如同過去的土地、機器一樣，成為社會生產資料。互聯網對社會經濟制度和資本運作形態進行了再結構。在網絡社會的出現和向平台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同樣存在資本層面的動力，信息資本的發展同樣對傳播結構產生影響。

（一）從信息資本主義到平台資本主義

二戰後，在西方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各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矛盾也逐漸顯露。以1973—1975年的危機為開端，經濟發展出現了重大轉折，生產大幅下降，同時出現了普遍的通貨膨脹，危機過後生產回升緩慢，幾乎接近停滯。每當經濟危機爆發時，資本主義會通過重組來創造積累資本的新途徑。在產能過剩的危機背景下，製造業調整商業模式，試圖以此恢復經濟韌性。與此同時，以微電子、計算機、通信、光電、納米、生物和網絡技術為標誌的信息技術革命，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及其相應的制度都產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響，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革新狀態被稱為信息資本主義或數字資本主義。作為信息資本主義主要生產形式的新經濟，圍繞着資本、管理與信息的全球網絡組織起來，在信息技術產業和金融業兩項關鍵產業中逐漸成形，並呈現出信息化、全球化和網絡化的特徵。

經濟的全球化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基礎進行發展。新經濟在信息技術發展和信息傳播的基礎下運行，建立在跨越國家邊界的各類組織之上，由無數節點構成。這些社會網絡的節點和亞結構遍佈全球，由不同幾何形態的網絡組織起來，呈現出一個遊牧的動態系統，並處在不斷的動態變化和重組中。**藉助信息技術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對其生產方式進行了調整，這也就是再結構的過程。**就這樣，網絡社會的發展進程被納入資本主義興衰的週期循環中。

由於製造業的持續低迷，資本主義經濟將數據視作維持經濟增長和活力的重要資源。不同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調整為新的數字經濟奠定了基礎，並逐漸確定了它的發展方式。21世紀以來，原有的資本主義商業模式不能有效提取和使用數據，需要新的業務模式來對數據進行全方位運作，“平台”這種強大的企業新形式由此出現。各行業各領域的眾多企業紛紛引入平台，這種商業模式已經滲透到整個經濟體系之中。

平台資本主義作為全新的資本主義形態，體現了技術與資本的“合謀”。與傳統商業模式相比，平台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對網絡節點的重組和聚合，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平台資本主義使社會網絡的再中心化成為可能。**數字平台作為中介機構能夠整合和連接節點與資源，在組織化的連接和中介狀態中實現再中心化；**其二，平台資本主義也會對社會權力關係進行重構。**數字平台對分散的網絡節點進行再結構，以數字化的方式深嵌於社會領域，推動了一系列全新的權力和勞動關係的形成。零工經濟、共享經濟、監控經濟、按需經濟、注意力經濟等新概念的誕生，都是平台資本權力控制社會的表現；**其三，平台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平台社會的形成。**平台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資本邏輯裹挾信息技術社會的產物。這種發展形態並非是社會形態的簡單更替，而是數字資本主義在當代發展的技術運營形式。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資源的不斷優化整合能夠助力平台追求更多的利潤和權力。

（二）作為互聯網資本發展動力的利潤

基於資本的天性，它會永恆處於追求利潤的狀態中。企業不斷追求利潤和獲利能力的提升，無形中也為資本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製造業的盈利能力一直是衡量經濟發達程度的基準，但1970年代開始，製造業發展的長期不景氣促使各國公司都採用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能力、拓展市場、加速資本週轉等策略以應對獲利能力下跌。在經濟整體停滯的情況下，數字和服務行業盈利的持續增長成為例外。對經濟再分配的訴求不再是全球經濟格局的核心，而需要將網絡系統和利潤植入不斷發展的信息資本主義中。**信息資本主義主要從技術變遷、公司獲利能力和競爭力三個向度推動網絡社會的形塑，獲利能力與競爭力是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背後的真正決定因素。**其中，信息技術、金融政策和企業組織形式的創新推動了網絡社會節點之間的互動，信息資本進一步擴張，使得去中心化趨勢得以加強。

互聯網平台經濟崛起的技術基礎是新技術組合的整體進步，包括集成電路、移動通信、媒介等技術的革新和發展。進入平台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依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驅動因素之一，而權力聚合與資本增殖則成為平台資本主義運作的根本目標。人們對互聯網的需求和企業獲取利潤的必要性，使得電信業在1990年代後期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新興行業，一躍成為資本投資的首選渠道，為平台的崛起提供了經濟基礎。此外，平台化組織形式的創新對企業盈利的方式和量級有了新的要求，同時也為平台社會的形塑提供了動力。

壟斷是全球範圍內平台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壟斷提升盈利潛力，就要儘可能地實現平台規模的擴張。根據摩爾定律，互聯網行業沒有物理設備的限制，因此邊際成本十分低廉，從而顯著放大了規模效應，這在平台化時代體現得尤為明顯；依賴於網絡效應，平台整體價值與使用平台進行互動的用户規模成正比，這在無形中強化了平台的壟斷趨勢；基於梅特卡夫定律，互聯網具備邊際收益遞增的特質，因而平台企業願意通過補貼等各種方式來擴張平台的規模。這些因素共同驅動着平台在天然的壟斷傾向之下不斷強化發展趨勢。

平台往往採取“免費+收費”的商業模式，在發展早期需要通過補貼等方式來吸引巨量用户，也需要吸納鉅額資金，平台資本由此發展。平台主要通過連接更多用户和節點、拓展服務領域、開發新的技術、創新服務和盈利模式這幾種路徑獲得更多盈利。**平台對開發者、用户、供應商等不同主體的統籌以及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的轉向，體現了平台資本驅動下社會結構呈現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交織的佈局。**就這樣，在獲利能力提升需求的驅動下，平台滲透進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整個社會的操作系統和底層架構，平台社會逐漸形成。平台資本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投入也不斷加大，強化了這種“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交織的格局。

（三）信息資本的演化對傳播結構的影響

自1970年代以來，信息資本的蓬勃發展推動了網絡社會向平台社會的轉變。這種轉變對國際傳播活動的關係、模式和結構也產生了一系列影響，同樣導致了網絡的去中心化和中心化效應之間的張力。

**首先，網絡經濟推動了傳播的去中心化效應。**去中心化的網絡如同一個像蜂羣一樣的生態小世界，節點就像每隻蜜蜂一樣通過彼此之間的協作構成了互聯互通的網絡社會。在技術發展的推波助瀾之下，互聯網企業通過“海星式”的去中心化組織結構，獲得了較強的盈利能力和生命力。**其次，平台經濟導致傳播的中心化效應凸顯。**平台社會的發展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網絡社會的特徵，即社會組織由垂直或者水平轉變為點對點的分散形態，社會網絡中資源和信息圍繞技術展開重組與配置的程度會更高，平台作為中轉機構來連接和調節個體節點之間的傳播活動。

信息社會形態和傳播結構的演化規律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增強連接層面為節點形態的重組提供了動力基礎，信息資本則通過獲利能力的蓬勃擴張來不斷驅使互聯網技術在廣度和深度層面進步。在來自技術和資本的雙重動能推進之下，信息社會形態實現了從網絡社會到平台社會的轉向，傳播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播結構變化背後的社會規律和特徵主要體現在組織形態和權力結構兩個方面。

（一）組織形態

節點的組織形態體現了信息傳輸和溝通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傳播結構的分佈和形式，傳播結構被賦予了全新的形態。

**首先，節點的組織向度發生了變化。**在社會形態轉型的過程中，傳播節點獲得了空前廣闊的延展向度。延展一方面體現在垂直維度層面。大眾傳播時代信息控制和傳輸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處於上層的信息源掌握了絕大多數信息。而網絡社會的組織模式具有自下而上的邏輯特徵，去中心化的傳播結構使得信息能夠大範圍觸達下層節點，同時下層節點也在生成海量信息。平台社會的組織形態則實現了垂直維度上的雙向延展。再中心化推動了節點的集聚，自上而下的傳播導向促成大型節點的形塑。並且，數字平台也作為社會基礎設施自下而上地控制和滲透上層節點。延展另一方面體現在水平維度層面。隨着網絡社會的發展，以往垂直向度延伸的、等級化的社會組織模式讓位於分散化的新形態。而在平台社會，節點的集中程度更高，節點在水平維度上又向收縮和聚集的組織形態靠攏，延展的速度也趨於平緩，信息更加趨向於向中心節點的方向集中。

**其次，節點的組織密度發生了變化。**基於新環境下信息、物質和權力在節點互動之間高速高頻流動的需要，節點的組織密度進一步提高，傳播網絡遍佈全球。而密度逐漸變高的節點組織形態也逐漸形成了網絡社會的物質基礎，持續為全球傳播網絡的擴張提供動能。平台社會的背景下，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用户和傳播主體連接到全球傳播網絡中，另一方面數字平台觸及的範圍和層面空前廣闊，節點的組織密度也繼續變高，朝着無所不包的程度邁進。

（二）傳播權力結構

社會權力結構是傳播結構的映射，傳播結構的變動也會給社會權力結構帶來相應的變化。在網絡社會的語境下，權力基本圍繞着文化符碼與信息內容的生產和傳播進行。互聯網通信技術帶來信息傳播活動的變革，文化符碼與信息內容的生產和交換成為傳播權力運作的基礎。“傳播”和“權力”結合了起來，社會組織和文化形態隨之而變，權力結構也伴隨着社會形態不斷生成相應的變化。從網絡社會到平台社會，權力結構變遷的規律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

**第一，傳播權力的控制模式。**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階段，複雜的社會轉型並沒有帶來權力結構的本質性變化，權力運行和控制的基本方向一直是自上而下的。網絡社會崛起以來，權力控制模式在垂直方向上發生了新的變化，自下而上的權力控制模式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信息在分佈廣泛的下層傳播節點的主導下，集聚並傳導至上層傳播節點，傳播權力的控制模式因而發生根本轉變。而進入到平台社會階段，隨着傳播結構的再中心化態勢，自上而下的權力控制模式重新出現。數字平台作為傳播活動的中心節點，集聚了海量的信息資源，對下層傳播節點的權力控制加強，並不斷鞏固其傳播權力的中心地位。此外，平台社會權力累積和集中化的趨勢也體現在數字平台的運行機制中，平台將用户生成的可利用的數據進行商品化，使用户被動服從於平台，平台的權力進一步集中。

**第二，傳播權力關係的分配比例。**傳統社會的傳播結構中，個體之間的等級關係明顯，傳播權力關係分配不均衡，上下層傳播個體之間存在較大的力量差異。由節點組成的全球傳播網絡具有高延展度和高開放性的特徵，這樣的傳播和組織結構決定了其與生俱來的高平等性。權力得以下沉至個體，節點之間的權力比重相當，權力關係的變化也對社會結構的形塑產生了顛覆性影響。而數字平台建構的傳播結構呈現出再中心化的趨勢，打破了網絡社會時期個體權力相對平等、傳播機會共享的權力格局。擁有海量信息資源的數字平台成為社會的新權力中心，改變了以往權力分配的結構性因素，產生顯著的虹吸效應和圈層化傳播的新特徵。

（三）未來：終結還是延續？

當下的社會形態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卡斯特所提出的網絡社會構想，在技術和資本力量的驅動之下，傳播結構的演變迸發出新的活力。平台社會是網絡社會的終結還是延續？社會形態在未來會出現新的轉向嗎？如何想象未來全球傳播網絡的形態和結構？筆者認為，作為網絡社會的延續，在未來平台社會傳播結構和形態的演化中，去中心化與中心化的鬥爭將一直持續。

平台社會中傳播節點的組織方式由網絡社會階段組織方式的特性發展而來，可以視作網絡社會的創新性延續。**一方面，隨着平台巨頭對其輻射範圍內傳播主體的控制力逐步強化，中心化的程度也會得到加強，但形成全球範圍內絕對的傳播中心的可能性較低。**人工智能技術使得內容的生產、整合和傳播變得更加高效和智能化，傳播節點的構成也更為多元化，為平台社會帶來更多複雜因素。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對於傳播結構的影響藴於人類與機器的交流互動中，是否會對再中心化的格局產生影響？人工智能研發過程中的資金投入需要強大的資本支撐，因而擁有強大資本規模的平台巨頭獲得了技術壟斷。基於資本擴張的天性，這種技術壟斷可以助力資本在增殖中獲得更多能量，實現資本與技術的權力合謀，促進平台中心化的構建。而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逐步發展，智能機器的分析和決策能力越來越強，數據信息具有極大的權威性。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同時，也會對傳統國際格局產生影響，推動產生作為力量極的大型節點，數字平台就是典型代表。基於此，不同國際行為主體和信息傳播節點在技術、資本和軍事等領域的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國際社會的再中心化形態重現。**另一方面，未來區塊鏈技術和互聯網金融的迭代升級，去中心化的網絡趨勢將重新浮現。**依靠遍佈全球的海量信息節點組成去中心化的數據庫，區塊鏈的發展對打破平台中心化的信息壟斷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社會傳播結構圍繞中心化進行的博弈和鬥爭，會在演化進程中產生一系列新問題。**一方面，過度的中心化會帶來中心節點傳播權力的過分膨脹，不同規模節點之間傳播權力的馬太效應進一步擴大。**由於傳播資源將向傳播中心大幅傾斜，不同規模節點之間的傳播權力會嚴重失衡；另一方面，過度的去中心化會使節點擺脱傳播中心的主導和引領作用，排布結構和狀態發生巨大變化，可能導致信息傳播活動的失序和散亂，不利於對社會信息資源進行有效整合。

隨着平台社會的擴張，人機互動貫穿於人工智能發展的進程中，人類的主體性問題更值得引起重視。不論是元宇宙還是ChatGPT，都與人的想象力密切相關，這也意味着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博弈將隨着人機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而持續進行。未來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持續的張力之中，可能會浮現出“半中心化”的態勢，即任何節點都無法控制和主導其他節點的傳播活動，需要依靠半中心化的機構來維持傳播網絡的運轉並對處在不斷變化中的平台環境進行治理，但這種半中心化機構無法實現對信息資源和傳播權力的絕對控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傳播中心都不會是永久性的，而是階段性的，全球傳播網絡將持續處於變動狀態中。同時，任何中心對節點都不存在絕對的支配性，節點之間的權力關係博弈始終存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鬥爭也將一直持續。